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楔子

　　二十世紀來臨的前一年，我的父母出生在中國東北遼河流域相距二十里的鄉村。

 　　他們所繼承的豐饒大草原，本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豪邁牧者的原鄉，但是兩仟年的中國史，幾乎全是這大草原的征戰史。自漢唐盛世，成就了多少漢族英雄人物；而蒙古人和滿族人，也曾策馬中原，建立了前後四佰多年的元、清兩朝。

 　　齊家是自山西太原府來的漢人，定居在遼寧省的鐵嶺縣。我家莊院范家屯距清朝「龍興之地」赫圖阿拉很近，距瀋陽一小時車程。

 　　我童年在祖母身邊曾聽長輩說，長城脩到鐵嶺就停了；十七世紀，清朝進了北京以後，康熙皇帝下詔不再脩長城。自秦到漢、唐、宋、明，邊患未斷，明末，滿族大軍長驅直入，長城延袤數仟里，何能阻擋？

 　　到了清末民初，東三省一佰二十三萬平方公哩的大草原已確屬中國版圖，可是內憂外患，國勢日弱，引來接壤數仟哩的俄國邊患和日本的侵略。她土地資源的豐饒，使她成為災難之地，但是大草原上世世代代騎射仟哩的倔強靈魂卻也無人能夠征服。

　　我出生在多難的年代，終身在漂流中度過，沒有可歸的田園，隻有歌聲中的故鄉。

 　　幼年聽母親幽怨地唱《蘇武牧羊》（" Su Wu Herds Sheep "），二十年後，到了萬哩外沒有雪地冰天的亞熱帶臺灣，在距南回歸線隻有佰哩的臺中，她竟然在我兒子搖籃旁唱：「……蘇武牧羊北海邊……」。

 　　我說：「媽，你可不可以唱點別的？」

 　　她有時就唱《孟姜女》（" Mengjiangnu "）。她說自從十九歲嫁到齊家，一個月後丈夫出去讀書，隻曾在暑假中回家幾次，回國後參加革命，放逐流亡，不能還鄉。她守著幼小兒女，和蘇武當年盼望小羊長大再生小羊一樣，支撐幾乎無望的等待。直到三十歲她才出了山海關，坐了三天兩夜的火車，終得一家團聚。

　　從此，隨夫越走越遠離家鄉。除了《蘇武牧羊》，她從沒有唱過一首真正的搖籃曲。

　　我生長到二十歲之前，曾從遼河到長江，溯岷江到大渡河，抗戰八年，我的故鄉仍在歌聲裡。

 　　從東、西、南、北各省戰區來的人，奔往戰時首都重慶，顛沛流離在泥濘道上，砲火炸彈之下，都在唱，「萬哩長城萬哩長，長城外面是故鄉……」故鄉是什麼樣子呢？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唱的時候，每個人心中想的是自己家鄉的永定河、黃河、漢水、淮河、贛江、湘江、桂江、宜江，說不盡的美好江河，「江水每夜嗚咽地流過，都好像流在我的心上。」

　　我的一家，永遠未能還鄉。

惟一的全家福，抗戰勝利後在北平。前排左起：母親裴毓貞，父親齊世英，
小妹齊星媛。後排左起：大妹齊甯媛，哥哥齊振一，齊邦媛。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巨流河●

第一章

歌聲中的故鄉

　　  1、生命之初   

 　　我生於一九二四年元宵節，在家鄉遼寧，這時經常是攝氏零下二、三十甚至四十度的天氣。
　　我母親在懷孕期間生病，所以我是個先天不足的嬰兒。出生後體弱多病，快滿周歲時，有一天發燒，高燒不退，氣若游絲，馬上就要斷氣的樣子。我母親坐在東北引用灶火餘溫的炕上，抱著我不肯放。一位來家裡過節的親戚對她說：
　　「這個ㄚ頭已經死了，差不多沒氣了，你抱著她幹什麼？把她放開吧！」
　　我母親就是不放，一直哭。那時已過了午夜，我祖母說：
　　「好，叫一個長工，騎馬到鎮上，找個能騎馬的大夫，看能不能救回這ㄚ頭的命？」
　　這個長工到了大概是十華哩外的鎮上，居然找到一位醫生，能騎馬，也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深夜到我們村莊裡來。他進了莊院，我這條命就揀回來了。
　　母親抱著不肯鬆手的死孩子，變成一個活孩子，一生充滿了生命力。

　　在那個時代，初生嬰兒的死亡率據統計是佰分之四十左右，我那樣的生命很像風中的一盞小油燈，母親的呵護，還有命中這些「貴人」圍成燈罩似地為牠擋風，使牠不致熄滅。

　　不久，這位醫生又到我們村莊來醫病。母親抱我去看他，說：
　　「這孩子是您救回來的，她爸爸在德國唸書，還沒有給她取名字，您給她取個名字，紀念這個緣分吧！」
　　這位醫生為我取名「邦媛」，在我生命之初，給了我雙重的祝福。

　　我長大後知道此名源出《詩經•君子偕老》：
　　「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前幾年有位讀者寄給我一頁影印自宋朝范成大《明湖文集》的文章，居然有一段：
　　「齊邦媛，賢德女子……。」
　　我竟然與數佰年前的賢德女子同名同姓，何等榮幸又惶恐！
　　在新世界的家庭與事業間掙扎奮鬥半生的我，時常想起山村故鄉的那位醫生，真希望他知道，我曾努力，不辜負他在那個女子命如草芥的時代所給我的慷慨祝福。

郭松龄「倒奉」失敗後的齊世英（1899 - 1987 ）。

　　  2、鐵嶺齊家  

　　我的幼年，是個無父的世界。
　　兩歲時曾驚鴻一瞥看到父親，風雪夜歸，凌晨又重上逃亡之路。隔了一天，我祖母、母親帶著哥哥和我，逃到一個比我們村莊還小的小村子親戚家躲了一些時日，因為張作霖的軍隊在搜捕參加郭松齡兵變的齊世英，要把他一家都抓了殺掉。而我在那兒卻每到天黑就哭喊著，「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使得她們加倍困苦，又怕連累別人，隻好回家，聽天由命。

　　鐵嶺齊家，在十八世紀初由山西徐溝縣（現併入太原市）到奉天（瀋陽）任職文官開始到落戶，到我父親是第八代。莊院位在范家屯西邊的小西山，距離中東鐵路的亂石山站大約五哩，家產約有四百晌（東北話讀作「天」）田地（一晌約十畝），在當地算是中等大戶。

　　我祖父齊鵬大，共有四兄弟。少年時，他不願在鄉下守著家產做「莊稼人」，跑去讀軍校，出身保定老速成學堂。之後在張作霖的奉軍裡由營長作起，又從團長升為旅長，二十多年對張大帥忠心耿耿。
　　我父親是他的獨子，留學德國回家，滿腦子救國救民的新思想，竟參加郭松齡反張作霖的革命行動，從天津揮兵出山海關到兵敗，隻有一個月。
　　那時我祖父駐防河北保定，並不知情，奉軍上下認為張大帥一定會殺我祖父，誰知他居然對部下說，「父一輩，子一輩，不要算那個帳，齊鵬大跟我這麼多年，對我沒有貳心。他兒子混蛋，留洋唸書唸糊塗了，但是不要殺他爸爸。」
　　後來我祖父在一次小戰役中受了輕傷，染了風寒而死，去世時隻有五十歲。
　　張作霖出身草莽，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壯與義氣，不與日人妥協，在皇姑屯火車上被日人埋伏炸死，結束了傳奇式的軍閥時代，留下東北那麼大的局面；其子張學良繼承名號、權勢及財富，但是沒有智慧和尊嚴，東北自主強盛的希望也永未實現。

　　我的祖母張從周是滿族人，十八歲由鄰村嫁來齊家，生了一子兩女。
　　祖父從軍之初她隨夫駐防各地，後來因為家產需人照料而回鄉定居。
　　祖父母的莊院是祖母獨自撐持的家，由她與我母親，這兩個長年守望的寂寞女人，帶著三個幼兒、二十多個長工，春耕秋收過日子。
　　我跟著哥哥滿山遍野地跑，去拔小西山的棒槌草、後院的小黃瓜、黑漿果……，冬天到結冰的小河上打滑溜，至今印象清晰。
　　祖母是位雍容大度、溫和仁厚的人，對我母親——她獨生子的媳婦，充滿了同情與憐惜。但是在那個時代，她也是由媳婦熬成婆的，她知道哪些規矩不能改變，所以雖然她對媳婦好，絕不找麻煩，對她說話聲音也很柔和，但規矩還是規矩，雖然家裡有許多長工與傭人，但公婆喫飯時，媳婦必須在旁垂手侍立，這是「有地位人家」的樣子。
　　祖母對我最為憐惜，命也是她救的，後來我到北平西山療養院，害她流了許多眼淚，至今我仍愧疚地記得。

　　爺爺回家是件大事，那年代官威很大，門口站著四個盒子炮（衛兵）。衣食講究很多，稍不合他標準就發脾氣，全家都似屏息活著，直到他返防駐地才敢喘氣。
　　我父親說祖父也頗有新思想，但太權威，沒有人敢和他辯論。
　　我出生不久，爺爺由駐防地回家，看了一眼炕上的棉被包著個小嬰兒，他威風凜凜地在大廳上坐下說，「把那個貓崽子ㄚ頭給我拿來看看！」不知是什麼原因，那個不必「抱」的不足五斤重的嬰兒竟激發了他強烈的保護天性，他下令「誰也不許欺負我這個孫女！」（尤其是我哥哥，他那壯碩的長孫）那雖是個重男輕女的時代，齊家人口少，每個孩子都寶貴，這道軍令使我在家中地位大增。

　　祖父在軍中，四十「壽誕」的禮物是一個二十歲嬌弱清秀的侍妾。他移防或者去打仗的時候就把她送回老家。不久，她染肺病死。我祖母很照顧她，把她新生的男孩（取名齊世豪）帶大。這個小叔叔和我同年，常常一起玩，經常受我哥哥和堂哥們的戲弄。
　　小叔在我祖母呵護中長大，華北淪入日軍手中後，他高中畢業被徵參軍。有一天穿著日軍制服在一個鄉鎮巷內，被中國的反日地下工作者由背後槍殺。

　　祖母寂寞抑鬱一生，獨子十三歲即離家去瀋陽、天津、日本、德國讀書，隻有暑假回來，留學回來又參加革命，從此亡命天涯，一生分離直到她去世。民國廿年（1931 ）九一八事變之後，她帶兩個姑姑和小叔到北平去住。她中年後經常臥病在床。我兩位姑姑出嫁後原來很好，大姑姑（大排行稱「四姑」）齊鏡寰，曾隨夫石志洪去日本留學，有智慧亦有膽識。民國廿二年（1933 ）後，我父親回北方組織領導地下抗日工作那幾年，一直到抗戰勝利之前，她曾多次在北平火車站等地掩護地下工作者出入山海關；每次接送人都說是她的表弟，車站的人熟了，曾問她：
　　「你怎麼那麼多表弟？」
　　其實心中大約也明白，大家都恨日本人，沒有人點破，而且她常常抱著小孩子，逢年過節不露痕跡地送禮。在臺灣還有幾位「表弟」記得她，非常欽佩感念大姑姑。
　　抗日戰起，兩位姑父因曾參加抗日工作，不能留在淪陷區，都與我家一起去大後方，先後病死重慶。兩位姑姑帶著七個孩子留在北平，與我祖母同住，盡了一切孝道。
　　祖母因癌症逝世時，隻有六十四歲。
　　那是抗戰的第一年，我們在南京淪陷前二十天逃到漢口，稍作喘息，又奔往湖南湘鄉，住了半年，又仟辛萬苦地由湘黔公路跋涉數仟哩到了四川，之後在重慶才輾轉得知，那時祖母已去世一年了。
　　我父親終生深感歉憾。

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大連），這裡曾經是日本間諜的主要指揮活動場所 。

　　  3、牧草中的哭聲  

 　　我外祖父裴信丞是漢人，外祖母是蒙古人，住在距我家二十哩外的小鎮新臺子。
　　外祖父是位富紳，家裡開了磨坊，田產很多。晚清光緒卅年（1904 ），他陪一位縣督學蔣先生到「范家屯小學」視察，對小西山村來的齊氏兄弟齊世長（世英的二堂哥）和齊世英印象深刻：兩人立志升學，長大了要報效國家。
　　那天，在脩身（公民）課上，他們聽見身量瘦小的齊世英問老師，為什麼日本人和俄國人（日俄戰爭，1904 - 1905）在我的家鄉打仗？
　　他小時上私塾時，看到南山頭的砲戰，俄國人跑了，日本人得勝，停戰之前日軍曾在我家莊院駐留一兩個月，直到我祖父派人回來。
　　幾年後，裴家與蔣家托地方上體面人士來提親；蔣督學的女兒和我二伯父同歲，裴家小姐毓貞與我父親同齡，在容貌上可說都是俊男美女，家世亦門當戶對，雙方家長同意就訂了婚。那時，我父親與二伯父已去瀋陽唸中學，沒有表示意見的機會。
　　暑假中，我父隨家中長輩到新臺子鎮去，說想看看裴家莊院種的東北稀有的葡萄樹，就看到我十四歲的母親。
　　她對那見過一面的未婚夫印象不錯，覺得比嫁給鄉下丈夫好太多了，大約有一些美夢，想的隻有美好的一面，從此對外面世界也有相當憧憬。

　　我父親自幼年受二伯父的影響最大。二伯父比他大四歲，充滿了新思想。辛亥革命的消息傳到瀋陽，他就剪了辮子。九歲的弟弟很羨慕，也自己剪了辮子。他跟著哥哥去總督府前參加請願開國會，跪了好幾個鐘頭。初中的時候，因為不滿學校的課程，兩兄弟私自到天津考上英國教會辦的新學書院，之後又赴日求學。
　　我父親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官費，進東京一高，一年後分發到金澤第四高等學校。
　　就在十九歲那年暑假，家中召他回去娶媳婦——祖母生病，家中需人持家。
　　父親不肯回去，祖父請一位堂叔專程去日本說服他回家，或者是把他捉回家。
　　我父親一直到老了還跟我們講，那時若要他結婚，他有幾個條件，第一，不要跪拜、不穿紅衣、臉不蓋紅布，他要騎馬，不坐轎。第二，他要把娶了的媳婦帶到外國，跟他一起讀書。如果答應，他就回來；如果不答應，他就不回來，家裡都答應了。
　　等他回家，除了讓他騎馬之外，其他全按老傳統辦。他一個月後就又去日本。

　　我母親十九歲嫁到齊家之後，十年間沒有離開過那座莊院有形和無形的門。
　　我父親是獨子，傳統中所有媳婦該做的事她都得做；稍有空暇就得裁製衣服、納鞋底、繡鞋面，最舒心的是繡枕頭，自己畫花樣。
　　她沒有朋友，沒有所謂社交，每年能回兩次二十哩路外的娘家已感天恩浩蕩了。
　　在我記憶中，在家鄉的母親，不是垂手站在桌邊伺候祖父母喫飯，就是在牧草中哭著。
　　十年間，我父親曾在暑假回去過四、五次，最多住兩、三個月。
　　有一年，我母親懷孕很想喫櫻桃，那時櫻桃隻在每年七、八月收成一次，在鄉下就有挑擔子的小販，從鎮上到各鄉村兜售。
　　有一天小販來到村子口，我那二十一歲的父親就跑到村口去買，沒袋子裝，就用長袍的大襟兜著櫻桃回來。那一兜櫻桃從村口走到莊院，九年中支撐她許多孤寂的歲月。

　　這一年，他從日本回家過暑假，說毓貞這名字俗氣，為她改名為純一。

　　後來，他從日本直接去了德國，平安家書和照片都是寄給祖父母的，開端寫著「父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信尾題我母親的名字，「同此問好」。那時大約不好意思或不敢寫所謂情書私信給妻子，兩個同齡的人在成長過程走著全然不同的路。
　　女子留在家鄉，莊院屋子裡是忙不完的家務；竈邊烹煮三餐，過年前擦亮上供的器皿，不斷的節慶準備，洗不盡的鍋、碗，掃不完的塞外風砂……。
　　到了十月，看著長工將大白菜、蘿蔔放進地窖，一年又將盡。而那十九歲男子，在廣大的世界，縱情於書籍、思想，參與青年人的社會、活動……，兩個人的路越走越遠，她已無從想像他遨遊的天空如何寬廣深遠，兩人即使要傾訴情愫，已無共同語言訴說天淵之別的人生經驗。

　　支持著母親在孤獨等待中活下去的，主要的力量當然是哥哥和我的誕生，好似留下信物或者替身。父親每年暑假回家，第二年春天我哥哥振一出生，再兩年春天生我，三年後我的弟弟振道出生。在人丁稀少的齊家，我們的出生有太大的重要和意義。但是在那個年代，醫藥落後，幼兒的死亡率很高，我弟弟三歲那年在室內跑跳，雙手按上了火爐，帶去瀋陽治燙傷，住在姑姑家被表妹傳染了腦膜炎，十四天後就死了。

　　我母親完全不能接受幼子突然死亡的事實，哭泣自責，漸漸陷入精神恍惚的狀態。
　　在傳統社會，一個年輕媳婦「沒事」就哭，是很不吉祥的事，她隻有趁黃昏伺候了晚飯後，在夕陽餘光中躲到牧草叢中哭泣。後院空地上長滿了一人高的牧草，從春天雪融時的嫩綠到降雪時的蒼茫，庇護著她壓抑的哭聲。
　　雪融之後，她還帶著我去一哩路外的祖墳，仆倒在我弟弟那小小的新墳上痛哭。
　　我記得祖墳四周種了松樹，在初春的風中猛烈地搖撼，沿著老墳周圍則開滿了粉紅色的花，在我母親哀切幽咽的哭聲中，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帶回家，祖母說是芍藥花。
　　我長大後每次見到芍藥花，總似聽到母親那哀傷壓抑的哭聲。
　　牠那大片的、有些透明，看似脆弱的花瓣，有一種高貴的嬌美，與旁邊的各種野花都不一樣；牠在我日後的一生中，代表人生許多蔓延的、永不凋謝的，美與悲傷的意象，尤其是以前那些世代女人的痛苦。

　　 母親從祖墳回家後，常呆呆地坐在炕沿，雙眼茫然看著窗外，連祖母喊她有時都聽不見。
　　每年清明上墳之後，大地解凍，生出許多蕨草，有一種名叫「曲末菜」，苦澀鮮嫩，村中女子都去小河對岸荒地挖曲末菜，我當然高興跟著。
　　到了荒地，看一陣陣人字形的雁群由南方飛回，雁聲淒楚。
　　母親常常站起來，癡望許久，等人都走光了才回家。

藍天白雲下，人字形的雁群由南方飛回，雁聲淒楚。

　　  4、辭鄉  

　　有一天早上，我姥爺突然來拜望我祖父母。
　　有人到新臺子去，告訴他女兒毓貞前兩天在給公婆煮早飯時，失神落魄，手隨著柴火伸到柴竈裡去，連疼痛都不知道……，她已經失神落魄好久了。而且，還聽南京來人說，我父親與一些時髦的留學生住在一起，男男女女都有。
　　姥爺終於得到我祖父母同意，允許他送我們母子三人去南京與我父團聚。如果父親不收留，他再帶我們回娘家。
　　我清晰地記得那年秋天，樹葉子差不多全掉了，高粱地也收割了，兩個長工套上馬車，把我們送往五哩外的火車站，「亂石山站」——那一帶的山石用來供應鋪設中東鐵路所需的石頭。為了上京，我穿了件全家到瀋陽做的，紅底閃藍花棉袍，興奮極了。

　　馬車出了村口不久，路旁就是一排排禿山，亂石嶙峋，一棵樹也不長，我就問，「媽，這叫什麼山？」已被我各種問題吵了一早晨的她就說，「這叫『鬼哭狼嚎山』。」這個山名加上我母親的神情，讓我牢牢地記著。

　　如今，她去投奔一個已離家多年的丈夫，牽著兩個稚齡兒女，走向數仟哩外一個全然無法想像的大城；在那裡沒有家人，連親戚都沒有，心中的惶惑、畏懼，豈不正如進入鬼哭狼嚎的世界？她知道前途未卜，但也絕不願再回到那已度過十年隔絕孤寂的塞外小村裡，過活寡似的生活。
　　我一生對文學的熱愛和觀念，其實是得自我那沒有受過中學以上教育的母親，她把那蒼莽大地的自然現象、虎狼豺豹的威脅，和那無法言說的寂寞人生化作許多夏夜的故事，給我童年至終身的啟發。
　　她的鄉野故事有些是溫柔的盼望和悲傷，有些充滿了人心的悸動。如同鬼哭狼嚎山，毫無脩飾、強烈地象徵著她那時對南方大城的畏懼，和對自己命運的憂慮。

　　我童年最清晰的記憶是姥爺牽著我哥哥，媽媽牽著我從瀋陽上火車。
　　火車沒日沒夜地開著，車窗外是無止境的莊稼地，秋收已許久了，黍梗和高粱稈子都刈割淨了。除了稀稀落落的防風林，看到天邊，都是黑褐色的泥土地。
　　姥爺說，明年三月解凍了才能翻耕。

　　出了山海關到北平，轉津浦鐵路到南京，火車走了三天兩夜。
　　在下關車站，她透過車窗從火車進站濃鬱的白色蒸氣裡，看到月臺上等著的那個英俊自信、雙眼有神的陌生男人，正挺拔地站著（直到晚年，他的腰板始終挺直不彎）。
　　蒸氣漸散，從車門走下來的則是他十九歲時被迫迎娶的妻子；此時，她腳步遲疑，牽著我的手像榆樹落葉那麼顫抖，娟秀的臉上一抹羞怯的神色遮住了喜悅。
　　到月臺上，站在她身旁的是兩個穿嶄新棉袍的鄉下孩子。

　　姥爺在南京住了十來天，就又坐上火車回關外老家去了。他臨走的時候，我媽媽哭得難分難捨。姥爺和姥娘生了四個兒子才生這個女兒，手心裡捧著長大，如今他要把她留在南方這舉目無親的人海裡了。
　　那些年，媽媽常對哥哥和我說，「你們若是不好好讀書，你爸爸就不要我們了。」

　　我很小就懂得憂愁，睡覺總不安穩。夜裡有時醒來，聽見隔室爸爸輕聲細語地和媽媽說話。他的聲音溫和沉穩，我就安然入睡。

　　我到南京不久就被送到附近小學上一年級。剛從東北鄉下出來，長得瘦小，人又很土，南京話也聽不大懂。第一天上學，隻聽懂老師說：「不許一會兒喝水、一會兒撒尿的。」覺得上學很可怕。好不容易，有幾個朋友，有一個同學對我表示好感，送了我一塊紅紅綠綠的花橡皮。我在鄉下從來沒有看見過，好高興。過了兩天，他不知道什麼事不高興，把橡皮要回去了，令我非常傷心。
　　我到今天還記得那塊橡皮，所以我開始旅行時，到世界各地都買漂亮橡皮。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事，是那一年初春雪融的時候，上學必須穿過那條名為「三條巷」的巷子，地上全是泥濘，隻有路邊有兩條乾地可以小心行走。
　　我自小好奇，沿路看熱鬧。那天跟哥哥上學，一不小心就踩到泥裡，棉鞋陷在裡面，我哥哥怕遲到就打我，我就大哭。
　　這時，一輛汽車開過來停下，裡面坐著我的父親。他叫司機出來把我的鞋從泥裡拔出來給我穿上，他們就開車走了。晚上回家他說，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務車上學，公務信紙有機關頭銜的，我們也絕不可用。一則須知公私分明，再則小孩子不可以養成炫耀的心理。

　　在我第一次挨打（似乎也是僅有的一次）之後，他也是用同樣的語氣告訴六歲的我，這裡不是可以滿山遍野跑的鄉下，城市公園的花是不能摘的，摘了更不能一再撒謊，「我打你是要你記得」。
　　這最初的印象，使我一生很少說謊。即使要跟人家說一點善意的謊話，都很有罪過感。

　　  5、渡不過的巨流河  

　　在我記憶中，我的父親齊世英一生都是位溫和的君子。
　　他說，那實在是他理想的開始，做人要有個人的樣子。

　　他少年時曾跟祖母到祖父的軍隊駐防地住過，體驗過軍營生活，也看到許多北方的鄉村，深深感到一般國民知識的閉塞，對國家和自己的命運幾乎全然無知，在純樸的美德後面常常是冷漠和愚昧。他十五歲到天津上新學書院那三年，受的是英國式教育，要養成彬彬有禮的紳士。在天津，他經常聽到「關裡人」對張作霖奉軍粗魯的嘲笑。新學書院每日如升旗典禮一樣，有讀基督教《聖經》（" Biblia "）的早課，雖未強迫學生皈依，卻引領他開始思索心靈問題，人生在世意義為何？

　　十八歲考取官費到日本讀書，更進一步認識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國民普遍的教養是清潔守法，教育程度高些的講究溫恭的禮節，鼓勵知識的追求，對國家有強烈的效忠思想，所以日本那麼小，卻已成為亞洲強國。

　　他進入東京一高預科讀好日文，一年後分發至日本中部面對日本海、十六世紀後有「加賀百萬石」之稱、有精緻藝術文化傳統的金澤第四高等學校（日本當時全國隻有八所高等學校）理科。該校各項功課皆強，且注重語文教育，除日文外，每週英文、德文各八小時，他在此三年，打好一生閱讀的扎實基礎。
　　最初常去教會，讀些基督教的書，但無法感到滿足，進而讀哲學書籍。
　　當時有一位影響他很大的老師西田幾多郎，本在金澤四高任教，後來到京都帝大教哲學，引導他閱讀哲學、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書，尤其是河上肇（Kawakami Hajime，1879 - 1946）《貧乏物語》（"Poor Story，1916 "）等，讓他深感社會充滿種種不平。
　　由於沒那麼多錢買書，他和書店約好，把書買回來以後，不要弄髒，看完後送回書店可以拿回八折的錢再買別的書。
　　金澤多雨，冬天積雪甚深，常能閉戶讀書，日積月累，他由一個聰明好動的少年，長成一個深思耽讀的青年。

　　二十二歲，他追隨堂兄的腳步，到德國柏林留學，讀哲學經濟系，認真地唸了馬克斯（Karl Marx，1818 - 1883）的《資本論》（"Das Kapital，1930 "）和不少社會主義論著。但覺得心中許多不能解的疑問，終極思考的基礎不能建立，頗感徬徨。那時德國剛剛戰敗，通貨膨脹，中、日銀洋都很值錢。他與同學們生活可稱優裕，常在一起玩樂，多了一些認識德國社會的機會，卻耽誤了讀書的時間。下學期轉學到海德堡大學，受教於歷史哲學派大師李凱爾特（Heinrich Rickert，1863 - 1936 ）和阿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1877–1916〕是已故馬克思．韋伯〔Max Weber，1864 - 1920〕之弟），既是慕名而去，便全心傾聽，也常在課餘發問。
　　歷史哲學派由政治經濟的思想史更分析人生現象，在研究過程闡明理性思考之必要，也提醒他區域現實的不同，不可以衝動熱情地強以理論（如《資本論》）套在大政策上。——這對他是一生的啟發，使他堅定地相信，隻有真正的知識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潛移默化拯救積弱的中國，而不是激動熱情的群眾運動。不擇手段隻達目的的階級革命，留下的社會、文化問題需要更多的理性解決，才能彌補。

　　那兩年時光，課後過了橋，在尼卡河（Neckar）畔思考徘徊，是一生僅有的幸福時光。
　　春日河水激流常令他想到遼河解凍的濁流，青年壯志也常洶湧難抑。他記起五歲那年，穿了一雙新棉鞋，走在遼河岸上，圍繞著媽媽，興高采烈地又跑又跳的情景——有個聲音在他心中呼喚：回去辦教育，我美麗蒼茫的故鄉啊！
　　我一定要拚命練好一身本事，用最理性的方式回去辦教育，……我今日所學所知，終有一天會讓我報答你養育之恩。

　　他一生第一個大挫折，是堂兄因肺結核逝世於德國南部的 Freiburg（弗萊堡）。最初尚隱瞞一陣，但不久伯祖父在家鄉去世，兒子為何不能奔喪？隻好捧著他的骨灰回家。
　　回到瀋陽，家中堅決不許他再出去，追求學問的夢至此中斷，那一年他二十五歲。
　　喪事結束後，他離開莊院又回到瀋陽城，想另尋途徑，再走進脩之路。
　　在那時代的瀋陽，一個官費留學生從德國歸來，是件很受重視的事。
　　他父親在奉天武備學堂的同學好友郭松齡將軍，認為他住在旅館不方便，邀他搬到郭家。
　　塞外一月，冰雪封途，最適作長夜之談，兩人談地方事，國事到天下事，無所不談。
　　郭將軍敬重的客人來訪亦常邀他聚談，歸國青年得以宏觀知家鄉處境，他在日本和德國所見，亦引聽者極大興趣。尤其談到德國在第一次大戰敗後，經濟幾近崩潰，民間生活艱苦，但人民處處流露民族的自尊，和走出困境的堅定意志。
　　他們石頭建基的老樓舊廈，廊柱依然脩整，門前路樹，石砌街巷，有文化根基深厚的穩定感。
　　而東北當時在日俄覬覦下已處危境，參加軍閥混戰有何意義？中國的老佰姓，何日才能普遍受到足夠的教育，走出渾渾噩噩受人擺布的境地？——他不知道，這些大家充滿強烈憤慨和改革使命感的雪夜長談，因緣際會，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自古以來，塞外傳奇人物，都是驍勇善戰的騎射英雄，保住江山，進而生聚教育。
　　郭松齡將軍，晚清光緒九年（1883）生於遼寧鄉漁樵寨村。家貧，十五歲就讀私塾數年，進奉天武備學堂，畢業後隨朱慶瀾（1874 - 1941）軍入川，在四川新軍加入同盟會。三十三歲由陸軍大學畢業後，由已任廣東省省長朱慶瀾的推薦，在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擔任警衛軍及韶關講武堂教官。他有學識，有見解，講課時督促青年成為有民主思想的愛國軍人。辛亥革命後全國軍政混亂，他在軍中由北至南嘗遍了國家動盪之苦，對局勢具有寬闊的視野，回到新創辦的東北講武堂任戰術教官，當時奉軍少帥張學良是他的學生，對郭教官極為佩服，邀他加入奉軍，改革軍隊成立新軍，凡事傾誠合作。
　　兩次直奉戰爭中，郭軍以戰力戰術皆立戰功。但是進關參戰，意義何在？
　　故鄉沃野仟哩，農耕缺人，而青年官兵傷亡異鄉，遺族處境悲慘，實在應停止征戰，教育生息。

　　在由歐洲回國的青年人眼中，新軍的理念是很有吸引力的。
　　那時的郭將軍，已是新軍領袖，地位顯赫，儀表堂堂，凡事能決能行。郭夫人韓淑英女士，燕京大學畢業，伉儷情深，兩人皆好讀書，接受新思想，交友、談話多以天下國家為己任。郭將軍與張學良等原已籌備成立一所中學，教育軍人遺族子女，以盡袍澤之情，名為「同澤中學」。知我父親回國後志在辦教育，培育家鄉青年新思想，便派他出任校長，參酌英、德、日本學校制訂規章，奠定良好基礎，延請各地優良師資。
　　在偽滿洲國之前，同澤中學未受政局影響，一直辦得很好，之後還加辦「同澤女子中學」。同時也籌畫辦一所真正研究學問的大學，不受當權者支配，不以培養官員為目的。

　　同澤中學成立，校舍尚未興建完成時，先借用瀋陽城東山咀子軍營一部分新脩的營房，其餘的由軍官教育班使用。那一年夏天，先招考了三班十四歲以下的學生（到臺灣後曾任海軍總司令的宋長志，即是那時的學生）。
　　這樣的有遠景的工作，真是一個青春夢的實現！
　　年輕的校長興高采烈地忙碌工作，師資、課程、學生的教導……要全心去做。
　　東山咀子營房距瀋陽約二十哩，有脩建營房用的小火車進城，他的心情真似那小火車頭一樣，充滿了勇往直前的幹勁。

　　這樣快樂的日子不到一年即告終止。
　　民國十四年（1925 ），十一月初旬一天晚上，郭將軍電話召他立刻進城面談。
　　那時小火車車頭已經熄火，商量之後，再升火，把他送到城內。
　　郭將軍說奉命又須率兵進關，先到天津，邀他隨軍前往，校務請教務主任代理一下，第二天即須出發。到天津後數日，郭將軍住進義大利租界的義國醫院，對他說，此次入關，要對抗二次奉直戰後，孫傳芳召集的五省聯軍，鞏固奉軍在河北、山東、安徽、江蘇等省的地盤。郭軍是常勝軍，但是他早已厭倦這種窮兵黷武的政策，官兵傷亡慘重，不知為何而戰。進駐天津後，他即邀集核心幹部，團長以上軍官開會，願隨他回師者，在和平開發東北方案上簽字，不願者，留在天津李景林部隊。
　　除了幾位追隨張作霖多年，不便參與「造反」的將領外，大家都簽了名。

　　郭將軍邀請我父親負責回師時爭取國際支持，首先須取得日本駐在滿洲鐵路的軍隊保持中立。
　　在天津參加的還有幾位關內的政界名人，如饒漢祥（曾任黎元洪的秘書長）、殷汝耕、高惜冰、楊夢周、蘇上達、樊光、林長民（林徽音之父）和盧春芳等。已允出任外交處長的王正廷尚未到任（後來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先由齊世英代理外交事務主任。大家對郭軍回師瀋陽，不去參加軍閥內戰的革新理想很有信心。
　　回師前夕，郭將軍對大家說，「此事成功固好，若失敗則大家皆須亡命。」

　　十一月二十二日，郭將軍揮師前往河北灤州，通電請張作霖停戰下野，將軍政權交給張學良。電文內容是：

　　郭將軍率衛隊二佰餘人離開新民，如騎快馬，輕易可以脫險，另求再起，但是郭夫人及文人饒漢祥等人不會騎馬，郭不忍獨自逃生，同坐馬車往南走，被對方騎馬追上，奉命就地槍決，以免生變。臨刑前，郭松齡遺言：「吾倡大義，除賊不濟，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請視此血道而來！」

　　郭妻韓淑秀說：「夫為國死，吾為夫死，吾夫婦可以無憾矣。」
　　郭松齡四十二歲，韓淑秀三十六歲。屍首運回瀋陽市，在小河沿廣場，曝屍三日，始准家人收殮。郭氏夫婦的屍體曝放在小河沿的大廣場上，基督聖誕之日，上天降雪，覆蓋了冰封土地上的屍身，成了最潔淨和平的棺槨，沒有人敢去祭拜，遙遠哭泣的親友流下的眼淚也立刻凍結成冰。

　　參加郭軍倒戈的人原都難逃一死，但是與張作霖一起由綠林出道打天下的老弟兄張作相，性格寬厚，有高度智慧，勸他說，「不能這麼辦，他們都是家鄉子弟，冤冤相報，將來那還得了？」這一句話不知保全了多少性命。叛軍歸回原職之後，更加效忠賣命，也延長了奉軍的政治生命。

　　後來得知投效郭軍的林長民隨郭將軍出亡途中，中流彈死亡。
　　饒漢祥在解往瀋陽途中，押解的兵問他，「你是做什麼的？」他說，「我是寫字的。」士兵說寫字的不要，推他下車，得以保住一命回到天津黎元洪家。

　　但是，張氏父子特別懸賞捉拿齊世英，認為張家送出去的留學生回來反對他，煽動郭軍兵變，非捉來殺掉不可。那許多年裡，他們認為東北就是張家的，政府公開考試遴選的官費留學生就是張家派的，隻能效忠他一家。

　　十二月二十四日天剛一亮，齊世英即去新民臨時司令部準備全面渡巨流河，誰知郭將軍竟已被迫於午夜出亡。在亂軍中，他帶了外交處的五個人，殷汝耕、劉友惠、楊夢周、蘇上達和後趕上的盧春芳，步行涉險到新民市的日本領事館尋求暫時躲避，因為前二日曾為日軍沿滿鐵鐵路駐軍問題交涉，與日方見過數次，此時未多問答，即給予政治庇護。

　　奉軍包圍日本領事館，要求將這六人引渡。
　　日本駐瀋陽總領事吉田茂加派十名警察至新民，不許奉軍進領事館一步，以保護政治犯，由他出面去辦交涉，並送去行李、威士忌酒以示敬意。

　　吉田茂（Shigeru Yoshida，1878 - 1967）這個人道的決定不僅救了這六個人的性命，也顯示出他一生敢做敢為有擔當的政治勇氣。
　　他的父親竹內綱是日本自民黨前身的領袖，將龐大家產留給他作從政資本。
　　他的岳父牧野伸顯是明治維新後一代的宮中重臣，世世代代培養宏觀政治智慧，他在瀋陽總領事任內觀察中國北方政局，很看不起張作霖。認為他坐擁東北這樣富饒的土地，不知培養生民社會福祉，提高文化教育，而窮兵黷武是無知短視。
　　據說他在領事館內談起張作霖時，不稱官銜，也不呼名，就直呼「馬賊」，他個人對郭松齡的革新思想極為尊敬。他由外交界出身，深信在正常的國際局勢中，日本如果能與一個現代化的近鄰保持良好密切關係，同樣可以得到合理的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戰吉田茂出任日本戰敗後第一任首相，利用美國占領軍優厚的協助，不僅使日本自政經廢墟中重建，後來成為經濟強國，且在他任內培育了許多大臣人才，成為歷史上稱為「吉田學校」的佳話。

　　齊世英和他的落難兄弟，六個人睡在新民領事館八個榻榻米的偏房裡，整整半年被奉軍日夜圍困，白天連院子都不敢去，怕挨冷槍。
　　由領事館人員口中得知郭將軍已死，遺體在瀋陽小河沿廣場曝屍三日，軍隊全已收編歸制，六個人蟄居在此，出門一步即是死亡。
　　他們曾仟哩追隨，撼動山河的郭軍回師壯舉，有如過眼雲煙，一切都在囚牆外的天地，吹過去了，散了。

　　漫漫長日，漫漫長夜，日日夜夜，他想了又想：
　　「一路上打的都是勝仗，為什麼當瀋陽燈火可見的夜晚，我們就是渡不過巨流河？那一天午夜，如果我住在設於馬車店的臨時司令部，參謀長他們通電投降奉軍，到逼迫郭將軍出亡的那一段時間，我會派人送郭夫人去新民日本領事館取得庇護，然後隨郭將軍及衛隊快馬闖出去，奔回錦州，巨流河西岸都是郭軍，撤回錦州，保住實力，可以捲土重來……。」
　　思前想後，憾恨圍繞著巨流河功敗垂成的那一戰。
　　巨流河啊，巨流河，那渡不過的巨流莫非即是現實中的嚴寒，外交和革新思想皆被困凍於此？

　　春耕解凍的時候，奉軍又進關參加直、魯、豫軍閥的混戰。
　　京奉鐵路離日本領事館隻有五佰公尺左右，從傳來的聲音斷定，運兵車和鐵軌磨擦損壞得很厲害。
　　奉軍這樣不予人民生息，即使他不追殺，齊世英也不能回去了，唯一的盼望是早日脫困，另尋生路。
　　「但是，今生隻剩我一人，我也要反抗惡勢力到底！」

　　民國十五年（1926）七月初一個下弦月的夜晚，他們終於在日本領事館同情郭軍的書記中田豐仟代，和警察金井房太郎協助下，翻牆化裝逃出稍微鬆懈的包圍線，沿著鐵路步行六十哩，到興隆店由日本友人接應到達皇姑屯。
　　二十七歲的齊世英和四十八歲的吉田茂第一次作了長夜之談，彼此頗為投緣。
　　吉田茂很欣賞齊世英有教養，有見解，是個磊落的青年；他雖是執行日本政府那時的「中立」政策，而在庇護政治犯與助他們脫險的行動上，大約也有些浪漫情懷吧。
　　年輕人不僅感謝他及時伸出的援手，二次大戰後再次相見，兩人又各是一番人生，也進一步欽佩吉田茂的國際觀和戰後培養政治人才的遠見。

　　齊世英化裝由遼寧到朝鮮釜山乘渡輪到日本，再換火車去東京。
　　車到京都便被記者追蹤，次日報上亂報一些猜測，隻好正面接受訪問，說明郭軍革新理想及回師前後真相，消息也迅速傳至中國各地。
　　到東京時，淺草區有一劇場正在上演以郭松齡為題材的一齣話劇，邀他們去當貴賓，劇中有不少屬於齊世英的戲。
　　原是一場改變東北命運的壯舉，如今隻是人間一齣戲劇了。

　　由日本回到天津，那時北洋政府的一些新舊人物間的恩恩怨怨，仍在餘波盪漾之中。
　　故鄉是回不去了，也沒有能力和心情回到德國讀書。在天津義租界，見到了郭將軍的朋友黃郛先生，他曾雪中送炭，寄錢到新民領事館。（北伐軍攻克上海，黃出任上海市長，後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黃郛勸他先去上海，多作觀察，再定行止。
　　從上海去武漢，因為郭軍回師之舉，是南方各種革命分子都同情的，飄然一身，亡命天涯的心情下，與留德、留日的同學也都陸續見面，都能開懷暢談。
　　那時仍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和共產黨人李漢俊、詹大悲、耿伯釗等人也曾聚餐談話，參加他們野外召開的群眾大會，聽各黨派演講，仔細閱讀他們的宣傳小冊，認真思考後，覺得國民黨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對中國實際狀況是最穩健的做法，黨員水準高，形象清新。
　　民國十五年（1926）底，在上海加入了國民黨，並不是投奔任何人。
　　蔣先生在南昌第一次見面時說，「你不像東北人！」這句話令他很難忘記。蔣先生那時，尚不是唯一的權力中心。三十年後，他在臺北把他開除國民黨籍，大約是政術嫻熟的浙江人終於發現，溫和英俊的齊世英，骨頭又倔又硬，是個不馴服的，真正東北人。

　　加入國民黨後，他多次往返於上海、漢口之間，也隨黃郛到國民黨總部的南昌去。
　　蔣先生與黃郛情誼甚重，餐聚時常邀他參加，在此認識了陳果夫、立夫兄弟。
　　寧漢國共分裂後，在南昌九江和杭州認識了許多風雲人物，了解國民黨的狀況，也認清了國共的關係。這一年中，曾多次到日本去，進一步觀察、研究日本。
　　在郭軍革命中，見識到政治大起大落的局面，深知參與政治不能不懂軍事，希望能有系統地研究現代軍事。遂於民國十七年（1928）年，由政府授予陸軍中尉軍階，正式報考進入日本訓練在職軍官的步兵學校（陸軍大學需三年才畢業）。開學前被派下部隊，在高田三十連隊任隊附（相當於副連長）。白天上課，晚上住在部隊，每週末坐夜車到東京去，常與中央派去日本留學的軍官（多為黃埔一期）相聚。因他畢業於金澤四高，日語文皆好，被尊為日本通，常可助人。有時與日本老同學敘舊，接觸面甚廣。
　　日本人一般對中國東北（他們稱為滿洲）都有興趣，因他是參與郭松齡起義的革命者，而樂與交談，使他聽到日本覬覦東北的種種真心話，內心深為故鄉擔憂。
　　在此期間，他進一步研讀日本的軍事史，幕府時期的武士精神，明治維新後的軍事現代化和二十世紀擴張主義的萌芽。

　　那三年，一個二十七歲的北國青年，兵敗亡命，浪跡天涯，從郭將軍家圍爐夜話至長江，遇見了許多當時正在創造中國近代史的人物，因緣際會，作了許多長談；談抱負，談理想，投契相知。這些長談，鑄造了他一生的政治性格和風骨。

蔣介石重要把兄弟之一黄郛（1880 - 1936）。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巨流河●

第一章

歌聲中的故鄉

　　  6、九一八事變   

 　　民國十七年（1928）六月，日本關東軍在南滿鐵路皇姑屯站炸死了張作霖，民國廿年（1931）九月十八日，日軍一夜之間占據了瀋陽，造成中國近代史上最沉痛的「九一八事變」。
　　對於我那自以為苦盡甘來的母親，這是青天霹靂，剛剛揮別的那個充滿孤寂回憶的冰雪大地，成了一個回不去的故鄉，鍾愛她的父母將難於重見了。

　　對於我父親，這一天似乎是遲早會到來的；自他五歲看到日俄戰爭的砲彈落在我家後山之後，自從郭松齡為改變東北命運而戰、兵敗後被曝屍瀋陽廣場之後，雄踞東北的張作霖被炸死之後，他的兒子張學良匆促繼承霸權，既無能力又無魄力保護偌大的疆域，隻能眼睜睜地看著東北成為一片幾乎茫然無主的土地。

　　故鄉斷送在「家天下」的無知之手，令人何等悲憤！
　　日本人從世紀初脩南滿鐵路貫穿東北半壁江山，已處心積慮等候這一天三十年了。
　　日本關東軍自九一八之後控制了所有對外訊息，鐵路、公路、電訊全都切斷。但是從瀋陽到黑龍江，他們一路受到地方自衛力量的抵抗，一年後才全部占領。至民國廿三年（1934），成立滿洲國，做為民國廿九年（1940）「大東亞共榮圈」起點，準備對中國展開全面侵略。　　
　　這漫長的一年，張學良在哪裡？縱橫天下的奉軍而今安在？

　　一夜之間，中國好似在睡夢中被砍掉了腳的巨人，突然驚醒，全國遊行，呼喊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誓死復土！」但喊聲隻有自己聽見。
　　那時的世界仍在殖民地時代，有制裁力的強國幾乎全是殖民國家（英國殖民的印度到一九四七年才得以獨立，法國的安南在一九四五年才以越南之名獨立，她們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數仟萬亡魂所換得的）。

　　當時的國際聯盟為九一八事變曾組成一個「李頓調查團」，然而毫無成果，世界上從無真正公理。
　　九一八事變後一年中，我父思量再三，思考實際工作的種種可能。

　　自從他加入中央政府工作二年來，聯絡、布置在東北的工作人員多是教育界人士，瀋陽淪陷後已全撤到北平，成立了流亡辦事處；有些人也到了南京報告故鄉局勢，呼籲中央有效援助吉林和黑龍江省內風起雲湧的義勇軍。
　　張少帥繼承的奉軍精華已在他聲稱「不抵抗」的情況下撤入關內，地方上不甘坐待淪亡的人，有槍即起，稍大聲望的稱為義勇軍抗日。

　　無數青少年不願受日本教育，紛紛逃到平津；有的投靠親友，有的流落各方。
　　那時的中央對東北局勢既無認識亦無對策，我父親知道唯一能做的隻有自己回北方去，深入虎穴，了解實況。
　　這是東北人稱為「挾著腦袋幹」的孤注一擲。

　　他先辭掉中央工作，在極端祕密中（隻有陳立夫一人知道）由上海乘船，用赴德經商的趙姓商人護照到日本神戶換船轉往俄國海參崴，乘兩天一班的火車經綏芬河到哈爾濱去。
　　到哈爾濱，住進一家白俄人開的旅館，找到了仍在變局中苦撐的吉林同志徐箴〔電話局局長，勝利後出任遼寧省主席，民國卅八年（1949）初撤退來臺時，由上海搭太平輪，全家在船難中沉沒於臺灣海峽〕、臧啟芳（地畝局局長）和周天放（教育局局長）等祕密工作同志，得以詳知九一八後家鄉抗日行動近況。
　　遼寧幾乎全部被日人占領，隻有荊可獨、許俊哲和石堅（字墨堂，抗戰末期，被日本人逮捕，判處死刑，他手下大將，年輕的律師梁肅戎被判十五年監禁，勝利時幸獲自由，撤退來臺灣另有一番奮鬥）等人以文官身分掩護發展義勇軍工作。

　　吉林方面，在日本占領之前活動最有力的是韓清淪和蓋文華，他們策畫當地東北軍與民間武力結合成為聲勢浩大的義勇軍，抵擋日人北進，在長春血戰一月後終於被日人占領，蓋文華與八位同志被捕，砍下的頭顱掛在城樓上。

　　齊世英從哈爾濱出發，經由王賓章、宇章五兄弟負責的最北據點——黑龍江臨時省會海倫，去會見當時聲勢最盛的義勇軍首領馬占山和蘇炳文等人，了解到他們彈藥缺乏，裝備與糧食補給已朝不保夕的情形；張家軍隊剩下的已停止抵抗，中央又遠在數仟哩之外，交通已切斷，義勇軍隻有赤手空拳、滿腔熱血和刺骨的朔風，無法阻擋日本關東軍。
　　大局既已無望，他此行唯一的成就，是勸服他們不要投降，武力不能為敵所用，亦不可妄作犧牲，盡一切能力安頓義民回鄉，留住潛伏呼應的愛國之唸。
　　日人在民國廿一年（1932）占領黑龍江後，他協助安排馬占山與蘇炳文進關，在南京、上海受到民族英雄式的接待與歡迎，對日後全國抗日的民心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直接到東北工作既已不可能，他將敵後工作做了聯繫的安排後回到南京。
　　蔣委員長對他說，政府在上海成立東北協會，從此由他負責中央與東北地下抗日工作的聯繫，以及東北進關人員的安頓事宜，作長久的打算，決不放棄。

九一八事變當日，日軍部隊進入沈陽。

　　  7、城門樓上的頭顱  

　　那時，祖母帶我兩位姑姑也從東北到了北平。
　　父親已先託人把我母親和我兄妹由南京送到北平，對朋友們說是要去照顧婆婆。
　　父親由哈爾濱回到北平後，決定盡可能地留在華北，用種種方式和東北的地下抗日工作人員聯繫，以便掌握局勢。
　　那時候北平不太安全，沒有什麼保護，時常有日本奸細搜集資料，因此我們就搬到天津的法租界。哥哥則留在北平陪祖母，我母親有時還能從天津去探望他們。
　　這期間，母親開始扮演這一生的新角色：接待來自家鄉的革命志士的家人和學生。
　　記得有一天，有位蓋伯母和我媽媽在屋子裡哭，媽媽叫我帶她兩個小男孩到院子玩，蓋家小兄弟說：
　　「不知為什麼我爸爸的頭掛在城門樓上？」
　　民國八十九年（2000），在瀋陽已復校的中山中學「齊世英紀念圖書館」開幕時，有人贈我《勿忘九一八》紀念畫冊，有一張全頁照片：古城樓上，清晰的一排血淋淋的壯漢頭顱，怒目齜牙，血淋淋的國恨家仇，全未放下，與我童年記憶印證，永難抹滅。

　　但是，即使在租界，仍然不很安全，姓「齊」很惹眼，所以父親就常常改姓。

　　我記得我們最常姓「王」、「徐」。姓「王」的時候，我在讀天津「老西開小學」三年級。因為家裡不敢讓一個小女孩在大城市裡跑路，就雇黃包車接送。
　　我記得我坐黃包車離開學校的時候，有時會有調皮的同學在後面喊：「王八圓！王八圓！」我被喊得很生氣，回去就哭。

　　過了一陣子，父親又改姓「徐」，因為改姓，我不得不換一所學校。
　　那學校有一些英國傳教士，會教一點口語英文，可是三、四年級時學的英文，平時不用，後來就完全忘了。

　　姓過一陣子「徐」後，我還姓過「張」。
　　因為父親必須不斷地改姓，母親也不斷地做「王太太」、「徐太太」……。
　　我上學前常常問：
　　「媽，我今天姓什麼？」
　　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問「我姓什麼？」真的很可笑。

　　在危機四伏、不斷搬遷的日子裡，母親不再是個哭泣的女人，她與我父親兩人的感情，在那樣動盪的局勢下開始建立起穩固的根基，她覺得能與他共患難是幸福的，那種全心全意的接受與奉獻，給我成長過程最大的安全感。
　　她八十三歲去世前不久，我們曾談到新時代女性有選擇權的婚姻，我問她現在是否仍會選擇嫁給爸爸？
　　她當時未答，過了幾天，她說：
　　「我還是會嫁給他。他雖不是『家庭第一』的男人，但他是溫和潔淨的真君子。」

　　從天津回到南京後，我家先租屋住在傅后岡街。

　　那是一間小小的新房子，對面有一大片空地，長滿了高大的槐樹，初夏時開著一串串淡黃色的香花，是我終生的最愛，和芍藥花一樣，給我強烈的家的幸福感。

　　每天早上，我和鄰巷的同學段永蘭及她的表哥劉兆田，沿著新脩的江南鐵路鐵軌去上「鼓樓小學」，路上有開不盡的蒲公英和雜色小花。
　　民國廿二年（1933）剛放暑假的時候，媽媽生了我的大妹妹，爸爸為了紀念故鄉遼寧，為她取名「寧媛」。
　　她是個圓圓胖胖極健康可愛的嬰兒，白天笑口常開，但常常到了晚上就哭一陣。媽媽怕她吵爸爸睡覺，隻得抱著她滿屋子走。
　　剛來幫忙帶孩子的李媽愁於幫不上忙，有一天求一位來南京述職的地下抗日同志楊夢周先生（他那時住在我家，等待去新疆投效盛世才），幫她寫了一幅她家鄉安徽鳳陽的敕令：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哭郎，行人君子唸三遍，一覺睡到大天亮。」求我哥哥上學時貼在大路的電線桿上。

　　我們天天經過都注意，有沒有停下唸三遍的人，又很怕被爸爸發現會生氣。
　　他參加南京中央政府最大的理想就是破除迷信和陋習，全民建設新中國。

　　我讀鼓樓小學的時候，南京充滿了新氣象。
　　我已經九歲了，記得到處都是「新生活運動」的標語；我們小學生還去幫忙貼標語，諸如「不許吐痰」、「振作圖強」……等等。
　　這些話今天已經沒有人講了，可是回想我們剛來臺灣時，「不許吐痰」還是一個奮鬥的目標，街上還掛過標語，勤儉、不喝酒、不賭博、破除迷信……等等。

　　民國十七年（1928）到民國廿六年（1937）以南京為首都的中國充滿了希望，到處都在推動新建設。
　　那段時期，近代史上有人稱為「黃金十年」。
　　日本有正式記錄提到，軍方主張早日發動戰爭，不能再等了，因為假如現在不打中國，待她國勢強盛起來，就不能打了。

2011年10月16日，臺北國父紀念館展出30年代蔣介石手書「公共汽車乘車須知」。

　　  8、撒石灰的童年  

 　　民國廿三年（1934）夏天，突然間我得了病。

　　我從小氣管和肺就不好，那一年暑假得了兩次肺炎，生命垂危，幾度又是氣若游絲的狀況。

　　我父母很憂愁，有位醫生跟他們說：
　　「她這種肺，應該到北方乾燥的地方，會好一點。」
　　祖母那時還住在北平，得知我的病情，寫信說：
　　「把她送到北平來吧。」
　　祖母身體也不好，因為父親的關係，經常上德國人開設的「德國醫院」。

　　我記得跟父親坐津浦鐵路到北平去，自己並不知此程的真正目的，隻因為父親親自帶我，讓我感到很快樂。

　　火車好似走了兩天兩夜，第二天過黃河鐵橋的時候，我第一次坐到餐車喫飯。
　　父親把牛排切成小小的一塊塊給我，教我怎麼切、怎麼拿刀。
　　在火車經過長長的鐵橋發出雄渾的轟隆聲中，我第一次和爸爸面對面坐著，那幸福的感覺我記得清清楚楚。

　　北平德國醫院的醫生診斷後，對我父親說：
　　「這孩子如果這樣下去，恐怕保不住了，你最好把她送到療養院。」

　　父親又親手牽著我，把我送到離城二十里、位在西山山麓由德國人和中國人合資開設的「西山療養院」，那位德國醫生保證我到那裡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顧。

　　療養院採西式管理，病人是一個人住一間房。
　　雖然我是院裡唯一的小孩，也得一個人住。

　　每到晚上，我一個人睡在房裡就很怕，住了整整一年也怕了一年。

　　那時候肺病是重症，有些人會治好，有些人治不好。因此院裡經常有人死去，死後院方會在病人住過的屋子裡撒石灰。
　　本來我不懂，後來我知道，一撒石灰，就是有人死了。
　　死亡是什麼，我不知道，但是一看到撒石灰就開始哭。

　　院中有一位送飯的老王，是個白白、壯壯的男人，那時大概有三、四十歲吧。他有個女兒和我差不多大，他都叫我「丫頭」。
　　每次我一哭，老王就說：

　　「丫頭別哭！我去給你煮土豆！」

　　土豆就是洋芋，那是我小時候最愛喫的。
　　我到今天和好朋友出去喫飯，誰有一個煮好的、圓的洋芋，都會給我。
　　每想起這事我仍悲傷難抑。

　　六十多歲的祖母每個禮拜六坐二十哩路轎子到療養院看我。
　　每回她要走的時候，我就哭哭啼啼地想下床追，但又不能下床，就在床上喊：

　　「我跟你回家！我跟你回家！」

　　祖母的轎子走很遠了，還聽到我在哭，但又不能帶我走。
　　有一次臨走時，她也哭了，眼淚在皺紋裡是橫著流的，至今我才明白何以古人文章裡說「涕淚橫流」……。

　　療養院有一位女病人，我記得叫做張采蘋，大概二十五、六歲，我叫她張姐姐，老王說她是失戀生病的。
　　她覺得我這個小孩滿靈的，對我很有興趣，她講什麼我都懂，常常偷偷叫我到她的病房〈醫院不許我們到別人病房去〉。
　　她有很多新文學的書，大多是民國廿四年（1935）左右的中文翻譯作品。
　　她的書我都看了，至今還記得一本林琴南〔即近代中國翻譯家林紆（1852 - 1924 ）〕譯的《茶花女》（Alexandre Dumas，1824 - 1895，" La dame aux Camélias "，1848），當時很喜歡他的筆調。

　　有一天下午，我記得很清楚，有人在她的房間撒石灰，我就問老王：

　　「張姐姐的房間為什麼撒石灰？」

　　老王說：「丫頭，我去給你煮土豆。」

　　雖然我不太曉得死是怎麼回事，但是知道她也死了。
　　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死亡跟我的關係，因為石灰撒到我朋友的房間去了。

　　我想那時候我大概鬧得太厲害了，整天哭哭啼啼的，把祖母鬧得夠受。
　　我一生常常懷念祖母，她自我誕生之初開始，直到多病的老年還要為孫女這麼操心，我常常覺得虧欠她太多。
　　幾年後，我們由漢口顛沛流亡許久到重慶，輾轉得到她逝世的消息，我始終很難相信，那冬天抱我的溫暖身體會變冷。

　　我父母親七十歲的時候，搬到內湖安居直至去世，那是我們團聚最多最快樂的時期，也是父親與我談話最多最密切的時期。
　　有一天晚飯後，他送我到湖邊等公車，我對他說當年在西山療養院的心情和牠影響我終生膽小怕黑暗。

　　「你們好殘忍，把我一個人送到那荒山上的醫院去。」

　　他嘆息說：
　　「我們那個時代，很少人懂得兒童心理學，我多年投身革命，出生入死，不知道小孩有那麼複雜的心理。那時我用每月三分之一的薪水把你送去療養院，隻希望你能活下來，親友都說我是很好的父親呢！」

　　我們坐在等車的板凳上，無言許久，車到了才驚覺。

　　他一定在想：
　　「如果那時我懂這些，我會怎麼做？」
　　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幸運的，父母生我、養我，辛辛苦苦留住我。

　　住療養院那一年在無可奈何中，把讀書當作唯一的消遣，漸漸成了終身的興趣。
　　書好像磁鐵，會吸引我。
　　有時回想這深植我生命的書緣，大約可稱之為因禍得終身之福吧。

　　記得出院時，在一位留學回來的表叔家看到中文版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 - 1790 ）《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 " )，當然看不懂，但也看得很快樂。
　　我似乎抓到什麼就看什麼，同時也看《小朋友雜誌》，裡面有畫阿貓、阿狗的漫畫，我很看不起，可是我也看。
　　我還記得用號碼連一連畫一隻狗，這些我也做。

　　一年後醫生說我病好了，父親把我接回南京。
　　我的大妹妹已經快兩歲了。

　　最初我仍回鼓樓小學上學，但是同學都不跟我玩，後來才明白，因為他們的家長知道我曾得過肺病、上過療養院。
　　我還記得有個同學名字叫萬芳，本來跟我最要好，是個長得嬌滴滴的小美人。
　　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說：
　　「我媽媽叫我不要跟你玩。」
　　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錯事？不懂人家是怕傳染。

　　後來家搬到新社區的寧海路，正好就把我轉到山西路小學。
　　因為是轉學生，所以來往的都是轉學的和降班的邊緣人，相處得不錯。
　　我作文特別好，老師對我很照顧，身體也漸漸健康進步，無憂無愁地就小學畢業了，那一年有很多可愛的回憶。

1932年出版的《開明國語課本》由葉聖陶先生編寫課本文字，豐子恺先生繪制插圖。

　　  9、母親和她的鄉親  

　　民國十七年（1928）六月，統治東北的張作霖被日軍炸死後，東北已近群龍無首。
　　張學良已與南京中央議妥，新年前掛中華民國國旗，這有名的易幟盛事，使北伐革命減少了最大的阻力。

　　這年秋天，黃埔軍校〈由廣州遷往南京後已改名中央軍校〉第八期在全國招生，黨部請我父親協助在東北招考學生。
　　父親面見蔣委員長，建議將初選合格的一佰多名東北青年全部錄取，使多年來隻有地方觀念的青年能有國家觀念，成為具有現代軍事知識的革命種子。因此，自第九期至十二期，軍校教育長張治中委託父親派人到東北，每年招收一佰名高中畢業生。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學生幾乎占軍校生總數四分之一，家鄉淪入日本人占領之下的青年人，自黃埔畢業後分發至各軍種成為抗戰的生力軍，但能回東北的並不多。

　　除了軍校，每年因招生而同時來到南京的還有中央政校和中央警官學校的二三十個學生，我父母每星期日輪流招待這一批離鄉背井的東北孩子。
　　我們家，也由傅后岡街遷到新社區的寧海路。一則是地方大適於招待客人，再則，我母親又懷孕待產，不久生下我第二個妹妹靜媛。
　　那一定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歲月吧，三十多歲才做了一個家的女主人。

　　那棟新建的米黃色小樓有個相當大的院子，我母親很快種了各種層次的花草。
　　由她二樓臥室的窗子望出去，是南京最高的紫金山，中山陵在牠北麓，從環繞山頂的雲霧顏色就知道天氣的陰晴。

　　照顧東北到南京的學生是我父親的工作之一，每星期招待他們喫飯卻是我母親的快樂，也是她思唸故鄉最大的安慰。
　　家中請了一位山東廚師老宋（他和我們流亡到四川十年），每星期日請一桌黃埔軍校和政校的學生喫北方麵食，在我母親心中，每個人都是她的娘家人。
　　她喜歡聽他們說話，講家鄉春夏秋冬的情景，講親人，講莊稼。……

　　搬到寧海路後，她發現房子後面有一個不算小的後院，就買了大大小小的缸，除了最熱的夏天，她帶著李媽不停地漬酸菜〈白菜用開水燙過，置於缸內發酵一個多月後即成脆白的酸菜〉，又託人由北平買來純銅火鍋。
　　七七事變前在南京那些年，齊家的五花肉酸菜火鍋不知溫暖了多少遊子思鄉的心！

　　母親又認為東北的大醬最好惆悵，就是臺灣說的甜麵醬〈但不甜〉。
　　東北因黃豆又多又好，一般家裡都會做這個醬。
　　母親想做大醬，但做的過程其實滿可怕的，得先讓黃豆長霉。
　　父親知道了，就反對：
　　「你在院子裡搞什麼？」
　　母親說：
　　「我擺在後院裡，又不給人看見！」
　　父親覺得又髒又噁心，不讓她弄，但我母親下定決心，還是偷偷做了一缸。
　　等這些黃埔軍校的學生來，母親給他們切一段段的黃瓜，蘸大醬喫，然後又端出酸菜火鍋。
　　有人一邊喫一邊掉眼淚，因為想起家來了。
　　這些人這一生沒再回去了。

　　到臺灣八二三砲戰時，父親和立法委員到戰地去，金門防衛司令王多年將軍說，他是我父親主持招收的黃埔十期學生，忘不了我母親的家鄉菜。
　　從南京打到四川的征途，許多黃埔的學生，照顧中山中學的弟妹和我一家人，也是對我母親感恩。
　　在母親葬禮上，曾任駐馬拉威大使的趙金鏞說，懷念當年在政治大學讀書時我母親對他的關懷，家鄉淪陷後還給零用錢……。

　　那一年，我姥爺設法又來了一趟南京，看到他疼愛的女兒在前院種花和後院大大小小的缸間興高采烈地忙著，終於放了心。
　　回家後兩年，他平靜地去世，心中不再牽掛。

　　母親雖然有了持家的幸福，卻常常一面忙一面輕聲地哼唱著，我不知道她唱什麼，但是當她抱我妹妹的時候，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在唱《蘇武牧羊》，唱到「兀坐絕寒，時聽胡笳，入耳心痛酸」一句不漏，重複地唱著直到小孩睡著了，有時還獨坐一陣子。

　　十多年後，抗戰已經勝利了，她曾經回到家鄉祭拜了姥爺和姥娘的墓，回過她枯守了十年的齊家小西山故居，接著卻又被迫逃離北方，奔往更遙遠的臺灣。
　　在臺中，我兒子的搖籃旁，已經二十年後了，她又輕聲地唱起《蘇武牧羊》，那蘇武仍在北海邊牧羊，窮愁十九年……。
　　直到她埋葬於臺北淡水之前的三十八年間，她未再看到心中的北海。

　　  10、流亡的大家庭  

　　創立國立東北中山中學，我父親認為是他應當做的事。

　　民國廿一年（1932）他由南京回北方，冒死出山海關潛回東北故鄉，卻隻見到義勇軍等地下武力抗日的窮途末路。
　　地下工作同志認為他應該回到南京，以他在中央已經建立的地位和東北協會，對家鄉做更有效的幫助。

　　於是，他先在北平成立「東北青年教育救濟處」，由流亡的文教界人士照顧「滿洲國」成立後不願作日本順民而逃到平、津的青年。
　　他們有些流落街頭，冬天凍餓在路邊。
　　救濟處搭了些帳篷，先給他們飲食和基本照顧。

　　民國廿三年（1934）南京政府團拜時，父親結識當時的行政院次長彭學沛先生，知道他也來自北方，說動他撥下五萬銀洋，立刻與北平的李錫恩、黃恆浩、周天放等友人進行辦校，於民國廿三年（1934）三月二十六日在借到的報國寺、順天府、原警高舊址等地成立「國立中山中學」，招收了約二仟名初一到高三的流亡學生。
　　這是中國第一所國立中學，因為父親說服教育部，在風雨飄搖的局勢中，隻有國家才能穩當地保障這樣救亡圖存的學校的存續。

　　第一任校長由原任吉林大學校長的李錫恩出任〈他與我二伯父世長在德國同學，與父親亦有相同的政治理想，父親視之為兄〉。教師幾乎全由流亡北平的大學教師擔任，我的哥哥原本就讀於北平崇德中學，來投考被錄取讀初二。

　　到了民國廿五年（1936）秋天，華北的局勢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日本的潛在威脅和土共的滲透，使中央直接支持的人與事漸漸難以生存，於是父親和黃恆浩、高惜冰等幾位東北抗日同志在南京郊外二十里的板橋鎮買了一塊地，先建了些基本校舍和幾所教職員宿舍，將中山中學由北平遷來南京。

　　落腳之後，學生自己動手平操場、建圍牆和校門。
　　進校門前，遠遠看到那泥磚牆上巨大的八個字：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每天清晨升旗典禮，師生唱著共同命運寫照的校歌（郝泠若詞，馬白水曲）：

　　在板橋初創時，凡事艱苦。而且大家都年輕，我父親總是樂觀地往長遠想。
　　然而，這樣清苦但安定、充滿未來期望的日子隻過了一年半，南京也容不得身了。
　　離開南京後，漫漫長途，日子比板橋還苦，在半個中國的土地上顛沛流離，喫盡了饑寒之苦。

1932年蔣介石書「攘外必先安內」的手令。

　　  11、張大非，家破人亡的故事  

　　我哥哥隨中山中學由北平遷到南京之後，每個星期六中午會帶五六個同學回家。
　　喫過晚飯，他們坐江南鐵路的火車回板橋，哥哥在家住一晚。

　　母親在她自己的幸福中，覺得每個沒有家的東北孩子都是她的孩子。
　　在南遷之後、抗戰八年之中，所有中山學生都是沒家的孩子，差不多每個人都有淒楚的故事。

　　張大非初到我家的時候，沒有人注意他。
　　他靜靜地坐著，很少說話，也不參加遊戲。
　　喫飯時，媽媽總叫他坐在她旁邊，不斷地給他夾菜。

　　在這之前，我隻知道爸爸要哥哥去找一位姓張的學生——他的父親在滿洲國成立之初是瀋陽縣警察局長，因接濟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廣場上澆油漆燒死。

　　哥哥終於在同學中找到了他。
　　他比我哥哥大三歲，除了打籃球，不參加任何課外活動，也很少與人說話。
　　透過那一年畢業和他一起打球的撐竿跳國手符保盧〈是那時女生的偶像〉知道他的身世，哥哥才找到他。

　　那一年過年除夕，他們留在學校，全校包餃子過年。
　　初二下午，張大非與哥哥回我家。
　　當天外面開始下雪，很冷，屋子裡生了火，飯後坐在壁爐邊，媽媽問他離開家鄉的情況。

　　他說他父親被燒死之後，在日本人追殺之前，一家八口四散逃亡；他與一個弟弟、妹妹連夜逃往營口投奔姑姑，進了一所教會辦的中學。
　　每天早上學校有早禱會，由「主禱文」開始：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尊父的名為聖，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求主賜給我們……。」
　　在這裡他可以盡情求告一個父親的保護和愛，於是他信奉了基督教。

　　第二年滿洲國成立，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他已十五歲。
　　一個人進關，到北平投奔叔叔。
　　失學了一年，叔叔家也不適久住。
　　那時在北平、天津街上流落的東北青年很多，冬天街旁常有凍餓路倒。

　　有一天，他在極端困頓中在報國寺旁遊蕩，看到院子裡搭了幾個帳篷，廟門上貼著「國立中山中學」招收東北流亡學生的布告。
　　他考取了初三，入學後全體學生食宿一切公費，從此有了安身之所。

　　學校功課水準很高，原以為自己有了前途。
　　誰知過了兩年，華北在日本由滿洲國進逼之下已風雨飄搖，漸漸岌岌可危，中山中學被迫南遷。
　　離開北平時，隻能輾轉告訴在家鄉卻已無家可言的母親，將隨學校南遷，到了南京板橋卻始終得不到母親的消息……。

　　我永遠記得那個寒冷的晚上，我看到他用一個十八歲男子的一切自尊忍住號啕，在我家溫暖的火爐前，敘述家破人亡的故事——和幾年前有個小男孩告訴我他爸爸的頭掛在城門上一樣悲慘。

　　窗外，媽媽種的幾棵小樹在風雪中搖晃，彎得近於折斷。
　　自此，我深深地記住他的名字——逃到營口後，他把原來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張迺昌」改為「張大非」。

　　從此，每個星期六午後，我會在哥哥那群喧鬧的同學中，期待他那憂鬱溫和的笑容。
　　他最喜歡帶我那三歲的大妹妹到院子裡玩，有時幫媽媽抱襁褓中的二妹，偶爾會到我常坐的椅子旁看我新買的書。
　　有一次，他帶來他自己的那本小小的、鑲了金邊的《聖經》（"Biblia "）給媽媽和我看，說這是離家後唯一的依靠。
　　當時我雖不懂，但多年後我明白，為什麼在他淡淡的落寞中有一種和平、寧靜。
　　我似乎又找到了一本深奧待解的書，很有吸引力，可是他又隨身帶走了。

　　那一年初春，中山中學大門外面蓋了一些小平房，很小的木架泥牆小房子。
　　媽媽每星期去住四五天，因為她又懷孕了，很喜歡再過一過鄉村生活，每天可以種些菜。
　　此外，另幾家東北出來的老師家眷，更能慰解她的真正鄉愁。

　　我每週末也會去板橋，可以滿山遍野跑一跑，好似回到六歲前的童年。
　　張大非常常來，他最喜歡抱我那兩個妹妹，看我媽媽做家事，仍然很少說話。

　　有一天喫過中飯，哥哥和七、八個同學說要去爬不遠處的一座小山，牛首山。
　　我看著那山，羨慕許久了，就追著趕上跟了去。

　　下午四點鐘開始下山的時候，突然起了風，我比他們下山時走得慢，漸漸一個人落後了。
　　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我仍在半山抱著一塊小巖頂，進退兩難。
　　山風吹著尖銳的哨音，我在寒風與恐懼中開始哭泣。
　　這時，我看到張大非在山的隘口回頭看我。

　　天已漸漸暗了，他竟然走回頭，往山上攀登，把我牽下山。
　　到了隘口，他用學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軀，說：
　　「別哭，別哭，到了大路就好了。」
　　他眼中的同情與關懷，是我這個經常轉學的十二歲邊緣人很少看到的。

　　回到家，哥哥對媽媽說：
　　「以後再也不許她跟著我！那麼小座山，她上去那麼慢，又下不來，動不動就哭，煩死人了。」

　　初夏，我們搬回南京城裡，媽媽待產。

　　我們的一生和中國的命運不久就全變了，我再也沒有回到那小屋子的緣分。

　　數十年間，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總記得他在山風裡由隘口回頭看我。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