「蝌蚪」之懺悔

　　親愛的先生：

　　我終於完成了這個劇本。

　　現實生活中的許多事件，與我劇本中的故事糾纏在一起，使我寫作時，有時候分不清自己是在如實記錄還是在虛構創新。
　　我僅僅用了五天的時間就寫完了牠。
　　我就像一個急於訴說的孩子，想把自己看到的和想到的告訴家長。五十多歲的人自比孩子，這很矯情，但確是真實感受。
　　一個寫作者，如果連這點矯情的勇氣都沒有，那就可以擱筆了。

　　這個劇本，應該是我姑姑故事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劇本中的故事有的盡管沒在現實生活中發生過，但在我的心裡發生了。
　　因此，我認爲牠是真實的……

                                                                    ——莫言：《蛙》 

上篇，話說道中國「鄉土作家」莫言在書信中，向「日本文友」——「杉谷義人」敘述著「我」「姑姑」為「蝌蚪」接生「遲來的娃」之故事。

莫言說：「我的很多小說都是從一個真實人物漸漸地發展過來的。姑姑呢也是這樣，她是我們高密東北鄉聖母級的人物，有很高的威信，接生了三代人，數萬條生命通過她的手來到了人間。當然小說中的姑姑和現實中的姑姑區別是很大的，現實中的姑姑晚年生活是很幸福的，她在計劃生育工作期間實際上也偷偷地幫了許多人。她絕對不像小說裡那樣是個鐵面無私的像一個判官那樣的人物。她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嚴峰：《「蛙」——莫言談文學與贖罪》）

磋乎！

莫言之《蛙》，先以「書信體」之寫作形式，記敘著「蝌蚪」給「日本文友」——「杉谷義人」寫信，訴說「我」「姑姑」之故事。信箋寫著寫著，其便不由自主地把「蝌蚪」自己之經歷，也放入進去現身說法，借機抒發。直至最後，其講述自己故事之沖動，甚至淹沒了講「我」「姑姑」傳奇經曆之熱情，「我」「姑姑」之故事反而變成了一種附帶。《蛙》之末部，則採用了「戲劇」之表現形式，將其樸素之敘述插上兩個翅膀，成為其作品之高潮。

在本分享之章節中，莫言在書信中，向「日本文友」——「杉谷義人」敘述著「蝌蚪」之懺悔，以及對「日本文友」之訴求。其這樣寫道：

正如莫言所說：「小說中的許多人物都在懺悔，我作爲一個作家、一個男人的懺悔。因爲我們都是從曆史走過來的人，而且親身經曆了計劃生育最嚴峻的年月……」（肖秋生：《莫言印象：面對蒼生背對文壇》）

面對媒介對於莫言作品——《蛙》體裁上之質疑，莫言於 2011 年 8 月 26 日第八屆茅盾文學獎中外媒體見面會上表示，自己在作品中提出了一個觀念，「要把自己當成罪人來寫，當某種社會災難或浩劫出現的時候，不能把所有責任都推到別人身上，必須檢討一下自己是不是做了什麽值得批評的事情。《蛙》就是一部把自己當罪人寫的實踐，從這些方面來講，我認爲《蛙》在我 11 部長篇小說裡是非常重要的。」（莫言：《寫作時要把自己當成罪人》）

嗚呼！

他人有罪，我亦有罪。

美國當代文學理論家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1928 - ）在其著作《文學死了嗎》中，有這麼一個駁論：「文學的終結」與「文學的永恆」。其認為，文學為一種魔法，文學有種起死回生的力量。所以，文學為非常神奇的一種東西。

佛家認為，真正之文字，即書寫文字之能力，不為憑聰明而得之，乃為「悟道」之後那自然流露。隻有悟道之後，才能找到你心中那個「我」，才能超越「三界」——即眾生所居之慾界、色界和無色界，得以徹底解脫。

竊以為，莫言以一種輕松和幽默之筆調，書寫著其親身經歷之沈重和痛苦那人生，實際上則為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之人們那剪影。其之「懺悔」，乃對「生命」之敬畏與反思。所以，莫言之《蛙》，不失爲一部批判現實主義之傑作。

君以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