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國即有南開！」

巨流河●

第三
章「

中國不
亡
，
有
我
！
」│
│
南開中學

　　  1、南開中學張伯苓校長   

 　　我從幼年離開小西山故鄉後，經常活在病痛、轉學和災難之中。
　　在南京雖曾有爐邊幸福時日，但妹妹降生、父母歡顔，轉眼都如暑花凋謝。
　　我家隨著流亡學生顛沛流離半個中國，從西南山路來到重慶，剛入市區，中山中學就有師生五人被日機炸死，戰爭與死亡的威脅如影隨形。
　　之後七年，轟炸宛如隨著日升月落而至，不曾稍歇，但重慶是我們流亡的終點。
　　中山中學走了五佰哩，在自流井大廟靜甯寺安頓、複學，弦歌豈止未輟。
　　流亡途中，更收留一些新加入的湖南、廣西、貴州學生和四川的本地生。

　　我父親在重慶四德里租屋，恢複東北協會〔負責訓練東北地下抗日工作，由政府資助，民國卅五年（1946）東北光複後解散〕。但落腳不久，房子即被炸毀。父親托人在沙坪壩鎮外找到兩所平房，一所住家，一所作協會辦公用，後來《時與潮》編輯部亦設於此。

 　　在離開南京整整一年間，我們奔跑了半個中國的土地之後，民國廿七年（1938）十一月的一個早晨，爸爸帶著我坐車由重慶上清寺出發，送我去上學。

　　我們沿著嘉陵江往上走，車行大約二十公哩，過了小龍坎不久，在一片黃土壩子上，遠遠地出現一群紅褐色大樓，在稀疏的樹木中相當壯觀——那就是沙坪壩的南開中學。

　　在這裡六年，我成長爲一個健康的人，心智開展，奠立了一生積極向上的性格。

　　日本人占領東北後，以天津日租界爲基地，積極地向華北伸展侵略的魔掌。

　　數年間，天津的南開中學和大學透過遊行呼喊自強，號召愛國抗日。

　　校長張伯苓先生（1876 - 1954 ）深知局勢危急，戰爭隻是早晚的問題，因此早在民國廿五年（1936）即到四川覓地建立分校，由沙坪壩鄉紳捐地。

　　各界捐款蓋校舍，第一年即招收了一佰六十名學生。

　　蘆溝橋開戰後，南開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毀的學校，也是第一所在後方以長期抗戰爲信唸重建的學校。

　　民國廿六年（1937）上海失守後，國民政府在十二月一日正式遷至戰時首都重慶。

　　南開中學在抗戰最艱困的八年中，教育了數萬青年，每個人幾乎都是張伯苓精神的延長。張校長創業立世全靠堅強的愛國精神，他就是校歌裡「巍巍我南開精神」的化身。
　　在我成長的六年中，留給我非常溫暖的印象。
　　他長得很高，約有一佰八十幾公分，體型又大又壯，不胖，肩膀很寬，長年穿著長袍，戴一副有顔色的眼鏡，我們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壯碩的他挺胸闊步地在校園行走。
　　不論前線戰報如何令人沮喪，日機轟炸多麽猛烈，在張校長的帶領下，我們都堅信中國不會亡。想想在一佰二十年前，幼年的他隨著浪迹各地私墊教學的父親到義學輾轉讀書，生活是何等辛酸！因此，他從小知道教育的重要意義。

　　十三歲時，考取官費的北洋水師學堂，他聽得懂啓蒙思想家創校的理想：
　　當年清廷維新派的嚴複、伍光建等人和一些自英國留學歸國的年輕軍官，引進西方思想與新知，希望建立強大的現代海軍，爲國雪恥。
　　這種奮發圖強的志氣，影響了他一生。

　　張校長在北洋水師學堂的年紀，正是我在南開中學的年紀；我在校六年，聽他在周會講過多次的故事也成爲我終生的記憶。

　　晚晴光緒廿年（1894），他由水師學堂畢業時，正逢中日甲午之戰，北洋海軍幾乎全軍覆沒，連一艘可供學生實習的船都沒有了。
　　一年後，勉強派到「通濟輪」上見習，竟是目睹甲午戰場威海衛由戰勝國日人手中移交給英國人占領的場面。他在自己國家的領海上眼睜睜地看著國幟三易，先下清旗再升日旗，隔一日改懸英國旗。

　　他在晚年回憶當時，「悲憤填胸，深受刺激……唸國家積弱至此，苟不自強，奚以圖存？而自強之道端在教育。」（張伯苓，《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七日》，《南開四十周年紀念校慶特刊》，重慶南開中學編印，一九四四年十月）
　　他怒憶當年，「士兵上身穿一坎肩，前面寫一『兵』字，背後寫『勇』字，衣服非大必小，不稱體，面黃肌瘦，精神委靡，手持大刀，腰懷一槍（煙槍，抽鴉片用）慢吞吞地走出來，將黃龍旗（清朝）降下。旋英軍整隊出，步伐整齊。精神奕奕，相形之下，勝敗可知。」這樣的羞恥使他深受刺激，更因爲看到怠惰無知的一般民衆，既無紀律和敬業精神也不知國難當頭，故思索唯一能振作民心的隻有教育，教現代知識、教愛國。
　　他毅然決然離開海軍，一心辦教育。
　　晚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由嚴氏家館擴大到天津南開（捐得校地在天津西南城角，名南開）中學。
　　建校之前，他曾兩度前往日本參觀各類學校，特別是私立學校，當時不滿三十歲的他，滿腔熱血，誓爲教育新中國的子弟獻身。

　　更令人意外的是，民國六年（1917）他已四十一歲，竟決心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1754）讀書，研究西方教育理念。
　　很多人勸他，「你已功成名就，幹嘛去和那些洋孩子同堂讀書！」甚至說，「這個臉你丟得起，我們感到丟不起。」
　　他還是去了，認真研究、見習，做了許多交流活動。實驗主義思想大師杜威（John Dewy，1859 - 1952），也是他的老師。回國後，他創設南開大學。

　　抗日戰爭之初，日本人恨他發起愛國活動，炸毀南開。
　　當時蔣委員長公開宣稱，「南開爲國犧牲，有中國就有南開。」將南開與北平的北大、清華合爲西南聯大，在昆明設校，成爲抗戰期間最好的大學。

　　抗日勝利後，民國卅五年（1946）哥倫比亞大學授予張校長榮譽博士。
　　民國卅七年（1948）胡適和十一位美國學者合撰 "There is another China " 一書賀他七十歲之成就。此書由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 - 1962）彙編，哥大 Crown Press （皇冠出版社）出版，中譯爲《另有表現的中國》，意指藉由南開精神看到在政治軍事動亂不甯的年代，尚有另一個中國在日益進步，充滿了高瞻遠矚的理想。

　　自晚清光緒卅年（1904）隻有七十五個學生到他民國四十年（1951）逝世爲止，張校長一直用強烈的激情到處演講，鼓勵「中國不亡，有我！」的志氣，宣揚教育救國的理想，他足足說了半個世紀！那五十年間，中國的災難有種種的新面貌，外侮與內煎並存。
　　抗日勝利，從重慶回到故鄉天津，老病纏身的他，仍在國共之戰中，呼號和平合作建設中國。七十五歲那年去世，臨終最大的安慰是看到南開中學和大學在天津原址複校。

　　張校長的身影永遠留在學生心裡。
　　在沙坪壩那八年，他住在校內宿舍，每天早上挂杖出來散步巡視，看到路旁讀書的學生就過來拍一拍肩、摸一摸頭，問衣服夠不夠，喫得飽不飽？
　　南開的學生都必須住校，在他想，這些孩子都是父母托給他的，必須好好照顧。
　　他那時不知道，他奮鬥的心血都沒有白費。他說的話，我們數萬學生散居世界各地都深深記得，在各自的領域傳他的薪火，永恒不滅。

張伯苓（1876 - 1951），1946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2、憶恩師  

　　南開教育最令我感謝的，當然是學業，那六年奠定我一生進脩的基礎。
　　除了原有的學業水平，南開中學吸引了許多由平津來到重慶的優秀師資，他們受張校長號召，住進沙坪壩校園的津南村，直到抗戰勝利，八年間很少有人離開。

　　津南村是我所見過最早的眷村。
　　那一排排水泥單棟小房，住著許多令南開人津津樂道的傳奇人物。如：數十年來令我追憶難忘的國文科孟志蓀老師，最讓學生害怕的冷豔數學老師張亞麗。還有校務主任喻傳鑒的兩位女兒，從美國留學回來也在南開任教：「大喻」教英文，「小喻」教理科。

　　南開向來注重國際性，所以英文教材難度很高，這是傳統。理化方面程度也很強，學生上了大學以後，唸物理、化學如入無人之境。數學也教得紮實，我們大概是當時最早教微積分的中學。
　　我那時的功課很不錯，隻有數學不好，尤其是幾何。我搞不清楚爲什麽有些是虛線、有些是實線？我的觀念裡隻有實線沒有虛線。

　　化學科的鄭老憨，則是個奇人。全校似乎很少人用他的本名鄭新亭稱他，他未教女中部，但我們每次聽男生學他用山東腔背化學公式，又說他在宿舍裡喝點酒給男生講《三國》，都羨慕得要死。此外，他還說了許多鼓勵「男子漢」的壯語。

　　地理科的吳振芝老師教初中的中國史，提到臺灣時叫我們記得「雞蛋糕」 （基隆、淡水、高雄），我們就在背後叫她「雞蛋糕」。高中時，她教世界地理，常帶一本本又大又厚的洋書，給我們看世界各地圖片，開啓我們的眼界。
　　那一年夏初，她的未婚夫乘小汽輪在嘉陵江翻覆，噩耗傳來，我們幾個女生從她的單身宿舍門下塞進慰問信，上面寫著，「老師，我們和您一同哭……」從此以後無人稱她外號。

　　一九四八年初，我在臺大文學院樓梯上遇見她去看沈剛伯院長，直到她從成功大學文學院長退休，我們都保持聯系，在她生命末程，我也去醫院見她最後一面。

　　我記得有一位數學老師姓伉，是創校元老伉乃如的兒子。他教得很好，在我們女生部十分有名。他的名字我忘了，隻記得大家叫他「伉老二」，長得很高，未婚，同學們都覺得他很英俊，我不覺得怎麽樣。
　　抗戰時期大家都穿棉襖、草鞋，他卻獨樹一格，穿著白西裝。那時，他對我們班上一位女生頗有好感，她是南開的校花，就坐在我隔一個位置上。

　　我們經常有小考，伉老師就在我們座位之間走動，往來巡查，有時低頭看學生會不會寫、有沒有問題。每次，當他伏身到那位女同學位置去看的時候，全班同學都怪相佰出，擠眉弄眼、推來推丟。
　　我們那時用毛筆寫字，都有硯臺。
　　有一位同學非常生氣，覺得他太討厭了，怎麽光是看她，就磨了一盤墨在硯臺裡，放在桌角上，讓牠突出桌沿一點，伉老師走過時就撞上了，墨汁淋到白西裝，大約有半個身子。
　　他用天津話生氣地說：「這叫麽？這叫麽？」意思是：「這叫什麽？這叫什麽？」
　　女孩子這樣整男老師，有時候好可惡。

　　影響我最深的是國文老師孟志蓀先生。
　　南開中學的國文教科書，初一到高三，六年十二冊是著名的，主編者就是孟老師。
　　初中時選文由淺入深，白話文言並重，「五四」以來的作家佳作啓發了我們的新文學創作。高中課本簡直就是中國文學史的選文讀本，從《詩經》到民國，講述各時期文學發展，選文都是文學精華。

　　孟老師教我高二國文那一年，更開創了中學課程少見的選脩課，有高二全校的詩選（男女合班）、高三的詞選。
　　那兩年我已長大成人，除了必須應付別的課程，准備全國大專聯合考試之外，日日夜夜背誦詩詞。
　　今日靜靜回首，中國文學史中重要佳作我多已在那兩年背了下來。

　　除了課堂講授，孟老師對我也像個父親一樣，把認爲我能看的書都借給我看，有時候他還會說：「今天我們家做炸醬面，你來喫吧。」
　　那也是我記憶中好喫的東西。

　　南開的老師，以任何時代標准來看，都是注重性靈啓發的有識之士：和中山中學許多被學生終身懷念的老師一樣，他們都是在戰火中由北方逃到四川，追隨張校長的辦學號召，同甘共苦的。

　　民國九十三年（2004），我們四十三班的五十周年紀念集裡，受最多人追憶的是孟老師和鄭老師（男生說當年有佰份之四十的畢業生因爲鄭老憨而去投考化學和相關科系）。
　　另有一篇傳國湧同學《呼喚人的教育》，寫物理名師魏榮爵的故事：

　　　　有一位孟老師國文課的得意弟子——四十一班的學長謝邦敏，畢業考物理科繳了
　　　　白卷，但在上面寫了一首詞述志，自思是畢不了業啦。
　　　　魏老師評閱考卷也寫了四句：「卷雖白卷，詞卻好詞，人各有志，給分六十。」
　　　　謝學長考上西南聯大法律系，後來在北京大學教書。

　　校園裡流傳著不少這樣的故事，不難理解爲何南開的老師們這麽令人懷念了。

　　南開的體育教育也是全國著名的，每天下午三點半，教室全部鎖上。每個人必須到操場參加一種球隊，除了下大雨，天天練球、比賽，無處逃避。

　　最初，我以爲壘球（當年甚少棒球）比較溫和，適合我瘦弱的身體，誰知跑壘卻需最大速度，我在飽受嘲笑之後，發現自己事實上是可以跑很快的。經過鍛煉，半年後由「靠邊站」的後備球員升爲班隊一壘手，初三那年竟然還成爲女中田徑校隊的短跑、跳高、跳遠選手。有位老師稱贊我跳高、跳遠像沒事似的，「飄」一下就過去了。

　　我父母對我的體育表現實在不能相信。那一天，母親終於鼓起勇氣去看我比賽，大約是一佰公尺賽跑吧，她憂心忡忡，隨時准備在我倒地時把我拎回家。
　　至今六十多年，我仍記得跳遠躍入沙坑前短發間呼嘯的風，一個骨瘦如柴的十五歲女孩，首次覺得人生活著真好，有了生存的自信。

　　其實，體育課還有一個噩夢，就是踢踏舞。

　　有位高老師教了我好幾年體育，她長得很挺，身材優美。
　　踢踏舞是必脩，學生們很規矩她跳，我老是跟不上舞步，
　　她手裡拿著小指揮棒，常常敲我腳踝。還說：「你的功課這麽好，腳怎麽這麽笨？」
　　後來她到臺灣，我們同學還去看她，我沒去，因爲被她打太多次了。
　　我真的不會跳，也不知道爲什麽我那麽笨？
　　我就是不會跳踢踏舞，她拿著小棍子是真的敲打，又很誠懇地說我笨，我也覺得很羞愧，一點也不怪她。

周恩來（前排坐者）與南開學校老師伉乃如（前排左二）及同學的合影。

　　  3、十八張床的閨房  

 　　整個中學時期，每星期六下午三點半，是我們切切盼望回家的時間。——數十年來每到此日此時，我仍會期待有快樂的事發生。

　　南開中學因爲建在郊區，所以規定全體學生住校。
　　我家住在二哩路外，也必須住校。
　　那時，車輛交通幾乎是不可能的，戰時口號：「一滴汽油一滴血」，我未聽聞任何人家裡有私家汽車。

　　女生宿舍每一間有十八張木板床，三排各六張，中間隻容一人行走。
　　床下有個小木箱放衣服。
　　早晚自脩比照上課一樣管理，星期六下午三點半可以回家，星期日六點回校。

　　我住在宿舍六年，好似在龐大的家庭中長大，充滿了團體紀律和個人興趣沖突的記憶，最有趣的時間是清晨和夜晚熄燈以後。

　　戰時，規模較大的機關、學校都以吹號定起居與上下課的時間。
　　因爲遷徒時買不起大鍾，更夢不到電子鍾。每天破曉六點，天還沒有大亮，起床號吹得淒厲而且堅持。我們掙紮著從爬著臭蟲的木板床上起來，尤其在冬天真是件辛苦的事。
　　在操場上排成隊的時候，山城的霧常常濃得看不清鄰班的臉。
　　早操之前，經常是女中部主任王文田訓話。
　　幾乎每個人一輩子都忘不了她說我們：「心裡長草，頭上冒煙！」
　　不知爲什麽，多年後重提此訓，大家都會哈哈一陣，開心得不得了。

　　那些年，不但女生怕她，男生也極怕她，膽子小的直到畢業都未敢走進女中部大門。
　　我至今仍有一段未解之謎，像她那樣冷峻的女子（我們背後稱她爲獅身人面像），女中第一班畢業、留學德國的可怕人物，怎麽會在四十多歲去嫁人（名學者李書華續弦）？
　　多年後，我四十多歲去紐約看她，她開門，我剛說：「您還記得我嗎？」
　　她就流下淚來，說：「哎呀，我怎麽不記得你們這班淘氣包呢？」
　　那些年，她在霧中一開口，大家立刻忘記昨夜的夢，她的聲音像小鋼砲，用天津話說我們「野得沒有救了」，怎麽會用這麽溫暖的「淘氣包」形象記憶我們呢？

　　更豐富有趣的宿舍生活，是在有氣無力的熄燈號之後。
　　睡眠不一定隨黑暗而至，沒有大月亮的晚上，確知不會跑警報，就是那十八張木板床上的人談心的唯一時間。十七、八歲的女孩子，當然憧憬愛情，課內課外的書，字裡行間都找得到愛情的暗示（那時很少「明示」），詩詞歌賦全是傷春悲秋的情境。
　　但是在那時的中學環境，不允許「談」愛情，更沒有人敢承認有鍾情的人，若是敢承認戀愛，大約隻有開除了罷。

　　宿舍生活最大的困擾，是臭蟲。南開中學校舍裡，臭蟲鬧得很厲害。
　　我們回家時，行李都不准進屋子，得先放在院子裡曬，再把被子拆去洗，若有臭蟲就丟掉，有時連書裡面也都是臭蟲。
　　張忠謀先生的自傳也寫到南開中學的臭蟲，提到他們向校方抗議的情況。

　　爲了對付臭蟲，每隔幾個禮拜，我們三、四個女生就擡著自己的木床床板去男生宿舍旁的蒸汽室，熏床板上的臭蟲，多少會把蟲子熏揮一些。
　　後來發現沒用，因爲臭蟲已經多到進了地板、天花板，總不能把屋子拆去燙。
　　晚上，宿舍在考試前會晚一兩個鍾頭熄燈，我們挑燈夜戰，就會看到那盞沒燈罩、直接由電線接上的燈泡上，一串一串臭蟲沿著電線爬下來的恐怖情景，就連地板上也有數不清的臭蟲從腳旁爬過來。

　　我們隻能一面被蟲子爬得癢抓個不停，一面睡，沒有一個人不終生難忘的。
　　臭蟲是無可奈何的，學校也解決不了，因爲那時沒有辦法消毒。
　　抗戰時沒有「DDT」，若有，就是神奇得不得了的東西。
　　直到我們畢業離開，才脫離臭蟲的威脅。
　　至於蚊子、蒼蠅，更不用提了。
　　即使如此，南開已經算是很講究的學校了，餐廳裡還有紗罩。隻是再怎麽講究，也擋不住困難環境裡的衛生難題。回想我們的少年時期，沒有一個人不是被臭蟲咬大的。真是不容易。
　　唉，那和日本飛機一樣可惡的臭蟲，也幾乎是鋪天蓋地似的纏住了我們，是另一場噩夢。我若開始寫牠們，隻怕停不了筆。
　　那些年，全靠年輕的血肉之軀抵抗。

抗日大本營——重慶私立南開中學校舍鳥瞰圖。

　　  4、李彌將軍的戰馬  

　　初一、初二兩年，我的身體仍然瘦弱，還偶在冗長的晨間升旗訓話時暈倒，成爲同學的笑柄。
　　天氣太熱或太冷時，站久了有人就說，「看！齊邦媛快要倒了。」
　　我也常常不爭氣，真的倒了。

　　初二上學期快結束時，天氣突然極冷，我們大多數人的腳跟和手指長了凍瘡。
　　那天周會在操場大霧中站久了，我又搖搖欲墜，站在我左邊的同學李心娥小聲說，「把手伸過來，我給你捏捏就好了。」
　　她在我手腕上捏了幾下，又在我左額捏了幾下，很痛。
　　但是我即能站穩，且呼吸順暢了。
　　回到教室，她從書桌內拿出一個小瓶子，倒了一些小粒子叫我喫下。
　　我居然違反父親教我不可隨便喫藥的告誡，喫了她的藥，而且整日感覺很好。

　　李心娥在初二上學期開學兩個月後，插班進來。
　　那時全國各省逃難的人都湧向重慶，南開中學因應戰時需要，隨時收合格學生插班，我初一上也是在十一月參加小考即收的。

　　但是，爲了維持教學水平，學校規定學期結束時若有三份之一課不及格即留級，二份之一不及格即退學，不管家長是誰都沒有用。
　　暑假後，全校成績公開貼在行政中心「範孫樓」，紅筆多的即是留級，這就是著名、令人戰栗的「紅榜」。
　　我還記得有一年看榜時，他們擠得把樓板都踩塌了。

　　李心娥插班來的那天，導師帶她到門口，大聲說，「這是新生李心娥。」
　　她實在很矮，排在我左手座位，我那時也是又矮又瘦，坐第一排。她站在教室門口那表情，羞澀畏懼，不就是我到南開以前已經做了六次插班生，每次進陌生教室的表情嗎？她既排在我鄰座，升旗、早操也靠在旁邊，我就事事帶著她熟悉新環境，尤其是課程進度，明天要繳什麽作業……等。她幾乎什麽話都不說，隻是感謝地笑著、聽著。
　　直到新年前，某個星期六下午，在幾乎走空了的宿舍，我看到她一個人坐在床邊哭泣。

　　那天下課，輪到我做值日生，掃完教室回宿舍去取回家小包，經過鄰室，看到她孤單的身影，我懇切地拉著她和我一起回家。

　　父母親自從在南京甯海路開始招待東北的黃埔學生之後，直到他們去世，將近半世紀都以素樸豐盛的北方飲食招待客人。
　　到沙坪壩定居後，哥哥考上中大醫學院，卻一心想作外交官，重考入政大外交系。
　　母親鼓勵他帶周末無家可歸的同學回家喫晚飯，她最受不了別的孩子沒有家，喫不飽飯。

　　李心娥是我帶回家的第一個客人，她和我一樣瘦弱，更引起我母親的關心。
　　我們隻知道她是雲南人，爸爸是軍人，調到重慶駐防，帶她來上南開，媽媽沒有來。
　　從此，我幾乎每周末都請她一起回家。
　　母親知道她被瘧疾折磨所以長不高，對她更加關懷，爲她增加營養，和我一樣待遇。

　　民國廿八年（1939）春天以後，日本飛機加強轟炸重慶，除了下大雨，天天來，連有月亮的晚上也一定來。
　　民間趕脩的防空洞隻能擋爆炸碎片，若被直接擊中則隻有毀滅。重慶四周高山之上設立許多防空監視哨，空襲時便在哨前長杆上挂起一隻紅色燈籠，並且響起一長一短的空襲警報。敵機侵入一定範圍之內，再挂一隻紅色燈籠，接著響起緊急警報，急促的一長一短的警報響徹山城內外。
　　那種尖銳淒厲的聲音，驚心動魄，有大禍臨頭的死亡之音，尤其月夜由睡夢中驚醒立刻下床，紮上腰帶穿鞋逃命，那樣的惶惑和憤怒，延續數年的警報聲，在我心上刻畫了深深的傷口，終生未能痊愈。
　　南開沒辦法在平地上脩防空洞，隻能在空襲警報時立即疏散，每次周會就領學生唸口訣：「一聲警報，二件衣棠，三人同行，四面張望……」。

　　我們女中教室後面，是一些小小的沙丘，像仟佰個狐穴。
　　跑出去時，就三人找一丘靠著。天晴時，可以看到兩翼漆著紅太陽的日本轟炸機，看牠機翼一斜，肚子裡落下一串串銀色的尖錐形炸彈。有時，看到我們的驅逐機從反方向迎戰，機關槍的聲音在空中響起；有時則看到冒煙的飛機，火球似地向地面墜落。我們心中燃燒著對日本的痛恨，這樣的心情，是我生長歲月中切實的體驗，很難由心中抹滅。
　　長長的八年，在自己的國土上流離，沒有安全感，連藍天上也是暴力，怎能忘懷？

　　這一年六月，政府下令七月以後各校學生及老弱婦孺都盡量往樹木多的郊區疏散，減少傷亡。
　　有一天，李心娥對我父母說，她父親邀我們到他駐防地一處名叫黃桅樺的地方躲避一下，暑假後能上課再回來。
　　我父親問了她父親大名及軍區，知是雲南軍的一位師長，李彌將軍。

　　暑假開始，母親、我及兩個妹妹過了長江。過江的時候，船夫嚷著，「挂球了，快點劃，趕快攏岸！」由江岸搭上軍車，車行約三十哩到一個群山環繞的小鎮外臨時軍營。
　　李心娥的父親戎裝出來迎接我們，我真想不到瘦弱的她有這麽漂亮威武的爸爸。
　　他第三天就到另一區防地去了，直到八月底我們回沙坪壩才回來。

　　在黃桅樺軍區，我又有另一個頗可自傲的經驗。住下後第三天早上，李心娥帶我去騎馬。幼年時在東北家裡，爺爺有馬，村鎮之間多數男人也騎馬，但那是我不可企及的夢啊……
　　這天清晨，勤務兵牽來兩匹大馬，我們兩人都比馬背還矮。
　　馬兵說，每天早上都須遛馬，把我們這麽小個的「女娃兒」放在馬背上，馬都「不曉得」！

　　李心娥很明顯的是會騎的，她一躍而上。
　　而我，站在馬旁——是師長的馬，他們優待我，簡直手足無措，想逃走。
　　但見馬兵微微一笑，一手托住我左腳放入踏蹬，扶我擡身到馬背，再把右腳跨過去找到另一邊踏蹬，坐穩在巨大的馬鞍上，抓緊了缰繩。由慢步走（trot）到小跑，馬兵一直用手牽著蠻繩，數日後我居然也敢跑馬了（gallop）。
　　三十哩外的重慶，仍在日機惡毒的「疲勞轟炸」下，成日成夜不能解除警報。
　　而我，住在軍營裡得了短暫的安全。
　　每天早上在樹叢土路上跑馬，涼爽的風吹透了我少年的短發。

　　那種感覺是連夢中也無法想象的，馬背上的李心娥，自信、穩定，和在學校判若兩人。
　　她說，在雲南家鄉，隨爸爸移防，必須會騎馬。
　　而我，在那樣的緣份下，竟然騎過李彌將軍的戰馬……
　　她所說的滇緬邊境的崇山峻嶺，激流狹壁引起我無限想象。
　　我那些年常常希望自己是個男孩，長大了也去從軍，參加騎兵隊，像二十九軍的大刀隊那種兵，從長城喜峰口到南天門，像我外祖母的蒙古祖先一樣，躍馬仟哩，絕不要蹲在沙丘旁，讓那麽小的日本倭寇到我頭上來轟炸我。
　　我們兩個來自中國極北端和西南端的女孩，在敵人的轟炸下結成好友，那種真正患難柑共的感覺，是太平歲月中長大的人無法想象的。
　　尤其是夜間空襲時，跑了一半，在急促的緊急警報聲中，靠月光找棲身的小沙丘，牽著拉著，互相喊著名字，坐下後聽遠遠近近的炸彈，看三十哩外城裡的火光，兩個十五歲女孩分擔著不可解的恐懼。解除警報時，多半己是淩晨兩、三點鍾。

　　解除警報是長長徐緩的長鳴，好似在長長地籲氣，慶幸我們還活著。
　　數佰人因爲徹夜未眠，跌跌撞撞地往宿舍走，很少人有興致擡頭看剛剛帶來死亡威脅的天空。
　　月亮已經落下，星光燦爛，而我那時並不覺得星空美麗。

　　初三畢業，李心娥隨她父親回雲南。
　　戰爭已逼近西南各省，沿著雲南邊境新脩的滇緬公路，需要大量的防衛軍力。
　　最後一次她到我家，帶了一個錦緞包的玉鐲交給我母親，請我母親爲她收著。說是她母親的紀念，她已經「不在」了。
　　我至今也不確定是怎樣的「不在」，平日她很少提到雲南的家庭生活。
　　抗戰結束，除了她初回雲南寫過一封信。我家離開重慶，就斷了音訊。
　　十年之後，我家又「逃難」到臺灣已數年，在反攻大陸聲中，報紙上大幅報導國軍留在滇越邊境的最後守將李彌將軍奉命撤退來臺，轉戰萬哩終能歸隊，他受到英雄式的歡迎。
　　他到立法院報告時，父親約他相見，請他將玉鐲還給李心娥，此時才知道心娥亦已嫁人，居住國外。
　　李將軍見到玉鐲時，十分意外。兩人談到當年在抗戰中樞的重慶，信心與鬥志何等旺盛；而今退守海隅，竟是這般局面，感慨萬仟，隻餘歎息。

　　  5、童子軍日行一善的夢  

　　我在初中三年最快樂的記憶是童子軍訓練。
　　戰時的少年比較勇敢，因爲是真正的天真，愛國更絕不落後。

　　那年重慶被炸得最兇的一次大火後，我們選了一隊童子軍代表走路進城去共赴國難。
　　走了大半程，隻見士兵從未熄的火中擡出無數焦黑屍體由軍隊運出城，指揮者間帶隊老師：「這些娃兒（四川話）來做什麽？趕快帶他們回去！」

　　我們站在路邊拼命哭，一面唱「我們，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少年兵，年紀雖小，志氣高……」
　　據說回校後，老師被記了大過。
　　但是那一具具焦黑的屍體，綿延十哩，是我半生的噩夢。

　　我至今仍記得，有次到歌樂山麓去練旗語的情形。我認真地傳遞敵情，覺得自己有用得不得了。又因爲童子軍必須日行一善，每次經沙坪壩鎮上回家的路上，總希望能幫助路旁需要救助的人。但那時的沙坪壩已有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南開中學等師生數萬人，已是有名的文化鎮，輪不到童子軍去日行一善，頗令我們感到無用武之地。

　　初三開學不久，有外國貴賓來訪，南開是首站，我和另一個同學被派去大門口站崗。
　　那時，我剛升爲小隊長。童軍服（即制服）肩上釘了一卷繩子之類的標示，紮上鮮明的紫白二色南開領巾，手持童軍棍，自以爲是在做很重要的事。
　　那天，恰好張大飛由重慶去我家——他已開始飛驅逐機與日機作戰，經過南開門口，到家後對我母親說，「我剛才看到邦媛在校門口站崗，她的胳臂和童子軍棍一樣粗。」

　　我聽了不以爲意，所有的人都說我太瘦，我反而說胖的人俗氣。那時的我，對外表美醜毫無自覺。剪個男發，從不照鏡子，甚至對男女有別的種種也很不注意。
　　我的堂姐保岡，恰好相反，人長得漂亮，在中山中學讀高二，據說是校花。
　　暑假回家，整天照鏡子，很看不上我的不脩邊幅，對我說：「你的童年怎麽這麽長？」

　　整個初中時期，確實似童年的延長，但從小到處轉學的我，從此進入穩定的成長期，在南開優良的讀書風氣中，得師長之春風化雨，打下了一生讀書爲人的基礎。

　　那年開學前，媽媽在鎮上給我訂做了幾件淺藍的和陰丹士林布（洗一輩子也不褪色，到臺灣後幾乎沒看到過）的制服長衫，因爲我要上高中了，不能再穿童軍服了。

　　有一天早上，我穿了一件淺藍短祖的制服，從家門口小坡走上田梗，走那種長滿了草的窄田梗需要靈活的平衡，兩旁的稻用在大雨後積滿了水，在一低頭之際，我看到了稻田水裡一個女孩的倒影，那是穿了長衫的我啊！我正伸著雙手保持平衡，滿臉的快樂與專注。
　　頭上的天那麽高，那麽藍，變化不已的白雲飛馳過去。
　　十六歲的我，第一次在天地之間，照了那麽大的鏡子。

　　烽火燒得熾熱，炸彈聲伴著我們的讀書聲。不跑警報的時候，埋首用功；跑警報時，課本仍然帶著，准備明天的考試。在這種環境長大的孩子，跟今天在幸福環境成長的孩子比起來，較具憂患意識，懂事得早，心靈卻也衰老得快一些。在那麽艱難的環境，我們每天喫得不好，穿得不好，晚上被臭蟲咬，白天要跑警報，連有月亮的夜裡也不放過。
　　正因如此，剩下的一點時間就變得無比珍貴，老師說：「不好好做人，就會被淘汰。」
　　就像不好好躲起來，就會被炸死那樣地戒慎恐懼。
　　每天早上升旗典禮，老師們總會說些鼓勵的話。
　　南開給我們的這種「敲打的教育」，深深影響我們。
　　在戰火延燒的歲月，師長們連手守護這一方學習的淨土，堅毅、勤勉，把我們從稚氣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惡劣的環境裡端正地成長，就像張伯苓校長說過：
　　「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讓人看出你是南開的。 」

一代宗師張伯苓銅像。

　　  6、炸彈下的文藝青年  

　　民國廿九年（1940）暑假，我看榜知道已由初中直升高中，功課壓力暫時解除了。
　　漫長的夏日，我常常穿過中大校園往嘉陵江邊找小巖石角落坐下看書，那地方似是孤懸江上，沒有小徑，下面就是相當清澄的江水。

　　我大量地看古典小說，《水浒傳》看了兩遍，《紅樓夢》看到第六遍仍未厭倦，因爲書中男男女女都很漂亮可愛，和戰爭、逃難是兩個世界。
　　《西遊記》裡的人都不好看，《三國演義》，我想大約隻有爸爸才看得懂……。

　　升上高中後，脫下童子軍制服，換上了長旗袍；春夏淺藍，秋冬則是陰丹士林布。
　　心理上似乎也頗受影響，連走路都不一樣，自知是個女子，十六歲了。
　　從此，功課不隻是功課（數學仍是），而是學問，自覺人間一切課題開始由淺入深處處啓發著我。

　　最感到幸福的是高二那年，吳振芝老師又輪到教我那一班的世界人文地理，那門課融合了世界曆史的重要源流和變遷。
　　吳老師似乎更側重曆史與現勢發展，有時她在黑板上畫世界地圖，希臘、羅馬、迦太基；講述英國的伊莉薩白一世和西班牙無敵艦隊、哥倫布航海路線、南北極的探測、印度和中東、非洲的落後與神秘……，每一堂課都似瀛海傳奇深深吸住我們的目光。
　　課本內容原已相當豐富，老師還常常帶些當時稀有的大本洋書和圖片給我們傳閱，她聲調低沈但充滿了 feelings（隻是「感情」是不夠的），常似在檢視偌大地球的滄桑。
　　也許我們那班女生懂得，那二十三、四歲的年輕老師剛剛經曆了人間至痛，才有那樣深沈的聲音吧。
　　在成長歲月中讀了這樣一門課，使我日後對閱讀、旅行都有適當的期待，借著少年時代的知識基礎和渴望，可以探索別人文化的深度，而不甘於浮光掠影式地盲目趕路。

　　也是在這幸福的一年，孟志蓀老師教我班國文，我選了他首次開創的「詩選」，算一算，一星期有七堂他的課！

　　他那時大約已五十歲，在我們眼中，已經很老了。他長年穿深深淺淺的長衫，既不漂亮，也不潇灑（偶爾換黑或白色中山裝）；他的聲音帶著相當幹澀的天津腔。但當他開始講課，立刻引人全神貫注。他的語言不是溪水，是江河，內容滔滔深廣，又處處隨所授文章詩詞而激流奔放。
　　五十年後，重慶南開同學紀念母校的書，寫得最多的是國文課，幾乎全寫孟老師（三十多年前鹿橋在《懺情書》中也有懷念長文）。
　　有一位男同學朱永福的題目即是《激情孟夫子》，詳記我們國文教材之成功全由於孟老師主編的態度，講課「生動精采，充滿激情，任何人聽他的課都會被他吸引，感情隨他的指引而回蕩起伏。進入唐宋詩文的境界，下課鈴響後，才如夢初醒，回到現實。」他又說，可惜孟老師抒發感情、嬉笑怒罵的瞬間激情，女生班都看不到。

　　雖如此，但那時我已長大成人，又逢國難，很能了解孟老師爲什麽說，若沒時間讀全本《史記》，又想讀最好的，就先讀司馬遷寫倒黴不幸人物的傳記，《項羽本紀》就比《劉邦本紀》高明得多。
　　從南京到四川這一趟仟佰哩的流亡經驗，也讓我深深明白爲什麽孟老師教杜甫詩時，竟聲淚俱下。
　　教室裡彌漫一股幽憤悲傷，久久難消。

　　我浸潤於孟老師的詩詞課整整兩年，如醉如癡地背誦、欣賞所有作品，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心中。加上日後在武漢大學朱光潛老師英詩課上也背誦了佰首以上的英詩，中英兩種詩選中相異又相似的深意與境界，四年之間在我心中激蕩，回響。
　　在生命的清晨融合出我這樣一個人，如覃子豪《金色面具》詩句：
　　「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

閬中美景——嘉陵江色白鷺來，閬中勝事可腸斷。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