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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巨流」

August 29, 2013, 12:2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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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目光漫遊，浪漫寧靜宇宙。
 
 

　　到了臺中，我們可以靜下來過自己的生活，靜心看看自己的書，再想前途。
　　……。
　　但我一生工作皆隨夫轉移，如此，我便隨他遷往臺中，一住十七年。

　　　　　　　　　　　　　　　　　　　　　——齊邦媛：《巨流河》

 

 

　　這世界到底爲了什麽沈淪
　　如果注定要悲情我爲何而生
　　愛會是一輩子的事隻是我不能
　　說了謊去掩飾一開始的真
　　多年後城市已經變得很陌生
　　爲何要選擇離開誰也不情願
　　而青梅竹馬的回憶已經沒有人會去記得
　　說不出我原是來自哪裡的人
　　在悲情城市我們就愛到這裡
　　沒有人能保留快樂的權利
　　……。

 

　　這首由影帝梁朝偉根據其主演同名影片《悲情城市》（"A City of Sadness，1989 "）而演唱之同名歌曲，悲哀而沈重，淒涼而滲骨。

　　這座「城市」，不為臺北，抑或九分，而是臺灣——那個「無根之城」。在那裡，「外省人」永遠喪失了故鄉，「本省人」卻似乎沒有了祖國。他們同病，卻並不相憐。個人，如果勇敢地站出來想阻止時代洪流，多少像奮力撲向風車之「唐吉訶德」」（"Donquixote "），往往隻能當「殉道者」，而更多時候，個人甚至連選擇當「旁觀者」之權利也被剝奪了。「一般人」之命運，在轟轟烈烈之時代面前，總為如此之渺小，甚者乃至忽略。那種「悲情」之「痛」，不似爆炸般迅速地被「感覺」，而應為在人們目睹一個個事件之發生而靜靜地産生，並且越來越聲勢浩大。這種産生，其實對於「觀者」而言，簡直為一種「折磨」。而一旦有所感覺，最後除了「悲」，便找不到「痛」矣。

　　齊邦媛之「巨流河」，便涵蓋著那個時代。實在說來，真是「歡樂苦短，憂愁實多」：

　　　　「我的婚姻生活裡布滿了各式各樣的鐵路災難，直到他民國七十四年（1985）
　　退休，近四十年間，所有的臺風、山洪、地震……，他都得在最快時間內，沖往現
　　場指揮搶脩。」
　　　　「蔣總統敗退來臺，困頓數年之後，又回升至反共盟國夥伴，不僅有了安全保
　　障，也開始真想反攻了。」
　　　　「民國四十三年（1954）底，齊世英在立法院公開發言，反對爲增加軍費而電
　　力加價，令蔣總統大怒，開除他的黨籍。」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父親對蔣之不滿，起源於東北勝利後的變局。」
　　　　「勝利了，剩下這條命，不是該還鄉了嗎？」
　　　　「他們進駐地廣人稀的東北各地，一天比一天寒冷，凍徹骨髓的酷寒，倒下的
　　士兵幾曾夢過這樣的日子？」
　　　　「在那一望無垠的黑土白雪地上，沒有一塊這些軍人的墓碑，因爲他們是奪取
　　了政權者的『敵軍』。」
　　　　「二十年的奮鬥，將我父親由三十歲推入五十歲。理想的幻滅，成了滿盈的淚
　　庫，但他堅持男兒有淚不輕彈。」
　　　　「我一生懂得，他每滴淚的沈重，那男兒淚裡巨大的憾恨，深深的傷痛。」
　　　　　　　　　　　　　　　　　　　　　——齊邦媛：《巨流河》

　　嗚呼！

　　「你懂我的痛嗎？」

　　齊邦媛，你以目光漫遊，浪漫寧靜宇宙。

　　在齊邦媛之筆下，大時代環境之曆史影映幟上，讓人更懂得何謂「知識份子」、「公務人員」、「淡泊名利」，何謂「愛國」，……。

　　竊以為，真正的知識份子，乃為以那有限之文字，來描繪曆史之真貌。其對世間價值之信仰，沒有一絲一毫之模糊灰階，惟有敬重與堅定。

　　維多利亞時期「桂冠詩人」（Poet Laureate）丁尼蓀（Alfred Tennyson，1809 - 1892）之名詩《眼淚，無由的眼淚》（"Tears，Idle Tears，1847 "），雲："Tears，idle tears， I know not what they mean ,  / Tears from the depth of some divine despair / Rise in the heart , and gather to the eyes , / In looking on the happy Autumn - fields , / And thinking of the days that are no more. "（眼淚，無由的眼淚，我不知道牠們意謂著甚麽， / 從某種神聖而絕望的深淵 / 淚水湧上心頭，彙聚眼中， / 注視著那秋天幸福的原野， / 思索著那一去不返的時光。）

　　詩文，表述之為眼淚，卻亦為失去，亦為情悲。

　　「天地悠悠，不久我也將化成灰燼，留下這本書，爲來自『巨流河』的兩代人做個見證。」（齊邦媛：《巨流河•自序》）

　　時代列車，嚨嚨碾過，風塵戀戀；記憶巨河，流盡到此，悲情「巨流」。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我們搬到臺中後二十天，外面世界突然發生劇變：韓戰爆發。
　　……。

　　民國四十三年（1954）底，齊世英……他自二十八歲以志趣相投入黨，一生黃金歲月盡心投入，當年將愛鄉觀念擴大爲國家民族觀念，抗日救國，誰知勝利不過三年，失去了一切！

　　　　　　　　　　　　　　　　　　　　——齊邦媛：《巨流河》

巨流河●

第六
章

 

風雨臺灣 

　　  7、臺中，冒煙火車的年代  

　　我在臺大的助教工作，忙碌起來，大陸來的教師多了。  
　　文學院長由沈剛伯先生接任（錢歌川先生回了大陸，後來轉赴美國），外文系由英千里先生擔任系主任。他由北平輔仁大學來，單身在臺，初期也不定時上班。  
　　我仍須每天早上去開門，黃昏鎖門下班。系上的公文、教材仍由我經手，打字、分發，新來的助教侯健和戴潮聲在樓下研究室上班。

　　臺大在舟山路與羅斯福路一巷內，新接收了一批小型的日式教員住宅，「資深」助教可以申請。
　　經濟系的華嚴配得了一戶，告訴我快去申請。
　　外文系隻有我一個資深助教，所以我也可以配到一戶。
　　那小小的榻榻米房間，有全扇窗子開向種了花木的院子。我很開心地向裕昌說，這好消息。原以爲他也會高興，不料，他聽了沈吟不語。
　　第二天，他很正式地對我說，他不能剛一結婚就作妻子的眷屬。我們兩個公教人員，隻能分配到一處公家宿舍，他若去住臺大宿舍，今後便不能申請鐵路局的房子。最重要是，他的工作是全年無休，要隨時保持鐵路暢通，不可能每天搭換兩路公共汽車准時上班，唯一自己能調度的是腳踏車（我的嫁妝裡有一輛菲利浦腳踏車，在那時很帥，差不多像今天的汽車一樣），若遇到工程有急需，從景美到臺北站需騎半小時，會耽誤公事。
　　臺北段近佰哩鐵路，實在責任太大，所以他不贊成搬到臺大宿舍。
　　他的意見，我父親完全同意，他在我由上海回臺灣前已多次鄭重贈言：「不能讓丈夫耽誤公事，也不能傷他尊嚴。」

　　不久，鐵路局臺中電務段長出缺，裕昌和我商量，想調到臺中段。他認爲，那裡的段長宿舍很好，有相當大的院子，我們在那裡養育兒女比較舒服，臺北段公事忙，事務多，局裡局外的人事複雜，厭於應付，而臺灣面臨的政治局勢，也令人憂慮。
　　到了臺中，我們可以靜下來過自己的生活，靜心看看自己的書，再想前途。臺灣若能安定下來求發展，鐵路運轉的樞紐在中部而不是臺北，也許將來電務段的工作並不隻是脩脩行車沿線的電線杆和通訊而已。

　　他請求調臺中時，鐵路局的人都說，「這個老羅真奇怪，在臺北首席段長做得好好的，卻自動要調往小段去！」
　　我向臺大辭職時，前一任的系主任王國華教授說，「Miss 齊，沒有人在臺大辭職。」
　　但我一生工作皆隨夫轉移，如此，我便隨他遷往臺中，一住十七年。

　　民國卅九年（1950）六月五日，我第一次走進臺中市複興路二十五號的前院，玄關門外的那棵樹，開滿了燈籠花，好似懸燈結彩歡迎我們。

　　大約二十坪的榻榻米房子，分成兩大一小間，走廊落地窗外，是個寬敞的院子。一端是一棵大榕樹，樹須已垂近地面。我立刻愛上了這個新家。

　　這時，我已懷孕六個月，九月十九日在張耀東婦産科，生了第一個兒子。
　　由於分挽過程太長，掙紮至第二天夜晚，已陷入昏迷狀態。
　　我母親驚嚇哭泣，在旁呼喚我的名字，和當年舅舅在漢口天主教醫院呼喊她的名字一樣，從死神手中搶回我的生命。
　　醫師用産鉗取出近四公斤的胎兒，我約二十多天不能行走。

　　嬰兒近三個月時，我母親必須趕回臺北，嫂嫂在十二月底生她的第二個孩子。

　　媽媽走後數日，裕昌下班時間仍末回家，屋內黑暗陰冷。
　　我大約氣血甚虛，竟不敢留在屋內，抱著孩子拿個小板凳坐在大門口。
　　房子臨街，複興路是條大路，有許多腳踏車和行人過往。

　　靠鐵路調車場，一直到臺中糖廠，有大約三十戶鐵路宿舍。
　　我坐在門口，將近九點鍾，電務段的同事廖春欽先生走過，他不知我因害怕而坐在門口，告訴我，「段長今天下午帶我們去漲水的筏子溪搶脩電路，橋基沖走了一半，段長腰上綁著電線，帶我們幾個人在懸空的枕木上，爬過去架線，一個一個、一寸一寸地爬，這些命是揀回來的！」

　　不久，遠遠看到他高瘦的身影從黑暗中走到第一盞路燈下，我就喜極而泣，孩子餓了也在哭。
　　他半跑過街，將我們擁至屋內時，他也流淚地說，「我回來就好了，趕快沖奶粉喂孩子吧。」

　　我的婚姻生活裡布滿了各式各樣的鐵路災難，直到他民國七十四年（1985）退休，近四十年間，所有的臺風、山洪、地震……，他都得在最快時間內，沖往現場指揮搶脩。
　　午夜電話，至今令我驚悸。我得把沈睡中的他搖醒，看著他穿上厚雨衣，沖進風雨裡去。然後我就徹夜擔心，直到他打電話告知身在何處。

　　實際上，在他退休之前，凡是天災或火車事故之後，他都不在家。
　　十大建設，凡是鐵路所到之處，都是他的責任。
　　他那衣物漱洗的隨身包，放在辦公室。任何時間，一個電話，他就奔往高雄；再一個電話，奔往花蓮。
　　去幾天呢？不知道。
　　擴建蘇花線的時候，坐工程車沿線看著，車上放個板凳，可以坐在軌道旁監工：隧道塌了再挖，他就多日不回家，逢到假期節日他們奔波操心更無甯日。
　　我們在臺北麗水街的鄰居，陳德年先生，也是電機工程師。任局長五年內，從末在家過年。除夕晚上，他坐慢車沿線到各站慰問回不了家的鐵路員工。
　　他的太太病重去世之前，正逢鐵路電氣化工程一個重要關頭，他必須到現場打氣，不能整日陪在病榻前。
　　我對普天下的工程人員，充滿了同情與敬意。 

 

歲月在流逝，希望隨著鐵軌延伸，駛向遙遠的未來……

 

　　  8、永恒漂流的父親  

　　我們搬到臺中後二十天，外面世界突然發生劇變：韓戰爆發。
　　美國杜魯門總統宣布，太平洋第七艦隊協防臺灣，遏止對臺灣的任何攻擊，使臺灣中立化。接著，美國海、空軍及地面部隊加入戰爭（漢城已陷落），抗阻北韓越過北緯三十八度線進攻南韓。七月底，由聯合國授權統帥亞洲聯軍的麥克阿瑟將軍訪問臺灣，受到極盛大的歡迎。
　　他一年後解職回美時，紐約七佰萬市民夾道歡迎這位二次大戰最偉大的美國英雄。
　　蔣總統敗退來臺，困頓數年之後，又回升至反共盟國夥伴，不僅有了安全保障，也開始真想反攻了。
　　那時，臺灣的人口一仟萬左右﹝民國卅五年（1946）民政廳統計六佰三十三萬﹞，民國四十三年（1954），大陸人口統計有六億五仟六佰六十三萬人，如何反攻？

　　同年八月四日，自北伐後定都南京起即負責國民黨黨務的陳立夫受命去瑞士參加世界道德重整會民國卅九年（1950）年會，會後自我流放。轉往美國在新澤西經營農場養雞〔至民國五十九年（1970）回臺養老〕。
　　在他啓程後第二天，召開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全部摒除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幹部，代之以政學系或青年團部的人，選陳誠任行政院長，蔣經國正式登場。負責紀律、幹部訓練等忠貞、情報工作。檢討戰敗過程中，認爲軍人背叛和共黨煽動民間的不滿是主因，必須展開綿密的反共防諜網，鞏固蔣總統的領導權。

　　初到台灣時，立法院最大的同仁組織是「革新俱樂部」，約有一佰七十人左右（東北籍立法委員來臺的有三十多人），由陳立夫、蕭錚、張道藩、程天放、谷正鼎、邵華及齊世英等人召開，以民主、法治、人權、自由爲主張，希望國民黨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陳立夫流寓海外後，部外人士進入陳誠的內閣，專職立法委員的革新俱樂部成員，對於戒嚴體制的施政有時會提出一些批評。

　　民國四十三年（1954）底，齊世英在立法院公開發言，反對爲增加軍費而電力加價，令蔣總統大怒，開除他的黨籍。
　　這件事是當時一大新聞，臺灣的報導當然有所顧忌。香港《新聞天地》的國際影響較大，標題是《齊世英開除了黨籍嗎？》，認爲，國民黨連這麽忠貞二十年的中央委員都不能容，可見其願碩獨裁，而蔣先生不能容齊，不僅因爲他在立院的反對，尚因他辦《時與潮》的言論較富國際觀，灌輸自由思想與國民個人的尊嚴，對確保臺灣安全的戒嚴法不敬。

　　民國四十四年（1955）元旦，電力公司遵照立法院決議，電價增加百份之三十二。
　　立法院當然會通過電力加價案，那反對加價者齊世英的政治生命和當年老革命者的頭顱一樣，砍下來挂在城門上哪吶。

　　在家裡，我那五十五歲的爸爸，泰然自若地看書、會客。客人少些，書看得多些。
　　開會的時候，早上精神抖擲地搭交通車上班。自嘲房子越住越小，車子越坐越大。
　　那十多年間，監視他的人在門外「執勤」，家裡沒有小偷光顧。
　　他原未曾利用身份，做過生意，也從未置産，幸而尚有立法委員薪水，家用不愁。
　　我母親隨著他顛沛一生，清樸度日。

　　以這種方式離開了國民黨，在我父親來說，那時可以說是一種解脫。
　　他自二十八歲以志趣相投入黨，一生黃金歲月盡心投入，當年將愛鄉觀念擴大爲國家民族觀念，抗日救國，誰知勝利不過三年，失去了一切！
　　蔣總統身邊的江浙政客，怎能了解東北獨特的傷痛！
　　齊世英一生理想，豈是在這小長安的功名利碌！

　　但是，君子絕交，不出惡言。
　　他尊重領導抗日、堅持到底的蔣委員長，終生稱他爲蔣先生。
　　在《時與潮》上論政，也對事不對人。他對多年政壇上的友情、義氣、風範，仍很珍惜。
　　他當年在沈陽同澤中學、黃埔軍校、政校、警校、東北中山中學的學生到臺灣來的不少，多在教育、黨、政、軍方面工作。
　　我父親與雷震、夏濤聲、李萬居、吳三連、許世賢、郭雨新、高玉樹等人聚會籌組新黨。
　　民國四十九年（1960）雷震因《自由中國》案入獄之後，立法院革新俱樂部數十位資深委員共同公開表示，「如牽連到齊世英委員，我等不能緘默，請轉告當局。」
　　也許，因此保護了我父免受牢獄災難。
　　當時，年僅三十四歲的梁肅戎在《立法院時期的齊世英》一文（見《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中說，此舉「表達了早期政治人物同志愛的節操，使人永世難忘。」

　　梁肅戎先生（1920 - 2004），二十四歲在沈陽秘密參加國民黨，以律師身份掩護進行抗日地下工作，被日本人追捕入獄，幸兩年半後勝利出獄，次年當選遼北區立法委員。
　　不久，東北淪陷，他帶著老母幼子一家七口來臺，與我父親關系最爲密切，政治牽連也最大。
　　但他是位有情有義有理想的人，最受中外政壇重視的是出任雷震叛亂案辯護律師；雖然雷震仍被判十年牢獄，但他在中外記者采訪及有關人士佰余人旁聽的法庭上侃侃爲自由人權辯護，寫下臺灣法制史的新頁。
　　後又慨然擔任黨外前輩彭明敏教授之辯護律師，並且協助彭離開臺灣前往美國。
　　他爲法制人權挺身而出的膽識與情操，展現了知識分子的風骨。
　　可惜，彭明敏在民進黨成立後回到臺灣，竟然因爲梁肅戎堅守國民黨體制內政革的立場，而否認梁對他曾做有效協助……
　　統獨之辯起後，梁甚至成爲他們的敵人了。

　　他自立法院院長任滿退休後，以個人名義成立「海峽兩岸和平統一會」時已七十五歲，早已不計個人得失。
　　他忠誠對待一生投入的政治信念和朋友，更不可能相信共産黨，抱病猶在奔走呼號兩岸和平，希望幫助建立一個民主，自由，普享人權的和平世界，這也是他對東北故鄉半世紀懷唸所化成的大愛。
　　不論是他魁梧的身軀或是洪亮的聲音，生前死後，都令我想到「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在家鄉原野上馳馬仟哩的豪邁漢子。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父親對蔣之不滿，起源於東北勝利後的變局。
　　東北地區廣袤，其曆史、民族背景，與中國兩仟年來的興衰，密不可分。
　　二十世紀初清亡前後，接壤數仟哩的俄國和隔海近鄰日本對這塊土地，侵擾不已。
　　民國廿年（1931）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前，他們知道必須先炸死張作霖和他的軍事高級將領才能侵占東北；因爲張作霖用最了解當地民情的「智慧」建立了他的權力，維護地方安定已二十年，他集威權於一身。
　　他若不死，日本人想占沈陽都辦不到，遑論全東北！

　　抗日勝利來臨得太快，蔣先生也許來不及多加思索，派熊式輝作東北行轅主任，主持東北接收大局。
　　熊既無任何大局經驗，又無政治格局，即使在軍中，他連個儒將也不是，最高資曆是江西省主席，曾協助過蔣經國贛南剿匪工作，所以得到蔣家信任。
　　東北這一大塊疆土，他大約隻在地圖上見過，既無知識基礎也毫無感情根基。
　　這匆促或者私心的一步棋，播下了悲劇的種子。

　　對創深痛巨的東北，在這關鍵時刻，蔣先生如此布局的態度，令有識者，心知東北大禍即將來臨。

　　熊式輝就任之初，對原受中央黨部東北協會指揮的地下抗日的東北人士保持疏離，理由是不願引起搶先接收的俄國人誤會。
　　民國卅五年（1946）春，蔣經國以東北外交特派員身份由長春致私電給蔣先生，謂：東北黨部不受約束，有反共情事，影響中俄外交（署名「兒經國叩」）。
　　蔣先生下令給組織部，謂：不受約束即押解來渝（重慶），並附上電文。
　　組織部把牠，交給我父親去「約束」。過去二十年服膺三民主義思想、抗日以求複國的地下工作者，在各個分布遙遠的革命據點接到命令，全然迷惑不解；他們不懂爲什麽苦盼到勝利了，竟然眼睜睜地看著老毛子（俄國人）來家鄉劫收，甚至奸殺虜掠。
　　老毛子走了，中央派來的軍隊對東北多年的痛苦卻毫無體恤。

　　《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談到東北接收大局敗壞之始：

　　我看熊式輝是小官僚而非政治家，有小聰明，善耍把戲，對東北根本不了解。
　　那時中央調到東北的軍隊，除孫立人部而外都是驕兵悍將，熊一點辦法都沒有，而熊又不能與杜津明、孫立人合作。
　　中央派到東北去的文武官員驕奢淫逸，看到東北太肥，貪贓枉法，上下其手，甚至對東北人還有點對殖民地的味道，弄得怨聲載道……
　　中央在東北最大的致命傷莫過於不能收容僞滿軍隊，迫使他們各奔前程，中共因此坐大。
　　林彪就是利用東北的物力、民力，配上蘇軍俘來的日軍和僞軍的武器組成第四野戰軍，一直從東北打到廣州和海南島。
　　據說一直到現在（一九六八年），湖廣．壹帶的地方官不少是東北人，都是第四野戰軍。
　　我們的人自已不用給人用，說起來實在痛心。
　　我們那時東北黨務（主要是以地下抗日工作作核心）做得很好，如果能把這些人用在地方上做號召，我想共黨在東北是起不來的。
　　中共過去在東北的組織力量微乎其微，早在張家父子時代對共黨就絕不優容，張作霖在北平就曾抄過俄國大使館、殺李大钊。就是日本進占中國也是反共，而僞滿又是執行日本的命令……
　　一直到我們收複東北時，中共在東北還沒有什麽力量，以後依賴俄國的扶持才坐大。
　　俄國扶持中共固然是促成東北淪陷最主要的原因，而政府用人不當，方法不對，也須承認。尤其，勝利後。
　　東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皆傾向中央，隻要中央給點溫暖或起用他們的話，他們一定樂意爲國效勞。

　　「溫暖」，在東北人心裡是個重要的因素，那是個天氣嚴寒、人心火熱的地方，也是個爲義氣肯去抛頭顱灑熱血的地方。
　　蔣先生自民國廿五年（1936）張學良「西安事變」後，即不信任東北人，任用來自江西的熊式輝接收東北。
　　政府經略東北，欠缺深謀遠慮，致使抗戰勝利後，中共在東北的軍力遠勝於國軍。
　　國共「三大會戰」之一的「遼西會戰」（又稱遼沈會戰）即在東北：
　　從民國卅七年（1948）九月至十一月，五十二天，中共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以傷亡不到七萬人的代價，消滅、改編了國軍四十七萬餘人，占領東北。
　　會戰期間，東北已進入冬季，天寒地凍，難道不會令那些來自雲南、兩廣、湖南等地的軍隊感到困惑？
　　勝利了，剩下這條命，不是該還鄉了嗎？
　　他們進駐地廣人稀的東北各地，一天比一天寒冷，凍徹骨髓的酷寒，倒下的士兵幾曾夢過這樣的日子？
　　在那一望無垠的黑土白雪地上，沒有一塊這些軍人的墓碑，因爲他們是奪取了政權者的「敵軍」。

　　民國卅七年（1948）十一月，東北全部淪陷。
　　我父親致電地下抗日同志，要他們設法出來，留在中共統治裡沒法活下去，結果大部份同志還是出不來。
　　原因是，一則出來以後往哪裡走？怎麽生活？二則，九一八事變以後大家在外逃難十四年，備嘗無家之苦，好不容易回家去，不願再度飄泊。從前東北人一過黃河，就覺得離家太遠；過長江，在觀念上好像一輩子都回不來了。三則，偏遠地區沒有南飛的交通工具，他們即使興起意願，亦插翅難飛。
　　這些人留在家鄉，遭遇如何？
　　在訊息全斷之前，有人寫信來，說：
　　「我們半生出生人死爲複國，你當年鼓勵我們，有中國就有我們，如今棄我們於不顧，你們心安嗎？」

　　我父親隨中央先到廣州，又回重慶參加立法院院會。
　　民國卅八年（1949）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重慶開了一次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議，會後備了兩桌飯，喫飯時，大家心情非常沈重，有散夥的感覺，次日搭上最後飛機，飛到臺灣。
　　初來臺灣時，肺部長瘤住院。
　　手術後一夜，自噩夢驚醒。夢中看見挂在城牆上滴血的人頭張口問他，「誰照顧我的老婆孩子呢？」

　　二十年的奮鬥，將我父親由三十歲推入五十歲。
　　理想的幻滅，成了滿盈的淚庫，但他堅持男兒有淚不輕彈。
　　五十歲以後安居臺灣，我終於可以確確定定的有了爸爸，風雨無間阻的能和父母相聚。
　　他去世前兩年，我因車禍住院，他看到傷兵似的我，竟然哭泣不止。
　　從此以後，他的淚庫崩潰了。
　　我一生懂得，他每滴淚的沈重，那男兒淚裡巨大的憾恨，深深的傷痛。  

 

《齊世英口述自傳》——除了是一部個人史，亦寫滿了東北半世紀的滄桑。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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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泊的「羅幾何」

August 31, 2013, 11:4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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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之事物，讓齊邦媛之心靈，回歸清淨祥和的氛圍。
 
 

　　那些年月，真是磨難重重的日子！但也是我們生命紮根的關鍵時期。
　　一個在中學被同學稱爲「羅幾何」的四川青年，因爲向往火車的奔馳而進入臺灣鐵路局，在臺中邊緣化的冷落日子裡，自己尋求工作與生活的焦點，貫注研究，開創一生的事業，也實際帶出了臺灣鐵路現代化自己施工的隊伍。

　　　　　　　　　　　　　　　　　　　　　——齊邦媛：《巨流河》

　　2012 年 10 月 11 日，臺灣《聯合報》刊頭下刊有一則名謂「一名鐵路老兵之告別」之訃聞，寫著：「家父羅裕昌先生，畢生奉獻台灣鐵路之現代化，重大工程，無役不與，功成身退……於 2012 年 9 月 20 日在美國病逝，享壽 93 歲 。」

　　羅家家眷這寥寥數句之生平描述，而其一生，則為整個臺灣戰後那半部「鐵道史」。

「臺鐵之父」羅裕昌（1920.2.19 - 2012.9.20）。

　　生於 1920 年之羅裕昌，早年畢業於國立武漢大學電機系，1946 年就進入臺鐵擔任基層工程人員，1960 年領軍完成彰化至臺南間 CTC，1964 年完成彰化至竹南間「海線」CTC，1969 年完成「山線」CTC工程，共計達 323 公哩。在那塊土地上，其猶如玩「拼圖」般，一步步完成整個臺鐵「縱貫線」自動化。1966 年其參與了臺灣「十大建設計劃」，完成了「西幹線」鐵路電氣化，為此榮獲五等景星勳章，且被聘爲國家建設研究會研究員。直到 1985 年，其從臺鐵副局長退休。其一生中，耗費了將近 40 年之光陰，一手將戰後古老傳統之臺鐵，推向現代化。最終，2012 年 9 月 20 日，這位「鐵路老兵」才從「人生戰場」永遠地「除役」矣。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在自傳《巨流河》中，記錄了其與羅裕昌之「相遇」、「相識」、「相知」與「相愛」之「緣」。齊邦媛寫道，那位名謂「羅幾何」之四川青年在給她之「情書」上，表明：「人的理想，應有計劃，有步驟去實現；先決定生活的重心，講求效率，節省精力，甚至於無意義的交談亦應當盡量減少。」齊邦媛回憶道：「這樣的人生態度是我過去從未聽過的，這樣的宣示，伴隨著強烈的愛情語言，在當年，仍是文藝青年的我讀來，是『很不一樣』，甚至很有趣的。」為此，這種「淡泊」之「人生態度」，深深打動了「文藝青年」齊邦媛之芳心。以致日後，齊邦媛不僅爲羅裕昌守護著家之「堡壘」，更為其工作上之堅實「後盾」。

　　在婚後之生活中，齊邦媛漸漸從羅裕昌身上，看見其當年父親之影子，爲中國之將來無私奉獻之「年輕人的氣度」。

　　「我自己的童年，幾乎沒有可拴住記憶的美好之地。」（齊邦媛：《巨流河》）

　　而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年被齊邦媛稱爲「黃金十年」之臺灣，齊邦媛與羅裕昌之三個兒子在臺中複興路那間小小日式房屋裡，誕生了；院落裡世代相傳之各色貓咪，「依照 Dr.Spock （美國本傑明•斯伯克博士，1903 - 1998）的 Baby Care（育兒寶典，1946）書中畫圖所裝的小木床」，以及後院那棵大榕樹，成爲齊邦媛所構建之「羅家三景」。

　　這些美好之事物，讓齊邦媛之心靈，回歸到「清淨」「祥和」之氛圍。

　　竊以為，用什麽樣之眼光欣賞世界，世界就會給你什麽樣之回報。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民國卅九年（1950）到民國四十九年（1960），笑淚交迸的奮鬥日月，真是我們所有人的「黃金十年」！

　　　　　　　　　　　　　　　　　　　　——齊邦媛：《巨流河》

巨流河●

第六
章

 

風雨薹灣

 

 

 

　　  9、灑在臺灣的汗與淚  

　　五○年代，台灣局勢漸漸穩定。  
　　喘息初定的政府，開始改善島內生活（雖然反攻大陸的口號喊了多年，少數人也確曾幻想期待了許多年），而鐵路運輸的現代化是最重要的事。
　　日本占領時期，所有鐵路局中級以上工作，都由日本人擔任。他們戰敗遣送回去前，對一萬七仟位臺籍員工說，臺灣鐵路，六個月內就會癱瘓。那時，火車進出車站，仍靠站員揮動紅綠旗。各站之間，全靠列車長身手利落地在火車頭噴出的濃煙中，接遞臂圈。他們是「看火車」兒童，心目中的英雄。局裡下令，電務方面研究科學技術設備，以取代人力（那時城裡的道路，連紅綠燈也不太普及）。但是，無人知道由何研究起。
　　運務處長陳樹曦，是交大畢業，相當驕傲。他對於部下的口頭語是：「你懂嗎？」提到了西方鐵路有些已用 CTC 系統，但無人見過。當時，大家默默無言散會。

　　裕昌回到臺中後，心中對此念念不忘。
　　中央控制行車制（Cralized Taffic Cntrol，簡稱 CTC）是電訊工程新念。隻有在美國，可以找到數據。
　　我知道楊俊賢的哥哥，在美國教書，也許可以幫我們尋找數據。
　　那時極少人有親友在美國，是今日難以想象的。

　　我寫信給在臺北的俊賢，不知楊大哥能不能幫這個忙？
　　誰知兩、三個月後，一個又大又重的郵包，送到我們複興路二十五號的門口。
　　這個包裹，開啓了裕昌一生工作的展望。

　　俊賢寄來的郵包，裝著十多本美國鐵路協會（AAR）出版之《美國鐵路號誌之理論及運用》（"American railroad signal theory and application "），其中第四章，即為 Cralized Taffic Cntrol  的詳細說明及圖表，共一佰七十七頁。在扉頁寫著：

　　「謹以此書贈裕昌、邦媛以及思齊侄三周歲紀唸。貽烈、俊賢，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八月十四日」。

　　此書得來不易，是美國在二次大戰中發展的新科技，臺灣當年無法得知，楊大哥以學術研究之理由購得。

　　裕昌歡欣鼓舞地翻閱了第一遍，極有興趣，寫了些筆記。爲了想深入研究，決定動手譯成中文，可以歸納、綜合，作整體了解。他認爲，我必定會幫他。所以，將緒論、新設備目的、工作所需條件等敘述文字，交給我中譯；他負責技術說明、電訊線路、操作運轉的重要圖表等。每天下班後，忙完家事，哄睡孩子（二兒思賢十五個月了），我們至少討論一小時譯文。約半年，完成全書一六六頁另加佰多幅圖表的中譯。裕昌去局裡開會，得知局裡已正式向美國鐵路協會購得一套 CTC 說明。但不知從何著手研究，計劃也無從做起。
　　全部電務主管人員二、三十人，都未受過全自動控制號志的教育，甚至連聽也沒聽過。據說，戰後日本國鐵，在美國占領軍的協助下，裝了一套半自動控車系統。韓戰開始後，臺灣得到一些補給的生意，島內物資運往港口的運輸量大增，鐵路局的重要性也大幅提高，急迫需要現代化的設備。局裡先派裕昌等人去日本，再由陳德年先生率領去美國考察。
　　民國四十三年（1954）後，以臺灣鐵路實際情況開始擬出安裝 CTC 系統設備的計劃，先由裕昌詳列由彰化至臺南（當時仍是單軌）一佰四十二公哩，二十七個車站的號志機及行車轉轍器的第一期計畫。制部招國際標，由瑞典的易利信（Ericsson）公司得標，自民國四十六年（1957）開始在彰化動工裝設。動工前一年，鐵路局分批派許多電務員工前往瑞典實習。裕昌所譯的《中央控制行車制》（一九五九年正式出書）原爲自己興趣研究的手稿，已被印成簡易手冊，作爲工程有關人員必讀。
　　到瑞典驗收待裝的設備時，Ericsson 的負責人認爲，Mr Luo （羅先生）對此通訊系統之了解精確完整，「可以對話」，對臺灣鐵路施工及使用有相當信心，雙方合作愉快。但是，民國四十五年（1956）的臺灣，對瑞典人來說，大約是個完全神秘不可知的落後地區或末開發的亞洲叢林。他們派到臺灣鐵路來的工程師 Jocobsson（音譯：喬克布森）先生，在斯德哥爾摩搭飛機到香港轉往臺灣之前，在機場與家人告別時，他的母親哭得好似生離死別一樣。他到臺中數月後，覺得可以活下去，才把太太接來。
　　他說，用四佰個英文字，可以跑天下。他太太的英文，比他多很多字。
　　到了臺中看到我，可以用更多的英文，幫助他們衣食住行，極爲安心。

　　那時，臺中（或者全臺灣）的家庭，還沒有人用煤氣（或瓦斯），仍是用一種直徑十七、八公分（七、八吋）上面鑿了許多洞通氣的煤餅，放在瓦爐子裡煮飯。
　　寬裕一點的人家，間以木炭爐燒水煮茶。
　　鐵路局的辦事員給 Jocobsson 夫婦租了一所新蓋的水泥小洋房，幫他們雇一個「會英文」的女傭，買了必需的家具。
　　那時，剛剛有三輪車代替黃包車。送他們進新家時，我指給他們看巷口的三輪車「站」，並且把我家地址寫在紙上留給他們，有事可以去我家（那時尚未裝市內電話）。當天晚上，Jocobsson 先生就坐三輪車來敲門。
　　他說，蚊子太多了，怎麽能睡覺？
　　女傭說，自來水不能喝，燒了一大壺開水太燙，不能喝，需要幾個瓶子裝冷開水。
　　我把客房用的蚊帳借給他，再拿幾個幹淨的空米酒瓶給他。

　　過了兩天，換 Jocobsson 太太坐三輪車來看我，坐下不久就哭起來，說，她丈夫早上去彰化工地上班，很晚才回家，她 " terribly homesick "（非常想家）。
　　我去找了一隻很漂亮的小貓，送去給她。
　　那隻剛剛三個月的小狸貓，十份可愛，大約很能安慰她的思家之情。
　　我也常去帶她走走，但是臺灣和瑞典的文化、氣候差異太大。
　　她可真是舉目無親，半年後仍然回瑞典去了。

　　鐵路裝 CTC 的工地在彰化車站，距臺中二十份鍾車程。那時，公務工程兩用的汽車，是裕隆公司最早出品的帆布篷大吉普車。每天早上，裕昌帶 Jocobsson 先生和副段長陳錫銘先生一起去，晚上再一起回臺中。施工後，陳家搬到彰化的鐵路宿舍。
　　星期日，工程亦不停，我和三個兒子常常坐他的蓬車去陳家，最喜歡去彰化調車場閑置的空車廂。陳家小孩兩男兩女與我孩子，一起長大。
　　陳太太張瓊霞女士，和我成爲共患難的好朋友。五十年來分享了生兒育女、爲丈夫擔驚受累的年輕歲月，也一起看到他們凝聚智慧和毅力的工作成果。她帶我們去看她田中祖居，西螺妹妹家，去許多電務同事的家喫拜拜，真正認識臺灣的風土人情。

　　至今弄不明白陰極陽極磁場的我，看著那一批 CTC 工程人員，不分晨昏接受科技的挑戰，在那些迷魂陣似的電器線路間理出脈絡，登山涉水地架設臺灣鐵路現代化的最早聯絡網，分享他們大大小小的失敗與成功。
　　我真感覺榮幸，又似回到抗戰時期，願盡自己所有的後援之力。

　　民國四十八年（1959），工程進入最艱困階段。八月，彰化與臺中之間的大肚溪鐵橋被臺風沖垮，大水淹沒了彰化市，CTC 的主機房岌岌可危。幸好那晚，裕昌在彰化留守趕夜工。
　　八七水災，是臺灣史上最大災害之一。大肚溪流域一片汪洋，直到第三天早晨，兩岸露出堤岸，有少數搶脩工程的隊伍用小木筏來往。

　　裕昌打電話給我，主機房的問題嚴重，要我把 Jocobsson 先生和另一位瑞典人，線路專家  Andersson（音譯，安德森），從他們家帶到河邊，有臺中電務段的同仁會用小船把他們送到彰化。另外，需買些水瓶、餅幹、電筒、換洗衣服，他們得在彰化住到水退。我必須去辦此事，因爲需用英語說明他們將面對的狀況，而且隻有我認識河邊接應的人和地點。

　　那天早晨，我坐著裕隆蓬車，帶著臉上難掩不安的兩位瑞典人到達臺中大肚溪岸，在剛泡過水，踩上去仍松軟的一小塊臨時「打」出來的土堤上，把他們交給接應人員。望著那小小的木船載著那兩位工程師，在一望驚心的洶湧的黃濁洪水中「跳舞」似地橫劃過洪流，終於到對面一處幹土地上了。我第一個要做的事，是告訴他們啼哭的妻子，他們已平安渡河了。

　　第二年（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是臺灣鐵路史上極具紀唸意義的日子。
　　在盛大的啓用典禮之後，由省主席或是行政院長那一類的大官按鈕，一列火車自彰化站開車，由全亞洲第一座全自動控制行車的號誌指揮，駛往下一站——六點六公哩外的花壇站。火車開到那懸燈結彩的站臺時，裕昌回家說，他們的工程夥伴，站在層層官員後面的鐵軌上（站臺太窄），全都熱淚盈眶，當天晚上全體喝醉酒。

　　但是，快樂的日子還不滿一天，第二天早上，總控制房裡的調度人員和工程人員即互相喊叫，所有人的心髒，都捏在調度員的手指間：按錯一個鈕，就是災禍。而那像銀河星系的控制板（Control Board），是他們一生從未夢過的複雜。
　　火車行進每一哩，他們都似在跟著跑。
　　那時候，他們幾乎不回家，回到家，電話立刻追蹤而至。
　　常常聽到，裕昌對著牆上的鐵路專用電話喊：「他們怎麽這麽笨！叫他不要亂按，我立刻就來……」然後，抓起雨衣沖進蓬車，自己開車往彰化飛奔。
　　那時公路上，大約隻有他和公路局車。常常有公交車司機伸出頭來問他們，是不是不要命了。

　　那時的我，帶著三個男孩，大的九歲，小的五歲，白天要上課，晚上備課，改作業，活得和陀螺一樣。如果有禱告的時間，隻禱告不要撞車。因爲汽車和火車，似乎都在災禍的邊緣疾駛。

　　果然，盛大啓用後不久，行車控制已到二水站，因臺風來襲，一年前八七水災沖毀的大肚溪堤防，再次崩潰，彰化又泡在洪流中，一片汪洋。鐵路多處沖壞，CTC 機器失靈，所有的客貨車全誤點。
　　有一輛軍事專車，被迫停在鬥六市的石榴站（距彰化四十七公哩），那原是專爲裝載石渣的小站。災後用水全無，小站在荒郊野外，數佰乘客在炎陽之下，困了半日，苦不堪言。車上電話催發也動不得，有一位軍官說，再不開車，就用大炮轟調度室。但是，一切仍以安全爲重，到黃昏才得進目的地——潭子站。

　　在天災巨大的摧毀力之下，長期不分晝夜活在緊張狀態中的工程與調度人員，漸漸産生了患難與共的情誼，互相支持，二十四小時輪流當班，盡量解決問題。
　　雖極辛苦，都以能參與此項劃時代的革新工作爲榮。
　　但是，水災後四個月，當一切漸「上軌道」（on  the track）時，突然發生人爲災禍：兩列貨車在濁水溪橋上追撞，後列的火車頭傾倒在大橋的衍梁上，拖吊搶脩極爲困難，而且追撞的第二天原定全面行車改點，新時刻表已印發。
　　據當年調度員蔡仁輝先生在他《閑話臺鐵五十年》一書中回憶說：

　　「這時所有與CTC 有關系的人『都進了一場可怕的夢境裡』。列車運作失常，可說是壞到極點，工作人員的『罪過』真難想象，這裡可拿一句話來說，是空前絕後（願不再發生）。」

　　在鐵路幾乎是唯一大量運輸工具的時代，車站上貨物堆積如山，貨車和客車同樣重要。淹水後，又逢調整班次，CTC 總機無法「自動」時，就得退回舊制用人工指揮。貨車停在中間站等候的時間，往往比行走的時間還長。
　　彰化的總調度室，有二十四個車站。五十八座「站場繼電室」的電話揚聲器，這些時日中，工程檢脩人員，車站，列車的人，都在嗓門比賽。
　　調度室輪班四小時下來，人人聲嘶力竭，七厘散（潤喉中藥）不離身。回家休息，有時夢囈呼叫，令家人惶恐。那時，那一批人幾乎沒有家庭生活。總局最初反對改革的人，也認爲電務部門自不量力，讓大家丟臉。報紙上（幸好尚無電視）每天責備，冷嘲熱諷。
　　有一張漫畫上，畫一位乘客，下車打著雨傘走路，比火車早到車站。

 

臺中，「八七水災」時的受災景象。

 

　　  10、同甘共苦的鐵路人  

　　那些年月，真是磨難重重的日子！但也是我們生命紮根的關鍵時期。
　　一個在中學被同學稱爲「羅幾何」的四川青年，因爲向往火車的奔馳而進入臺灣鐵路局，在臺中邊緣化的冷落日子裡，自己尋求工作與生活的焦點，貫注研究，開創一生的事業，也實際帶出了臺灣鐵路現代化自己施工的隊伍。
　　最艱苦的彰化到臺南 CTC 工程，由跌跌撞撞到站穩腳步，使用調度成功之後，民國五十三年（1964）由原班人馬，裝設第二條海線 CTC 設備，曲彰化到竹南。
　　民國五十八年（1969）完成山線 CTC，一共三佰二十三公哩。

　　這一批曾經一起吹風泡水，不眠不休同甘共苦的夥伴，一起工作到退休。
　　他的第一位副段長陳錫銘，民國十七年（1928）生於彰化縣田中，民國卅九年（1950）自臺灣大學電機工程系畢業，進入鐵路臺中一務段。先後七次赴歐、美、日等國考察鐵路號誌、電化技術。在臺鐵服務四十二年，曆任工務員，各級工程師，兼任股長、段長，副處長、處長、總工程師，副局長等職務，於民國八十二年（1993）二月退休。三十多年間與他一同「打拼」，成爲終身至交（互相最佩服的是對方的頭腦）。
　　陳家和我家共七個孩子，由襁褓到青年一起長大，如今皆已進入中年。
　　天南地北有時重聚，最愛回憶的是彰化廢軌道上推空列車的快樂。

　　民國卅九年（1950）到民國四十九年（1960），笑淚交迸的奮鬥日月，真是我們所有人的「黃金十年」！
　　在臺中複興路，那座小小的日式房梁上，系繩垂下的搖籃裡的三個嬰兒，半歲後移往我們請木匠依照 Dr.Spock （美國本傑明•斯伯克博士，1903 - 1998）的 Baby Care（育兒寶典，1946）書中畫圖所裝的小木床，四周有紗窗，上面有紗蓋，當時被親友戲稱爲紗櫥，比一般木制嬰兒床安全。
　　「一暝大一寸」，三個嬰兒長大後，陸續由臺中國民小學畢業（校名「臺中」，也許不是全市最早的小學，但是以市名爲名，必是有些道理吧）。
　　林海峰是校友，他贏得圍棋名人本因坊榮銜後，曾回母校懷念童年，我們都感覺非常光榮。

　　那十年間，我在那大操場邊上，看了無數場躲避球賽。那種球的打法，對我是新鮮事，至今我總覺得牠對人生有嘲諷的況味。我上過那麽多小學，都沒有看過這種球。
　　牠似乎不講究球技，隻以擊中敵人數目定輸贏，是一種消極的運動。好像在擁擠的地方，消滅過多的人，自己才能生存。
　　我心中一直凜然於躲避球的人生觀，悲傷地看著那些孩子在操場的塵土裡四面躲避，以免被擊中出局。
　　我希望普天下的孩子，平安穩定地生長，不必爲躲避災難而培養矯健的身手。

　　他們童年環境的安詳，很令我羨慕。
　　那紗櫥嬰兒床，滿院子各形各色，大大小小，世代相傳的貓，和後院那棵大榕樹，是臺中羅家三景。
　　那榕樹胡子，又多又長，垂至地上，樹幹上有一個洞。每逢有他們喜歡的客人來了，我的三個兒子就到玄關，把他們的鞋藏到洞裡，然後進房說：「現在你走不了啦！」客人一定作大驚失色的樣子。這樣的玩法，多年不厭，直到他們上了中學。
　　那十七年，我們五個人都在成長。
　　臺中，其實是我和孩子們擁有童年回憶的故鄉。
　　我自己的童年，幾乎沒有可拴住記憶的美好之地。

 

臺中生長奇異的佰年老樹——「土地公樹」：
1975年5月21日，由蔣經國先生賜名「五福臨門神木」後，聲名遠播。

 

　　  11、聽不到的濤聲  

　　民國五十五年（1966），鐵路局突然調派裕昌前往臺北總管理處，參加國家十大建設，鐵路電氣化計劃工作。
　　第二年，我們離開居住了十七年的臺中，搬到臺北。兩個讀高中的兒子，必須參加轉學考試。小兒子剛由小學畢業，面臨競爭激烈的臺北初中入學考試。

　　自此，到民國六十八年（1979），裕昌全副精神投注在電化工程上。
　　鐵路全面現代化，不燒煤、不冒煙的火車，將在通了電的軌道上飛馳！那是政府監督，全國佰姓矚目之事。剛剛進入所有家庭的電視，每天幾乎都要報告牠的進度。
　　身爲工程負責人的他，常常也必須在現場說清楚——那些年，他和他的家庭過的日子也並不容易！職務頭銜，由電務處長到總工程師，到副局長，隻是配合工作的名稱而已。
　　三萬員工的鐵路局，是有老傳統的「衙門」，階級森嚴。不到層級，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我認爲是個極不溫暖的地方）。
　　但是，裕昌生性淡泊，沒有徴逐名利的興趣。這麽大的工程由他執行，是對他能力的肯定。他在一場又一場的線路、圖表、系統中，全神貫注地使用精致細密的思考，看著牠們一站又一站地施工成爲實體。看到火車在新的軌道上行駛，他所得到的滿足就是最大的報償了。
　　自民國卅九年（1950）的中央行車控制號誌工程到電化鐵路，可以說，是一個工程師轟轟烈烈的日子。但是，想不到在這最忙碌的時候，情報機構的「兩路案」，竟延燒過來。

　　據我個人僅知，「兩路案」是調查局民國五十九年（1970）到民國六十九年（1980）間，兩岸隔絕時期，對公路局和鐵路局一些高級技術人員的審訊。起因於臺灣榮民工程處在泰國和印度尼西亞自脩公路時，有幾位工程人員寫信給在大陸家鄉的家人，致使大陸交通界對臺灣工程師喊話，召喚他們回歸祖國服務，遂引起有關單位懷疑他們對國家的「忠貞度」；被拘捕、審訊、判刑的，全是民國卅五年（1946）與裕昌同船來臺的運輸人員訓練班同學，大約四十餘人。
　　當時電化工程，正在緊鑼密鼓的施工階段。繼任的鐵路局長董萍至警備總部，力保他毫無牽連可能，並言，現階段無法失去執行負責人。調查局同意，讓裕昌先詳細寫來臺後行蹤、工作、家庭、交往的自白書繳上後，再議。

　　我記得那幾個星期，眼睜睜地看著他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回家，晚上在餐桌上寫至午夜。最初的十四頁自白書繳去後，又受命再補資料……。
　　他少年曾患中耳炎症，在憂勞過度、睡眠不足情況下複發。白天隻能到鐵路醫院打消炎針，實在沒有時間進一步治療。
　　民國六十八年（1979），電氣化鐵路現代化工程輝煌地完成，通車典禮標示著十大建設的大成功。他獲頒五等景星勳章，且被聘爲國家建設研究會研究員。但他的耳朵，卻隻剩下一半聽力，勉力完成北回和南回鐵路的擴建工程，看到臺北到花蓮直接通車，但是他已聽不見那美麗的海岸海濤擊岸的聲音。
　　民國七十四年（1985）退休的時候，聽力隻剩十份之一、二。
　　他與我有事相談時，也多半靠筆寫。
　　退休後，不易與人交往，淡泊之外，更加沈默了。  

 

鯉魚潭岸邊一景；淵深無波。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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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不一般」之美

September 1, 2013, 8:4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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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顆心，皆渴望卓越 。
 

　　吾臺人初無中學，有則自本校始……。

　　　　　　　　　　　　　　　　　　　　　——齊邦媛：《巨流河》

 

　　「讀了這本書，你終於明白，我們爲什麽需要知識分子。」鐫印在《巨流河》腰封上那幾行醒目之素白漢字，凸顯地躺於作者齊邦媛「非常在意」之宛若「海底的火焰」般那「重慶大轟炸」場景之紅色封面上，彰顯著「血」與「火」之曆史真相。

　　每當「臺灣人」談及陪都重慶時，這些被臺灣人視為「外省人」之人們，便會說：「解放碑之美，在於有大隱於市的寺廟。」而臺灣最美之風景，則為人，亦為隱藏於人後之那些事？

　　伍仟年之中華文化，道德、倫理，隨著時代之車輪，在此岸被淪落、泯滅；在彼岸卻生成、傳承。那麼，本為「同文同種」，何以境遇各異？！

臺灣中學的道德素質教育一瞥。

　　「吾臺人初無中學，有則自本校始……。」逾近佰年滄桑之「臺中一中」創校紀唸牌上銘刻之那句話，為臺人爭取教育主權之象徵。

　　一九四七年十月，由「一紙聘書」去臺之齊邦媛，從「受教育者」到「教育者」之轉變，從「大陸人」到「外省人」之轉變。翌年「隨夫轉移，如此，我便隨他遷往臺中，一住十七年。」

　　正是這批學識淵博之文化人，將中華文化在這塊戰後荒蕪之「福爾摩沙」土地上，得以完整地傳承下來，使之「美麗島」成為當下一座「禮儀之邦」。

　　竊以為，每一顆心，皆渴望卓越。智慧，來自於找尋方法。融會旁通地閱讀，便會發現另一種美。臺灣大美，臺中則為一個側影。而臺中「一中西門町」之景色，愈夜愈美矣。

　　且聽齊邦媛之自述，從而發現「人之美」在於其身上那「不一般」之東西！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方東美先生曾說：「學生是心靈的後裔」。 
　　對我而言，教書從來不隻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種傳遞，我將所讀、所思、所想與聽我說話的人分享，教室聚散之外，另有深意。 
　　他們，都是我心靈的後裔。

　　　　　　　　　　　　　　　　　　　　——齊邦媛：《巨流河》

巨流河●

第七
章

 
心靈的後裔

 

　　  1、臺中一中  

　　民國四十二年（1953）農曆年後，我在臺中重逢的南開同班同學沈增文，介紹我到臺中一中，代她的課，教高中英文。
　　她考上了美國國務院戰後文化人員交換計劃獎學金。六十年來，世人皆稱牠爲「傅爾布萊特交換計劃」（Fulbright Exchange Program），對國際文化交流，有深遠悠久的影響。她去受英語教學訓練，半年即回原職。
　　我對教書極有興趣，除了父母之外，我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南開中學的老師。我最敬愛的孟志蓀老師，和其他的老師，無論學識和風度都是很好的典範。而在武漢大學，朱光潛老師不僅以高水平授業，且在我感情困頓之時爲我解惑，使我一生有一個不易撼動的目標。如今，我已在「家裡蹲大學」（我母親的自嘲語）蹲了三年半了，這個代課的工作，開啓了我人生又一個契機。
　　我第一次走進育才街臺中一中的大門，就看到那座創校紀念碑。五年間，多次讀碑上文字，都深受感動。正面刻著：

　　　　　吾臺人初無中學，有則自本校始。蓋自改隸以來，
　　　　　佰凡草創，街莊之公學，側重語言，風氣既開，人
　　　　　思上達，遂有不避險阻，渡重洋於內地者。夫以彪
　　　　　齡之年。一旦遠離鄉井，棲身於萬哩外，微特學資
　　　　　不易，亦複疑慮叢生，有識之士深以爲憂，知創立
　　　　　中學之不可緩也。
　　　　　歲壬子，林烈堂，林獻堂，辜顯榮，林熊征，蔡蓮
　　　　　舫諸委員，乃起而力請於當道……。

　　募捐二十四萬餘元，林家捐地一萬五仟坪，民國四年（1915）建成，是日治五十年裡以臺灣子弟爲主的中學：即使爲了維持臺中一中的校名，亦經多年奮鬥。

　　這樣值得驕傲的立校精神，令我極爲尊敬，在那裡執教五年，成爲那可敬傳統的一分子，也令我感到光榮。
　　臺中一中，讓我時時想到教育我成人的南開精神，也常常想到父輩創辦東北中山中學，不僅爲教育「以髻齡之年，遠離鄉井」的家鄉子弟；並且要在國破家亡之際引導他們，在顛沛流亡路上養護他們。而中山中學於抗戰勝利回鄉，竟更無依靠，校名、校史埋沒四十六年。直至民國八十四年（1995）才由早期校友協力在沈陽，恢複校名，重建校史。
　　臺中一中，能秉持創校理想，哺育一流人才，近佰年穩定發展，風雨無憂，校友多爲臺灣社會中堅分子。這樣以憂患精神立校的學校，都有相當自強自信的氣氛。
　　那時，日本殖民者離去不到十年，幾乎所有教員都是由大陸曆經戰亂來到臺灣。大多數出身名校，教學水平與熱忱均高。臺中一中，即是安身立命之所。

　　能從菜場、煤爐、奶瓶、尿布中「偷」得這幾小時，重談自己珍愛的知識——用好的文字抒情、寫景、論述都是知識，我自己感到幸福。
　　一班四十多個仰頭聽我講課的臉上似乎有些感應，令我有一種知音之感。

　　一年可以是很長的時間，除了寒暑假外，九個月的時間，可以講很多，聽很多。
　　如果善用每堂五十分鍾，凝聚學生的注意力，一個教師可以像河海領航一樣，以每課文章作爲船舶，引領學生看到不同的世界。

　　教書實在是充滿樂趣的事，你一走進教室，聽到一聲「立正敬禮」的口號，看到一屋子壯漢「刷」地一聲站立起來，心智立刻進入備戰狀況，神志清明，摒除了屋外的牽慮，准備挑戰和被挑戰。
　　那時的高中英文課，好似寫明白了：三份之二的時間講課文，三份之一講文法。大概當年大學聯合招生的英文考題，是這個比例吧。文法一「講」就可能變得苦澀，這是我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把文法教得簡明有趣，一步步融入課文。
　　什麽詞類啊，時態啊，規則啊，都是語言樹上的枝幹，字、句都是葉子，文學感覺是花朵和果子，我不用中文翻譯字句，而鼓勵學生用自由的想象，可以印象深刻而增加字彙。風，可以由：   "whispering " （低聲）到 "sobbing "（嗚咽），"groaning "（呻吟），"roaring "（咆哮） and （和） "howing "（怒號）；潺潺溪流，由 "ripping " （潺潺）到 "rapid currents "（激流），"over- powering flood "（洪水），"violent torrents "（怒濤）……形容詞、比較級，也不隻是加 "er " 或 "est " 就對了。
　　中國人愛說某人最偉大，英文說 "one of the greatest "，因爲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我用自己學英文的方法，講解課文，隨時擴展他們的文字境界，效果不錯。
　　我一生教書，不同程度地使用這種方法，頗受學生歡迎。
　　臺中一中的學生程度好，求知心切，自信心強，從不怕難，是我教學生涯的很好開始。

　　暑假之後，沈增文由美國回來，我代課期滿，金樹榮校長很誠懇地邀我留下專任，聘書是高中英文教師。似是命運給我進一步的挑戰，但我必須評估自己的實際困難；必須先得丈夫同意，再得父母支持。
　　這些年來，母親奔波在臺北、臺中道上；我在育兒、疾病、裕昌出國出差時，都有母親及時支持；而爸爸那些年，正開始陷入政治困境。他們擔憂我身體贏弱，無法應付家庭與工作的雙重負擔。但是，自恃年輕，在代課半年間又重新拾回南開精神，我終於接受了臺中一中的聘書，從此踏上我自幼敬佩的教育路途。另有一個隱藏在後的原因是，三年後，我也要去投考「傅爾布萊特交換計劃」。
　　我的中學同學和大學同班（謝文津，早一年）能考上，我大約也能考上。在那時，隻有這樣的公費才能申請護照出國。這也是我前程的一大站。

　　像臺中一中那樣的學校，除了一貫的高水平功課外，高三拼大學聯考的目標，似乎滲入了每一口呼吸的空氣裡。他們不僅是要考上大學，而是要考上什麽大學、什麽科系。
　　這件事難不倒我，我曾經呼吸那樣的空氣多年。
　　高三甲、乙、丙、丁四班，據說是按學號平均分班，數學和英文是「拼」的重點。
　　各班任課老師，爲了自己學生上榜的成績，暗自也有些課外題的競爭。

　　在這樣的環境裡，我遇見了終生好友，徐蕙芳。她比我大十歲，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
　　她的父親是江蘇無錫著名的藏書家，哥哥徐仲年留法回國，曾在重慶沙坪壩時期任中央大學外文系教授，且是著名的小說家和文評家，我在「時與潮書店」讀過他幾本書。

　　臺中一中的教員休息室很大。有幾大排長長的桌子，各科的同事都自成天地。
　　我剛去的時候，由於林同庚老師（臺大講師）由美國寫信介紹，認識曾任教臺中一中的楊錦鍾（她不久隨夫胡旭光到駐美大使館任公使），她的朋友李鑒閑（國文科），孟文檻（曆史科），路翰芬和徐蕙芳（英文科），幾位資深老師，對我相當照顧。
　　徐蕙芳教高三乙班，我教丙班。她家住立德街，與我家相距不到兩佰公尺，有時下課一起回家，漸漸約好早上有課亦同去，坐在三輪車上。最初隻談功課已談不完，家裡還有一屋子事等著。她隨夫蔣道輿先生全家來臺，三代同堂，數十年維持大家庭的規模。

　　高三下學期最後一個月，所有課程結束，開始升學輔導，由各科名師各按專長輪流到四班上課，要自編教材，專攻聯考可能題目，訓練學生敏銳思考，精確作答。
　　徐蕙芳和我在開會時分配到翻譯和詞類變化等文法領域，每人尚需自選精練短文數篇，可供誦讀，增加閱讀能力。

　　我們竭盡所知地搜集資料，那時我開始跑臺中的美國新聞處圖書室。我哥哥和他在《中央社》的老同學楊孔鑫，有時會寄一點英文稿，有關文學和文化的新文章等。
　　我們兩人討論之餘，晚上孩子睡了，她由立德街走到我家，在我的書桌上寫好，多數由我用鋼板刻蠟紙，第二天到教務處印成全班的講義或測驗題。鋼板刻出的講義相當成功，後來幾年的暢銷升學指南「盜」用了不少，當然我們那時代沒有人想到什麽版權。我的字方正，不潇灑，很適合刻鋼板，那時不到三十歲，做那麽「重要」的事，覺得很快樂。

　　在臺中十七年，家庭生活之外，最早躍入我記憶的，常常是放在走廊盡頭的小書桌；用一條深紅色的氈子挂在房檻隔著臥房，燈罩壓得低低的小臺燈，燈光中，我們兩個人做題目寫鋼板的情景，既浪漫又辛酸。其實，其中並沒有太多浪漫的情調，多半時間，我們隻是兩個家庭主婦，在家人入睡後，才能在走廊一隅之地，面對心智的挑戰。英文有一個最確切的字： "Necessity "（必然性）。家人和自己都明白，一旦進去了，便必須打贏這場仗。
　　在我那張小桌工作（一直到民國六十一年到臺北麗水街宿舍，我才有了一間小小的，真正的書房），在我的小家庭，隻須得到丈夫諒解，比較單純。
　　我的丈夫「允許」我們那樣工作，因爲他一周工作七天，經常出差，他不在家的時候，我從無怨言。那張小書桌奠立了我們一生的友誼，直到她民國九十六年（2007）二月高齡逝世。五十年間，人生一切變化，沒有阻隔我們。
　　她是我三個兒子，至今溫暖記憶的蔣媽媽；而我，自臺中一中開始教書，一生在臺灣爲人處世，處處都有俯首在那小書桌上刻鋼板的精神。

　　晚上十點鍾左右，我送她沿著複興路走到立德街口，常有未盡之言，兩人送過去送過來多次，直到我離開臺中一中多年後仍未分手。
　　功課之外，我們也談生活與家庭，她的雍容、智慧與寬宏，對我影響很深。

　　在那五年中，每年暑假看大學聯考榜單，也是我生命中的大事，好似新聘教練看球賽一樣，口中不斷地教他們不要想輸贏，心中卻切切懸挂，恨不能去派報社買第一份報紙。在那一版密密麻麻的榜單上，用紅筆畫出自己的學生名字，五十年前和今天一樣，先找臺大醫學院和工學院的上榜者，工學院又先找電機系，因爲分數最高。我不能自命清高說，我沒有這份「虛榮心」，尤其是擔任導師那一班的升學率，占滿我年輕的心。
　　那幾天之內，隻差沒有人在門口放鞭炮。上榜的絡繹不絕地來謝師，整體說來，成績夠好。但是也有些錄取不理想的和公立大學落榜的，他們晚幾天也有來看我的，有人進門即落淚。
　　我不但當時勸慰，還追蹤鼓勵，第二年再考，多數都能滿意。
　　成功或挫折的分享，使我相許多當年十八、十九歲的男孩，建立了長久的「革命感情」。在他們成長的歲月中，有寫信的，回臺中家鄉時來看望的，尤其是他們到成功嶺當兵的那些夏天，我聽了許許多多新兵訓練的趣聞。學生絡繹不絕地按我家門鈴，每星期天我准備許多酸梅湯涼著，蒸許多好喫的包子，有些人多年後，還記得。當兵的故事中，最令我難忘的是石家興。
　　他問我要一些短篇的英文文章，可以在站崗時背誦，簡直令我肅然起敬。他在臺大生物系唸書時，和幾位同學定期研討文學和文化問題，與簡初惠（後成名作家簡宛）相愛，也曾帶來給我看。畢業後，教了幾年書，到美國康乃爾大學讀博士學位時，邀我前往胡適的校園一遊，看到他一家安居進脩。當晚，他邀來幾位臺中一中同學和她的妹妹簡靜惠等暢談當年樂事。
　　五十年間，我看著他從少年，成爲國際級學者。民國九十七年（2008），他獲頒四年一度的世界家禽學會的學術研究獎，我真正分享到他們的成就感。

　　在臺中一中的傳統中，以文科作第一志願升大學的，似乎占少數。
　　數十年間，常有聯系的，有在外交界傑出的羅致遠，主持中國廣播公司的政論家趙守博，臺大法律系教授廖義男等。臺大外文系畢業的林柏榕、張和湧、張平男和陳大安等。
　　林柏榕，是我第一年教的學生。他在創辦立人高中和競選臺中市長前，曾與我談及他要爲臺中做事的理想。他任市長時，我已離開臺中了，但是從競選文宣，看得出來文學教育的格調。雖然我也知道，他所進入的政治和文學，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與他同班的張和湧，在大同公司服務時，曾幫「協志叢書」翻譯了許多世界經典人文著作。
　　張平男是徐蕙芳的得意學生，中英文俱佳，文學作品涉獵亦深，我在國立編譯館時，邀他將文學課程必脩讀本奧爾巴哈（Eric Auerbach，1892  - 1957）的《模擬：西洋文學中現實的呈現》（"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rue，1946 "）譯成中文，民國六十九年（1980）由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是一本很有意義的書。

　　在我任教的最後一班，進入臺大外文系的陳大安，是真正喜愛文學的學生，讀文學書亦有很深入的見解。他讀大學時，常常請教我課外必讀之書，五、六年間寫了許多新詩，很有創意與深意，我都是第一個讀者。他後來也去了美國，從事文化工作。民國七十九年（1990）初期，我在電視上看到他與友人創辦的 Muse Cordero Chen 廣告公司贏得美國全國廣告協會的銀鈴獎，民國八十三年（1994）又得美國銷售協會（AMA）頒發廣告效果金獎（The Effie Gold Award）。在這樣全國性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必須有紮實的文學藝術根基和真正觸動人心的創意。

　　臺中一中學生日後在理工界和醫界都有傑出表現，大約是傳統的主流力量。那時成績最好的都以醫科爲第一志願，有一位笑口常開的學生對我說，「老師，我將來作了醫生會照顧你。」我那時年輕，從未想到需要醫師照顧。多年以後看到他們成爲名醫的報導，甚至在街上看到他們的診所招牌，但都末以病人身分求診。隻有曾找我敘師生情誼的仁愛醫院副院長劉茂松，當時我胃部不適，他安排照胃鏡，我竟然在等候隊伍中溜走「逃跑」了，後來再不好意思去。幾年前我在和信醫院作一場最後的演講，題目是「疼痛與文學」。是臺中一中的老學生蔡哲雄，在美行醫二十多年後回臺灣，到那著名的癌症醫院任副院長，他唸舊，找到了我，請我去作了那樣跨界的演講。我敘述自己在種種病苦關頭以背詩來轉移難纏的疼痛，而且，還不改教室舊習，印了一些值得背誦的英詩給聽衆呢。

　　民國九十五年（2006）夏天，我在一中第一班的學生，在臺灣水産養殖方面大有貢獻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廖一久，以及四十年來首次返臺的鐳射專家王貞秀與張和湧一起來看我。門啓之際，師生五十三年後重聚，不僅我已白頭隱世，他們也已年近七十，事業成就私人生滄桑之感湧上心頭，豈止是驚呼熱中腸而已！他們寄來的當日合照，我一直留置案頭。

　　數十年間我在臺灣或到世界各處開會旅行總會遇見各行各業的一中學生，前來相認的都有溫暖的回憶；許多人記得上我的課時，師生聚精會神的情景，課內課外都感到充實。 
　　方東美先生曾說：「學生是心靈的後裔」。 
　　對我而言，教書從來不隻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種傳遞，我將所讀、所思、所想與聽我說話的人分享，教室聚散之外，另有深意。 
　　他們，都是我心靈的後裔。

 

學貫中西的一代大哲方東美（1899.2.9 - 1977.7.13）。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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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流逸夢

September 4, 2013, 12:4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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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夢想。 

　　美國在太平洋的彼岸，是二次大戰英雄麥克阿瑟和陳納德的家鄉，是個遙遠美麗的夢土。而觀光旅遊，隻是字典上的字。 
　　如今，我考取了這個交換計劃的獎學金，確是夢想成真……。

　　　　　　　　　　　　　　　　　　　　　——齊邦媛：《巨流河》

 

　　　　"I Have a Dream . ... I have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nation will rise
　　up and live out the true meaning of its creed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 - evident ,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
　　　　（「我有一個夢想。……我夢想有一天，這個國家將會奮起，實現其立國信條
　　的真諦：『我們認爲這些真理不證自明：人人生而平等。』」）
　　　　　　——【美】：馬丁•路德•金：《我有一個夢想》

1963 年 8 月 28 日，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外
向集會的 25 萬人發表的著名演說《我有一個夢想》（"I Have a Dream " ）。

　　久遠以前，有一位黑人所特有之略帶磁性而沙啞之聲音，響徹天宇，其穿透了許多渴望種族平等、自由之人的心。其實，每個人皆有自己之夢想。

　　然而，曆史之車輪，滾滾向前。「誠如佛斯特（E. M. Foster，1879 - 1970 ）《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1924 "）結尾所說：全忘記創傷，『還不是此時，也不是此地。』（"not now , not here . "）」但是，「在文學面前，沒有『他們』，『你們』，隻有『我們』啊！」（齊邦媛：《巨流河》）

　　曆史可以一筆抹去，然而，文學不能。

　　「對於我最有吸引力的是時間和文字。時間深邃難測，用有限的文字去描繪時間真貌，簡直是悲壯之舉。」（齊邦媛：《一生中的一天•自序》）

　　《巨流河》一書之書寫與出版，本身即為一場悲壯之舉！

　　記得齊邦媛在《巨流河》新書發表會上，妙語如珠，暢談寫書、出書之因緣過程，說道：「我一生專心讀書，讀書是我小小的或是大大的欲望……。」

　　此，即為齊邦媛之「文學夢」。

　　竊以為，「讀書」（read），在於「融入自己」（Integration of their）地去「解讀」（reading），並把所「讀」之，予以「呈現」（presentation）出來。其之「表現形式」（pattern of manifestation），即為「書寫」（writing）。此便為讀書之哲理。

　　在《巨流河》中，齊邦媛提到：一九六五年，「諾貝爾經濟獎（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得主海耶克博士（Prof. Friedrich A. Hayek，1899 - 1992）到臺中各校演講，我受命擔任現場翻譯。他對我說：『待會兒我講一段，你就幫我翻譯一段。』我心裡忐忑不安，……海耶克先生沒有給我演講稿，而且他講的英文帶有德國腔，不容易聽懂；他往往一說就是五、六分鍾，才讓我翻譯，這真是很大的挑戰。」還真不容易啊！帶有德國腔英語，對於中文母語之齊老師即席翻譯《經濟學》，真不容易。這不但沒有難倒齊老師，其更創立了兩個迄今仍在流通之中文詞彙：「封閉的社會」（ "Closed Society " ）和「開放的社會」（ "Open Society "）。學以致用，真不簡單。

　　「人到中年以後，夢幻漸逝，」齊邦媛在《巨流河》中，感喟道，每次讀英國著名作家托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 - 1928）《她聽到風暴》（"She Hears the Storm "）「都有不同的感動。」

　　磋乎！

　　巨流逸夢，回味雋永！

　　以史為鑒。回望佰餘年前「國父」孫逸仙之「築夢者」一生，讓國人有機會探究近代中國發生革命之背景與條件。而當下賞讀齊邦媛之《巨流河》，則使人更明白齊家兩代菁英父女之學養、傲骨，升華爲「溫和潔淨」之性情中人那曆程。

　　時下，隨著齊邦媛溯游過去之生命巨流，方能使人懂得那「大夢初醒」之大悲大愛矣！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文學作品的翻譯，必須到達精深的層次。

　　　　　　　　　　　　　　　　　　——齊邦媛：《巨流河》

巨流河●

第七
章

 
心靈的後裔 

 

　　  2、文化交流之始  

　　民國四十五年（1956）初夏，我在臺中一中專任教書滿三年，考取「美國國務院交換教員計劃」（"Fulbright Exchange Teacher’s Program "）獎助。 
　　九月，去美國進脩英語教學一學期，旅行訪問共半年。那時，我已大學畢業九年了。

　　傅爾布萊特文化交流法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最成功的國際和平促進計劃。外交委員會的參議員傅爾布萊特（J. William Fulbright）一九四六年提案，選派美國文化人士和各國教育文化代表，互請工作訪問。藉由不同文化的交流，撫慰戰爭的傷痛，增進世界和平。五十多年間，僅自臺灣與美國互訪者即已超過萬人。全世界受邀者數十倍於此，是美國文化外交影響最深遠的計劃。 
　　我一生做文學交流工作，應是由此有了良好的開始。

　　那時，在臺灣的甄選，由美國新聞處主辦。像考學生一樣，擺了一些長方木桌，七十二個報名合格的教員圍坐寫英文作文，回答許多問題。通過初選後，還有一個五人口試小組的個別面試。 
　　其中，有一個我最想不到的問題。 那時的美國新聞處長 Miss Whipple（惠普爾小姐）問我，「你家裡有這麽小的三個孩子，你的丈夫會讓你去嗎？」 
　　我除了說，母親會來照顧他們之外，一時急智竟加上一句話："My husband encourages me to go，He is a domesticate dman . "（我丈夫鼓勵我去，他是一個顧家男人。） 
　　此答引起全體大笑，大約對我得分幫助不小。 
　　在一九五○時代，全世界的女性主義運動（Feminism Movement），剛剛萌芽。「居家男人」這個說法，隻是她們的一個夢想而已。而我，不過在臺中一中圖書館唯一的英文周刊《時代》（Time，1923）上，讀到過一篇報導。對於 "domesticated man " 這個觀念，印象很深，是我最有興趣的英文詞類變化的好例子。但是，這個問題若晚間兩年，我就不能這麽回答了。
　　因爲他自從投入鐵路 CTC 的工程建設，到二十多年後退休，很少有居家的日子。

　　在戰後喘息初定，中華民國遷來臺灣初期，全省生活都很苦。許多小孩確實沒有上學穿的鞋；夏天的電扇，都是奢侈品。 
　　美國在太平洋的彼岸，是二次大戰英雄麥克阿瑟和陳納德的家鄉，是個遙遠美麗的夢土。而觀光旅遊，隻是字典上的字。 
　　如今，我考取了這個交換計劃的獎學金，確是夢想成真，得到一般人民難於申請的護照、簽證，還有展望未來的職業進脩的最好安排。 
　　我到達華府那一天晚上，坐在一扇十八樓上的窗前，一切似真似幻的感覺，激蕩不已。

　　我這一屆的交換教員（大、中學都有），來自二十多個國家，歐洲和南美最多。伊朗和日本各來了四人（也許他們最需要和平交流〔CLT〕），落單的是韓國梨花大學的一位講師高玉南和來自臺灣的我。 
　　我們先在華府接受十天的簡報和訓練，主持人是美國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 ）一位專員 Mr Shamlin（肖林先生）。他對美國的生活觀念與方式和我們這些國家的不同，有許多精辟幽默的比較。他那種知識分子爲國服務的態度，令我佩服。

　　接下來，我們被送到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安娜堡分校）的英語教學訓練，紮紮實實地上了兩個半月的課，欣幸趕上創辦人 Dr Fries （佛里斯教授）退休前最後一期課，聽到他對英語文法的改良見解。我們這三十多人朝夕相處，對於各人的國家文化有很多交流認識的時間，也有相當深入的了解。由於被安排住在不同的接待家庭裡，對於美國生活方式能親身經驗。

　　我住的是密大生物系教授惠勒 （Dr. Albert Wheeler）的家，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美國高等文化的黑人家庭。 
　　他在大學的綽號是，陽光博士（Dr. Sunshine）。一九六○年代，我在《時代》雜志上讀到他是諾貝爾生物獎（Nobel Biology Prize）的候選人。
　　我住在他們家的那一段時期，他夫婦待我很好，和我談了許多黑白種族的問題，也回答了我許多有關文化的問題。
　　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Jr.，1919 - 1968）已是他們好友，他也是「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1909 "）在密執安州最早的奠基者。他在七〇年代，曾任 Ann Arbor 市長。城裡有一座公園，後來以他爲名。
　　在語言教學的周末，我們參觀了汽車工業、中西部農場，看了好幾場足球，甚至學會了爲密大加油的喊叫。

　　那一年冬季，離開寒冷的密西根州，我選擇到更寒冷的懷俄明州（Wyoming）Evanston High school（埃文斯頓高級中學）去實習教學，試用 Dr. Fries 的新文法。
　　所有的人，都訝異，我爲什麽作那選擇。
　　一則，是因爲我的小妹妹那時在鄰州猶他（Utah）上學；再則，是想體驗我從未回去過的故鄉，Manchuria（東三省）的嚴寒況味。
　　懷俄明州的人，非常熱誠地招待我這個少見的中國女子。有些牧場主人，帶我去看他們的大漠牧場。有一位老先生說，他們鄰界五十哩外搬進一家新牧場，太擁擠了。那三個月，天氣一直在零下十度以下，而戶內設備之舒適，生活之正常，甚至興高采烈，充份顯示美國精神。
　　有時，會令我想起父親半生爲家鄉的奮鬥。
　　有一天，降至零下四十度，我竟然下車步行想嘗受「冰天雪地」之美。五分鍾之內，便被警車追上，押回室內，「避免愚蠢的死亡」。

　　訪問結束時，我們三十多人又都回到華府。聚會座談，敘述了各人的經驗與感想。臨別，竟然依依不舍。
　　從美國東部，我搭乘著名的觀光火車「加利福尼亞春風號」（"California Zephyr "），橫過美國中心各州到西岸的舊金山，沿途看到美國的山川壯麗，各州不同的風光，真是大開眼界之旅啊。

　　民國四十六年（1957）春天，結束了傅爾布萊特交換計劃課程，我搭機返臺。回臺飛機上，坐在我旁邊的是一位美國老先生，問我許多關於臺灣的問題，我都盡我所知地回答。
　　他臨下飛機前，給我一張名片：安德森博士（Dr. Anderson），華盛頓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校長。
　　回臺後，我再度回臺中一中任教。
　　當時的教育部長，是張其均先生。有一次他到臺中來，通知臺中一中宋新民校長，說，要召見齊邦媛教員。
　　那時，有地位的人才坐三輪車，校長很興奮，帶我坐他的公務三輪車去見教育部長。
　　張部長對我說：「安德森校長幾次演講都提到你，非常稱贊，說你們臺灣的中學教員水平很高，教育部希望你到國際文教處工作。」
　　我回家後，與先生和父親商量。果然，如我所料，他們都不贊同。
　　後來，教育部長又來封信，提到，我若願意，他可以幫忙，將我先生的工作也調到臺北。
　　但他豈是肯接受如此安排的人。
　　我回信說，志趣在教書和讀書，謝謝他的好意。

 

乘著「春風」，盡享「美西」。

　　

　　  3、我有一個夢  

　　第一次交換教員進脩回來，回到臺中一中教書滿兩年後，民國四十七年（1958）秋天，轉任臺中的臺灣省立農學院教大一英文，事實是學術生涯的開始。

　　台灣省立農學院在民國五十年（1961）改爲省立中興大學，而後才又改爲國立中興大學。英文是共同科，除此之外，還有國文、曆史、三民主義、體育等。在共同科的教員休息室聽多了「雜拌」的言談，下定決心一定要推動中興大學外文系，可以有切磋琢磨的文學同道。

　　民國四十九年（1960）左右，學校開設兩班大二英文課程，請我教一班，教材自定。

　　這一年，正好是約翰•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 - 1963）當選美國總統（1961 - 1963），他的就職演說（John F. Kennedy : Inaugural Address，Friday，January 20th，1961 ）以及民國五十一年（1962）去世的胡適先生最後的演講稿〔"Social Changes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Science，November 6th，1961  "（《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加上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金恩博士一九六三年的著名演說 "I Have a Dream，August 28th，1963 "（《我有一個夢想》），我在臺中美國新聞處取得這三篇稿子。
　　我大約讀遍了那裡的文學書。當時臺中圖書館、學校圖書館的英文數據少得可憐。

　　我拿這些篇章，再加上讀書時讀過的一些好散文，還有狄金蓀（Emily Dckinson，l830 - 1886）、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 - 1892）與佛洛斯特（Robert Frost，1874 - 1963）的詩，作為教材，並且比較中西文化（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的差異（difference）。
　　學生對我講的，都覺得很新鮮。尤其在肯尼迪總統和金恩博士被暗殺後的國際氛圍中，大學畢業去美國的留學潮，已經開始。有關美國文化的，較有深度的新文章，非常受歡迎。

　　這門課是選脩的，約有七、八十個學生選，但上課時擠了一佰多人。教室大約隻有七、八十個位置，學生因爲座位不夠，就把隔壁教室的椅子搬來坐，常起糾紛。
　　那時的校長是，林致平和後來的湯惠蓀。
　　劉道元校長時期，我開始向校長要求設立外文系。他們也常常在重要場合，請我出席。

　　民國五十四年（1965），諾貝爾經濟獎（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得主海耶克博士（Prof. Friedrich A. Hayek，1899 - 1992）到臺中各校演講，我受命擔任現場翻譯。
　　他對我說：「待會兒我講一段，你就幫我翻譯一段。」
　　我心裡忐忑不安，因爲我大一雖然脩過經濟學概論（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但並不懂。所以，很緊張。到了會場，看到臺北還有好多人陪他來，包括臺大名教授施建生、華嚴等，整個會場都坐滿了人，我有些心慌。

　　海耶克先生沒有給我演講稿，而且他講的英文帶有德國腔，不容易聽懂；他往往一說就是五、六分鍾，才讓我翻譯，這真是很大的挑戰。還好，他偶爾會在黑板上寫幾個字。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 "Closed Society " 跟 "Open Society " 這兩個詞。我想， "Closed " 是封閉， "Open " 是開放。所以，就翻成「封閉的社會」與「開放的社會」，應該不會錯吧。
　　後來，大家果然繼續這麽用，這給我很大的鼓勵。
　　臺大法學院長施建生後來對我說：「我帶他們走了這麽一大圈，你是當中翻譯得最好的。」而且，也對別人這麽說。

　　後來，很多重要人士來臺中，我曾爲浸信會主教翻譯。這種翻譯，我還能勝任。
　　六○年代左右，蔣總統邀請《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1922）總編輯來臺。因爲，他曾寫過一篇關於臺灣是個新寶島的文章。
　　到臺中來，他曾請我幫他翻譯。這些經驗，給我很大的鼓勵。
　　當然，緊張的心情是免不了的，每次站在臺上，我都像是戰士披著盔甲上戰場，總想怎麽樣能生還才好。
　　文學作品的翻譯，必須到達精深的層次。
　　日後，我推動中書外譯的一些計劃，那是更高的挑戰。

  

一個宏偉的聲音，響徹寰宇：「我有一個夢想。」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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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流美景 徐徐展開

September 6, 2013, 12:2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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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本身即為人學。 

　　有一次，我讓學生做一篇沃爾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 - 1894）的《給蒙娜麗莎》（"To Mona Lisa，1873 "）的翻譯。
　　大家坐在位子上，做得「快死掉」了，那實在是很大的挑戰。
　　那短短一頁，充滿文藝知識，深刻的描寫內在的奧秘。

　　　　　　　　　　　　　　　　　　　　　——齊邦媛：《巨流河》

　　「向來冰雪凝嚴地，萬斡春回竟是誰。」（【宋】陸遊：《落梅二首•其二》）

　　除了美景，每個城市之特色——美女，亦絕對稱得上為一道靚麗之風景矣。

　　素以「浪漫」（"Romantic "）而著稱之法國人，其所尊之爲那「喬康達夫人」（"Madame Giocondo "）——《蒙娜麗莎》（"The Mona Lisa，1507 "），則為法國人民爲之驕傲的財富。

　　早於 500 年前，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Renaissance）畫家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 - 1519）開始動筆繪畫其傳世之作；然而，500 年後，世人仍在津津有味地探討《蒙娜麗莎》何以會成爲世界上最有名之一幅畫。有可能爲過去 500 年來，世人那捕風捉影、耳語相傳之結果嚒？難道畫中女子之微笑有著惑人心神之魅力嚒？抑或為達•芬奇在這幅作品中，隱藏了一個不爲人知之秘密嚒？

　　此，即為文學之奧秘。

達•芬奇作品：《蒙娜麗莎》與《達•芬奇自畫像》。

　　從達•芬奇傑作《蒙娜麗莎》和《達•芬奇自畫像》（"Da Vinci，1513 "）上來看，其之人物臉部，皆有諸多相似之處。其實，無論達•芬奇為如何，其之「蒙娜麗莎」，既不為男性（male）亦不為女性（feminie）。其巧妙地隱藏著「雙性」（"Intersexuality"）之信息。其之兩性融合體，與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畫家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Bounaroti， 1475 - 1564）和拉斐爾（Raffaello Sanzio，1483 - 1520）並稱為「文藝複興藝術三傑」（"The Renaissance Trinity "）。

　　《蒙娜麗莎》，亦稱《蒙娜麗莎的微笑》（"Mona Lisa Smile "），之所以成爲世界藝術名品，並不因爲「蒙娜麗莎」所擁有之神秘微笑，也不因爲衆多藝術史學家對其作出之種種神秘說明，而僅爲達•芬奇所聲稱之，此為其那「得意之作」（"The Finest Creations "）。

　　「一個畫家應該描繪兩件主要的東西：人和人的思想意圖。」達•芬奇在文稿《畫論》（"Treatise on Painting，1550  "）中，強調論述了其之這一繪畫「宗旨」（aim）。因而，其在繪畫中，著眼於生活，努力創作真實而生動之藝術形象。

　　由「受教育者」變身為「教育者」之齊邦媛，在《巨流河》中，寫道：「教文學史並不是教文學欣賞。不能以個人的趣味選材。每個時代的精神與風格不是一時的風尚，而應存在於才華凝聚的長篇傑作，或是形成個人風格的一些連續短篇，如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 - 1850 ）的《序曲》（"The Prelude，1805 "），記錄了詩人個人心靈的成長與自然的交會互動。」所以，重視人類痛苦之齊邦媛，有一次於教學中，其「讓學生做一篇沃爾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 - 1894）的《給蒙娜麗莎》（"To Mona Lisa，1873 "）的翻譯。大家坐在位子上，做得『快死掉』了，那實在是很大的挑戰。那短短一頁，充滿文藝知識，深刻的描寫內在的奧秘。」因為，其沈悟著「中國的先知」胡適之（1891 - 1962）那關於「文學手法」之真諦：「感想不是隻有喜、怒、哀、樂而已，還要有一些深度。」

　　磋乎！ 

摄於巴黎盧佛爾美術館裡那《蒙娜麗莎》的照片，絕妙地彰顯著其對世人的意義。 

　　那麼，英國著名文藝批評家沃爾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 - 1894）眼中之「蒙娜麗莎」，又為何物吶？

　　佩特在其文章之起首，以壯麗之散文（Essay）手法中那莊重地語調，寫道："The presence that rose thus so strangely beside the waters is expressive of what , in the ways of a thousand years , men had come to desire , Mona Lisa isreinvented  as the femme fatale of Romanticism. "（「這個在水面冉冉升起的如此奇妙的幽魂，表達了仟佰年來男人所向往的一切。蒙娜麗莎被重新塑造成了浪漫主義中引誘男人墮落的妖冶女人。」）

　　佩特那一己之見，一時成了最為脍炙人口、關於《蒙娜麗莎》之經典。其融入了達•芬奇繪畫時所臆想不及之東西，使之成為畫中之一部份。然而，佩特寫這段文字時，已相當出名；但佩特之隻字片語，卻令其更爲出名。

　　竊以為，藝術批評家之任務，不正是豐富一件作品之內涵嗎？文學，本身即為人學。思想之深度，則在貼近生活而有感發掘。而教育之真諦，在於讓人們之渴求變成動力，以驅使其從各個方面去提升自身之價值。一旦透過蒙娜麗莎眼神裡流露出來之那種特殊光芒，甚於其嘴角邊所顯露之微笑。

　　桌前，那卷巨流美景，正徐徐展開。不覺，想起「漢園詩人」卞之琳（1910 - 2000）那首惟美詩文，《斷章》（"Fragment，1935 "）：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我書中忘不了的人和事，幾乎全爲國奉獻一生，絕非失敗者。我用詩的真理（the poetic justice）寫他們，下筆時如此悲傷，卻也如此愉悅。」（劉芳：《齊邦媛：我用詩的真理寫他們》）

　　《巨流河》，恰如一部以「詩」之「真理」書寫之「文本」。從中國東北到臺灣，齊邦媛一生以文學為伍。從學文學到教文學，從文育人，最重視人類之痛苦問題。其從最深沈之斷裂中，譽寫著自己之坎坷一生，不正為其所希望之讀者，亦能從文學中感受到那份平靜和救贖嚒？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胡適先生常到故宮，在招待所住幾晚，遠離世俗塵囂，清淨地做點功課。
　　……。
　　胡先生也和我談了些現代文學的話題，我記得他說：……自己的工作是介乎文學與曆史兩者之間的研究。寫感想時，用的就是文學手法。他說：「感想不是隻有喜、怒、哀、樂而已，還要有一些深度。深度這種東西沒辦法講，不過你自己可以找得到。如果你有，就有；沒有，就是沒有，但是可以培養。」
　　這些話對我來說，都是啓發。

　　　　　　　　　　　　　　　　　　　　——齊邦媛：《巨流河》

 

巨

流

河

●

第

七
章

 

心

靈的後裔 

　　  4、北溝的故宮博物院   

 　　可以稱爲奇緣，在中興大學（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任教期間，我曾在當時位於臺中縣霧峰鄉北溝的故宮博物院（National Palace Museum）兼差六年。

　　民國四十八年（1959）剛過完春節的時候，電話響了。有位武漢大學（Wuhan University）的黎子王學長，任職的故宮博物院，急需一位秘書。
　　他們把校友會名冊翻來翻去，符合外文系畢業，家住臺中，又加上剛接受傅爾布萊特交換計劃進脩回來，我似乎是最佳人選了。

　　當時，我除了誠惶誠恐地備課、上課，家中尚有三個念小學、幼兒園的孩子，怎麽可能再去霧峰鄉的北溝上班？
　　黎學長說，我隻需把中、英互譯，公事文件會派人送到家裡，做好來取，不用天天到北溝。
　　他的口氣不像商量，倒像派令，而且工作方式也定好了，由不得我說，「不」。

　　這份工作，爲我帶來新的視野。爲了要做出一件件文物的數據，我必須向專家請教藝術方面的問題。比如，向莊嚴、譚旦詢問及向那志良先生等請益（make an application forincrease）；我研讀相關文獻、做筆記，問他們各種問題，自己也意外地得到很多收獲。
　　當年，爲了熟記重要數據，一手抱幼兒、一面猛背著名的窯名與特色的情景，如在眼前。

　　除了文書翻譯，遇到邦交國元首到故宮參觀，有時，我也必須到現場口譯。
　　其中，最難忘的是曾任外交部長的葉公超先生陪伊朗國王和泰國國王來訪的那兩次，我近距離地與他們接觸，留下深刻印象。

　　葉先生和汪公紀先生是老師輩，他常常側著頭問我：「那個東西英文叫作什麽？」
　　簡直就是考我。他的性格，使我不敢怠慢。他一問，我就趕快回應他。
　　那時的主任委員是孔德成先生。最資深的莊嚴先生指教我最多。

　　那時是邦交國的伊朗國王是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1919 - 1980），長得高大、英俊，皇室威儀中帶著現代紳士的優雅，簡直就是童話中白馬王子現身。

　　我幾乎是用一個愛慕者的心情，留意所有跟他有關的訊息，也想找幾本書看看曆史對他如何評價。因此，我想到那時能在故宮爲他作解說，深感榮幸。猶記得那日，他很仔細地看銅器和瓷器；行進間，因爲周邊都是男人，他怕我被冷落，就常跟我講話。看瓷器的時候他對我說「我的皇宮裡有一些跟你們這裡一樣大的瓷器，但都不如這個好。」他還問我：「像你這樣工作的女人在臺灣很多嗎？」
　　我說：「大概不少吧。」其實，我也不知道。我想，這樣說，比較有面子。
　　伊朗是回教國家，他大概很難想象女人工作的樣子吧。

　　巴勒維在那時是一位英主，不是一位暴君。
　　民國五十七年（1968），我在美國讀書時，看到各報的頭條都寫著：「不願做乞丐們的國王」（"He world not want to be the king of beggars. "），標題底下有一張他的加冕照片。在繼位十幾年後，才正式加冕。因爲他立志要把伊朗變成一個沒有乞丐的國家。所以，等到經濟改革成功了，才正式加冕。我對這則新聞印象，非常深刻。
　　難以預料的是，多年的勵精圖治，卻引發政變，他被迫去國。不久，即抑郁而終，死於流亡的異鄉。

　　那天黃昏，由北溝回到自己日式房子的家，換上家居服用大煤球煮晚飯。
　　灰蒙蒙的炊煙中，想著巴勒維國王英挺優雅的身影，突然想起灰姑娘的故事。
　　送我下班的破汽車，已變成南瓜了嗎？

　　那一陣子，故宮接待好多貴賓，後來泰國國王和王後也來了。
　　約旦國王胡笙，許多的總統、副總統……更重要的是，歐美各大博物館，大學的藝術史家，都到北溝來了。
　　那大大的榮華和霧峰到北溝的那條鄉村道路，時時令我想起北京的宮城黃昏和萬哩江山。

　　胡適先生常到故宮，在招待所住幾晚，遠離世俗塵囂，清淨地做點功課。
　　他去世前一年，有一次院裡爲他請了一桌客。
　　大概因爲我父親的關系，也請我去。

　　那天，他們談收藏古書的事。
　　胡先生也和我談了些現代文學的話題，我記得他說：「最近一位女作家寄了一本書給我，請我給一點意見，同時我又接到姜貴的《旋風》。兩本書看完之後，覺得這位女士的作品沒辦法跟姜貴比，她寫不出姜貴那種大格局，有史詩氣魄的作品。」
　　這些話，對我很有一些影響。

　　民國五十七年（1968），我去美國，就選了兩次史詩（Epic）的課，一定要搞清楚是怎麽回事。
　　後來，胡先生又說，自己的工作是介乎文學與曆史兩者之間的研究。寫感想時，用的就是文學手法。他說：「感想不是隻有喜、怒、哀、樂而已，還要有一些深度。深度這種東西沒辦法講，不過你自己可以找得到。如果你有，就有；沒有，就是沒有，但是可以培養。」
　　這些話對我來說，都是啓發。
　　胡先生對我父親的事很了解，也很尊重。所以，會跟我說一些相關的話。
　　後來，我給學生上課或演講，都覺得文學上最重要的是，格局、情趣與深度，這是無法言詮的。

　　我在故宮，也有過一陣子矛盾。想跟隨這些學者做藝術史研究，也許可以另外多學一門學問。後來想想，我的背景並不夠，而且我一心一意想深談文學。所以，又回去教書，再圖進修。

　　民國五十四年（1965），故宮遷到臺北外雙溪，偶爾我去參觀，還有很多人彼此都認得，直到他們一一去世。

 

1958年 5月，蔣介石接見伊朗國王巴列維。

  

　　  5、教學領域的拓展  

　　民國五十年（1961），有一天下午，下著大雨，突然有人按門鈴。
　　我開門一看，是一位穿著密不透風的脩女服的五十多歲的老脩女。
　　她手裡拿一把很大的雨傘，一進門就大聲地問：「你是不是齊邦媛？」
　　我說：「是。」
　　她說：「我們現在需要一位教美國文學的人，請你來教。」
　　我嚇了一跳，說：「我沒有資格教，美國文學也沒有准備。」
　　她不聽我解釋，說「你會教，你也可以教，我知道，因爲我已經查過你的資料。」

　　原來，她是當時靜宜女子文理學院（現爲靜宜大學〔Providence University，1934 〕）的負責人 Sister Frances（弗朗西斯脩女）。
　　靜宜是脩會辦的學校，脩會的負責人就是學校負責人。她來找我的時候，態度非常強硬，氣勢儼然。

　　我一再推辭，她似乎要發脾氣了，說：「你們中國人就是太客氣了，我告訴你，我是經過考慮才來的。我派了學生到中興，聽過你的英文選脩課。」

　　我太驚訝，她太意外，不敢跟她辯論。連說 "I’ll try." （「我試試。」）的能力，也沒有。
　　她立刻交代，哪一天開始上課。說完，留下一份課表，撐起那把大傘，從玄關處消失。
　　就這樣，在民國五十年（1961）的臺中，，我真正開始教文學課。

　　靜宜在當時，是很受重視的。因爲，她是一所以英語爲主的學院。學生一畢業，都是供不應求地被搶走。

　　「美國文學」是大三的課，教科書由學校指定。
　　厚厚的上下兩冊，三分之二是作品，三分之一是背景敘述。這稍微減輕我的壓力。

　　但不管怎麽說，「美國文學」是外文系的重課。
　　我生性膽小，又很緊張，自覺沒有經驗，隻有拼命下苦功讀書。
　　當時，靜宜圖書館相關的藏書頗豐，都是從美國直接送過來的，除了美新處，這裡也成爲我尋寶的地方。我教這門課，真是教學相長，把靜宜圖書館裡所有關於美國文學的書，都讀遍了。
　　筆記本、教科書上面，寫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我雖然知道，自己沒有像胡適先生說的，要有八年、十年以上的研究（at last eight years ahead of students），才敢教一門課。但我那時，總超前一、兩年。

　　靜宜的英文老師，大都是洋人相脩女。爲了培養學生的英文程度，不用中文講課。
　　教了第一年，學生反應很好。我猜想，吸引他們的是，我對文學的態度。

　　Sister Frances 是一個非常嚴格的人，拿著一把大傘，到處巡視，對老師的教學質量，盯得很緊，經常去聽老師上課。她全心全意奉獻給學校，以校爲家。她對學生也很嚴格，舉凡儀容、用餐禮儀、生活常規都要管。她曾說：「女孩子打扮得幹淨、漂亮不是爲了好看而已，而是爲了禮貌。」
　　一九六○年代，從靜宜畢業的女孩子，一聽到 SiSter Frances 都會發抖。但是，她也制定了相當高的水平。

　　我到東海大學（Tunghai University，1953）外文系任教，完全是個意外。就像 SiSter Frances 拿把大雨傘，敲到我的頭，我就去教一樣；不過，這次敲我的，不是傘，是一封信。

　　有一天，我收到素不精識的杜衡之教授的信。

　　他說，他在東海外文系教翻譯，因爲太忙了。問我，可不可以接這門課？
　　我不知道他怎麽認識我的，我也不認識他。但是，我就又接受一個挑戰去了。

　　東海大學外文系，在當年是比今天風光、受重視多了。
　　因爲他們做了很多開風氣之先的事情，加上學校的建築、規畫具有前瞻性。
　　校長，也是當時具有社會地位的人士。所以，頗受矚目。

　　外文系最早的系主任是 Miss Cockran（柯克倫小姐），接著是 Miss Crawford（克勞福小姐），她以前是圖書館館長。之後，就是謝頗得教授（Prof. Ian Shepard）接任。
　　系裡老師幾乎都是外國人，我是唯一的中國老師。
　　爲了教翻譯，我用我的老牛勁自己編教材。每個禮拜給學生做一次中翻英、英翻中作業。那是非常辛苦的，我拿回來批改。改完後，下次上課時第一個鍾頭發還作業，並且討論。每個段落，我都摘出重點。和學生談翻譯的各種可能性。

　　我不太贊成翻譯講理論，直到今天也不認爲，理論可以幫助人。我的翻譯課，完全要動手去做的。有累積的英文能力，不是平白就能得來，也要有很好的範例。我必須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似地找很多資料，才能教得充實。

　　有一次，我讓學生做一篇沃爾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 - 1894）的《給蒙娜麗莎》（"To Mona Lisa，1873 "）的翻譯。
　　大家坐在位子上，做得「快死掉」了，那實在是很大的挑戰。
　　那短短一頁，充滿文藝知識，深刻的描寫內在的奧秘。
　　每個人都糾著眉頭，一副快要陣亡的樣子，真是精采。
　　翻譯課這班是大三，每年有二十多個人。最早的學生有，鍾玲、孫康宣、郭志超等。
　　鍾玲曾寫了一首詩《聽雨》，送我。

　　我民國五十六年（1967）赴美國進脩，在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1820）的郭志超處處照顧我，常請我去聽印大著名的音樂會和歌劇，由他認識了許多終身的朋友。

　　民國五十六年（1967），裕昌突然接到調差令，調往總局，負責鐵路電氣化的研究及准備工作。因此，家必須搬去臺北了。

　　這年初，有一個美國很有份量的「美國學人基金會」（"Amercan Learned Socicty "）經美國新聞處寄來一函，說，他們開始給臺灣人文科進脩獎助二名（獎學金很高），在一切考慮之中，有一項是，「年齡在四十五歲以下」。
　　這一年，我已經四十四歲了，自己由青年已進入中年，在進脩這方面，竟十年蹉跎，渾然不覺……許多年來，父親不隻一次說，你一生作個教書匠，很可惜啊。他似乎忘了我大學畢業時，兵荒馬亂之際，他反對我出國唸書，雖然當時已得到霍利約克學院的入學准許，怕家人失去聯系，更怕我成爲孤僻的書呆子，耽誤婚姻。
　　這十年來，學校每年都有一些國際交流的通知。但是，丈夫工作極忙碌勞累，三個孩子尚小，我收到那些通知，連看都不敢看，更不敢想。
　　而今，發覺所有的公費資格都限在四十五歲。既然，家必須搬往臺北，可以搬在父母家附近，媽媽易於伸出援手。如果想留在大學教書，將來不被淘汰，今年是最後的機會。

　　這個基金會初審，通過了我的申請。但是，必須在八月三十日之前到紐約面談，再待決審。
　　我同時也再申請傅爾布萊特交換計劃的旅費與書籍補助，那又是一場「三堂會審」式的考試……
　　他們之中有一位是剛由哥倫比亞大學來臺訪問的夏志清先生。他問我，對於艾略特（T. S. Eliot，1888 - 1965）的戲劇，有什麽看法？
　　恰好在前一年暑假，我讀了他的三個劇本，《大教堂中的謀殺》（"Murder in the Cathedral，1935 "）、《家庭聚會》（"The Family Reunion，1939 "）和《雞尾酒會》（"The cocktail Party，1950 "），所以，頗有可談。

　　這一年暑假，兩個大孩子辦了轉學高中一、二年級，小兒子考上了第一志願大安中學初一（當時自以爲已經安頓，今日回想，何等無知），中興大學爲我辦了留職留薪進脩一年（當年薪俸以臺幣換算，不足一佰美金），我才有身份得交換計劃獎助。但期滿必須回原校，任教三年。
　　這年暑假，我由教育部審定，升等爲正教授。距我來臺整整二十年，我仍在奮鬥，求得一個立業於學術界的學位！

　　那個七月，是難忘的炎熱。
　　我們一家五口，放棄所有的貓，隻帶了一隻小狗，由臺中的大院子，高架的日式房子，搬到鐵路局代租位在金華街的三十多坪公寓，好似塞進一個蒸籠（那時還不普遍裝冷氣）。
　　三個青少年失去了伸展的空間，煩躁不甯。
　　而我，卻在「安頓」之後，立刻要渡重洋漂大海，追求一個他們聽不懂，也許至今他仍不諒解的「學術理想」！
　　許多年後，我隻記得那不安的熬煎，焦頭爛額的夏天夜晚，已全然看不見天上的星辰。

　　 

達•芬奇油畫:《蒙娜麗莎》 77 × 53 厘米，現藏巴黎盧佛爾美術館。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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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梯」之攀登

September 11, 2013, 1:4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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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乃其到達生命至高境界之天梯。
 

　　西方文化與宗教，息息相關。
　　我有幸在近距離看到最核心的奉獻形式與內涵的變遷過程，以自己來自古老文化，真是感慨良多。

　　　　　　　　　　　　　　　　　　　　　——齊邦媛：《巨流河》

 

　　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
　　　——【唐】張若虛：《春江花月夜》

　　昨夜，忽夢落花飄零，春已半殘，可是寄身異地他鄉，那回家之日子，卻還遙遙無期。詩人張若虛（660 - 720）昔时之思唸，望穿了秋水，也望成了幻覺。其仿佛瞅見那魚躍而激起之水紋裡，有遠方傳來之文字。於是，一篇思愁，蔓延於水面；其情深，亦如水矣。

　　聲聲慢，覓覓尋。在「晴夜靜好」之清幽夜色下，和著「吳中四士」張若虛那「春江花月夜」琵琶演奏聲，品讀著齊邦媛之《巨流河》。這婉轉優美之樂曲，絲絲入扣；而在齊邦媛那「雲淡風輕」之筆觸下，「大時代」下之諸多人物，於其細密溫厚之「凝視」中，一一顯影。此時此景，不禁使人陶醉於那「聲情」與「文情」之中。

　　「我自己最清楚地知道，每一日，都是從妻職、母職中，偷身得來」之齊邦媛，「我自己的童年，幾乎沒有可拴住記憶的美好之地。」「六十年在臺湾，仍是个『外省人』，像那永远回不了家的船（"The Flying Dutchman "）」 「由勝利的歡愉到如今這般景況，很少人想到從此將在海島度過一生。」「……『弦歌不輟』，是我活著的最大依靠。」

　　在《巨流河》中，可以讀到這些場景：特別為齊邦媛當年教書時，依學院規定，出國讀書必須在 45 歲以前，「你叫我怎麽辦？！你叫我怎麽辦？！」

　　這聲音，聲聲切。其說得，此刻依然清脆、依然優雅；又讓人聽來，卻為如此無奈、如此淒厲！

　　「女人無才便為德。」可謂古之至言。可是，女人有才，也不能「失德」──人妻人母之德。難怪連《佛經》中，《地藏菩薩本願經》有語：「女轉男身」，乃讀誦該經或贊歎該菩薩之利益。

　　然而，爲「人妻」、爲「人母」、爲「人師」之女子，一心想以「讀書」為之「誌業」，其難度堪比「登天」之艱焉？！

　　文學，乃其到達生命至高境界之天梯（Ladder）。

　　齊邦媛一生，爲了文學。其駝著那沈重「賢妻良母」之軛，努力去攀爬學術的天梯，以實現自己之夢想。終於，在 1956 年考取了「傅爾布萊特交換計畫」（"Fulbright Exchange Teacher’s Program "）獎助，首次赴美進脩；1967 年再次前往美國進脩兼教學；次年，進入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1820）深造，專心讀書。自誦著：「我背負離家的罪惡感，得以入此寶山，一日不能虛度。」四門功課，取得了 straight A （全優）成績，可謂，皇天不負有心人。最後，卻因他父親那「你家中亟需你回來」之一句話，使其無法續學，補上最後那六個法文學分，而將唾手可得之「碩士學位」放棄了。日後，成為齊邦媛萦繞心頭之遺憾與不甘。

　　「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唐】張若虛：《春江花月夜》）

　　嗚呼！

　　「我在印第安納大學那開花城的春花冬雪中，也似夢見了我的學術天梯。在梯子頂端上上下下的，似乎都是天使（angel ）。」然而，「我雖被現實召回，卻並未從梯上跌落。我終於明白，我的一生，……從未停步。」齊邦媛在《巨流河》中，回憶道。

　　竊以為，回望齊邦媛那「天梯」之攀登歷程，就其今日之學術成就與曆史定位，亦已無需那個小小之「碩士」冠冕矣！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我的一生，自病弱的童年起，一直在一本一本的書叠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從未停步。

　　　　　　　　　　　　　　　　　　——齊邦媛：《巨流河》

巨流河●

第七
章

 
心靈的後裔 

 

　　  6、樹林中的聖瑪麗  

　　這年的八月二十八日，我按補助機票的規定，乘美國西北航空公司（Northwest Airways，1926） 經阿拉斯加州（Alaska State）的安哥拉治（Anchorage）到西雅圖（Seattle），換機到紐約（New York）。二十多小時飛行之後，午夜一點半到機場。
　　臺北美國新聞處的友人幫我訂了旅館，他們保證，紐約機場的出租車是全世界最安全可靠的。
　　第二天上午（會面最後一日），我趕上與「美國學人基金會」的面會。
　　但是，後來收到他們寄到我妹妹家的信，通知我，他們不能支持我讀學位的計畫。
　　所以，我就隻好先到印第安納州首府印第安納波利斯（Indianapolis）西邊的特雷霍特市（Terre Haute），在「樹林中的聖瑪麗」（"Saint Mary - of - the - Wood College，1840 "）教半年書再說。

　　世間的緣份 ，環環相套，實非虛言。
　　我當年意外到靜宜文理學院教書，遇見教英國文學的 Sister Mary Gregory（瑪麗•格里高利脩女），也是一位 Fulbright Exchange Scholar（傅爾布萊特交流學者）。
　　她知道我的出國計劃，鼓勵我去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1820）進脩。三年前，她在該系脩得博士學位。
　　印大的比較文學系（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當時可以說是美國最早，也最有實力的開創者。美籍德裔的比較文學理論大師，如，Ramak（羅摩克），Nina Weinstein（妮娜•韋恩斯坦），Horst Frenze（霍斯特•弗洛倫斯），Newton P. Stalknecht（牛頓•佩•斯塔里克尼查特）等都在印大開最好的課，良機不可失。
　　她也借給我幾本這方面的原文書，使我有進一步的認識。她是第一位用英文作《紅樓夢》（"A Dream of Red Mansions ，1784 "）研究，而得到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的。
　　民國五十六年（1967）四月底，她知道我到美國作傅爾布萊特交換教授去訪問的學校尚未定，邀我去創辦靜宜的母校，距印大隻有七十哩的「樹林中的聖瑪麗」，教一門中國文學的課，一門專題研究（thematic studies）的課。
　　我可以一面教書，再安排到印大注冊選課，通勤去讀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和英美文學（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
　　這個意外的邀請，對於我，是上帝最慈悲的安排。

　　「樹林中的聖瑪麗」是天主教在美國的一個脩會（order），座落在美國中部印第安納州的脩院，有一片占地三仟畝的樹林。
　　一八四○年，在樹林中創辦了這所女子文理學院。在那一區，是有名的貴族學校。

　　十年前，我已見識到美國的地大物博。這次，在這「小小」的學院，更感受到土地的實力。那一望無際，郁郁蒼蒼的樹林，簡直就是世外桃源（Arcadia）！
　　右邊是梨樹園，左邊是蘋果園。十月開始，蘋果成熟，沒有人採。落在地下草叢中，如一片紅花。
　　我們初去時，會驚呼，彎腰去拾最紅的大蘋果。後來，才知道自己拾起的，隻是滄海之一粟。
　　採蘋果的人，是開著小貨車去的。車子開出來時，輪胎是輾過萬仟蘋果的鮮紅色！
　　我臺中家前院一棵龍眼樹，每年結實時，鄰裡小孩用長竹竿劈了鉗形頭，越牆摘取。我的孩子追出去時，一哄而散。大家都很興奮，成了每年初秋的慶典一樣。
　　最初，看到那果汁浸透的輪子時，心想，他們若來到這蘋果園，會怎樣想？

　　初到時，又有一天黃昏前，餐廳外樹林外緣，一片楓樹紅了，林裡升起輕霧，夕陽照來，實在是中國山水畫（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中極妙境界（terrific）。
　　我與一個由臺灣靜宜去的學生韓韻梅從餐廳出去，想靠近楓林（maple woods）看看。
　　正在歎賞歡呼的時候，一輛警車從後面追來，把我們「押」回宿舍。
　　我對他們說，你們看這樣的美景，怎能不盡情觀賞？
　　校警板著臉說，樹林太大了，我們的責任是，保護年輕女子，不要走失。

　　從充滿魅力的樹林走進學院，可憶唸之事更多。
　　第一個，讓我震驚的是，我的朋友 Sister Mary Gregory 的身份。

　　我一生，對官位相當遲拙。在臺中，她聘請我到美國她的學校教書時，拿大雨傘掌靜宜一切大權的 Sister Francis 在旁，一直大力贊助。我以爲，那是她的權力，也是她的行事風格，「說了就算話」；而 Sister Mary Gregory，是我談文學的朋友。隻是出面邀請我的人。
　　九月初，我由紐約乘飛機到印第安納波利斯（Indianapolis），再換灰狗公交車（Greyhound，1914）到特雷霍特市的汽車站。
　　她邀了在學院圖書館工作的胡宏毅小姐，來接我。
　　她見我風塵仆仆地帶著行李等她，立即過來擁抱歡迎，幫我提了行李上她的汽車，開三十多哩小路進了樹林。
　　校園不大，卻很有氣派。高大的數幢紅磚大樓，不遠處有一所小小庭院和淺綠色的小樓，即是我將層住一年的極舒適的教職員宿舍。
　　她提著我的箱子，送我進了一間舒適的套房。要我休息一下，六點鍾會請鄰室的胡小姐〔Janet（珍妮特）〕帶我去餐廳。
　　餐廳在叢樹深處，高敞明亮，可供全院師生近仟人進餐。
　　靠近聖母瑪麗抱著聖嬰的校徽的壇前，有一區是教職員區，也是校務會議的場所。
　　在這裡，我相當深入地看到了一九六○年代天主教一個脩會在某些體制上的改變，和改變過程的辯論、沖突與痛苦。

　　我們進了餐廳，坐在第二排長桌。
　　晚餐極正式，總院的一位年長脩女帶領謝飯儀式之後，說：「現在請校長介紹新來的老師。」
　　此時，隻見我的朋友 Sister Mary Gregory 利落地由正中間的座位站起來，引我向前，向全廳介紹了我。
　　我想，我當時必是滿臉困惑、張口結舌，不知說什麽才好的樣子。因爲我不知道她由臺中回到美國，是出任校長的（給我的聘書上簽名的是上一任校長）。到那餐廳之前，沒人告訴我。在我們多次談話和通訊中，她自己也沒有提過。原來，邀請我開中國文學課程，也是她的「新政」。

　　我上課的內容和資料，都與她充份討論，適合學生程度，省去雙方摸索的苦惱。
　　選課的學生近二十人，算是很不錯的了。
　　上課不久，又舉辦了一個東方文化展，很成功地加深了我們文學課的背景。而在生活上，她對我處處照顧。
　　和我同住宿舍的胡宏萊小姐，會煮一手精致的中國菜。
　　這位新校長和一位韓國學生丁英慧（後來才知道她是韓國總理丁一權的女兒，也上我的課）與另兩位中國脩女（其中的蔡瑛雲，回國後在靜宜大學工作至今）常是我們座上高朋。她也幫我找了幾位定期去印大上課的教員，開車去時帶我去。
　　但是，時間的配合並不容易。每周去一、二次，是不可能的。
　　從特雷霍特到印大開花城（Bloomington）之間，沒有公共汽車。更何況，須先走出三仟畝的樹林！
　　在美國人看，區區七十哩小事情。
　　對於我，卻似不能逾越的河漢。所以，我去印大比較文學系（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拜訪了系主任 PrOf. Horst Frenz，談了我的困境，取得了所開課程表，回到樹林。認命專心教書，下學期再說。 

　　那四個月，是我一生有系統地讀書的開始。樹林中的聖瑪麗學院辦學態度，相當事業，教學亦是水平以上，絕不是隻爲養成高貴淑女而已。所以，其圖書館雖不大卻質量不差，尤其英美文學方面，藏書相當充實，是主力所在。
　　爲了教課，我遍讀館中所有有關中國文學的書，看到中國現代文學部外，除「五四」後的新小說，如魯迅的幾本，有茅盾的《春蠶》（"Silkworms，1932 "），巴金的《家》（"Family，1929 "），老舍的《駱駝祥子》（"Camel Xiangzi，1936 "），《貓城記》（"'Cat City，1932 "），甚至還有中共的樣板作品《金光大道》（"The Golden Road，1970 "）等，隻是沒有臺灣的任何資料。
　　當然，那時我們也沒有任何英譯作品，這也是我後來發願作臺灣文學英譯的心願萌芽之地。我卻在此意外地親自看到天主教脩女制度在一九六○年代面臨形式與內涵「現代化」的一段過程。

　　我抵達樹林的第三天午餐後，脩會在會場有一個曆史性的投票，決定是否卸除頭紗。
　　投票前後，都有激辯，充滿了「聲音與憤怒」（"sound and fury "）。主張廢除頭紗的年輕脩女一派得到勝利，有人甚至歡呼；而保守的元老派明顯地顯得悲傷、憤怒。
　　過了幾天，又將長裙藉投票縮短至膝下三寸。不久，校園上即見到新裝脩女步履輕快地來去。那些始終不變的面容，更加嚴肅了。除此外，脩院生活內規，也放松了許多。 

　　第二年暑假，有相當多的年輕脩女退會、還俗。
　　西方文化與宗教，息息相關。
　　我有幸在近距離看到最核心的奉獻形式與內涵的變遷過程，以自己來自古老文化，真是感慨良多。也因此結交了幾位天主教脩會的朋友，終生可以談學問、談觀念，也談現實人生。
　　一年後，我由印大又回樹林，教了一學期書，頗有賓至如歸之感。

 

年齡參差的脩女們那「基本的愛」（"Radical Love "）——對宗教（religion）篤信不移。

　　

　　  7、開花的城  

　　既然無法克服那七十哩的困難，我在民國五十七年（1968）一月初便辭職，去到位於開花城的印大注冊，專心讀書。
　　出國前，在臺北辦簽證時，遇到我在東海大學外文系教翻譯課上的學生郭志超，他正好也要到印大讀書。所以，知道我先到「樹林中的聖瑪麗」教書。
　　印大的宿舍，是他幫我接洽的。以我學者的身份及年齡，配得一間眷屬宿舍。 

　　在那寒冷的一月初搬進去的時候，看到門上釘了一張紙，用中文寫著：
　　「齊老師：我們是郭志超的朋友。他今天出城去了，我們上午十一點鍾來看你。徐小樺、蔡鍾雄留言。」
　　進屋不久，由那扇大窗子看到，外面薄雪覆蓋的山坡上，有兩個二十多歲的中國男子擡著一個臣大的籃子朝我這面走上來。
　　這兩位我終生的小友擡著的籃子裡，裝著大大小小的鍋、碗、杯、盤、水壺、瓶罐，還有一條真正的窗簾。一個人基本生活所需，全有了。

　　這間單間的宿舍，有大幅的玻璃窗，窗前芳草鋪至山坡之下，總有一種僅小於鴿子的紅胸鳥（Sitta canadensis），在上面散步，據說是知更鳥。
　　但是，我在英國文學中讀到的知更鳥，是一種頗有靈性的小鳥。
　　也許在美國中西部的谷倉，變種，壯碩難飛了。

　　民國五十七年（1968），是我今生最勞累、也最充實的一年。
　　自從一月八日我坐在那窗口之後，人們從草坡上來，總看見我俯首讀書或打字。
　　我自己最清楚地知道，每一日都是從妻職、母職中，偷身得來！
　　在一學期和一暑期班時日中，我不顧性命地脩了六門主課：「比較文學和理論」（"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ory "）、「西方文學的背景與發展」（"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of Western Literature "）是必脩。「文學和現代哲學」（"Literature and Modern Philosophy "）、「十六世紀前的西方文學」（"Before the 16th Century Western Literature "）、「文學與文化」（"Literature and Culture "）、「美國文學——愛默森時代」（"The American Literature -- Emerson Era "）是選脩。

　　「文學與文化」的穆勒教授（Prof. Mueller）上課有一半時間問 "Why？"（「爲什麽？」），催迫聽者思考書中深意，譬如由托馬斯•曼《魔山》（Thomas Mann，1875 - 1955，"Der Zauberberg，1924 "）和以歌德《浮士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 - 1832，"Faust，1831 "）主題不同書寫所呈現的文化變貌等，這種教法對我後來教書很有影響。「美國文學」（American Literature）由愛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1803 - 1882）的「自信」（self - confidence）作爲連系一切的至高存在，輻射出去，將美國文學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層次。
　　他講得翔實生動，我更是有備而來，一點一滴全都了解吸收，那寶貴的求知歲月，隻有在戰時的樂山有過——而如今我成熟冷靜，確切知道所求爲何，也努力抓住了每一天。
　　當年印大的文學課，即使在美國，也是一流的水平。
　　我上這些課，凝神靜氣地傾聽，盡量記下筆記，常覺五十分鍾的課太短。

　　「十六世紀前的西方文學」全班二十多人，說五種以上不同母語。在如此壓力的「災難」中，互相安慰。
　　有一位真正嫺熟法、德、拉丁語的俄國同學，被師生羨稱爲「怪胎」（monster）的大胡子，竟然問那剛從哈佛拿了文學博士的教師 Gros Louis（格羅斯•路易斯），英國曆史上的阿爾弗雷德國王（King Alfred，849 - 899）是誰？
　　那簡直和問中國人，秦始皇（First Emperor Qin，259 B.C. - 210 B.C.）是誰一樣丟臉。
　　旁邊來自各邦國的同學，幾乎快把他推到椅子下面去了。

　　這些課最可貴的，不僅是上課言談所得，尚有參考用書書單，少則數頁，多者竟達八十頁。
　　這些參考書單，是我回臺灣後，最有益處的指導；尤其「西方文學的背景與發展」一課，是全院必修，教授是英文系大牌，一刷白色的胡子，給人很大的安全感。
　　他那滿座的演講課，在很大的教室。
　　三個月間，爲我搭建了一個心智書架（Mental Bookshelf ）。教我把零散放置的知識（Knowledge）和思想（Thought），放在整體發展的脈絡上，不再散失（be lost）。日後讀書，尋得來龍去脈，也啓發我一生愛好研究史詩和烏托邦文學（Utopia Literature）的路徑。
　　先識得源頭，再往前行。

　　在五月二十日學期結束之前，我沒日沒夜地在那小打字機上趕出了三篇報告。
　　參加了一場考試後，回到宿舍立即倒床大睡。昏天黑地睡到午夜醒來，窗外竟是皓月當空。想到《紅樓夢》中，寶玉醒來所見，當是同一個月亮。
　　我這個現代女子，背負著離開家庭的罪惡感，在異國校園的一隅鬥室，真不知如何在此紅塵自適！
　　起身，在淚水中寫了一信給父母親，敘此悲情（當時父母已年近七旬，我怎末想到如此會增加他們多少牽挂……）。第二天早上，走下山坡將信投入郵筒，往回走上了一半山坡，就走不動了。坐在草地上，俯首哭泣許久。當時，心中盤旋著《春江花月夜》〔"A Moonlit Night on the Spring River "，By Zhang Ruoxu（666 - 720 ），The Tang dynasty〕：「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Last night he dreamed that falling flowers would not stay . Alas ! He can’t go home , although half spring has gone . "）
　　詩中情境，正好此時。
　　小友蔡鍾雄和幸玑夫婦駕車經過，他們上來帶我去文學院 Ballentine Hall（巴倫坦教學樓）後面。
　　全條路，盛開著樁花。紅白交植的樁花，茂密而不擁擠，每一枝都能自在潇灑地伸展，恬適優雅，成了我一生詩境中又一個夢境。

　　過了幾天，去系裡拿學期成績單。四門課：三個 A，一個 A-，總計 4.0。
　　我問另一小友徐小樺，這 4.0 代表什麽？
　　剛拿到物理系博士學位的他，說，是 straight A （全優）啊！是我們中國人的光榮啊！
　　我說，且慢光榮，你們剛開始人生，無法了解，我這麽晚才能夠出來讀這麽一點書，所付的代價有多高……
　　暑期班各處來的名師如雲，我照脩三門兇猛的課。
　　我背負離家的罪惡感，得以入此寶山，一日不能虛度。

　　這段苦讀時間，我最大的世界，是那扇大玻璃窗外的天空和變化萬仟的浮雲：臺灣的消息，來自家信和七天前的《中央日報》（"Central Daily News，1928 "）航空版。
　　開花城那間陋室，是我一生中，住過最接近天堂（Paradise）的地方。

　　我的唯一生活或社交圈子，是幾位中國同學和他們的家庭。
　　印大，那時有大約三佰個中國學生，十分之九是臺灣去的，香港和東南亞的約占十分之一，尚沒有一個大陸學生。那一年，他們的文革噩夢剛開始；臺灣政治上，尚未分本省、外省。大家心思單純，互相照顧。離校的人，把可用的家庭物件裝在大紙箱裡，開學時，分批送給新來的人。
　　開花城外，有幾個樹木蔥籠的小湖。他們開車去時，常邀我。有一次，爲了撮合曾與我同住的楊巧霞和曾野的姻緣。曾有六車人開到湖畔「看月亮」，大唱中文歌，太晚了，被警察「驅離」。有幾次，隨徐小樺、蔡鍾雄、胡耀恒幾家開車到芝加哥（Chicago），到俄亥俄州（Ohio）、愛荷華州（Iowa）……
　　長途所見，使我見識到美國地大物博的中西部，廣裹萬哩的大谷倉，令我懷想我父祖之鄉的沃野。

　　印大著名的圖書館和她的書店，是我最常去的地方。
　　在占地半層樓的遠東書庫，我遇見了鄧嗣禹教授（Teng Ssu - yu，l906 - 1988），是學術界很受尊敬的中國現代史專家。
　　他的英文著作《太平軍起義史史學》〔"Historiograph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Cambridge， Mass .，1962 .）"〕、《太平天國史新論》〔"New Light On the Distor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Cambridge， Mass .，1950 .）"〕、《太平天國宰相洪仁軒及其現代化計劃》〔"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Cambridge， Mass .，1971 .）"〕皆爲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Cambridge， Mass .）出版，是西方漢學研究必讀之書。
　　鄧教授，湖南人，雖早年赴美，已安家立業，對中國的苦難，關懷至深。
　　我們有甚多可談之事。他退休時印大校方設盛宴歡送，他竟邀我同桌。
　　在會上，校方宣讀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 - 1991）的信，信上說，他剛到哈佛唸漢學研究時，鄧教授給他的種種指引，永遠感唸這位典範的中國學者。

　　這樣單純、幸福的讀書生涯，到民國五十七年（1968）寒假，即被迫停止。
　　當初申請傅爾布萊特資助進脩的條件是，必須有教書工作，而且期限隻有一年，不可因脩讀學位而延期滯留在美國。
　　我已申請延長半年，所以，先必須回到樹林中的聖瑪麗學院再教一學期。
　　那學期，我去特雷霍特的州立大學讀了「十六、十七世紀的英國文學」（"16th、17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任課的 Mullen（莫倫）教授是研究史賓塞（Edmund Spenser，1552 - 1599）詩的專家。另一「文學批評」（"Literary Criticism "）課，也非常充實。對我日後研究，幫助甚大，而且，印大承認這六個學分。
　　我且回到開花城去參加碩士學位考試通過，隻待再脩六個法文課的學分，即可得碩士學位——但是，我今生竟未能回去脩學位。

　　交換學者簽證到期之時，我仍在猶豫，要不要再申請延長半年。
　　這時，我父親來了一封信。他說，裕昌工作繁重辛勞，你家中亟需你回來。
　　簽交換計劃的合法期限既已到期，已承諾的話，即須遵守。
　　《聖經•創世紀》（"The Bible：In the Beginning "）裡，雅各布（Jacob）夢見天梯（Ladder）。
　　我在印第安納大學那開花城的春花冬雪中，也似夢見了我的學術天梯。
　　在梯子頂端上上下下的，似乎都是天使（angel）。
　　而在我初登階段，天梯就撤掉了。牠帶給我好多年的惆悵，須經過好多的醒悟和智慧才認命。
　　這世間，並無學術的天梯，也無天使。
　　我雖被現實召回，卻並未從梯上跌落。
　　我終於明白，我的一生，自病弱的童年起，一直在一本一本的書叠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從未停步。　

 

漫步在「開花的城」，校園裡美麗而富有厚重底蘊，引人駐足。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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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樹又見林

September 14, 2013, 1:3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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蘩花過眼，南柯一夢乎？！

　　蘩花落盡，天梯消逝。
　　……。
　　那時，沒有人會膚淺地問你，「愛不愛臺灣」？

　　　　　　　　　　　　　　　　　　　　　——齊邦媛：《巨流河》

　　有一首詩，這樣寫到：「每做一件事情，給他一個快樂的思想，就是點亮一盞盞燈。」

　　 「我們在場。」海內外矚目之華語民間第一文學大獎——第二屆（2010）「在場主義」散文獎頒獎盛典， 2011 年 9 月 19 日上午於上海複旦大學（Fudan University，1905）隆重頒出。時年 87 歲之臺灣作家齊邦媛憑籍其之《巨流河》，榮獲得這項價值 30 萬元人民幣之「民間散文第一大獎」。　

　　「齊邦媛先生的《巨流河》，不僅給當代讀者精神世界帶來了巨大震撼，而且激發了被當下市場經濟、大衆娛樂、政治偏見所遮蔽的知識分子的良知，以及獨立面對曆史與當下社會的嚴肅思考，同時也標志了中華民族超越政治意識形態，而達到精神融合的可能性。」頒獎頌辭，如是讚譽之。

　　耄耋之年那齊邦媛，在臺灣通過網路視頻，發表了其之獲獎感言。在齊邦媛看來，自己這一代人，乃「掉在大斷裂縫隙裡最深的一代人」，而自己寫之為「世界上最長的顛沛流離」，並戲言：「我最應該得的是世界上最資深的漂泊獎。有人像我們這樣，有如此巨大的傷痛嗎？我是誰？我在哪裡？這是寫作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我想，我在所有人最大的傷痛前面，我看到，我在場。」

　　 八十余載，彈指一揮間；蘩花過眼，南柯一夢乎？！

　　「我在印第安納大學那開花城的春花冬雪中，也似夢見了我的學術天梯。在梯子頂端上上下下的，似乎都是天使（angel ）。」「當我看到美麗的行道樹時，」也想起那英年早逝之中興大學校長湯惠蓀（Tang Huisun，1900 - 1966 ）先生去世前，「最後的希望是，看到窗外有樹！」「六十年在臺湾，仍是个『外省人』，像那永远回不了家的船（"The Flying Dutchman "）」「從多年的教書生活，突然進入一個政府機構作公務員，好像從一個安然自適的夢土，遭到流放。即使在那個不把『生涯規畫』挂在嘴上的年代，也是大大的斷裂。」然而，「點亮心燈」之齊邦媛，在《巨流河》中，以自己之靈魂，穿織於字裡行間，使文句充滿了靈性之芬芳。

在「自己的房間」，齊邦媛矢志不渝，筆耕不輟。

　　 英語中，有一句常見之諺語（proverb），謂："Fail to see the wood for the trees . "（「見樹不見林。」）告誡人們，切勿「因小失大」。

　　竊以為，偶相信，偶就會看到滴。

　　在《巨流河》中，齊邦媛不正為其因一頁「聘書」而離別故土，「永遠不能回家」，走上教書育人之路嚒？不正為其由一紙「家書」而放棄唾手可得之「學位」，登上那「學術」之文學殿堂嚒？不正為其以「愛如一炬之火」而寫下這「詩的真理（the poetic justice）」，來照亮世間那「黑暗」嚒？

　　齊邦媛之《巨流河》這部回憶錄，滿目之中英文學和詩詞，揮灑其間。其關乎個人與家族，國恨與家仇，分崩和重鑄，關乎其那回不去之這片故土和這些年代。因其之身體原因，亦未能出席這次「頒獎禮」。然而，其「書替她還鄉了」。

　　縱觀齊邦媛之一生，求學讀書、教書育人……。正如其在書中所述：「如今，我終於看到許願樹（Wishing Tree）上結了第一批果實……」多年來，這些學生「像獨生子一樣受到我一切的看顧與督促。在功課上，達到應有的水平，氣質也相當自信明朗。他們以後，也有很多人成爲認真的好老師；大半的男生，進入貿易等行業，也都相當成功。」

　　磋乎！

　　此所謂，緣來若此，自然天成。桃李天下，築夢成真矣！

　　這些「功德」，豈不為「見樹又見林」焉？！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從多年的教書生活，突然進入一個政府機構作公務員，好像從一個安然自適的夢土，遭到流放。即使在那個不把「生涯規畫」挂在嘴上的年代，也是大大的斷裂。
　　現實考慮之外，內心隻有一個確切的安慰：我真的可以將臺灣文學用英文介紹給西方世界了。

　　　　　　　　　　　　　　　　　　　　——齊邦媛：《巨流河》

 

巨

流

河

●

第

七
章

 

心

靈的後裔 

　　  8、築夢成真   

 　　蘩花落盡，天梯消逝。
　　我回到臺中的中興大學，履行我回原校服務三年之約。
　　家已搬去臺北，所以，我每周二，由臺北乘早上七點開的光華號火車去臺中；周五晚上六點，搭乘自強號由臺中回臺北。
　　星期六上午，在臺大教研究所的「高級英文」（"Advanced English "）課。
　　兩天時間，靠一位女傭協助，努力作一個家庭主婦。
　　住在父母家對面，共享一個巷院，一切都在呼應範圍之內。但是，父母已經七十多歲了；我的三個兒子，都進了青少年階段。
　　我每星期二早上五點多鍾起床，准備家人早餐，再去趕火車，內心萬仟的牽挂。
　　有時，天上尚見下弦殘月，我離家時，真是一步三回頭——最初隻是踐約，漸漸地，我回到臺北，也會牽挂臺中那一間小樓裡的系務了。

　　中興大學外文系的成立，是我多年夢想的實現。在林致平、湯惠蓀、劉道元三位校長任內，我都不停地以一個教員的力量在推動。
　　作爲中部唯一的國立大學，總應該有文學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文學院設立後，先成立了中文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和曆史系（Department of History）。
　　外文系（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最困難的是師資（teachers）。那時，全臺灣闔格的外文系教授，人數不多。英美文學博士，仍是「貴重金屬」（"Precious Metal "）。有少數學成歸國的，到了臺北，就被臺大（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1928 ）、師大（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1922）、政大（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1927 ）、淡江（Tamkang University，1950 ）、輔仁（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1925）等校留住了，不願到「外縣市」去。同在臺中的東海和靜宜，有他們自己的脩會師資來源。
　　國立大學，有較嚴的資格限制。這個問題，就是理想與現實的最大差異之處。
　　我在過去那些年，侈言文學教育（Literature Education）的重要時，並未預想到。

　　當我民國五十八年（1969）春季班開學前回到中興大學時，發現我已被「發表」爲新成立的外文系系主任，而且新招收的第一班學生，四十五人已上課一學期。
　　系務由教務長兼代，課程按教育部規定開設，幾乎全是共同科，與中文、曆史兩系合開選脩課程。邏輯學（Logic）、文學課程，到二年級才有。
　　我回國第一次進了校長室，才懂。
　　我由美國寫來的兩封信說，學位尚未拿到，系務工作不懂又無准備，隻能作個盡職的文學教員而已。
　　不適合當主任的真實話，在校長與教務長（那時尚無文學院院長）看來，隻是民族美德（national virtue ）的謙辭（self - depreciatory expression）。
　　已升任正教授，且得到教育部的紅色教授證。多年來努力推動成立外文系，如今外文系已經「給你成立了」。系裡就這幾位名人（教大一英文、法文、德文等，六人中有一半已六十多歲），等了你半年，你不管系務，誰管？

　　教務長王天民先生，原是我的長輩。由校長室出來，看到我「惶恐」爲難的神情，就說，「我相信你是有能力做的，公事上的問題可以來和我商量。這裡對系主任有保守的期待，以後少穿太花的裙子。」
　　那時流行短裙，而我長裙、短裙，都沒有。上課，隻穿我寬寬綽綽的旗袍。

　　就這樣，我由苦讀的書呆子變成了系主任，面對的全是現實問題。
　　幸運的是，由大學聯合招生分發來的學生，相當不錯。
　　那時，還沒有中山大學（National Sun Yat - Sen University，1980）和中正大學（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1989）。全臺灣國立大學，隻有四校有外文系。而外文系錄取的分數，比較高。學生資質都相當好。後來，在社會上的表現，也在水平以上。

　　我在系主任三年半的日子裡，最大的煎熬是，文學課程的教師聘請。
　　新聘專任的施肇錫、許經田和很年輕的張漢良，三位先生都證明了我的「慧眼」，很受學生歡迎。

　　原任的丁貞婉、姚崇昆、孫之煊、唐振訓、蕭坤風，也都鼎力合作。系裡有一股融洽的向心力，任何人走上我們向農學院借用的那小樓的二樓兩大間辦公室，常會聽見笑聲。
　　我的辦公室門，永遠開著。老師、學生出出進進，神情愉快。

　　那第一屆的元老學生，一半是女生，一半男生。
　　我剛就任時，那些女生在宿舍爲我開了個歡迎會，擺了幾碟脆硬的餅幹和汽水。
　　她們沒有唱歌等類的節目，隻是把我團團圍在那兩排上下鋪的中間，問了我許多問題：考上了外文系，很高興。但是，上了一學期的課，不知外文系要學些什麽？現在上的課，和高中的課差不多，國文、英文、現代史……，隻是老師比較老一點……。
　　這一場聚會，開啓了我與學生直接談話的作風。
　　由大學新生的困惑，到後來三年功課沈重的壓力，我是陪著那四十多個青年走了成長的每一步。
　　對於那個由無到有的系，我似乎有個築夢者的道義責任；對於那些十九、二十歲的尋夢者（如果他們尋的話），我不知不覺地有像「帶孩子」似的關懷。

　　對於這新系，我最大的道義責任是，建立牠的學術水平。
　　第一年，臺中的美國新聞處由於我多年借閱的書緣，以及我兩度作 Fulbright Scholar 的關係，捐給我們最初的一些文學書；配上丁貞婉借來她夫婿陳其茂先生的幾幅畫，我那空無一書的辦公室，頓時有些文化的樣子。

　　他們指點我，在臺中，有個美國國務院訓練外交官中文的使館學校（Embassy Scholar ），好多學員是具有英文系碩士以上學位的人；另外一處是，臺中水湳的清泉崗空軍基地（Taichung Ching - Chuan - Kang Airport），那時是越南戰爭（Vietnam War，1945 - 1979 ）期間，借駐的美軍數目很大，有不少醫護和通訊等文職人員。他們的太太有些是美國合格的教員，也許適合於我們公立大學兼任的資格。
　　經由這兩個途徑，第二年，我將二年級，分爲四組，開設教育部規定的英語會話。請到四位在使館學校進脩的學員，每周來上兩小時課；之後兩年，有六、七人來上課。課內課外，他們頗爲融洽。
　　我們的學生，純樸天真。有些課外活動郊遊，帶著這些老師同行，還曾帶他們回家喫拜拜，深入認識臺灣民間生活。
　　經我認真申請而來教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 - 1616）的，是一位醫生的太太；教小說課的，是一位軍中信息官。他們闔格而且有經驗，授課內容也達到我希望的標准，幫我度過了最早的難關。我自己教英國文學史（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第二年，請到了東海大學的謝頗得教授，來教英詩（English Poetry）。
　　他是英國人，在東海已是最好的英詩課教授者。因爲，另有一種自然的深度與韻味（depth and charm），與其他老師不同，給我的學生，極好的啓發。

　　外文系成立之初，原屬共同科的英文、法文、德文老師，都成爲基本師資。由農學院時代即教大一英文的田露蓮（Miss Tilford）和孫寶珍（Mary Sampson），是美國南方保守派的浸信會（Baptist Churches）傳教士（Missionaries）。
　　她們的教會，即蓋在學校門口的一排鳳凰木後面。多年來，與我十份友善（friendly）。
　　但是，很不滿意我聘來兼任的文學課程美籍年輕老師的教課內容。認爲，太自由派（radical）。
　　我主編的大一英文新課本，取代了幼獅公司（Youth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1958 ）出版的大一課本，也引起另一批真正「老」教授的指責。
　　但是，我剛剛讀書歸來，對英美文學的基本教材曾認真研究過，也搜集了相當多的資料，確知學生不能再用陳舊的標准選文，須加上二次大戰（War II，1939 - 1945）後的文化各領域新文章。幸好，獲得多數支持（包括學生）。
　　大一的課程，隻有一門「西洋文學概論」（"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是本系的傅偉仁（William Burke）教。他是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傳教士，思想相當「前進」，很得學生擁戴。
　　那一年，我與他闔編一本教材，解決了當年仍無原文書的困境。
　　法文課的顧保鵠和王永清（衛理中學校長）都是天主教會（Catholic Church）神父（Father），法文造詣深，教學極認真。
　　大一國文老師，是中文系的陳癸淼先生，給他們出的第一個作文題目是《給你一串串的陽光》（"Give You a bunch of Sunshine "）。剛從高中畢業拼完聯考的學生，哪裡見過這樣的境界！
　　三十多年後，仍然津津樂道。
　　我留住他，教外文系大一國文，直到他去臺北從政。他競選立法委員時，很多學生是熱心的助選者吧。
　　另一位令他們難忘的老師，是教《中國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的曾祥鐸先生。他對當代史的開放批評（open to criticism）的角度（angle），有很大的啓發性。
　　後來，竟引來當年政治不正確的牢獄之災。出獄後，主持一個政論節目。
　　我與他在臺北街頭相逢，真不勝今昔之感，不知一切從何說起。

　　民國五十九年（1970）秋季開學後，我籌劃召開的「第一屆英美文學教育研討會」（"The first American Literature Education Seminar "），准備在中興大學開會。
　　在那些年，這樣的會議甚少，各種學科會議都不多，在臺中召開的更少。
　　我很誠懇地希望各校在教學方面，多些交流的機會，給臺大以外的學校一些援助。
　　全省隻有四校有外文系，一直是文科學生的第一志願，而師資普遍不足，教材又需大幅汰舊換新，以適應新的時代。
　　全省開文學課程的同行，來了三十人左右。臺大的朱立民和顔元叔，自然是會中明星。人少，大家暢所欲言。
　　我那小小的新系，忙了許久，那股歡欣的熱情，是我在日後所參加的無數會議中，不易再見到的。

　　裡裡外外忙碌到了民國六十一年（1972）夏天，中興大學外文系的第一班學生畢業時，令全校意外的是，我也辭職了。
　　我已按約定教滿三年，放下這個我推動、促成、創辦、奠基的系，我是萬分不舍，一草一木，都似說著離情。
　　我到臺中一住二十年（全家住十七年，回國後我兩地往返三年），最安定的歲月在此度過。如今，我終於看到許願樹（Wishing Tree）上，結了第一批果實。可是，我必須走了……。
　　惜別晚會上，學生人人手持蠟燭，一圈圈圍著我，哭成一團。
　　沒有人知道，一向積極，充滿活力的我，此時，面臨一個全然陌生的未來，內心是如何的無奈與惶惑。

　　這一班學生，二十二歲左右年紀，從這日起要去開始一生了。
　　四年來，像獨生子一樣，受到我一切的看顧與督促。在功課上，達到應有的水平，氣質也相當自信明朗。他們以後，也有很多人成爲認真的好老師；大半的男生，進入貿易等行業，也都相當成功。
　　至今三十多年，李善琳、趙慧如、陳碗玫、王永明、丁義楨、李明朝、吳怡慧、徐春枝、徐淑如、丁振娟、徐松玉等人經常聚晤或來信，全班已産生手足之誼，對我仍存當年相依爲命似的顧唸之情。

　　最後的幾個月，我在校園中騎腳踏車來來去去，看到的一切都感到留戀，處處是自己年輕的足迹。

　　告別中興大學，也就是告別了我的前半生。
　　在臺中十七年，生活簡樸，卻人情溫暖。我親眼看著國立中興大學的牌子挂上門口，取代了原來農學院的牌子。看見原是大片空著的校園，蓋出了許多大樓。
　　外文系成立之初，所有教室皆向別系借用。
　　一年級上課的「基地」，是最早爲政府援助非洲農業計劃的訓練教室，兩間瓦厝，小院有棵美麗遮蔭的大樹。二年級借用畜牧系一間緊靠牧場的教室。
　　有一天，我在上英國文學史最早的史詩《貝爾伍夫》（Beowulf，750 .）的時候，一隻漂亮的牛犢，走進門來。
　　我們雙方都受了驚嚇，幸好無人喊叫，牠終於好不容易地轉了身，由原門出去。
　　事後，畜牧系主任告訴我，那是剛進口的昂貴種牛，是爲臺灣改良農業的珍品。你對牠講文學，彼此都很榮幸呢。

　　事實上，自從農學院時代，各系對我都很好。我開大二英文課，總是滿座的原因，是六○年代臺灣的農業學術研究已相當現代化，成爲臺灣發展的先鋒之一，各系都鼓勵學生出國進脩。
　　辦得最有聲色的農業經濟研究所所長李慶薯教授，是立法委員，「派」他所有的研究生，上我的課，並且以父執的口氣，令我多給他們改英文作文。他後來大約把他們都送去美國，讀了專業學位，回來都有實際貢獻。

　　六○年代，許多畢業學生在中部和嘉南平原開創了一些現代化農場，常常邀請老師去「指導」。
　　農學院長末勉南的太太劉作炎教授和我是英文科同事，也常常邀我們同去參觀。
　　當時，已有一些外籍交換教授住在校園宿舍，也常一起下鄉。
　　那些年，深山僻野，上山下海，真是走了不少地方。認識了真正的臺灣，驗證了高等教育在臺灣「十年生聚」的紮根力量和熱情。
　　我們招待國際友人，最常去的有一座在園林的玫瑰花圃，場主張君的妻子，後來當選爲玫瑰皇後。
　　初見那麽大規模的花圃和科學化養殖法，聽著他們講新品種的動聽的命名，大規模推廣及外銷的展望……。
　　那時，沒有人會膚淺地問你，「愛不愛臺灣」？

　　我也忘不了民國五十五年（1966）初冬，期中考剛過，突然傳來校長湯惠蓀（Tang Huisun，1900 - 1966 ）先生，到南投縣仁愛鄉森林系的實驗林場視察，登山殉職的消息。
　　他在攀登山頂時，心髒病發，倚著宋院長，坐在林場土地上逝世。
　　四十多年來，我每次看到惠蓀林場已成觀光景點的消息，就會想起他和末院長那些溫文儒雅的早期開創者，也會想起臺灣第一任農業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余玉賢先生。
　　我剛去上課時，他是農經系講師，娶了我最早的學生紀春玉。
　　他們在爲臺灣農業奮鬥的時候，會和我談他農民十萬大軍的觀念，談他們爲改良品種的水果命名爲「蜜斯楊桃」、「楊貴妃荔枝」、「葡萄仙子」……和我分享開創的快樂。
　　當我看到美麗的行道樹時，也想起他五十八歲與癌症奮鬥三年去世前，最後的希望是，看到窗外有樹！

　　民國五十七年（1968），我在美國進脩的聖誕節，收到一張灰狗長途車票。
　　信，來自中興農學院的客座教授 A . B . Lewis（艾•彼•劉易斯）夫婦。
　　劉易斯太太的父親清朝末年在中國傳教，她出生在天津。
　　她在臺中時，把我當北方老鄉，常和我分享讀文學書之樂。
　　她邀我乘灰狗車，作一趟真正的美國之旅。由印第安納州（Indiana - IN ）到康乃狄克州（Connecticut ），坐兩天一夜的灰狗 Bus。然後，他們帶我在新英格蘭（New England ）跑跑，看看他們的農村。帶我穿上長筒雪靴，在積雪中去看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Lee Frost，1874 - 1963）的樹林，追蹤雪中的灰兔子……。
　　有一天大清早，開車說，「帶你去看一個人。」
　　車子在狹窄的鄉村路上不停地開了六、七小時，一半的路被密密的玉蜀漆杆子和灌木叢交圍，充滿了神秘感。正午過後，突然眼前一亮，前面是陽光照耀的小山坡，山坡上有一所獨立的農莊，房子裡走出一個穿著旗袍、梳著高髻的中國女子，歡呼迎賓。
　　一向寡言的劉易斯教授給我介紹說：This is Mrs . Buck（這是布克夫人）。
　　出現在大門口的是布克先生（John Buck），是寫《大地》（"The Good Earth，1931 "）得諾貝爾獎的賽珍珠（Pearl S. Buck，1892 - 1973）的前夫。

　　賽珍珠自幼隨她傳教士父親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1852 - 1931），曾住在我家南京甯海路附近。她民國十年（1921）結婚後隨夫到安徽鳳陽一帶，從事早期的中國農村複興聯合委員會（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的改良農村工作。搜集了荒災的小說資料，寫出《大地》，一舉成名。後來，離婚嫁了她的出版人。
　　Mr . Buck 娶了一位中國淑女爲妻。她到美國後，堅持穿旗袍會客，作爲對故鄉的思唸。
　　在他農莊的壁爐前，我們興奮地談他曾獻身服務的，我生身之地的，苦難的中國。

　　這些人和這些事，緣中有緣，是忘不了的。

　　我家自民國五十六年（1967）搬到臺北以後，我一直在爲自己的學業、工作忙著。
　　有一半的時間，都不在家。從美國回來這三年多，都在臺北、臺中往返通勤，風雨無阻地每星期二坐早上七點的火車到臺中去，星期五下午六點多搭自強號回於北。
　　我不在臺中的時候，系上有事都由丁貞婉先生率助教黃春枝代爲處理。
　　她寫給我的「救火情書」，累積數十封。
　　星期六早上，我去臺大上三小時爲中文、曆史兩系研究所開設的「高級英文」課。下午，多半會去中山北路敦煌書店，看新出的盜印版英文新書，看看可不可以用作教材。
　　那樣的日子，身心俱疲而不敢言倦。
　　家搬到父母對面，有了照顧。但是，拖累媽媽太多。
　　裕昌的工作，又進入鐵路電氣化工程的高峰，我內心的不安，漸漸成爲熬煎。
　　那些年中，能靜下心想想事情、看看新書的時間，反而是臺北和臺中間火車上那三小時。那種全屬於自己的獨處三小時，我終生感激！
　　如今，這第一班畢業了。我堅持辭職的要求，終於得到劉道元校長的同意。
　　離開中興大學後，我往何處去？那時，也無暇安排。
　　臺北的那些外文系，沒有人會相信，我會離開辦得那麽有勁的新系。
　　我也並不想爲找個工作而引起揣測，也許先在家安定一年再看，更好。

　　這時，是不是命運之手，又伸出來了呢？
　　王天民教務長受新任教育部長羅雲平之邀，到臺北出任國立編譯館（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1932 ）館長。
　　王天民先生（1921 - 1983），字季陶，是我父親的革命同志。北京師範大學曆史系出身，在東北家鄉有良田數仟畝，曾捐産報國。東北淪陷成滿洲國，他到北平成立的「東北中山中學」教曆史。
　　由北平到南京、湖南、四川，流亡路上，看到我由小長大。
　　中山中學在勝利後，由四川遷回沈陽時，他擔任校長。原以爲，可以服務故鄉，安定辦學。民國三十七年（1948）共軍進城，他一家十口，輾轉逃來台灣。
　　他的學生說，他的曆史課從古史到現代史，是一本本不同朝代的興亡史，內容極豐富。
　　在七○年代初期，國立編譯館在臺灣的大、中、小學教育上，有重要的份量。
　　他知我確已離職，邀我去擔任人文社會組主任，可以施展一些書生報國的想法。尤其希望我去作編譯中書外譯的計劃，把臺灣文學先譯出一套英文選集，讓臺灣在國外發聲。
　　他對我說，「一生在學校教書，也沒作過公務員。你先到編譯館落腳，幫幫我。若不行，再說。」
　　如此，我又走上一條從未夢想過的路。

　　從多年的教書生活，突然進入一個政府機構作公務員，好像從一個安然自適的夢土，遭到流放。即使在那個不把「生涯規畫」挂在嘴上的年代，也是大大的斷裂。
　　現實考慮之外，內心隻有一個確切的安慰：我真的可以將臺灣文學用英文介紹給西方世界了。
　　一直盼望有高人著手，如今竟意外地輪到自己接受挑戰，也評比創辦中興外文系更加艱難。　　

　　初到臺北舟山路國立編譯館上班的日子，我變得非常脆弱。
　　坐在挂著「人文社會組主任室」辦公室裡，有時會有中興大學的人來，他們拜訪曾經擔任中興大學教務長的王天民館長，也會過來看看我，我畢竟也在那兒十三年啊！
　　即使是當年不熟識的人走進來，我都會熱淚盈眶。總是要很努力，才能不讓別人看到我的眼淚。
　　想念臺中純樸的街巷，寬廣校園中友善的師生，宿舍前面延綿到山邊的稻田，風過時，稻浪如海濤般起伏……。

　　 

昨夜的風，給通往中臺禪寺的路，鋪滿了落葉的，卻帶來不少信眾的腳步。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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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上枝頭

September 20, 2013, 9:3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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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開意盎然，雀鳥上枝頭。
 

　　臺灣自光複以來，由於中華民族的聰慧、勤奮，各方面的成就，在全世界睽睽注視之下，得到了應有的肯定。

　　　　　　　　　　　　　　　　　　　　　——齊邦媛：《巨流河》

　　睡了！ 
　　都睡了！
　　朦朧地，山巒靜靜的睡了！
　　朦朧地，田野靜靜的睡了！
　　隻有窗外瓜架上的南瓜還醒著，
　　伸長了藤蔓輕輕地往屋頂上爬。 
　　隻有綠色的小河還醒著， 
　　低聲的歌唱著溜過灣灣的小橋。 
　　　　——楊喚：《夏夜》

　　在臺灣，楊喚（1930 - 1954）乃為一個響亮之名字。其創作之新詩《夏夜》（"Summer Night，1951 "），為臺灣學生中眾口傳頌之啓蒙作品。詩文中，楊喚將「珍珠」比作「滿天繁星」，擬「銀幣」視為「一輪皎月」，以其豐富之想像，表達其真摯之情感；以那濃厚而層次多樣之色彩，給人們營造出「美麗島」風格獨具之田園景象。

　　當年，許多人通過這首詩文，了解了楊喚，並走進了詩人之內心。

　　其實，夏夜之夢，仟奇佰怪。而夢境，往往為現實、願望之延伸、投射、或扭曲。

　　凝視，隨著光陰而逝之流水；記住，光陰乃另一條河。

　　在《巨流河》中，齊邦媛便這樣寫道：「面對全新的生活環境，唯一的方法是穩下心來，開始了解新工作。」

　　自從 1947 年由「一紙聘書」到了臺灣後之齊邦媛，從事著臺中一中之「英語教育」工作。直到 1972 年，齊邦媛應邀擔任臺灣國立編譯館人文社會組主任，積極施展其「書生報國」之抱負，其中最爲人稱道而且影響深遠之兩件事：即，對內，大幅脩訂國中國文教科書，增加許多當代臺灣文學作品；對外，進行「中書外譯計畫」，向國際推介臺灣文學。前者嘉惠國內學子，後者嘉惠國外人士。這些皆為影響深遠之文學、教育與文化工作。

　　「從多年的教書生活，突然進入一個政府機構作公務員，好像從一個安然自適的夢土，遭到流放。即使在那個不把『生涯規畫』挂在嘴上的年代，也是大大的斷裂。現實考慮之外，內心隻有一個確切的安慰：我真的可以將臺灣文學用英文介紹給西方世界了。」（齊邦媛：《巨流河》）

　　1975年，上下兩冊、仟余頁之《中國現代文學選集》（"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1975 "）由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Seattle）發行。齊邦媛在事隔三十多年後，回顧此《文選》時，如此說道：這套文選，「對歐洲及美國的漢學家（Sinologists ）而言，這是第一套比較完整充實地介紹中國現代文學創作（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on the Creation）的英譯本（English Version）。自從民國三十八年（1949）播遷來臺，臺灣文學作家得以在大陸政治文化的鐵幕（Iron Curtain）之外，延續中國文學傳統，創造出值得傳誦的作品，好似開了一扇窗子（window）。」

　　竊以為，若從文學史之角度來論，齊邦媛之評語，頗爲允當。

　　法國思想家丹納（Hippolyte Taine，1828 - 1893）在著述《藝術哲學》（"Lectures on Art ，1877  "）中，認為：「時代、民族、環境，是構成文學的三要素。」

　　齊邦媛於此，極為尊崇之。在評述諸作家之作品中，亦自始至終地均貫穿了這一觀點。其不滿足於藝術技巧之分析，而把力氣用在思想內容之挖掘上，這亦成了其評論作品之一個重要特色。

　　《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之出版，海內外人士予之，評價甚高，許多學校更采用其爲教本，至今仍爲國外研究臺灣現代文學之重要參考書。

 

 齊邦媛與白先勇之「文學不了情」。

　　臺灣當代作家白先勇（1937 - ）在評說齊邦媛所編之《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時，說，在中國大陸因文革導致空白斷層的時候，讓臺灣文學在當時浮起來，有如一線香火。

　　火，星星點點，若一炬燃之； 
　　詩，來來去去，如花開花謝。

　　真所謂，花開意盎然，雀鳥上枝頭。

　　昔日，齊邦媛以「詩的真理（the poetic justice）」書寫之《巨流河》，更為近代中國曆史長河之縮影。而此刻，檐下晾曬之精靈那霓裳羽衣，正爲見證明日之朗晴，蒸涎著滴滴晶瑩矣。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我認爲，促進文學創作在臺灣蓬勃發展的原因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的普及（universal ）和提高（improve）。隨之而來的是，強烈的文化使命感（Cultural Mission）。

　　　　　　　　　　　　　　　　　　　　——齊邦媛：《巨流河》

巨流河●

第八
章

 

開拓與改革的七○年

 

 

 

　　  1、進軍世界文壇——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  

　　面對全新的生活環境，唯一的方法是穩下心來，開始了解新工作。

　　第一件事，是擬定英譯計劃。首先，要找到合作的人。
　　幸運的是，邀請到名詩人兼中英譯者余光中、師大教授吳奚真、政大教授何欣、臺大外文系教授李達三（John J . Deeney），合組五人編譯小組。
　　吳、何二位，在重慶時代是《時與潮》的主力編輯。李達三在美籍教授中最早研究比較文學，對中國文學亦有深入研究，在臺大教英國文學史。他們都對這套英譯選集計劃，很有興趣，非常樂意合作出力。

　　自民國六十二年（1973 ）二月起，我們五人每星期二下午聚會。先定了詩、散文、小說三個領域，然後選文、選譯者。
　　漫長的審稿討論，無數的評讀，直到定稿，將近兩年時間。每一篇每一字斟酌推敲而後抉定。在無數個午後認真和諧的討論中，終於完成一仟多頁《中國現代文學選集》（An Anthology of Contemrpory Chinese Literature）初版的定稿。民國六十四年（1975），由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Seattle）發行。對歐洲及美國的漢學家（Sinologists ）而言，這是第一套比較完整充實地介紹中國現代文學創作（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on the Creation）的英譯本（English Version）。
　　自從民國三十八年（1949）播遷來臺，臺灣文學作家得以在大陸政治文化的鐵幕（Iron Curtain）之外，延續中國文學傳統，創造出值得傳誦的作品，好似開了一扇窗子（window）。

　　作品的年代，橫跨民國三十八年（1949）至民國六十三年（1974）之間，選錄臺灣出版的現代詩、散文和短篇小說，約七十萬字。
　　我在《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前言》對這二十五年的文學概況，作了說明：

　　　　臺灣自光複以來，由於中華民族的聰慧、勤奮，各方面的成就，在全世界睽
　　睽注視之下，得到了應有的肯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是個創深痛巨的世
　　界，種種興衰浮沈的激蕩，都深深影響了臺灣一仟多萬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我
　　們的割舍、懷唸、挫折、奮鬥和成就，是文學創作取之不盡的題材，使牠能不斷
　　地拓展領域，加深內涵，後世治中國史的人，會作公平的判斷。二十世紀後半葉
　　的文學，不僅在此延續，而且由於處於開放社會的臺灣作家們，在思想深度和技
　　巧上的努力，已使中國文學的主流，更加波瀾壯闊了。

　　我認爲，促進文學創作在臺灣蓬勃發展的原因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的普及（universal ）和提高（improve）。隨之而來的是，強烈的文化使命感（Cultural Mission）。由於政治與經濟方面的沖擊，作家們的視野更廣，筆觸更深，文學理想與現實人生有了更理性的平衡。另一個重要的推動力，是報紙副刊與文學性雜志的競爭。他們對文學作品的需要不僅量大，質的水平也日益提高，三十年來累積的成果自是可觀。除了政府行之有年的各種獎勵外，八年來《聯合報》（"United Daily News，1951 "）與《中國時報》（"Chinese Times，1950 "）文學獎和吳三連獎（"Wu San-lien Literary and Art Award，1977 "）相繼設立，應征踴躍，評審公開，均已建立權威性，甚至對寫作方面都有長遠的影響。
　　民國六十年以後，在外交的逆境中，臺灣靠自己奮鬥（struggle）創出了經濟的奇迹，得以在國際揚眉吐氣。可是，在國際文壇上，我們卻幾乎是暗啞無聲！有些人譏嘲臺灣是文化沙漠（Cultural Desert ），而我們竟無以自辯！
　　實際上，三十年來中國大陸文壇，除了抗議文學（Protest Literature）和備受攻擊的朦朧詩（Misty Poetry）外，可說是寒蟬世界（Chilling world）；而臺灣的文學創作，由於題材和內容形式的多樣性，卻有自然的成長，無論是寫實或純藝術性的作品，反映的是政治不挂帥的虞實人生。

　　這套選集，既是爲進軍世界文壇而編，選稿的原則，就與國內選集略有不同。
　　作品主題和文字語彙，受西方影響越少越好，以呈現台灣人民自已的思想面貌。過度消極與頹廢的，也不適用。因爲，牠們不是臺灣多年奮鬥的主調。
　　限於篇幅，題材與風格相近的作品，盡量不重複。作品先後次序，依作者年齡長幼排列。這種排列方式，除了極少數例外，自然地劃份了這段時間創作發展的各個階段。

　　編選的三種文類中，以現代詩的發展最穩健，成就也最顯著。
　　早期詩人組成重要的詩社有現代派（1953）、藍星社（1954）、創世紀（1954）、笠（1964）、龍族（1971）、大地（1972）、主流（1971）等，這些詩人以極高的天賦才華，書寫意象豐沛感時憂國的新詩，唱和、論辯、競爭，成爲互相的激勵，共創了中國新詩的一片榮景：題材和技巧出入，於西洋詩派與中國傳統之間，至今影響巨大。

　　似乎是一種巧合，我初到臺灣不久，曾讀到覃子豪（覃基，Qin Zihao，1912 - 1963）《金色面具》（"The Golden Mask，1962 "），其中一行：「活得如此愉悅，如此苦惱，如此奇特」（"Live so pleasant , so upset , so peculiar "），這行詩句,令我難以忘懷，成爲我數十年來自況的心情。
　　在新詩選集中，牠是第一首詩。
　　許多詩人最有名的詩，已成爲五十年間人人傳誦的名句。如，紀弦（路逾，1913 - 2013）《狼之獨步》（"A Wolf，1964 "）、周夢蝶（周起述，1921 - ）《還魂草》（"The Grass of Returning Souls，1965 "）、蓉子（王容芷，1928 -）《燈節》（"Lantern Festival ，1953 "）、洛夫（莫洛夫，1928 -）《石室之死亡》（"Death of a Stone Cell，1963 "）、余光中（1928 -）《蓮的聯想》（"Lotus Lenovo，1961 "）等。
　　楊喚（楊森，1930 - 1954）《鄉愁》（"Nostalgia，1953 "）最後兩行：「站在神經錯亂的街頭 / 我不知道該走向哪裡」（"Standing deranged street  /  I do not know where to go "），竟似一語成讖地預言他死於車輪之下。鄭愁予（鄭文韜，1933 -）《錯誤》（"The Mistake，1953 "）名句：「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 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My clattering hoofbeats are a beautiful mistake / I am no arrival , but a passenger "）。瘂弦（王慶麟，1932 -）《如歌的行板》（"Andante Cantabile，1964 "）由「溫柔之必要 / 肯定之必要」（"The necessity of tenderness / the necessity of affirmation "）起，至今仍處處以「必要」（"necessity "）爲言語之機鋒開路。夐虹（胡梅子，1940 -）《白鳥是初》（"Shiratori is the Initial，1959 "）和《水牋》（"Water Letterhead，1958 "），用最純淨的語言，寫深遠的情境。
　　選集中，最年輕的詩人是楊牧（王靖獻，1940 - ）。剛剛放棄已讓青年人喜愛的筆名「葉珊」，走學者的路，由研究《詩經》（"The Book of Poetry "）出發，隔著太平洋回頭看故鄉台灣，寫出更爲沈穩的散文和《海岸七疊》（"Coast Seven Stacked，1980 "）等十本詩集。

　　盡管長篇小說能更完整更深刻地探討既定主題，但由於篇幅和人力的限制，未能選譯長篇小說。
　　我們先翻譯二十五篇短篇小說，希望主題各異、涵蓋面廣的短篇小說，能從更多角度呈現臺灣這個萬花筒（Kaleidoscope）似的時代。
　　初期十年的作者，剛剛遭逢家國巨變，渡海來臺後，喘息未定。作品中，充滿了割舍的哀痛與鄉愁，如林海音（林含音，1918 - 2001）《金鯉魚的佰襇裙》（"Gold Carp’s Pleated Skirt，1993 "）和《燭》（"Candlewick，1965 "），孟瑤（楊宗珍，1919 - 1999）《歸途》（"Homeward Bound ，1975 "）和《歸雁》（"  Wild Goose，1979 "），潘人木（潘佛彬，1919 - 2005）《哀樂小天地》（"Dirge small world，1981 "），彭歌（姚朋，1926 - ）《蠟臺兒》（"Candlesticks，1986 "）等。藉小人物的故事，寫新舊制度間的沖突、對故鄉與往事的懷念，與毅然接受現實的心情。他們那個時代深入骨髓的憂患意識，與後繼者，當然不同。
　　稍晚十年，一批少年隨軍來臺、筆健如劍的青年作家，對他們曾捍衛過的家國河山有一份更爲強烈的懷念與熱情，如朱西甯（朱青海，1926 - 1998）《破曉時分》（" At Dawn，1965"）和《狼》（"Wolf，1963 "），司馬中原（吳延玫，1933 -）《紅絲鳳》（"Red Silk Chicken，1968 "）和《山》（"The Mountain Spirit，1965 "），段彩華（1933-）《花雕宴》（"Huadiao Feast ，1974 "）等，描寫大陸鄉土故事，更有一份豪邁、震撼，動人的力量。

　　黃春明（1935 -）《兒子的大玩偶》（"The Sandwich Man，1969 "）、施叔青（施術卿，1945 -）《約伯的末裔》（"Job’s Descendants，1967 "）、林懷民（1947 -）《辭鄉》（"Leave the Hometown，1969 "）等短篇小說，出版於六○年代初期，爲小說創作開啓了另一種風格（style）與境界（realm）。
　　他們敏銳地觀察了本省鄉裡生活在傳統與工業化沖突之際所産生的急劇變化，塑造出的人物，常似剛從輪軸飛轉的機器房裡出來，立刻投入傳統的祭典（Matsuri）裡；或者回到古城的窄巷（Alley）裡，與迂緩的歲月（years），擦身而過。
　　這些戰後出生的青年作家，一面冷靜客觀地批評祖傳的生活形態，一面在字裡行間流露出對鄉土根源的眷戀。他們作品另一個重要特色是使用了一些臺灣方言，使寫景和對話更加生動，增加了真實感。

　　就一個文學選集的主編而言，小說最費經營，寫詩需要天賦才華，散文最貼切心靈，至今仍是臺灣創作的主流。
　　編選之時，林語堂（林玉堂，1895 - 1976 ）剛由國外來臺定居，梁實秋（梁治華，1903 - 1987 ）由《雅舍小品》（"Yashe Essays ，1949 "）建立宗師（great master ）地位，當時是臺灣文壇常見的人物。
　　選錄他們的作品，不隻因爲盛名，而是因爲他們真正活在我們中間。
　　那一代的文采（Literary Grace），從林語堂、梁實秋、琦君（1918 - 2006），到中生代（Mesozoic Era）楊牧、曉風（張曉風，1941 -）等，到最年輕的黑野（柯慶明，1946 - ），文字洗煉精致，內容貼切生活與思想。
　　也許因爲是第一套有規模的英譯選集，出版之後，華盛頓大學出版社轉來十六篇評論文章，幾乎全是肯定的贊譽。
　　最令我們欣慰的是 A. R. Crouch（A.R.克勞奇）的書評（China Notes，Summer，1976 .），其中有一段，說：「譯文是流暢的好英文。所選的作者都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或許有人認爲這是局限一地的缺點（limitation），但這些作者並沒有受到政府壓力而寫作宣傳文章，這是他們的長處。除了兩、三首詩以一一的國民革命和越戰爲題材外，選集中很少有表達政治意識之作，與當前中國大陸文學中的單調宣傳形成顯著對比，是一種令人愉悅的解脫（a welcome relief ）。」
　　對於我們這些非母語的英譯者而言，這篇評論讓我們格外喜悅（special delight ）！

　　在那個沒有計算機的時代，我幸有一位得力可靠的助手莊婉玲秘書。
　　當我抉定到編譯館時，在中興大學外文系第一班畢業生中，我選她，因爲她寫字端麗，性情溫婉，爲人穩重和悅。
　　她以資聘秘書職，幫助我與館中同事建立良好的工作關系。
　　我在工作上、精神上都倚重她甚深。
　　那時，報上連載漫畫《安全杆是什麽？》（"What is the safety lever ？"）
　　有一天，登出一則：「安全杆就是我說什麽，你聽什麽。」
　　我拿給她看，兩人相視而笑。
　　在險惡的環境中，她是我很大的安慰。
　　選集完成後，她結婚隨夫赴美定居。
　　直到兩年後，我自己也離職。她走後無法補上的空座，令我懷唸師生共同工作的日子。

　　編譯這套選集的第一年，真是我在國立編譯館五年中最幸福的時光……。
　　人文社會組的例行工作，在王館長的指導和支持下，我已可以穩定應付。
　　思緒心神可以全力運用在選集中大大小小的考慮，尤其快樂的是，可以與作者、譯者、編者進行直接的、同行的對話。
　　作品的內容風格，文字的精密推敲，全書的布局呼應，都經過五人小組深思熟慮，使自己對文學作品的評估與取舍，也到達應有的思考高度。
　　三十年後，自己重讀當年心血灌注的英譯選集，覺得尚可無憾。
　　當年，我若未「流放」到此，在校園教書，或許不能實踐多年的鳳願吧。

 

臺灣「中臺禪寺」的寺頂，高聳雲間，琉璃金光，尤為壯觀。
恰似一脩行人澄心靜坐於群山之中，聽「頓漸不二」的大乘妙理。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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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葉映山

September 22, 2013, 2:1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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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一把蒼涼獻給你，在這不見紅葉的秋天。。。
 

　　書中天地，海闊天空，更增強他助人「精神脫困」的能力。

　　　　　　　　　　　　　　　　　　　　　——齊邦媛：《巨流河》

　　　　「把自已站立成一季的秋，從煙黃的舊頁中，竟然撿出一片采自江南的紅
　　葉，時光是令人精神錯亂的迷霧，沒有流水和葉面的題詩，因此，我的青春根
　　本缺少『紅葉題詩』的浪漫情致，中國啊，我的心是一口生苔的古井，沈黑幽
　　深，滿漲著垂垂欲老的戀情。……中國不是一個名詞，但願你懂得，我們不是
　　莊周，精神化蝶是根本無需哲學的。 握一把蒼涼獻給你，在這不見紅葉的秋
　　天，趁著霜還沒降，你也許還能覺出一點我們手握的余溫吧！」
　　　　　　　　　　　　——司馬中原： 《握一把蒼涼》

　　誠然，那黃昏之彩虹，宛如秋之履痕，於天地之間，隻為青春之變奏。

　　「握一把蒼涼」，文中說得三分甜蜜，卻竟還有七分蒼涼。這一把蒼涼之內涵呀，又為甚麼吶？

說「文」論「俠」的臺灣作家司馬中原（吳延玫，1933 - ）。

　　臺灣作家司馬中原（吳延玫，1933 - ），其 16 歲時隨軍遷居臺灣，對大陸之記憶，遠不及林語堂、梁實秋等大師們來得紮實、深刻。其將自己親耳所聽或親眼所見之那些光怪陸離之鄉野奇譚，譽寫在紙上，卻正如齊邦媛在《巨流河》中所寫，「對他們曾捍衛過的家國河山有一份更爲強烈的懷念與熱情」，彌漫在《握一把蒼涼》（《鄉井集》，中華文藝，臺北，1975 / 9）之字裡行間，使其散文中之「蒼涼」一詞，變得更為富有「人性」。

　　難怪齊邦媛在編審部定本國中國文課本時，對其文稿情有獨鍾。「我寫信去，才買到他們尚稱齊全的存書。」（齊邦媛：《巨流河》）

　　一九七二年，當時臺灣教科書「正式編印部定本」。教科書組頂著一把「政治正確」之「上方寶劍」，祭在頭頂上。齊邦媛臨危受命，被任命爲「國立編譯館教科書組主任」一職。而第一套部定本國中國文課本，受到太多矚目。「牠幾乎是衆目所視、衆手所指的焦點。」當時，對原暫用本教科書之批評甚囂塵土，卻也沒有人敢直說「其政治色彩太濃」，呼喊聲均為：「救救孩子！給他們讀書的快樂！培養他們自由活潑的人格……。」

　　出於對政治之警覺，齊邦媛在對「國文教科書」之改革，特別堅持一個原則，即：「有宣傳意味的都不是好書。」以故，齊邦媛在其團隊共同努力下，頂住壓力，在新版教科書中加入了晚晴文學家沈複（1763 - 1825）之《兒時記趣》（"Children Fun，1808 "）、楊喚（楊森，1930 - 1954）之新詩《夏夜》（"Summer Night，1951 "）、以及明人吳承恩（1499 - 1582 ）編著之古典文學名著《西遊記》（Journey To The West，1582 ）中「猴子偷桃」等一系列趣味性較強之作品。

　　文學是大寫，為尊敬與虔誠。齊邦媛以「夢想者」赤子之心，引領學子們進入那個充滿美感之「童趣」園地。

　　竊以為，命運，即為一條河。人生之過程，便為一條河之奔波過程，任何人都無法離開這條河。沿著這條河趕路，我們別無選擇。隻為該如何沿著「這條河」去趕路，又以什麽樣之心情去面對「這條河」兩岸之「風景」。此乃為我們之現狀和一生之命運。

　　而回望齊邦媛之一路顛沛流離，便為那條奔流不息之「巨流河」。

　　春華秋實，紅葉映山。

　　「中國不是一個名詞，但願你懂得，我們不是莊周，精神化蝶是根本無需哲學的。」
　　「握一把蒼涼獻給你，在這不見紅葉的秋天，趁著霜還沒降，你也許還能覺出一點我們手握的余溫吧！」

　　磋乎！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屈先生掌舵的船，才開始牠的苦海之旅。
　　在那政治氛圍仍然幽暗的海上，他不僅要掌穩方向，注意礁巖，還要顧及全船的平穩航行。

　　　　　　　　　　　　　　　　　　　　——齊邦媛：《巨流河》

 

 

巨流河●

第八
章

 

開拓與改革的七○年

 

 

 

　　  2、文學播種——國文教科書改革【一】  

　　人世所有的幸福時光，都似不長久。
　　編譯館第二年，我那運指如飛的打字機上，擁有唱歌心情的日子，就驟然停止了。

　　原任教科書組主任黃發策因病辭職，而業務不能一日停頓。教科書組不僅須負責中小學所有各科教科書的編、寫、印刷、發行，還有一把「政治正確」的尚方寶劍祭在頭頂。
　　王館長令我先去兼任，以便業務照常進行，他努力尋找合這的人。
　　於是，我勉爲其難兼任教科書組主任之職。

　　那時，所有教科書，都隻有部定本一種。
　　民國五十七年（1968），蔣中正總統下手令，實施九年義務教育，由國立編譯館先編暫定本教材。民國六十一年（1972），正式編印部定本。
　　這一年，也就是我隨著王館長走進舟山路那座門的時候。

　　全國萬所國民中學，要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因此，教育部明智抉定：
　　教科書有三年暫用本的緩沖。緩沖期間，教學的實際建議和民間輿論的具體反應，都是編部定本最有幫助的根據。
　　我們接任之初，國立編譯館是輿論最大的箭靶。樣樣都不對，最不對的是教科書。編、寫、印刷、發行，全有弊病。
　　惡罵國文教科書，更是報章大小專欄文章的最愛。從「愚民誤導」到「動搖國本」；從種種文字，討伐到立法院質詢。
　　館裡，有專人搜集。一周，就貼滿一目冊。

　　我們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國民中學的第一套部定本國文教科書。
　　牠幾乎是衆目所視、衆手所指的焦點。
　　三年來，社會輿論對已編國中三年六冊的暫定本，有許多不滿的指責和批評。表面上，都隻說選文不當、程度不對；也有稍坦白的說，學生沒有興趣。究竟哪些課不當、不對？爲什麽沒有興趣？沒有人具體地指出，隻是轉彎抹角繼續呼籲：
　　救救孩子！給他們讀書的快樂！培養他們自由活潑的人格……。
　　這些批評，沒有一個人敢直截明白地說：暫用本的教材太多黨、政、軍文章。
　　即使有人敢寫，也沒有報紙雜誌敢登。

　　我到國立編譯館之前，對自己的工作已做了一些研究。
　　臺中的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的「民間」。
　　國民中學的各科編審委員會全是新設，可聘請切合時代精神的專家學者，而不似過去隻以聲望地位作考慮。
　　在這方面，王館長和我在大學校園多年，應已有足夠的認識和判斷能力。
　　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掌理人文社會各科的編寫計畫。既被迫兼掌教科書組，又須負責計畫的執行，包括各科編審委員會的組成、編書內容的審訂。
　　在民國六十一年（1972），那並不隻是「學術判斷」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斷」的工作。

　　我第一件事是仔細研究，分析暫定本國文的內容編排。每學期一冊，各選二十篇課文。
　　翻開暫定本第一冊篇目表，前面兩課是蔣中正《國民中學聯合開學典禮訓詞》和孫文《立誌做大事》，接續就是《孔子與弟子言誌》、《孔子與教師節》、《民元的雙十節》、《辛亥武昌起義的軼聞》、《示荷蘭守將書》、《慶祝臺灣光復節》、《國父的幼年時代》、《革命運動之開始》。
　　政治色彩之濃厚，令我幾乎喘不過氣來，更何況十二、三歲的初一學生！

　　是什麼樣的一群「學者」，用什麼樣「政治正確」的心理，編出這樣的國文教科書？
　　這時，我明白，我所面臨的革新挑戰，是多麼強烈巨大了。但是，走到這一步，已無路可退，隻有向前迎戰。

　　第一件事，是組成一個全新的編審委員會。
　　最重要的是，聘請一位資望深、有骨氣、有擔當的學者擔任主任委員。不僅要導正教科書的應有水準，還需擋得住舊勢力可能的種種攻擊，編出符合義務教育理想的國文。
　　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選，是臺大中文系主任屈萬里先生（1907 - 1979）。

　　屈先生字翼鵬，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從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1746）講學返臺，擔任中央圖書館（National Central Library，1940）館長，其後轉任臺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Academia Sinica，1928 ）所長，而後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Academician），學術聲望很高。

　　這時，我在臺大文學院教「高級英文」課，已經三年了。
　　我的學生，一半是中文研究所的學生。
　　有一位學生認爲，我課內外要求閱讀太多，隨堂測驗不斷，對他本系的研究無用，徒增負擔。寫信，請他的系主任屈萬里先生向外文系反映。
　　屈先生與文學院長和外文系主任談過之後，認同我的教法。回去，安撫了抗議的聲音。因此，屈先生對我有一些印象。

　　屈先生在學術上，屬於高層的清流。
　　我在文學院迴廊上看到他，總是莊重俨然、不苟言笑的清瘦學究形象。
　　國文教科書，是爲中學生編的。
　　那時，又正是各界嬉笑怒罵的箭靶子。我怎麽開口向他求援？

　　天下凡事，也許都有機緣。
　　我剛回臺大教書的時候，除了外文系幾位同事之外，尚有一位可以談話的小友，中文系助教柯慶明。認識他的經過，非常戲劇化。

　　民國六十年（1971）入秋，我在中興大學擔任外文系主任。
　　施肇錫先生氣沖沖到系辦公室告狀：「上課二十分鍾了，學生都不見，一個也沒來！我派人去查，全班去聽演講了，至今未回。」
　　我心想，何方神聖有此魅力？連受他們愛戴的施先生，居然都集體蹺課！
　　我與施先生到演講廳一看，果然座無虛席。
　　臺上的演講者，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人，興高采烈地從《詩經》講到現代文學的欣賞。

　　我悄悄地坐在最後一排，聽完這一場吸引「新人類」（"The New Human "）的演講。看到一個年輕文人對文學投入的熱情，也忘記「抓」學生回去上課了。
　　這位演講者，就是何慶明。應中文系陳癸淼主任和中興文藝青年社之邀，而來演講。
　　他那時，剛從金門（Kinmen County）服役退伍，已由晨鍾出版社（Chenzhong Press，1970）爲他出版一本散文集《出發》（Starting ，1970），擔任臺大中文系的文學期刊《夏潮》（"China Tide，1976 "）的主編和外文系白先勇（1937 - ）等創辦的《現代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1960 "）執行主編。對臺灣文學創作、評論，已經投入頗深。
　　他回臺北後，寫了一封信，謝謝我去聽他的演講。

　　機緣是連環的。
　　那時，柯慶明是屈萬里先生的助教。誠懇熱情的二十七歲，初入學術界的助教，與外表冷峻內心寬厚的屈主任，在中文系辦公室，日久産生了一種工作的信托。
　　師徒之情，可以深淺交談。在《昔往的輝光》（"The Last Glow，1999 "）散文集之中《談笑有鴻儒》（"Chats has the great Confucian scholar "），柯慶明寫下這份情誼。

　　柯慶明對於文學，是個天生的「鼓舞者」（"Inspirator "）。
　　自從在中興大學聽他演講，三十七年來，我與他無數次的談話中心是書。
　　教書、讀書，三十年來西方文學理論的創新與冷卻，圍繞著臺大和重慶南路書店的特色及其新書，可談的事太多了。
　　他很耐心地聽你講述心中的觀念，然後，興高采烈地響應。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許多老、中、青三代的朋友，都記得他鼓勵別人寫書的熱誠。包括林文月（1933 - ）初期翻譯《源氏物語》（"The Tale of Genji，1001 - 1008 。「中外文學」，1978 "），以及我的散文寫作。
　　他使遲疑的人，産生信心；使已動筆的人，加快速度。而他自己，自從建國中學讀指定課外書，讀到林語堂所說：「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起，就大展思維疆界；讀梁啓超（1873 - 1929）的《飲冰室文集》（"Ice - drinking Room Collected Works，1926 "），熱血沸騰，感動落淚。以第一志願考入臺大中文系，從文藝青年到文學教授，豈止讀了萬卷書！
　　書中天地，海闊天空，更增強他助人「精神脫困」的能力。小自行文，有時卡住一句，過不了門，轉不了彎，他總是擅於引經據典，引出一條通路來：大至人生困境，他常有比較客觀的勸解，助人走出低潮深谷，找回一塊陽光照耀的小天地。

　　柯慶明對我在國立編譯館要做的事，很有興趣，也深深了解其重要性。
　　所以，他以接續編輯《現代文學》的心情，提供許多幫助，助我建立了第一批臺灣文學作品的書單，開始公正而不遺漏的選文作業。譬如，他最早告訴我，司馬中原早期作品如《黎明列車》（"Dawn of the Train，1960 "）等，由高雄大業出版社（Cause Bookstore，Kaohsiung）印行，已近絕版。
　　我寫信去，才買到他們尚稱齊全的存書。
　　因他的協助，我們建立與作者的聯絡與認識。日後選稿，能站住國家編書的立場。對於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的改進和定編，他有更真摯的關懷。
　　他深感民間普及教育的重要，願意幫我說動屈先生領導這艱巨的工作。
　　終於有一天，屈先生同意我到中文系辦公室一談。

　　在那次相當長的面談中，我詳談舊版的缺點和民間輿論的批評與期望。
　　這原也是王館長和我在臺中淳樸校園，未曾深入了解的。
　　現在，不僅是基於職責而編書，更是為國家文化的前途，為陶冶年輕世代的性靈，必須用超越政治的態度。當然，這樣一套新書是與舊制為敵的，雖無關學術立場，但將來不免會為主持者引來一些政治立場的敵人。但是，不論付出什麼代價，為了未來國民教育每年每冊三十萬本的教科書，是義不容辭的。
　　我清晰地記得，屈先生坐在那間陳舊的辦公室，深深地吸他的煙斗，然後，嘆了口氣，說：「好罷！我答應你！這下子我也等於跳進了苦海，上了賊船。」
　　他語氣中，有一種不得不然的複雜情緒（resignation）。
　　我覺得，其中有種一諾不悔的豪情和悲壯，從潔淨超然的學術天地，走進政治、文化立場的是非之地，應是也經過許多內心交戰的思量決定。

　　屈先生主持「國民中學國文教科用書編審委員會」，由臺大、師大、政大各三至五位教授和幾位中學老師組成。
　　主編執筆者是臺大中文系張亨教授、師大應裕康教授、政大戴璉璋教授。他們都是中文系普受肯定四十歲左右的年輕學者。

　　爲了一年後即須使用正式部編本教科書，第一、二冊必須編出定稿，在次年八月前出版。國立編譯館所有會議室，日日排滿會程。有些委員會，晚上也開會。
　　國文科委員開會，經常延長至黃昏後。當時，還沒有便當簡餐。
　　編譯館就請屈先生、執編小組和編審委員到隔壁僑光堂喫很晚的晚飯。
　　屈先生有時主動邀往會賓樓，杯酒在手，長者妙語如珠。

　　民國六十二年（1973）以後，數代的國民中學學生，至少是讀了真正的國文教科書，而不是政治的宣傳品。
　　想來屈先生未必悔此一諾，他當年付出的心力和時間，是值得的。
　　可惜屈先生逝世後的追思文章，甚少言及他在這方面的貢獻。

　　三位主編初擬國文課本第一、二冊目錄之後，我們的編審委員會才算真正開始運作。
　　屈先生掌舵的船，才開始牠的苦海之旅。
　　在那政治氛圍仍然幽暗的海上，他不僅要掌穩方向，注意礁巖，還要顧及全船的平穩航行。
　　開會第一件事，是由主編就所選二十課的文體比例及各課內容、教育價值，加以說明。然後，逐課投票。未過半數者，討論後再投票。
　　如我們預料，這個過程，是對屈先生最大的挑戰。
　　有兩位委員嚴詞責問：為什麼原來課本中培育學生國家民族思想的十課課文，全不見了；現擬的目錄中，隻有兩篇；由二分之一變成十分之一，其他的都是些趣味多於教誨的文章。楊喚的新詩《夏夜》怎麼能和古典詩並列？《西遊記》〈美猴王〉、沈復（1763 - 1825）《兒時記趣》（"Children Fun，1808 "）和翻譯的《火箭發射記》，都沒有教學生敦品勵學……。
　　解釋再解釋，投票再投票。冗長的討論，爭辯，說服，幾乎每次都令人精疲力竭。
　　最後，審訂兩冊目錄時，屈先生、三位主編和我的欣喜，隻有附上新舊課本目錄的對照表，可以表達明白。
　　（詳盡請單擊此鏈接查看目錄）
　　目錄一  http://webnotes.sotefrost.com/luntantupian/jiaokeshu.jpg
　　目錄二  http://webnotes.sotefrost.com/luntantupian/jiaokeshu2.jpg
　　目錄三  http://webnotes.sotefrost.com/luntantupian/jiaokeshu3.jpg。

 

臺灣宜蘭太平山的松蘿步道，鐵楓林在雲霧中，更有一種朦胧的美感。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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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思與花開

October 10, 2013, 2:1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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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花滿樹金黃色，花謝落花如雨下。
 

　　窗外，都對著舟山路臺大校牆外一棵高大豐茂的臺灣欒樹（Koelreuteria paniculata）。
　　太陽照在牠黃花落後初結的一簇簇粉紅色果子上，美麗中充滿自信。

　　　　　　　　　　　　　　　　　　　　　——齊邦媛：《巨流河》

　　詩文，來來去去，似花開花謝，生如夏花。

　　臺灣大學，隔著矮牆，行道樹上這金黃花，開了。Flame Gold，如火焰般之金黃花序，有別於那晚秋凋零之黃色楓葉，展現之為一股生機勃勃之氣息；搭配上紅色氣囊狀之蒴菓，為那座城市帶來像躍動之火光般、充滿活力之鼓舞能量。

　　夏花滿樹金黃色，花謝落花如雨下。牠乃為秋神之使者——「臺灣欒樹」（"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Taiwan "），在英語中稱之謂「金雨樹」（Goldenrain tree），已蛻變成這個季節之主角。入秋那蒴菓，菓皮艷紅，似盞盞燈籠高懸，緊密地吸引著路人之眼球。

　　遠遠望著路邊成排之欒樹 ，濃綠之樹葉，襯著黃、紅相間之花、菓，絢麗而悅目；在微風之吹動下，似銅鈴般嘩嘩作響，便讓人有種嘉年華般之好心情！

　　凝視，隨著光陰而逝之流水；記住，光陰其實亦為另一條河。

　　可知，人生亦如一條河。認清每一天，皆為一個符號，象征著整體生命之水月。務必將其轉化為暴戾之歲月，爲曲調、歌聲和符號：從日落、花開，看見那金色之悲傷——這便為一篇詩文。如此平凡，卻又不朽矣。

矮牆隔出臺大的校園內外——一所鳥語花香而惟美樸實的開放大學。

　　「這裡，我們對坐悲歎的世界。在黯黑的濃郁芳香中傾聽，在夜莺傾瀉心靈歡欣的歌聲中，迎向富足的死亡，化爲草泥。」「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在其自傳《巨流河》中，吟誦著英國詩人濟慈（John Keats，1795 - 1821）之《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1919  "），向世人傾述著：「我書中忘不了的人和事，幾乎全爲國奉獻一生，絕非失敗者。我用詩的真理（the poetic justice）寫他們，下筆時如此悲傷，卻也如此愉悅。」

　　磋乎！

　　《巨流河》這部如此沈重之「家國悲情」文學史詩，宛如詩者之「靈魂獨行」。其中，齊邦媛那一幀幀故事，由詩者於文中慢聲細語地娓娓道來，也許人們隻在「心如止水」時，方能讀懂其中之波瀾壯闊。

　　君可見，由一紙「聘書」，而讓一位年僅廿三歲之「知識青年」，出了「校園」，又進「校門」，使其從「求知」轉身為「樹人」。先於臺灣大學外文系赴任助教，一九四八年結婚並遷居臺中。其間在臺中一中、中興大學等校任教，並創辦中興大學外文系，後續任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在臺大外文系，以《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  "，by Aldous Huxley）、《一九八四》（"1984，1948 "，by George Orwell ）為學子啟蒙（Enlighten）「民主自由」（"Democratic Freedom "）。多年來之教學生涯，其對文學之熱情，感染、鼓舞了諸多愛好文學之莘莘學子。

　　然而，對於「從來沒有在一個地方待過十年以上」這位「沒有故鄉的人」，齊邦媛不禁感喟：「結婚、生子、成家立業，五十年在臺灣，仍是個『外省』人，像那艘永遠回不了家的船（The Flying Dutchman）。」果真為，「悵惘仟秋一灑淚」矣。

　　如今，「巨流河」無疑成了齊邦媛人生之隱喻。內中記載著諸多不爲人知之內幕，讓人津津樂道。

　　從書中可見，齊邦媛不愧為臺灣文學之「守護天使」。其在出任國立編譯館人文社會組主任時，正值臺灣「國民義務教育」延長爲九年，初級中學改稱「國民中學」。當局急於將「暫定本」之教科書脩訂，編印出正式的「部定本」。期間，其力爭將臺灣文學收入到國中國文教科書中，而不畏高壓淫威，堅持原則，讓現代文學普及於下一代。在脩訂中，齊邦媛欣賞作家黃春明之短篇小說《魚》（"Fish，1968 "）中所創造之意境，有深具令人玩味那低廻之處。於是，便極力推薦此篇編入國中國文第三冊中。沒想到編審會中一些資深委員，甚爲反感。堅持不懈之齊邦媛透過一次次懇談，逐漸取得編審委員之支持。詎料，首次投票中竟未獲通過。爲此，力爭讓本課案複活，齊邦媛特地專程去四處「跑票」。首先，便去尋求反對最激烈、最資深之編審委員洪爲溥處。其卻認爲，「這篇文章講小孩子騎腳踏車，在山路上將買給爺爺的魚掉了，回到家反反覆覆不斷地喊，我真的買魚回來了！相當無聊，怎麽講呢？」但齊邦媛仍毫不氣餒，鍥而不舍地表達一己之見，終於說服了這位老委員之同意。其實，大部份臺灣中學生對於《魚》中祖父和孫子間之情感，應為相當熟悉，且這樣樸實之情景，會讓他們倍感親切。結果，第二次投票則順利通過了。這個成功，讓齊邦媛感動得熱淚盈眶。

　　經過改革後出版之「部定本」新教材，煥發了嶄新面貌。「1973年以後，數代臺灣中學學生至少讀了真正的國文教科書，而不是政治宣傳品。」齊邦媛在《巨流河》中回憶道。這一舉動，就連德高望重之臺靜農（1903 - 1990）先生亦不得不讚歎：「敢這麽編國文課本，有骨氣！」

　　由此可見，齊邦媛推動臺灣文學之苦心孤詣。

　　可是，齊邦媛則如是說來：「我因緣際會，恰在漩渦中心，得以從不同角度看到各種文化波濤。」（齊邦媛：《巨流河》）

　　有詩雲：「萬變猶余此海隈，不然無地著吾哀；窗外薄陰非日暮，池邊吟思與花開。」（巴壺天：《禪骨詩心集》）

　　「吟思與花開」乎？！

　　人生苦短，世事無常。生活亦不為童話，豈能十全十美。然而，在這不計其數之事與物中，人們總想找出相同、相似，或相像之事或物，簡化成類，再猜想各類所顯現之規律，則亦便為「理」（"Logic "）。若將「理」明白了之後，再清楚地用文字以表達呈現，便為「吟思與花開」矣！

　　正如「散文大家」陳之藩（1925 - 2012）所言：居士巴壺天（1905 - 1987）這首律詩，爲「……散文寫法，寓對偶於不對之中，多自然啊！」

　　竊以為，人生即為「覺明」（"Clarity "）在「無明」（"Avidya "）中發展（"Develop "），以求打破無明之曆程（"Course "）。而「知道」（"Know "）到「知識」（"Knowledge "）之過程（"Journey "），即為「思想」（"Thought "）之「生成」（"Produce "）。「教育」（"Education "）之目的，則讓「受教育者」（"Educatee "）在快樂之氛圍中追求和掌握「真理」（"Truth "）。

　　從「日據」（"Under Japanese rule "）而「光復」（"Recover "）後之臺灣崛起，在一定意義上應歸功於那些富有文化氣息之「外省人」（"Mainlanders "）之不懈貢獻，如胡適、臺靜農、錢穆、陳之藩、莊嚴、巴壺天、屈萬里……等人。籍於他們之努力，中華文化之優良傳統，得以在那裡生根、發芽，枝繁葉茂，更替傳承（Smriti）。

　　欒樹，不僅因其之美麗景色，能紓解秋天之郁悶；更爲其之獨有品質：平凡，堅忍不拔，無私之奉獻以及「溫不加華，寒不減葉」之精神。

　　緩慢漫步在同一個時代裡，驀然凝視，本土之那種固有景色，何處再尋？！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還有一篇我個人非常喜歡的《孤雁》（"The Lonely Wild Goose "），也選入課本。
　　沙洲上一隻孤雁，爲一對對交頸而眠的雁兒守更。蘆叢後火光一閃一閃，孤雁立即引吭呼叫，睡夢中驚醒的雁兒發現無事，以爲孤雁故意撒謊，如是兩回。第三次，獵人拿著香炬矗立眼前，孤雁飛到空中，拼命的叫喚，瘋狂的回旋。但酣睡的雁兒，毫不理會。眼睜睜看著獵人伸出殘酷的手，將一隻隻熟睡的雁兒放進了網籮。從此，孤雁多了起來。

　　　　　　　　　　　　　　　　　　　　——齊邦媛：《巨流河》

 

巨流河●

第八
章

 

開拓與改革的七○年

 

 

 

　　  2、文學播種——國文教科書改革【二】  

　　想不到，我當初萬般委屈接下兼任教科書組，被屈先生稱為苦海「賊船」的挑戰，是我付出最多心力感情的工作，也是我在國立編譯館最有意義的工作成果之一。
　　為達到改編的理想，恢復國文課本應有的尊嚴，讓每一個正在成長學生的心靈得到陶冶與啟發，在那個年代，我的工作是沉重的。不僅要步步穩妥，還需要各階層的支持。在政治高階層，我們必須尋求一些保護。
　　我曾以晚輩的身份，拿著新舊國文課本目錄，拜望早年教育部長陳立夫（1900 - 2001）、黃季陸（1899 - 1985）；也以學生身份，去看望武漢大學第一任校長王世傑（1891- 1981），希望他們在輿論風暴之前，能對我們的改革具有同理心（Empathy）。因為他們自己是文人從政，對文學教育和學術尊嚴，也有理想。
　　我尤其記得黃季陸先生，對我侃侃而談民國以來，國民教育的種種利弊得失。他很贊成，政治退出語文教材。一談，竟是兩小時。還說，歡迎我以後再去談談我們編寫的進展。可惜不久，他即病逝，我未能再聆聽教益（benefit gained from sb.’s wisdom）。
　　老國民黨有不少被歷史定位為政治人物的文人，很希望在穩定社會中，以書生報國之心從政，卻生不逢辰，生在政爭的中國。

　　在編審委員會中，我最需要資深委員（senior staff member）的支持。
　　當時，代表編譯館最資深的編審者是洪為溥先生。
　　我初到館時，他對這個外文系的女子敢來作人文社會組主任，頗感懷疑，甚至反感。經過幾次懇談後，對我漸漸轉為支持。
　　討論第三冊篇目時，我大力推薦黃春明《魚》（"Fish，1968 "）。沒想到首次投票，未能通過。
　　我和屈先生商量：「下次開會，能不能讓這個案子復活，再討論一次？」
　　屈先生說：「還討論什麼呢？投票也通不過。」
　　我說：「我為牠跑票。」
　　我第一個去跑的，就是反對最激烈的洪為溥先生。
　　他的辦公室，和我的相隔一間。窗外，都對著舟山路臺大校牆外一棵高大豐茂的臺灣欒樹（Koelreuteria henryi Dummer，Taiwan）。
　　太陽照在牠黃花落後初結的一簇簇粉紅色果子上，美麗中充滿自信。
　　他說：「這篇文章講小孩子騎腳踏車，在山路上將買給爺爺的魚掉了，回到家反反覆覆不斷地喊，我真的買魚回來了！相當無聊，怎麼講呢？」

　　我想起，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一本語文教學書，讀到一位中學老師寫他教初中課本，選了莎士比亞《馬克白》（Shakespeare’s  Macbeth）一段：

　　Tomorrow，and tomorrow，and tomorrow，
　　Creeps on its petty pace from day to day,
　　To the last syllable of recorded time.

　　（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一天又一天在這碎步中爬行，
　　　直到注定時刻的最後一秒。）

　　註：採用胡耀恆翻譯：《中央日報》「全民英語專刊」（91年4月15日）。

　　這位中學老師問學生：「為什麼連用三次『明天』？」
　　學生的回答形形色色，但是多半抓住一點：活得很長，會有許多明天。
　　老師聽完後說：「你們想著，那麼多明天可以去騎馬、打獵、釣魚，馬克白因為今天和昨天做了太多惡事，所以他的許多『明天』是漫長難捱。」
　　用一個簡單的字，一再重複，牠所創造的意境，老師大有可講之處。就像《魚》，小孩不斷重複「我真的買魚回來了」，也有令人玩味低迴之處。

　　下一次開會時，屈先生果然將上次未通過的幾課，提出再討論。
　　洪先生突然站起來說：「我們的學生，佰分之八十在鄉鎮，對《魚》中祖父和孫子之間的感情，應是很熟悉，這樣樸實的情景，會讓他們感到親切。」
　　第二次投票，通過。我記得自己，感動得熱淚盈眶……。

　　另一個重要的支持，來自我們舉辦的幾場全省老師試教大會。
　　聽到來自各地數佰位代表的意見，幾乎一致認爲，新編課文較易引起學生的興趣。這給了我們選材，更大的空間相面對批評的勇氣。

　　在那個漸開放而尚未完全開放的社會，文化界籠罩著濃厚的政治氣氛。
　　教育部統編本的國文和曆史課本，往往是社會注意的焦點。
　　我因緣際會，恰在漩渦中心，得以從不同角度看到各種文化波濤。甚至，時有滅頂的危機。

　　到編譯館任職前，高中國文課本，剛換主編。有人攻擊高三下第六冊國文最後一課，選的是清代孔尚任（1648 - 1718）《桃花扇》（"The Peach Blossom Fan，1699 "）續四十出《余韻》（"Aftertaste "）:「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I saw them build the courtesan’s quarters , saw them feast and make merry . But I saw , too , how the building collapsed . Now moss covers those piles of broken bricks .I , too , was once taken in by opulence , but , over fifty years , I have atlast seen through this rise and fall . "）認爲，這段曲文分明是諷刺國民黨。擔任主編的師大周何教授，是臺灣第一位中國文學博士。
　　他說：「我選的是清代戲劇，並不是我的作品。」
　　攻擊者說：「劇本那麽多，你爲什麽偏要選這一課？」
　　周教授差一點進了我們稱之爲「保安大飯店」的警備總部。

　　我剛組織國中國文編審委員會時，從不同的來源聽到這件事。提醒我，水中暗礁之多。聽說原任館長，就是因此而退休。我的處境，若非親曆，很難預測。
　　一位資深館員張傑人先生，曾在東北協會任職。看過童年多病又愛哭的我，知道我進館工作，問我：「你來這種地方做什麽？」
　　後來，我讓他喫驚的是，在進入「那種地方」之前，我已然曆經人生波濤，不再哭泣了。

　　第一個不能哭的經驗，是國中國文一、二冊初擬篇目提交編審委員會討論不久，館長交給我一份教育部的公文，命我們答複林尹委員的信。他指責我們，新編國文的方向堪憂，忽略了國家民族意識，選文有幼稚的新詩和翻譯報導文章，不登大雅之堂等等。館長讓我先去拜望林教授，當面解釋。
　　我在約定時間，到他家。進了客廳，他既不請我坐，也不寒暄，來勢洶洶訓斥新編篇目內容悖離教育方針。譬如，楊喚的新詩《夏夜》（"Summer Night，1951 "）。說，月亮升起來像一枚銀幣，簡直離譜，教小孩子看到月亮，就想到錢；《西遊記》（Journey To The West，1582 ）哪段不好選，偏偏選猴子偷桃子；沈複《兒時記趣》（"Children Fun，1808 "）有什麽教育價值？
　　我剛辯說了兩句，他似乎更生氣，說：「你們這是新人行新政了，我看連大陸的課本都比你們編得好！」說著說著，從內室拿出一本中共的初中國文給我看。
　　我不知爲何突然福至心靈，說：「那麽請您把這本書借給我，我帶去給執筆小組作個參考，說是您的建議。」
　　他突然覺得，我這個外文系的女子，敢來接這件工作，想必不簡單。如今，他對我誇獎「共匪」的教科書，倒是有了麻煩。如果我認真，他就有可能進「保安大飯店」。於是，他請我坐下，用現代警員溫和的口氣問我，哪裡人？跟什麽人來臺灣？結了婚沒有？丈夫做什麽？三個兒子讀什麽學校？然後，問我，你父親做什麽？什麽大名？
　　我隻好回答我父親的名字和職業。
　　誰知，他竟說：「你怎麽不早說！我和齊委員兄弟一樣！」
　　然後，他向內室喊道：「倒一杯茶來，倒好茶！」

　　我原以爲許多故事，是虛構的戲詫。沒想到，在現實裡，確實真有。

　　民國九十二年（2003）一月二十四日《中國時報》，有一篇報導。標題是：「老教科書總複習，網酪正發燒」。許多網友在網酪上回味中學時代琅琅上口的文章，如，朱自清（1898 - 1948）《匆匆》（"Haste，1922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The swallows may go , but they will return another day; the willows may wither , but they will turn green again ; the peach blossoms may fade and fall , but they will bloom again .... "）
　　他們也記得《木蘭詩》（"The Ballad of Mulan，568 "），尤其以白居易（772 - 846）《慈烏夜啼》（"Crows Croaking at Dusk，811 "），獲得最熱烈的討論。

　　還有一篇我個人非常喜歡的《孤雁》（"The Lonely Wild Goose  "），也選入課本。
　　沙洲上一隻孤雁，爲一對對交頸而眠的雁兒守更。蘆叢後火光一閃一閃，孤雁立即引吭呼叫，睡夢中驚醒的雁兒發現無事，以爲孤雁故意撒謊，如是兩回。第三次，獵人拿著香炬矗立眼前，孤雁飛到空中，拼命的叫喚，瘋狂的回旋。但酣睡的雁兒，毫不理會。眼睜睜看著獵人伸出殘酷的手，將一隻隻熟睡的雁兒放進了網籮。從此，孤雁多了起來。

　　二十余年之後，柯慶明的一篇序文，《二十年歲月：齊邦媛老師在編譯館的日子》。提到，他多年後，閱臺大研究生入學考試的作文卷，題目是「影響我最深的一篇文章」。許多人寫的，竟然是《孤雁》，讓他感動莫名。

　　屈指算來，當年讀這套新編國文的讀者，現在也已是四、五十歲的人了。許多人大約還記得，閱讀這些作品的喜悅吧！

　　住在麗水街三十多年，我把這第一版六冊國中國文教科書和英文本《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兩厚冊，放在書架最尊貴的地方，擡頭即見。
　　國中國文的封面，是我去求臺靜農（1902 - 1990）老師題寫的。
　　當時臺老師竟然親自穿過臺大校園，送到我辦公室來，令我驚喜得連怎麽謝都說不明白了。記得臺老師說了一句勉勵的話：「敢這麽編國文課本，有骨氣！」給我的支撐，勝過仟言萬語。

　　編書第二年，教師大會建議編譯館編一本書法輔助課本。
　　屈先生和臺老師都推薦莊嚴（即，莊尚嚴，1899 - 1980）先生。
　　莊伯伯民國十三年（1924）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押運故宮文物抵臺，曾任臺北故宮博物院文物館館長、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是我在故宮博物院兼差時的恩師。那時，莊伯伯大約七十多歲。爲了寫這本書，很費精神。因爲讀者的藝術層次太低，書法背後的文化素養尚未培養起來，進不了他們曲水流暢、詩酒風流的境界。所以，他遲遲不能交稿。
　　教科書組的辦事人員，按照程序，常常催稿。
　　每周五下午，我在臺大教「高級英文」課程，常常在文學院迴廊遇見他老人家夾個布包去中文系上課，也會向他催稿。
　　他常常說：「太累了！做不出哄孩子的事了，你趕快找別人吧……」
　　下了課，他邀臺老師和我，去溫州街一間日式房子開設的「老爺飯店」喫雞腿簡餐，要把稿約還給我。
　　我跟兩位老先生喫了三次雞腿餐，後來終於把書稿「逼」出來了。
　　雖然，印出來隻是薄薄一小本《中國書法》（"Chinese Calligraphy，1948 "），每年發行量卻是三十多萬冊。
　　多年來，受牠指引的少年，總有數佰萬人吧……

 

此為莊嚴的三兒莊靈先生一九六九年的黑白攝影作品，題爲《一生至友》：
照片裡的兩位「學問大家」，皆曾飽經中國近代曆史的種種憂患……
此刻，臺靜農先生叼著煙鬥，坐在書房案前提筆畫《梅》；
莊嚴先生站在旁邊俯看畫面，右手指間還夾著半截香煙……
他們在中年毅然離開家鄉，轉徒來臺定居，貢獻畢生精力於此地的文化教育。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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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葉階前 思想青蔥

October 11, 2013, 4:0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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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素书楼里上“最后一课”對曆史的溫情與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
 

　　我初見錢先生的時候，已是他的紅葉階段，深秋季節。思考的葉片已由綠色，轉爲一種祥和的綺爛，再幾番風雨，即將落了。

　　　　　　　　　　　　　　　　　　　　　——齊邦媛：《巨流河》

　　在「臺北人的後花園」陽明山（Mt Yangming in north Taiwan）之臺北士林區外雙溪（Waishuanghsi），早年翠林幽谷。而今早無舴艋（small boat ），連半山腰那臺灣東吳大學（Soochow University，Taiwan since 1954）雙溪校區（Waishuanghsi Campus）西南隅「素書樓」（"House of Pure Books in Taipei  "）裡之主人，亦皆作古（pass away）矣！

士林區外雙溪依坡而建的石階路，見證著曆史的滄桑。

　　「對曆史的溫情與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齊邦媛：《巨流河》）

　　此所谓，紅葉階前，思想青蔥。

　　往事，隻有追憶矣！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對曆史的溫情與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

　　　　　　　　　　　　　　　　　　　　——齊邦媛：《巨流河》

 

巨流河●

第八
章

 

開拓與改革的七○年

 

 

 

 

　　  3、紅葉階前——憶錢穆先生  

　　世間之事，常有峰迴路轉的奇妙現象……。
　　我在武大時，沒能趕上錢穆先生講學的盛況。沒想到，在編譯館這位置上，卻因「武聖岳飛事件」，讓我有機會與錢穆（1895 - 1990）先生聯系上。

　　在我進館之前，「大學叢書」收到一份臺大曆史系林瑞翰（字伯羽，1927 - ）教授的書稿，尚在審查階段，是否出版未定，卻有報紙報導：

　　林瑞翰教授所著《中國通史》是臺大一年級必脩的中國通史課本，竟誣蔑岳飛跋扈，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十二道金牌才召得他回朝。宋高宗爲什麽殺他，並不是那麽單純的事。如此不敬之言，臺大竟作教材。而國立編譯館竟然接受林教授《宋史要略》書稿，將要出版，簡直是動搖國本！

　　有一位自稱是岳飛小同鄉的李某，連續寫了數篇，說：「你們侮辱武聖，就是數典忘祖！」還有一位罵得最凶的立法委員吳延環，不但以筆名「誓還」在《中央日報》（"Central Daily News，1928 "）專欄不停地討伐，並且在立法院正式提案，令教育部答詢。王天民館長雖在各報來訪時詳細說明：「館裡接受書稿，既尚未審查，更未有出版計畫。」但是，各報繼續登載責罵的文章，有一則報導竟然說：「據聞，該館負責此事者，係一女流之輩，亦非文史出身。」
　　王館長是歷史教授出身，知道當時各校學者無人願審，亦無人能抵擋此政治意識的洶湧波濤，命我去拜見由香港來臺灣定居的錢穆先生，請他作個仲裁，說幾句話，指引一下國立編譯館對此書處理的態度。

　　我對於前往錢府的事，感到萬分躊躇，不願再遭遇坐與不坐、茶與不茶的場面。
　　待我一向非常客氣的王館長，說：「沒別的辦法，委屈你也得去一趟。」

　　錢先生來臺灣居住的素書樓（1967 - 1990），位於臺北士林外雙溪東吳大學（Soochow University，Taiwan since 1954）後面一個小山坡上，有一條依坡而建的石階路。我去外雙溪的路上，實在不知是何場面，深悔誤入宦途。車到外雙溪，沿東吳大學山徑到山坡盡處，按了門鈴，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階。
　　錢先生出見時，尚未坐下，便說，「我已在電話中說，不能審查。」
　　我困窘至極，囁嚅而言：「我剛由學校來國立編譯館三個月，這份書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輿論責難不止，請您看看，我們當如何解此僵局？」
　　大約全出於同情心吧！錢先生接過書稿，放在茶几上。
　　我道謝後，倉皇辭出，幾乎是奔下石階。心想，大約再也不用來了。

　　誰知三天後，意外接到錢先生電話，說，請林瑞翰教授去談一談。再過數日，林教授親自到館裡，他毛筆工整細密的手寫稿二十二頁，綜合加添了錢先生面談時給他的六種新資料，補充他書中岳飛部分。資料非常充實穩妥，提供了多面的論述。

　　但是，仍救不了我們。教育部來了一道公函，轉來立法院的質詢提案，「國立編譯館擬靠錢穆先生的聲望，將詆毀武聖岳飛的作品，作大學用書出版，動搖國本……。」命令館長隨教育部長羅雲平去立法院說明。
　　質詢之前數日，我帶了許多資料去立法院圖書館謁見吳延環委員，詳細說明《宋史要略》一稿原是前任留下，至今無人肯審，更不會近期出版。
　　質詢日，我坐在備詢官員最後一排硬椅子上。王館長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員席；他有多年教學經驗，對答時如在課堂，不慌不忙。質詢者雖然來勢洶洶，但亦不知應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學術著作，如何「動搖國本」？
　　我自大學時期在學潮中開始（直到今日臺灣的選舉文宣），看盡了政治意識控制學術思想之猙獰面貌。沒想到我「三更燈火五更雞」苦讀、進脩，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資格；在大學教文學課程，竟到這裡來看著我的老師王館長被這些人指手頓足地以政治意識形態指責。如此傷尊嚴，多麼不值得！
　　我心中充滿憤慨和悔憾，回到館裡，即寫辭呈。
　　館長問我：「你覺得在這種局勢下辭職，是保持尊嚴嚒？你此時離開，能說明什麼立場呢？」他從桌上拿給我一封剛收到的掛號信，是錢先生寄來的。退還我隨書稿送上的審查費兩仟四佰元，一紙便箋上寫：「無端捲入貴館書稿輿論漩渦，甚感煩惱。茲退回審查費，今後請勿再牽涉本人意見……。」
　　館長說，這本書我們短期內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須去對錢先生致歉，這才是負責任的態度。

　　就這樣，我開始了登上素書樓石階十八年的緣份。

　　轟轟烈烈的岳飛事件之後，是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部編本，再接著是高中中國文化史的新編，每件事都是新聞的焦點。
　　在那一段時期，我身兼人文社會組和教科書組主任的雙重責任，隨時有去住保安大飯店（警備總部）的可能。幸好，生長在我那樣的家庭，經歷過許多大風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說，你當了這麼芝麻大的官，卻惹上了天天上報的麻煩，必須記住蔣總統文告裡指示的，應當時時「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爸爸以前曾說：「我這個女兒膽子小，經常『處變大驚』。」想不到，七○年代的國立編譯館，竟是我的「壯膽研究所」。

　　其實，輿論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間希望學術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數，並不少。
　　那時，仍健在的陶百川（1901 - 2002）、黃季陸（1899 - 1985）、陳立夫（1900 - 2001）、王世杰（1891 - 1981）等長輩，也贊成國中與高中的國文教科書，以文學情操教育為主，少宣揚政治理念。至少，那時的教育部長羅雲平，實際上是支持的。

　　在陳述編書理想時，我終於有勇氣面對錢先生這個人，而不是他「國學大師」的盛名。他面容溫和，傾聽人說話的時候，常常有一種沈思的甯靜，也是一種鼓勵。

　　從那時起，我原是為公事去爬素書樓的石階，送稿，送書，請教，去得很勤。後來，錢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潛老師的學生，談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樂山為武大講學之事。我告訴他，我聽學長們談到，清晨持火把去禮堂上他的課的情景。因此，有時錢先生也留我坐談當年事。沒有公事時，逢年過節和他壽誕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離開素書樓。
　　十八年間，我在那石階上下近佰次。階旁兩排楓樹，長得很高了。民國七十四年（1985），我車禍住院時，錢師母去看我，說，老師很惦唸。一年後，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階時，才看到路旁小溝裡積滿了臺灣少見的紅楓葉。

　　那些年，錢先生的眼睛，已漸漸不能看書了。
　　和錢先生真正談得上話以後，雖然時時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嚴，也感到一種寬容和溫熙。也許，我沒有歷史學問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麼是不能越過的界限。
　　當他問我坊間有什麼新書時，我有時會以外文系的知識，冒冒失失、糊里糊塗地帶給他館裡出版的書，也買些坊間話題論著，如柏楊的書，送給他。

　　我回臺大之後，也常與他談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書，譬如，最早先用《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  "，by Aldous Huxley）、《一九八四》（"1984，1948 "，by George Orwell ）和《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1902 "，by Joseph Conrad）英文本時，學生的反應；談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尋》（"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1970 "，by Philip Slate，陳大安 譯，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臺北，1979年版 ）。
　　對於追尋寂寞這種文化現象，錢先生感到相當「有趣」（他的無錫發音至今難忘）。其實，民國七十二年（1983）他親自贈我的《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書中，錢先生回憶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園林獨處的寂寞中構思完成。尤其詳述任教於抗戰初遷昆明之西南聯大時，在雲南宜良北山巖泉下寺中，獨居小樓一年。在「寂寞不耐亦得耐」的情境下，完成《國史大綱》。七十年來，此書仍是許多人必讀之書。
　　隻是，他那種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會意義的孤獨，情境大不相同。

　　當然，民國六十四（1975）年後，錢先生面對蔣總統去世前後的種種變局，憶及抗戰前後中國之動蕩，以史學家的心情觀察，感慨更自深沈。他一直盼望而終於失望的是，一個安定的中國。《國史大綱》完成之時，昆明、重慶在日本轟炸下，前線將士血戰不休，該書《引論》說：「以我國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墮落，而猶可以言抗戰，猶可以言建國，則以我全民文化傳統猶未全息絕故。」此段文章，使我更具體地了解他爲什麽肯在蔣總統邀請下，舍香港而來臺灣定居，以爲可以安度余年。因爲他也和那時所有中國人一樣，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國的必要。而民國卅九年（1950）後，臺灣仍是捍衛中國文化的地方。

　　我不敢進入史學範疇，但是對於文化史，極有興趣，尤其注意知識分子對政治變局。那時的影響，大學時代《國史大綱》，曾是我們的教科書。在人生許多不同階段，也曾重讀。

　　近日，悉知《國史大綱》在大陸又成必讀之書。果真如此，書中首頁「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唸」的要求：「所謂對其本國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曆史之溫情與敬意。」
　　對中國半世紀動蕩，飽受摧殘的人性，應該有增加溫厚自尊的影響吧。

　　如今，回憶近二十年，隔著小方桌，聽錢先生說話，如同他的《引論》，都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變局中，對中國文化重作剖析。
　　錢先生說話，有時平靜，有時激昂憤慨。在座有時僅我一人，有時和錢師母三個人。他的無錫話，多半圍繞著這個心思意唸，並不難懂。

　　我記得，後來一次談到文革紅衛兵對師長和文化人的摧殘，待這批人長大，統治中國，他們的暴戾人性，會將中國帶到何處去？我深以爲憂。
　　錢先生說，文革結束後，五十歲左右的人，仍會保存一些國粹。他們有說話的一天，中國文化，仍有延續的希望。

　　那些年，錢先生也常談到臺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對變動政局的態度。
　　談到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由昆明遷回平津，還鄉者幾乎行李尚未安頓，戰禍又起，人心惶惶。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樣，亦不知何去何從。
　　錢先生回到無錫家鄉，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學，教中國思想史等課，兼任文學院長。他在《師友雜憶》中回憶當時：「學校風潮時起，蓋群認爲不鬧事，即落伍，爲可恥，風氣已成，一時甚難化解。」每日湖裡泛舟，或村裡慢步，心憂家國，以五彩筆纂集莊子各家注，於民國四十一年（1952）出版《莊子纂箋》。
　　民國卅八年（1949）中共進駐時，大多數學者留在大陸。距抗戰流亡不久，家人生計，顧慮實多。留下者沒有不說話的自由，由批鬥侮辱中幸存已屬不易。
　　中國學術研究，至此幾乎形成斷層。

　　民國卅九年（1950）錢先生由廣州去香港，與友人創辦新亞學院。最早隻有數十個學生，第一屆畢業生隻有三人。其中，最傑出的余英時在《猶記風吹水上鱗》文中，談當年簡陋艱困的情況和師生的「患難之交」，他對老師重要的著作和做學問開放的態度，有扼要的見證。
　　民國五十六年（1967），錢先生遷居臺北。政府禮遇學人，助其在陽明山管理局賓館預定地上建一小樓，名「素書樓」，可以安居，講學著述，頤養天年。

　　他萬萬想不到的是，晚年「歸」來定居的臺灣，竟也到了沒有溫情與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歲的高齡，民國七十九年（1990）六月底，爲尊嚴，倉皇地搬出了臺北外雙溪的素書樓，落腳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兩個月後逝世。
　　當年繼任的國民黨總統李登輝，沒有意願維護前任對歸國學人的禮遇，舉國將一代大儒掃地出門的莽撞無識，其不尊重學術的景況，爲臺灣悲。而當時在立法院尖刻強烈質詢，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陳水扁，後來任總統八年。

　　十二年後，民國九十一年（2002）三月，臺北市長馬英九主持開啓「錢穆故居」典禮，將牠開放作爲中國文史哲學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階整整三十年，如今腳步何等沈重。石階上的院子，搭了一個小篷子。典禮下午開始時，春雨下得豐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場面相當淩亂。我進去後，在後排找到個可以不被人發現的位子，可以聽聽，仔細想想這三十年間事。錢師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
　　當初，議會叫囂收回市産的時候，仍有一些史學研究的年輕學者前往素書樓探視，且爲他整理、校訂舊作。
　　錢先生問他們：「這些人急著要這房子做什麽？」
　　他們說：「要做紀唸館。」
　　他說：「我活著不讓我住，死了紀唸我什麽？」

　　余英時追悼錢先生，寫了一副挽聯：

　　　　一生爲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哩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爲故國招魂》文中，想用這副挽聯來象征錢先生的最終極，也是最後的關懷。

　　「未學齋」是以前錢先生書房之名，是他苦學自脩的心情；素書樓「今天已不複存在了。」這大概是余先生以國際史學家的身外，厚道的說法。
　　錢先生自十六歲（1910年）讀到梁啓超《中國前途乏希望與國民責任》，深深爲梁氏曆史論證所吸引。一生研究曆史，希望更深入地找尋中國不會亡的根據。他希望國家社會能在安定中求進步，而不是悍於求變，以戾氣損傷文化。
　　余英時說：「錢先生無疑是帶著很深的失望離開這世界的，然而他並沒有絕望……他所追求的從來不是中國舊魂原封不動地還陽，而是舊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會同意這個看法。」

　　我初見錢先生的時候，已是他的紅葉階段，深秋季節。思考的葉片已由綠色，轉爲一種祥和的綺爛，再幾番風雨，即將落了。
　　他八十歲生辰南遊，在梨山武陵農場寫成《八十憶雙親》一文：「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懷想中者。亦可謂余生命中最有意義價值之所在。」此文後與《師友雜憶》闔集，充滿了家人、友情溫暖的回憶，也充滿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亂世，顛沛聚散的感歎：「余亦豈關門獨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時代造成，而余亦豈能背時代而爲學者。惟涉筆追憶，乃遠自余之十幾童齡始。能追憶者，此始是吾生命之虞。」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這也是寫《中國近三佰年學術史》的錢穆先生說的話。

　　我近年遷居，目前的書房正壁上挂著一幅錢先生贈我的墨寶，錄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絕句五首。開始一首即說出他在外雙溪定居的隱逸心情：「開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樓中人兀然鳥雀時來往……。」署名「丙辰重九錢穆時年八十有二」。
　　那時，他視力已差。這幅字，更是珍貴。
　　在牠對面牆上，挂著莊靈所攝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闊葉樹，上面的枝葉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錯的山巖上——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錢先生爲什麽願意與我談話？
　　他是學術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會經濟各方面都下過苦功，而且都有專門著述。到臺灣後，又著手《朱子新學案》、《古史地理論叢》等整理工作，由臺大中文系戴景賢、何澤恒等協助校閱。
　　他與我談話，從不論及史學研究，但談人生。如他在《八十憶雙親》書中說：「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消息頻傳，心情不安，不能甯靜讀書，乃日誦邵康節、陳白沙詩聊作消遣。繼朱子詩續選兩集，又增王陽明、高景逸、六檸亭三家，編成理學六家詩鈔一書……竊謂理學家主要喫緊人生，而吟詩乃人生中一要項。余愛吟詩，但不能詩。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

　　由讀詩談人生，談文人在亂世生存之道，他認爲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應自定取舍，力避紛擾。所以，抗戰勝利之後不去京滬平津各校，回到家鄉太湖畔讀書，再由雲南去香港，來臺灣，至少保住了不說話，更不必在中共批鬥中「坦白」的尊嚴。
　　到臺灣後，應文化學院（現爲文化大學）曆史研究所聘，每周兩小時由學生到外雙溪上課，並任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生活得以安排，從未發表任何政治言論。
　　如余英時文中，說，「時間老人最後還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談話中，他總是強調學者不能太急於自售，致爲時代風氣卷去，變成吸塵器中的灰塵。」

　　自民國七十九年八月三十日錢先生逝世，我都唸著，有生之年能寫此記憶。
　　因爲對曆史的溫情與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

 

钱穆先生与钱胡美琦女士。天青葉紅，相守濡沫。錢穆先生與錢胡美琦女士。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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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靜水流

October 16, 2013, 3:2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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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不能重建城邦，但是牠安慰，甚至鼓勵。。。有志氣的人。
 

　　多年來，我一直推動西方代表性作家作品能有完整的中譯，讓國人看到不同文化的真貌與深度。這方面，日本的翻譯成就，令人佩服。

　　　　　　　　　　　　　　　　　　　　　——齊邦媛：《巨流河》

 

　　I think that I shall never see
　　A poem lovely as a tree.
　　…
　　A tree that looks at God all day,
　　And lifts her leafy arms to pray.
　　（我想我從未見過
　　　一首美如玉樹的詩篇。
　　　……
　　　這樹整日仰望上帝，
　　　高舉枝葉茂密的手臂禱告。）

　　　——【美】喬伊斯•基爾默（Joyce Kilmer，1886–1918）：《樹》（"Trees，1913 "）

　　天地之大，乃萬物滋生；肉體無常，惟精神永恆。

　　古羅馬史詩《埃涅阿斯紀》（The Aeneid，29 B.C. - 19 B.C.）作者維吉爾（Publius Vergilius Maro，70 B.C. - 19 B.C.）無意於「秉筆直書」古羅馬這一仟多來年之曆史，而希望通過主人公埃涅阿斯之經曆，贊揚羅馬曆代祖先們英雄頑強之精神和崇高之道德品質。其通過奧德脩斯（Odysseus）和埃涅阿斯戰後回歸故鄉（return to one’s  home）和尋找家園（Looking for homes）之漂泊曆程（wandering course），揭示了人與自然（Human with Nature）、鄉土（fatherland）的關係，及其在生態危機（ecological crisis ）之現實語境（ecological crisis）中所具有的深遠意義，同時在文化反思（cultural reflection）中，表達了人類應該具有的生態情懷（ecological implications）和生態責任（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古羅馬詩者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一部對於當下具有警戒和勸告意義的不朽的史詩。

　　時年八旬有七那臺灣翻譯家、文學家齊邦媛，二○一一年十月在「鳳凰文話」專訪時說，回顧此生「雖有虛擲」，但仍抱有大大小小之「使命感」，並對《埃涅阿斯紀》書中主人翁所築造那座「在時間上不朽、在空間上無界」（"The immortal , knows no boundaries in time "）之城堡，神往不已。齊邦媛感懷身世地說：「那種心中有目標的英雄氣魄，才是真正的王者態度。文學不能重建城邦，但是牠安慰，甚至鼓勵，用各種方式重建自己一片天的有志氣的人。」（陳書娣：《齊邦媛：八十歲心靈未老》）

　　《埃涅阿斯紀》為齊邦媛最喜歡之一本以「詩體」爲主之文學作品。其實，這似乎亦為其本身半生漂泊之真實寫照。雖其本身沒有像英雄那樣浴血奮戰；但其半生流亡（exile）生活時，「家國」始終在其身後之情愫（sentiment），則如出一轍。那部將一生經曆寫成之回憶錄《巨流河》，乃為從長城外那「巨流河」開始，到臺灣南端恒春這「啞口海」結束，一個人，幾個家庭，埋藏著一整個世紀之巨大傷悲。

　　「我的幼年是無文的世界。」齊邦媛以如此驚人之文句，在《巨流河》裡起筆，書寫著自己那成長遇難。「我用文學書寫我所經曆的、懷念的二十世紀。寫我的家庭由家鄉巨流河漂泊到臺灣啞口海的長路。1949 隻是一個轉折而已，我書中忘不了的人和事，幾乎全爲國奉獻一生，絕非失敗者。我用詩的真理（the poetic justice）寫他們，下筆時如此悲傷，卻也如此愉悅。」

　　那是一個共同尋求（search）定位（identity）之年代，眾人皆似在霧靄中奔跑，找尋（look for）屬於自己之園子。此時，作為「外省人」齊邦媛那子嗣與本土族人這子孫，並沒有太大之省籍隔閡，大家讀著同樣之教科書，一起長大。日據時代之記憶，漸漸遠去；故土之牽掛與失落感，也漸漸放下；就連「漂泊」一詞，亦能心平氣和地予以探討。

　　何謂文學（Literature ）？臺灣文學又謂甚麼？這詞彙一直為個有爭議（controversial ）話題。其實，此乃一種仿佛回應般之瞭解（understand）和同情（sympathy）。而爭者論者全出於其一己之政治目標（political objectives ），有時喧鬧，有時噤聲，全倚當時之局勢。然而，他們當時全然不知，文學亦無界，中外亦然，猶如文學與玫瑰（Rose）一樣，其芬芳豔麗而有刺，其之本質（naturej ）不因其名字而改變（change）。以故，臺灣文學則為自然而發生（happening）滴，亦不因其名字而改變其之存在（exist）。

　　比較文學暨文學評論學者王德威（1954 - ）曾這樣感歎道：一般回憶錄裡，很難看到像《巨流河》的許多篇章那樣，將曆史和文學作出如此綿密誠懇的交彙，「她是在文學裡找到了回應曆史暴虐和無常的方法」。（王德威：《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齊邦媛先生與「巨流河」》）

　　據資料記載，齊邦媛那些學生們都記得，一進入臺大外文係，首先被其額外要求必讀之兩本書為：《美麗新世界》（Aldous Huxley : "Brave New World，1932  "）和《一九八四》（George Orwell  : "Ninetten Eighty - four，1948 "）。「他們要清醒冷靜地讀書，要明白、要想到政治是怎麽回事。《美麗新世界》這本書更好，裡面說的話今天都應驗了。」為此，當齊邦媛在緬懷國學大師錢賓四先生時，在《巨流河》中，回憶與錢先生交談時，曾告訴其，自己在教學時應用這些教材中「學生的反應」。

　　在臺灣國立編譯館工作期間，齊邦媛極力推動國中國文教科書之改革，剔除出一些政治色彩濃厚之文章，刻意加入楊逵、黃春明、楊喚等臺灣現代文學作家之作品；同時亦負責推動西方文化經典及「現代化叢書」的翻譯工作，如，馬克吐溫小說集（Mark Twain Novel Set ）、《柏拉圖理想國》（Platos，ca. 427 B.C. - 347 B.C.，"The Republic ，B.C. 387 "，聯經，1980 ）、《模擬：西洋文學中現實的呈現》（Erich Auerbach，1892 - 1957， "Mimesis :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1946 "，幼獅文化，1980 ）等作品。「還有很多人到現在記憶最深的還是那時的國文課本。在那時候，輿論的聲音很大，提到學校課本裡面不要搞政治。輿論表現厭煩，編譯館要做課本，我當時簡單認爲是對的，應該要做，一起的成員也贊成。國文課本帶給學生的應該還有一種情操的培養，會對學生産生很大的影響，許多人是在學校時期接受文學。學習不需要什麽政治，那時真的很棒。」齊邦媛在自傳《巨流河》中寫道：「我的一生，在生生死死之間顛簸前行，自幼把心栓上文學。」

　　齊邦媛在浩瀚之文學中，深韻「詩者」與「做夢者」之異同：前者撫慰世人，後者卻隻對這個世界困惑。

　　有詩雲：「夢出紛華外，詩來寂寞邊。亭中誰舉酒？高興相悠然。」

　　竊以為，文學，乃為齊邦媛永不淪陷的故鄉。詩者藉著夢境（dreamland），撰寫著舊日神祇（The God）隕落之痛苦（suffering），抒寫著自己對文學之追尋（pursue）。

　　花靜水流時，「夜晚」隻為「混亂」之孩童，那麽「忘川」或「遺忘」便為其之子孫，為兩者共同之産物。在史詩《埃涅阿斯紀》那第六卷中，詩者維吉爾想像「忘川」為一條河；當靈魂經過「忘川」而抵達冥界時，則忘掉了自己之過去，以便再度投生於人世。可見，「忘川」能讓人們忘記過去之經曆與快樂，亦忘記了偏見和悲哀。而齊邦媛，為奔騰不息那「巨流河」中一滴水；《巨流河》，則為其一生之皈依。

　　當生活折返回到了其本身該有之樣子，不再有砲火，不再有爭鬥；屆時，日子將平淡，飛快，則愈加令人珍惜矣！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在一切俗務煩惱之外，我曾多少次從那臺新的電動打字機上擡頭，看到日影移動的神奇，多少次不由自主地在心中升起《樹》歌（ Joyce Kilmer [1886 - 1918 ] : "Trees，1913 "）之中的贊歎：

　　A tree that looks at God all day,
　　And lifts her leafy arms to pray.
　　（這樹整日仰望上帝，
　　　高舉枝葉茂密的手臂禱告。）

　　啊！牠使我想起，這些年中我曾度過多少「難過苦關頭」，尋找了多少解抉難題的方法，請教了多少學者專家，折沖、討論，達到一個「國家出版人」的穩妥結論。

　　……這些學者的大名，可以說涵蓋了六○到八○年代的臺灣文化史。
　　他們的聲音笑貌，這棵欒樹隔著窗子，看得真切。

　　　　　　　　　　　　　　　　　　——齊邦媛：《巨流河》

  

巨流河●

第八
章

 

開拓與改革的七○年

 

 

　　  4、編纂文學與和文化叢書  

　　我在國立編譯館（Nation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1932）五年，在那個年代，使命感很強，當然有許多可記憶的事。
　　小學、國中、高中各科教科書都有編審委員會，聘請的學者專家至少有五佰位，學術界菁英甚少遺漏。
　　每書定稿，都有許多「聲音」和「憤怒」。常有人辯論未抉時，拂袖而去，館員追到樓梯上勸回。音樂科和美術科因選取代表作，而爭論甚多。
　　曆史科主編王德毅教授謙虛溫和，編輯委員暢所欲言。書出後，沒有引起政治風暴。
　　錢穆先生推薦杜維運教授編輯高中《中國文化史》教科書，也在民國六十二年（1973）由國立編譯館順利出版。使用期間，未聞有太多批評。
　　我的本行英語教科書編寫過程，雖有技術辯論，卻是最穩妥順利的。
　　那時，研究英語教學的師資，幾乎全在師大。民國六十二年（1973）八月出版的國中英語教科書，大約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套自己編寫的英語教材，幾位有理論、有實際經驗的青年學者反複討論，慎重定稿，對臺灣的英語教學，有切實的影響。
　　當時，由朱立民先生擔任主任委員，編輯小組有李敞、陳永昭、傅一勤、黃燦遂；直到二十多年後（1997年），我擔任主任委員，聘請張武昌、周中天、施玉惠、黃燦遂等編審委員，都是師大最優秀的英語教學名師。與他們討論，是我最愉快的經驗。

　　我的另一個工作是征詢、閱讀所有相關的重要的審查意見書。
　　那時，國立編譯館的權責是編審國小、國中、高中教科書和大學叢書，委托編譯館出版的學術用書和館內自行編纂的書也在被審查之列，基本上以「政治正確性」與「專業正確性」爲原則。由此，我看到了當時及往後也成爲各科系權威學者的審查意見書，幾乎全是親筆手稿。在複印機普遍使用之前，將爭議性強烈的審查意見交給原著者，唯一的方式是由館員抄寫，才可以「保護」審查人，不致因同行認得手稿筆迹而引起爭端。
　　如今，想象那些「落後」到原始的文書工作，頗有啼笑皆非的感覺。
　　在閱讀審查意見中，我對臺灣學術界，甚至各校師資，有深一層的認識。
　　各種領域的爭論，雖頗爲嚴苛，但大多數是認真可敬。
　　至今，我仍記得中文係幾篇派系分明的審查意見，讓我們難以處理。也仍記得，有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審查文章，令人感動。
　　師大英語係湯廷池教授，開會不停發言。他的審查意見，往往長達十余頁，用極小的字手寫，讀來感到他精力無窮，但他的確是真正關心，對應用語言學理論與批評方面的建議，相當中肯。所以，雖然態度嚴峻，堅持己見，仍是可敬的學者風格。
　　另一位是臺大中文係張亨教授，原是國文教科書執編小組成員。他傾全力搜集可能用上的資料，篩選讀物，盡心致力，極爲投入。然因對編審委員會的意見無法協調，憤而離去，是我在教科書編寫工作上的一件憾事。

　　我在編譯館，除了負責教科書，對不同領域的經典著作同時進行編譯計劃。
　　我清清楚楚地記得爲「大學用書」出版的第一本書《西洋哲學辭典》（沃爾特•布魯格 [Walter Brugger，1904 - 1990 ] 編著，項退結 編譯，國立編譯館，臺北，1976），項退結教授帶著編譯計劃和部份初稿來到這間屋子，坐在這張桌子前的情景。他說明，根據布魯格（W. Brugger ） "Philosophisches Wörterbuch，Freiburg im Breisgau，1947 " 德文中譯，刪去過多的宗教辭語。凡是經過脩改的條文，都注明項退結（Hang）英文署名。
　　在那個出版不易的年代，我當時確知這樣的書，就是一個國家出版者，一個歸屬教育部的國立編譯館，值得做的事。
　　這本重要而巨大的參考書，民國六十五年（1976）出版以來，仍是相當實用的。

　　我親自邀集增訂（updating）《經濟學名詞》（"Economics Nouns "），將民國卅年（1941）國立編譯館編訂公布的三仟六佰二十五則中文名詞，增補爲四仟一佰五十六則，民國六十六年（1977）由臺北正中書局（Cheng Chung Bookstore，Taipei，1931）出版，適應世界經濟三十多年變遷的新時代。
　　將近一年的工作時間，幾乎每周參與編訂會議的學者，有施建生、于宗先、田長模、侯家駒、陳昭南、陳超塵、華嚴、楊必立等經濟學教授，由施建生先生擔任主任委員。
　　每次開會，認真斟酌定稿，卻總是笑語盈盈。
　　據年輕學者說，那是經濟學界少有的盛會，留下的是珍貴成果。

　　在翻譯英美名著方面，我自認最有價值的，一本是侯健翻譯《柏拉圖理想國》（Platos ，ca. 427 B.C. - 347 B.C.，"The Republic ，B.C. 387 "，聯經，1980），一本是張平男翻譯奧爾巴哈《模擬：西洋文學中現實的呈現》（Erich Auerbach，1892 - 1957， "Mimesis :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1946 "，幼獅文化，1980 ）。

　　侯健先生是我那一代外文系出身之中，中英文皆有深厚根柢的人，專長中西文學比較批評。
　　《柏拉圖理想國》不僅是哲學與文學批評，也是文學創造，是西方分析哲學相知識論的淵源。
　　高友工教授在中譯序稱贊侯健的中譯本完整，而且詳加注釋，「文字流暢而忠實，通俗而典雅，是件值得大書特書的文化史上大事。」
　　我與侯教授在臺大同事多年，常在各種聚會聽他用濃重的山東腔發言。如高序所言：「能倚馬萬言，文不加點，聽衆往往有無法完全領會的苦處了……。因爲他的思路敏捷，而學識過人，他的旁征博引如同天馬行空。」
　　侯教授一生辛勞，未及退休即早逝，盛年譯出此書，不枉此生。

　　張平男先生翻譯《模擬》時，是以嚴謹慎重、如履薄冰的態度，全力以赴。
　　正如此書副標題：「西洋文學中現實的呈現」所示，牠是語言學、文體學、思想史與社會學，可說是精細學問、藝術格調、曆史想象及當代意識多方面極爲成功的結闔。
　　一九四六年德文本出版後，一直以各種文字譯本作文學課程的必脩讀物。
　　書中所用語文多達七種，譯者虛心求教，得以解抉。此書之出版，實有重大意義。

　　社會科學方面，最大的計劃是編纂「現代化叢書」。
　　我邀集中央研究院的楊國樞、文崇一、李亦員先生主持編纂「現代化叢書」，希望將世界關於現代化的理論介紹到臺灣。
　　既要推行現代化，就得對「現代化」的意義有基本的了解，這實在是一件很困難、很重要、很龐大的工作。這個計劃很大，當年也隻有國立編譯館可以推行。

　　曾經邀集許多相關學者共同擬定出書計劃，可惜出版的書不多，但總是做了一些，包括：《當代社會問題》、《開放與封閉的心理》、《現代化：抗拒與變遷》、《寂寞的追尋：美國文化瀕臨斷裂邊緣》、《邁向現代化》。
　　這五本書總名爲「現代化叢書」，都由國立編譯館主編，四年間陸續出版。
　　這段時間，也是我在文學界之外，與文化界最大的連系。

　　我記得《當代社會問題》和《開放與封閉的心理》要出版時，特別邀請楊國樞先生寫篇總序。
　　楊先生用兩個星期的時間，寫了一萬字的序。序文寫到，「現代化」，是對過去舊社會的一種挑戰。從清朝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因各種原因積弱到民國，現在我們開始做現代化工作，一定要用新觀念克服積弱的原因。使臺灣經濟起飛。
　　因爲王天民館長已經離職，換了印刷事務起家的熊先舉館長，也是原來的教科書組主任。新館長看了之後，說，楊國樞一直不是很忠黨愛國，覺得這篇序文把中國舊社會說得好像一文不值。
　　我說，現在已不是反共抗俄時代。
　　熊館長說，「我不跟你辯論國策，我不能接受，換個人寫。」
　　我說：「他專爲這兩本書而寫，我不能退稿。」
　　他說：「我不能接受，反正不能印。」他非常堅持。
　　我知道，「現代化叢書」已經做不下去了。

　　後來，翻閱出版的「現代化叢書」，楊先生那篇序文，果然未被采用。
　　新館長反對，就是因爲楊國樞是「自由派」。
　　我對楊國樞說明了這件事，未定的計劃等於風流雲散一樣。楊國樞序文事件，是我最後的防線，我不願意再退讓。這不是一篇序的問題，是我爲了學術理唸與尊嚴作去留抉定的時候。我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我下定抉心，離開國立編譯館。

　　當時，臺灣社會科學的理論知識很少，我們擬定文化叢書的書單，非常輝煌，可以幫助新思想有系統地深入紮根。但是，新館長接任後，文化叢書已無法有所作爲了。
　　所謂「三日京兆」（"Three Days Jingzhao "），中國官場的新人新政意義，大約就是沒有延續性，沒人關心紮根的未來。
　　我辭職之後，所有建立的出書計劃，都被一掃而空了。

　　離開編譯館之後，我唯一具體牽挂的是寄望甚高的馬克•吐溫（Mark Twain，本名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1835 -1910 ）長篇小說中譯本全集。當時已交稿的，有四本：翁廷樞翻譯《乞丐王子》（"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1882 "，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 ）、蕭廉任翻譯《古國幻遊記》（"The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1889 "，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 ）、丁貞婉翻譯《密西西比河上的歲月》（"Life on the Mississippi，1883 "，臺北，國立編譯館出版，茂昌圖書有限公司印行，1980 ）、林耀福翻譯《浪迹西陲》（"Roughing It，1872 "，臺北，國立編譯館，1989 ）。
　　譯者和校訂者，都是臺灣最早出國研究美國文學而最可靠翔實的譯筆。
　　多年來，我一直推動西方代表性作家作品能有完整的中譯，讓國人看到不同文化的真貌與深度。這方面，日本的翻譯成就，令人佩服。
　　我們處處看到、聽到，中文著作言談中，膚淺地引用馬克•吐溫的幽默（humor）。
　　美國這位十九世紀的幽默大師，可說是，無人不曉。但有多少人知道那「幽默」裡面，蘊含多深的辛酸與批評；諷勸新興的美國文化，建立自信與自己的風格。
　　我離開之前，曾一再拜托館裡承辦書稿印刷的單位，把這套書交由同一家出版社，不要分散標售。
　　但是，牠們和其他的書一樣，交稿之後，銀貨兩訖，除非有人有權追蹤，否則就是落入圖書室某一個陰暗的角落，不見天日。例如林耀福精心中譯的《浪迹西陲》，從未上市。
　　牠們成了我多年痛惜的，唸唸不忘的「馬克•吐溫孤兒」（"Mark Twain’s Oliver Twist "）。

 

夜幕下，「一○一」那炫目燈火，點亮了「霧都孤兒」的心。

　　

　　  5、欒樹的啓示  

　　民國六十六年（1977）夏天，在臺大外文係教英國文學史的李達三教授（Professor John J. Deeney）到香港去教書，侯健邀我回臺大專任教這門主課，這是我終身志趣。

　　在編譯館的歲月，風夜從公，我非常認真而勇敢地做了很多改革，完成文學文化的計劃，包括：翻譯中國現代文學創作進軍世界文壇，放下「政治正確」的尚方寶劍，從文學的角度新編國中國文教科書，以及編纂西方文化經典和「現代化叢書」。

　　很多人以爲，我會繼續這份工作。但我內心真正喜歡的是，回校園教書。因此，當我離開時，也就無所眷戀了。

　　離開國立編譯館那早上，我獨自一個人站在曾度過五個夏天的辦公桌前，望著窗外那棵美麗的欒樹。
　　在一切俗務煩惱之外，我曾多少次從那臺新的電動打字機上擡頭，看到日影移動的神奇，多少次不由自主地在心中升起《樹》歌（ Joyce Kilmer  [1886 - 1918 ] : "Trees，1913 "）之中的贊歎：

　　A tree that looks at God all day.
　　And lifts her leafy arms to pray.
　　（這樹整日仰望上帝。
　　　高舉枝葉茂密的手臂禱告。）

　　啊！牠使我想起，這些年中我曾度過多少「難苦關頭」，尋找了多少解抉難題的方法，請教了多少學者專家，折沖（subdue）、討論，達到一個「國家出版人」的穩妥結論。

　　他們的審查意見，在那個沒有複印機，沒有計算機的時代，都是一頁一頁的墨寶……。這些學者的大名，可以說涵蓋了六○到八○年代的臺灣文化史。
　　他們的聲音笑貌，這棵欒樹隔著窗子，看得真切。
　　民國六十六年（1977）暑假，王館長已退休，我從編譯館全身而退，他全心而退，回到臺大那甯靜的文學院老樓，斑駁而明亮的迴廊。　

 

地處「臺大文學院」迴廊外枝葉繁茂秀麗的欒樹，等冬末時就會驟然落葉滿地；
隻剩下無數根黑色枝枒指向天空，會展現出截然相反的季節變貌。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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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底藏花

October 26, 2013, 2:1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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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藝術就是福。
 

　　這敞朗、陳舊的迴廊，以大半圓的弧形，穩坐在臺北帝大（創立於昭和三年，1928 年）初建的校園中心，兩端開著小小的門，中間包著一個小小的院子，和我三十年前初見時完全沒有改變。
　　在臺灣漫長的夏天，隱約可以感覺到迴旋的、流動著一種 Whispering coolness（我無法中譯這種「文學餘韻」感覺），安頓我的身心（body and mind ）。

　　　　　　　　　　　　　　　　　　　　　——齊邦媛：《巨流河》

 

 

　　白日之風，乃夢之影子；黑夜之夢，乃風之精靈。

　　夢，乃人們用來被追逐啲，而不為用來被幻想啲。

　　黑色之夜，白色之話，難道人們相距了一個世紀嚒？！

　　「寂靜，你要設法讓你的世界寂靜。當你擁有寂靜，你總是自己的主人，而孤獨也會成爲你的朋友。沒有孤獨這位朋友，你想提高自己作爲人的品質，那就真的是緣木求魚！」（隱地：《心的掙紮，1984》）

　　臺灣資深出版人、詩人隱地（1937 - ，本名柯青華）主持爾雅出版社（Erh Ya Press，臺北，1975）多年，曾從名家名作中抽繹出最經典隽永之「十句話」來編輯為一套《十句話》系列。其中有「他們心中可愛的『齊老師』」——齊邦媛之警句，頗有意味：「對於我最有吸引力的是時間和文字。時間深邃難測，用有限的文字去描繪時間真貌，簡直是悲壯之舉。」

　　自稱「心靈刻滿彈痕」之齊邦媛，由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置身學校一甲子，或讀書求學，或爲人師表，在見證知識和知識以外因素之複雜互動。正如其用生命書寫壯闊幽微之天籁詩篇——《巨流河》中，所說：「在臺灣漫長的夏天，隱約可以感覺到迴旋的、流動著一種 Whispering coolness（我無法中譯這種『文學餘韻』感覺），安頓我的身心（body and mind ）。我的教書生涯，由此開始，也將在此結束吧。」

臺大校園裡椰林大道兩旁，時光荏苒，杜鵑花季早已成爲此地的一大盛景。

　　在臺大那所 「杜鵑花城」（"The Rhododendron Flowercity "）裡，詩人爲生命綻開其仟姿佰態般絢麗之花朵。

　　有人說，沒有情愛，這世界可能無需再也留戀了。

　　杜鵑（Rhododendron）花語，代表著愛之喜悅，生命之回眸。華夏大地，無處不有關於「杜鵑花」之傳說。曆代文人墨客在詩畫中對杜鵑花之諸多渲染，更爲其增添了一層迷人之色彩。

　　唐代詩人白居易（772 - 846）心中「花」之「西施」，自為「回看桃李都無色，映得芙蓉不是花。」（白居易：《酬和元九東川路詩十二首•山枇杷花二首》）此為其對杜鵑花之高度贊美。

　　偶雖未有「香山居士」如此癡情，但偶亦仿佛看到了詩人之淚痕。

　　佛家偈語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檯，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

　　在這浪漫主義之世界裡，並不像佛禪之「悟空」以達「涅盤」那麽虛無（nihil ），也不像人類「返璞歸真」那種自然之「天道」思想那麽空洞（empty）。因爲西方浪漫世界裡，還有那永恒「天堂」（"Heaven "）至少尚可期待，維系著人們一顆不斷追尋之浪漫心。

　　一如德國浪漫派詩人諾瓦利斯（Novalis，1772 - 1801）有首組詩《夜頌》（"Hymnen an die Nacht，1797 "）所詠誦之夜晚，爲之要擺脫白晝那理性現實之世界，祈求與永恒大自然之天堂相結合。其所歌頌逝去之愛人索菲（Sophie）與甜蜜之死亡，爲之要超越生死界限和軀殼形質之障礙，回歸於永恒之自然——人、神和自然和諧一體之世界——人完滿狀態之追尋，隻能在信仰（Belief）之世界中完成。

　　"Wir kommen in dem engen Kahn, / Geschwind am Himmelsufer an. "（「我們登上狹窄的小船， /  向著天堂彼岸飛駛而去。」）

　　此為一部將死亡與情愛發揮到極致之絕唱（masterpiece）。

　　「快樂的寫詩人」隱地說得好：「接近藝術就是福。」（隱地：《人性三書，1984》）

　　「世世代代知識傳承之間，令人仰慕的前人，好似純金鑄造的環扣，已不全隻是名字，而似可見可談的人。我自唸大學那些年，就常常想，若是雪萊和濟慈能再活五十年，會是什麽光景呢？還能保持他們的純真和熱情嗎？。」（齊邦媛：《巨流河》）

　　竊以為，《巨流河》，乃為一部有關惆悵之史詩。齊邦媛「以書還家」，從中流露出詩人對文學那種永不熄滅之熱愛與追求。而閱讀之藝術，乃真正地擴展意識之訓練，也許為用來達到這個目標那最可靠之模式。

　　此所謂，葉底藏花一度，夢裡踏雪幾回。

　　最後，茲以德國浪漫派詩人愛欣朵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1788 - 1857）之詩作《月夜》（"Moonlitnight，1837 "）以為結。值得注意之為，其詩作句末之「家鄉」（"home "），當然不為東方「低頭思故鄉」（"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那種家園，而為超越現實之「塵世」（"this world "）。詩中，詩人之靈魂仿佛也融入了這夜景中，似乎也乘風歸去，在田野之上空飛翔。那裡，才是詩人真正之精神家園（"Spiritual Home "）：

 

　　It seemed as if the heavens  （天空彷佛悄悄地）
　　Had silently kissed the earth, （吻過大地，）
　　Making the earth, with its glistening blooms, （使她在花光輝映中）
　　Dream of heaven alone. （夢想著天空。） 

 

　　The breeze blew through the fields, （風兒撫過田野，）
　　The corn swayed softly, （麥穗輕柔波動，）
　　The woods rustled gently, （林濤輕聲作響，）
　　The night shone bright with stars.（夜色為如此星光明亮。） 

 

　　And my soul （而我的心靈）
　　Spread wide its wings （展開了雙翅，）
　　And flew through the silent world （飛過甯靜的大地，）
　　As though it were flying home.（彷佛飛回到家鄉。）

　　　　　　　　　　——by Joseph von Eichendorff : "Moonlitnight，1837 "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神殿中的女神對他言道：「一般的人生都是苦樂參半，而你卻鍥而不捨，探索受苦的意義；你不就是夢想族（the dreamer tribe）嗎？要知道詩人與做夢者，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撫慰世人，後者卻隻對這個世界困惑。」（"Every sole man hath days of joy and pain, whether his labours be sublime or low the pain alone ; the joy alone ;  Art thou not of the dreamer tribe ?  The poet and the dreamer are distinct, Diverse, sheer opposite, antipodes, the one pours out a balm upon the world, the other vexes it . "）
　　詩人在夢境中承受女神給予重重的試煉，一如當初詩歌之神阿波羅（Apollo）歷經由死而生的震撼一般，不斷反覆問答思辨。
　　詩人自覺似有神奇的洞視能力 （to see as a God sees）， 得以深刻敏捷的洞察生命之理。

　　　　　　　　　　　　　　　　　　——齊邦媛：《巨流河》

 

巨流河●

第九
章

 

臺大文學院的廻廊 

 

　　  1、外文係今昔  

　　由那幾步臺階走下來，穿過如今已不存在的舟山路，進入臺大舊牆內的校園，穿過校警室、福利社，從行政大樓和農化館間的小徑出來，立刻面對文學院的紅樓。
　　橫切過種滿了杜鵑花樹的椰林大道和紀念傅斯年校長的傅鍾，即可從氣勢寬闊的門廊進入迴廊。
　　對於我，似乎有一種「儀式」似的意義。
　　這敞朗、陳舊的迴廊，以大半圓的弧形，穩坐在臺北帝大（創立於昭和三年，1928 年）初建的校園中心，兩端開著小小的門，中間包著一個小小的院子。
　　和我三十年前初見時，完全沒有改變。
　　在臺灣漫長的夏天，隱約可以感覺到迴旋的、流動著一種 Whispering coolness（我無法中譯這種「文學餘韻」感覺），安頓我的身心（body and mind ）。
　　我的教書生涯，由此開始，也將在此結束吧。

　　很難與記憶妥協的是，外文係的辦公室，已經搬到樓下，現在是個熱鬧的地方了。
　　進了院門樓下右轉一排大屋子，隻有這一間的門經常開著。
　　迎面是一座木櫃，上面放著一把當年標准辦公室用的大鋁茶壺。沒有力氣從木櫃上提下那把茶壺的時候，你就該退休了。
　　茶葉裝在白色小麻袋裡，由總務處分發給各係辦公室。
　　我至今記得，咖啡般的茶色與苦澀的茶味。
　　兩節課之間，實在太渴，也常得去喝一大杯。
　　茶，幾乎永遠是冷的。
　　木櫃有數十個格子，當作教師的信箱，後面桌椅相連，坐著五位助教和一位事務員，川流不息的人和事。
　　一直到我退休，外文係沒有一間真正的教員休息室。上課前後的「交誼」，似乎都在迴廊「舉行」。
　　我至今記得，有時從「二十四教室」出來等下一節課鐘響，相當疲勞地靠窗檯站著，會看到走廊那一端出現一位多年不見的老友，免不了有「驚呼熱中腸」的場面。然後，匆匆忙忙在粗糙的木窗檯上寫下電話號碼，各自奔往教室。

　　那時，外文係編制已近八十人，還有許多位兼任老師。
　　第一批開課的老師如英仟里、王國華、黃瓊玖、蘇維熊、李本題、夏濟安、黎烈文、周學普、曹欽源、曾約農等，都已離開。
　　民國五十九年（1970）以後的臺大外文係，有人戲曰：「雕欄玉砌應猶在，隻是朱顏改。」（南唐，李煜 [Tang，Li Yu，937 - 978 ]，《虞美人》[" Yu Meiren，978 "]，"Carved balcony and jade stairs are still standing, The noble looking is languishing.  " ）
　　在那陳舊斑駁但敞亮可愛的迴廊，來來去去的學生，有許多年是聯考第一志願分發來的。心理上，也許有置身雕欄玉砌之感。
　　而課程，確實有很「現代化」的大改變。最大的推動者，恰好一位姓朱，一位姓顏。
　　朱立民和顏元叔先生在六○年代後期，由美國拿到文學博士學位歸國。在臺大校園，被稱為「稀有貴重金屬」（"Rare and Precious Metals  "）；不久，另一位文學博士胡耀恆先生也回到臺大，以最新方式講授西洋戲劇（Western Drama），帶領學生以比較文學方法關懷（care）中國戲曲的發展。

　　影響最大的改革是，重編大一英文課本，以增強全校學生的英文能力，擴展人文和科學方面的知識，為本系一年級學生開設「文學作品讀法」（"Reading Literary Works "），列「中國文學史」為必脩課。此課，前後有臺靜農、葉慶炳、林文月、柯慶明等中文係名師授課。
　　不僅使學生真正認識中國文學的傳統和演變（tradition and evolution），也增強中文和外文兩系的師生情誼，影響學生日後進脩的視野，甚為深遠。

　　「英國文學史」改為兩年十二個學分的課程：第一年由中古英文時期（The Middle Ages，1485）到十八世紀（The Eighteenth Century）；第二年由浪漫時期（The Romantic Period，1785 - 1830）到二十世紀（The Twentieth Century）。 使用的課本，以重要作品為主，不僅是背景（background）、潮流（trend）、發展的敘述（narrative）而已。
　　我教的時候，已使用全世界的標準本，諾頓版的《英國文學史》（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1962），共約五仟多頁。

　　在臺大，我一直講授英國文學史第二年課程。
　　有一年，顏元叔先生出國，由我代課，上了英國文學史第一年課程。
　　此課，我在中興大學教過四年，有過相當研究。
　　同一星期之內，要按不同的進度，調整自己的思緒。
　　在二年級的教室，講八世紀北海英雄史詩《貝爾伍夫》（Anglo - Saxon，"Beowulf ，ac. 750 "），甚至還須放一兩次古英文發音的唱片。
　　第二天，則在三年級班上費力地闡釋十八世紀奧秘浪漫詩人威廉•布雷克《心靈旅者》（William Blake，1757 - 1827，"The Mental Traveler，1803 "），此詩描寫兩個反方向轉動的循環，自然與人生。其中奧秘（mystery），實非課堂中可以完全闡釋。
　　我在中學時，曾讀過一篇英國人寫的文章。
　　他說，人腦裡似有許多間隔（compartments），儲藏不同的知識。
　　我在腦中，清清楚楚區分英國文學史各階段重要作品，各自為牠的時代璀璨發光。所以，自己並沒有時空混淆（temporal - confusion）或時代錯置（anachronism）之虞。

 

「一天隻有二十一小時，剩下的三小時是用來沈思的。」
在每日二十一響的「傅鍾」前，去感受體味傅斯年先生所傳授的那種「沈思」意味。

　　

　　  2、重溫二十歲的夢  

　　回到臺大第一堂上課的情景，很難令人忘記，那該稱之為「盛況」吧！
　　鐘響後，我走到迴廊左轉第一間「十六教室」，以為自己走錯了，除了講臺，座位全部坐滿，後面站到貼牆，窗外也站滿了人！
　　這門必脩課，全班有一百三十多個學生；而第十六教室，隻有五、六十個座位。所以，引起那個盛況的場面。後來，調整到新生大樓；第二年，回到文學院一間大階梯教室。

　　我確實是在惶恐中走上講臺，勉強平靜地說了開場白（prologue of a play），迅速地抓住了唯一的救援，一支粉筆，寫了兩行這一年的計畫：
　　起始於浪漫時期和將要講授的第一位詩人威廉•布雷克。

　　為了穩定自己和「聽眾」，我先用中文說明英國文學史和一切文化史一樣，劃分時代（Time）和流派（Genre），都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定名。如自一六六○年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1630 - 1685）復位到桂冠詩人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1631 - 1700）的十七世紀後半期為「復辟時期」（"The Restoration Period，1660 - 1688 "），和我們即將開始正確閱讀的浪漫時期，都有很複雜的歷史意義。
　　我不贊成，也沒有能力用中文口譯原作，所以，我將用英文講課，希望能保存原文內涵的思想特色。
　　我不願用「浪漫時期」的中文譯名，簡稱那一個常以熱情進入深奧內在探索的時代。
　　因為「Romantic」所代表的既非唯美，亦非中古以降羅曼史（Romance）中虛構的奇情。牠是一種對崇高（sublime）理想永不妥協的追求。強調創造力與情感抒發的浪漫主義，其實是對前世紀守教條的新古典主義的反動。其回歸自然（return to nature）的呼求，強調大自然引導個人心靈對真善美的追尋與沉思（pursuit and meditation ）。

　　 中國近代教育系統以英文為主要外國語以來，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以英國文學史為必脩課，乃是必然的發展。
　　至今，最簡單明確的原因，仍可用泰恩（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 - 1893）以德國人的觀點來說明。他寫《英國文學史》（Hippolyte Adolphe Taine :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1864 - 1869 "）說，要藉一個豐富而且完整的文學成長史，分析時代與種族的關係。
　　在他之前，在他之後，西方文學理論發展出許多不同的流派，忙煞學院中人。但泰恩的文學三要素——時代（epoch）、民族（race）、環境（environment）——仍是文學作品能否傳世，或隱或顯的基本要素。
　　教文學史，並不是教文學欣賞，不能以個人的趣味選材。每個時代的精神與風格，不是一時的風尚，而應存在於才華凝聚的長篇傑作，或是形成個人風格的一些連續短篇。如：

　　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 - 1850）的《序曲》（"The Prelude or Growth of a Poet’s Mind，1805 "） 是這位湖濱派（Lake School ）詩人一生創作的最高成就。十四卷的長詩，氣度恢宏，堪媲美彌爾頓（John Milton，1608 - 1674）史詩《失樂園》（"Paradise Lost，1667 "），記錄了詩人個人心靈的成長與自然的交會互動。

　　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 - 1834）的《古舟子詠》（"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1797 - 1798 "，又譯《老水手謠》或《老水手行》） 則是浪漫主義宣言《抒情歌謠集》（W.Wordsworth & S. T. Coleridge， "Lyrical Ballads，1798 "）的第一首詩，以航海（Navigation）象徵人生的罪與罰（Original Sin and Punishment），和求取救贖（Redemption）的神秘旅程。

　　拜倫（Gordon Byron，Lord George，1788 - 1824）的《唐裘安》（"Don Juan，1818 - 1823 "）雖未完成，但仍是文學史上最長的諷刺詩（Satirical Poem）。
　　主人翁以西班牙到處留情的風流浪子（Casanova）為名，此詩註明 Don Juan 須以英文發音為「唐裘安」，而不讀作「唐璜」，被塑造為一個文質彬彬、魅力十足、在愛情上被動的年輕人。他不似拜倫筆下聲名狼藉的拜倫式英雄（Byronic Hero）那般憂鬱和孤傲，而是個勇敢、充滿巨大熱情、拒絕虛偽道德教條，為追求自由的英雄。
　　第三章中，對希臘璀燦文明走向敗落的悲嘆，常被政治革命者引用。

　　 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1792 - 1822）的《解放普羅米脩斯》（"Prometheus Unbound，1819 " ）是一出四幕的抒情詩劇（four - act poetic drama），取材自希臘神話（Greek Mythology），描寫普羅米脩斯因向天神宙斯（Zeus）盜火給人類使用，被忿怒的宙斯用鐵鍊鎖在高加索（Caucasusmountain）的懸崖邊，陷入永無止盡的痛苦中也不妥協，直至迫害者因殘暴招致毀滅，盜火者才得解放。
　　在雪萊心中，心靈因有愛和寬恕，而更顯崇高。

　　即使寫作生命隻有五年的濟慈（John Keats，1795 - 1821），他直至生命盡頭，仍放不下曾投注心力的史詩長篇《海柏里昂的殞落》（"The Fall of Hyperion，1819 "）。
　　詩人藉夢境寫舊日神祇殞落的痛苦，抒寫自己對文學的追尋。
　　他在夢中置身林中荒園，來到一個古老神廟，廟頂高入星空。站在廟旁大理石階前，他聽到馨香氤氳神殿中，有聲音說：
　　「你若不能登上此階，你那與塵土同源的肉身和骨骸，不久即將腐朽，消失湮滅於此」（"If thou canst not ascend These steps, die on that marble where thou art.Thy flesh, near cousin to the common dust,will parch for lack of nutriment thy bones will wither in few years, and vanish so. "）；他在寒意透骨浸心，死前一刻，奮力攀上第一階，頓時生命傾注於業已冰冷凍僵的雙足；他向上攀登，好似當年天使飛往天梯。神殿中的女神對他言道：「一般的人生都是苦樂參半，而你卻鍥而不捨，探索受苦的意義；你不就是夢想族（the dreamer tribe）嗎？要知道詩人與做夢者，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撫慰世人，後者卻隻對這個世界困惑。」（"Every sole man hath days of joy and pain, whether his labours be sublime or low the pain alone ; the joy alone ;  Art thou not of the dreamer tribe ?  The poet and the dreamer are distinct, Diverse, sheer opposite, antipodes, the one pours out a balm upon the world, the other vexes it . "）
　　詩人在夢境中承受女神給予重重的試煉，一如當初詩歌之神阿波羅（Apollo）歷經由死而生的震撼一般，不斷反覆問答思辨。
　　詩人自覺似有神奇的洞視能力 （to see as a God sees）， 得以深刻敏捷的洞察生命之理。
　　年輕的濟慈受死亡陰影環繞之際，猶奮力創作，憑藉神話之世代更替自我期許，以更寬廣的視野與胸懷為詩歌辯護，流露詩人對文學永不熄滅的熱愛與追求。
　　但在任何教室，隻能以短詩入門，如：

　　濟慈不僅因閱讀喬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1559 - 1634）新譯的史詩《伊利亞德》（"Iliad ，1611"），寫出了第一首傳世的《初讀查普曼譯荷馬史詩》（"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1816 "）；也深受被後世稱為「詩人中的詩人」史賓塞（Edmund Spenser，1552 - 1599）的《仙后》（"The Faerie Queene，1590 - 1596 "），以及彌爾頓《失樂園》等巨著之啟發，而投入大量心思寫中長篇。
　　他認為，必須認真經營，給足夠的迴旋空間，才能容得下泉源迸發的想像和豐沛的意象。
　　所以，他先寫長詩《聖亞尼斯節前夕》（"The Eve of St. Agnes，1819 "），再寫短詩《無情的美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1819 "）。
　　這些晶瑩璀璨的半敘事體詩，和他的頌詩一樣，是世世代代傳誦的珍品。
　　可見，他的詩，並非隻是依憑靈感之作。

　　但是，長詩隻能作專題研究；在文學史的教室，隻能敘明主旨，文字風格，代表性的段落。短詩更適作爲佳例，加以講解，闡明詩意精髓。
　　如果人在生命盡頭，能看到時光倒流，我必能看到自己，站在文學院那間大階梯教室的講臺上，好似九十歲的愛蒂絲•漢彌爾頓（Edither Hamilton，1867 - 1963），以英文寫作希蠟神話故事而站在雅典的圓形競技場（Arena）接受希蠟政府的文化勳章。
　　我的一生，在生生死死之間顛簸前行，自幼把心栓上文學。
　　如今，能站在中國唯一敢自由講授、傳播西方文學的土地上，對著選擇文學的青年人，用我一生最響亮的聲音，讀雪萊《西風頌》：

　　 O Wild west wind,thou breath of Autumn’s being──
　　 Thou from whose unseen presence the leaves dead
　　 Are driven , like ghosts from an enchanter fleeing .
　　 （啊！狂野的西風，生而犷烈的秋風──
　　 　枯萎的落葉，在妳倏忽而至的吹拂下，
　　 　飛旋如巫者橫掃的鬼魅……。）

　　由西風這樣狂烈的橫掃開始，在連續兩小時，我將五首十四行的組成稍加解說，再將七十行一氣讀完，環環相扣的激情不能中斷。
　　西風升起，加速，如巫師驅趕亡魂到冬天的墳地，等到來年複生；天上流雲，變換呼應，如地上的枯葉，飄浮在磅礴蔚藍的天空，如狂女飛揚的長發：

　　 Black rain , and fire , and hail will burst : O hear !
　　 （有黑雨、火和飛雹逐一炸開，聽啊！烈火！）

　　 西風吹至海上，連海底宮殿的花木都顔色灰敗，紛紛落葉。詩人祈望自己能成爲西風的號角，吹醒人類的沈迷：
　　 If winter comes , can spring far behind ?
　　 （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這一行結語，既不巧妙，也不輕松！是人性靈的生命力（vitality），宇宙物景的想象，創造的生機。要這樣讀過全詩，才知道那一句的真意！

　　這時，到了朱老師那年紀的我，對著環繞著我，與我當年同樣二十歲的學生，記起了最初的感動，揮臂揚發，忘我的隨西風回旋……。

　　這是一首不老之歌，每次重讀，總似回到了二十歲的心情，也忘不了朱老師的灰長袍……。

　　我的一生，常似隨西風疾行，攀山渡海，在人生每個幾近淹沒志氣的階段，靠記憶中的期許，背幾行雪萊熱情奔放的詩，可以拾回一些自信。
　　每讀濟慈詩，總先憶起那時在三江彙流的樂山，遙聞炸彈在我四周的世界呼嘯落下。前線戰爭失利，我們必要時要撤往雷馬屏峨。他的詩與我，似是人間困苦相依，維系了我對美好人生的憧憬。
　　我在經濟日漸繁榮的臺灣教英國文學的時候，朱光潛老師和吳宓老師正在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1966 - 1976）的迫害與熬煎之中。
　　我熱切地引領（leading）這些在太平歲月中長大的二十歲學生，進入詩篇不朽的意境（artistic conception），但有多少人聽得出真正的滄桑心情（vicissitudes of the mood）？

　　爲了不疏漏文學史經典作品，我詳定進度表。
　　散文和小說，都有適當的介紹和閱讀要求。在課堂選擇重點導讀，而必須詳讀的，仍是詩。浪漫時期到濟慈爲止，大約是一學期的課。
　　從秋天到了冬天，下學期從春天到夏天，是維多利亞時代（The Victorian Age，1830 - 1901）到二十世紀。

 

臺大文學院「紅樓」前的校園，綻放的血紅雪白杜鵑，見證著追尋「詩意」的教育。

　　

　　  3、維多利亞時期  

　　講授「浪漫時期」文學，我可以投入大量心力。但是，到了「維多利亞時期」，我就得全部投入腦力了。
　　文學的境界，好似從布雷克的《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1789 "）到了《經驗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1794 "），由熱情奔放回到冷靜沈穩。
　　英國文學史，進入了以思維論辯的散文和小說爲主流形式的理性時期。

　　維多利亞女王（Alexandrina Victoria，1819 - 1901）在位長達六十四年（1837 - 1901）。自十八世紀中葉，英國揭開工業革命序幕後，生産力大增，爲尋求新市場，大規模向海外殖民，造就了他們頗感驕傲光榮的「日不落帝國」（"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British Empire，1588 - 1949 "）。
　　國家財富增加，面對的人生問題更趨複雜。人文思辨隨之加深，科學與宗教的互相質疑，人道的關懷，藝術品味的提升和思想的寬容等，所有大時代的課題，都激蕩著有識之士的文化觀。
　　這時期的散文家，如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 - 1881）、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 - 1873）、拉斯金（John Ruskin，1819 - 1900）、沃爾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 - 1894）和王爾德（Oscar Wilde，1854 - 1900）等，他們的代表作今日讀來，幾乎篇篇都是精采的知識分子充滿使命感的論辯；他們的聽衆是中産階級，共同關懷的是國家，甚至人類的心靈。
　　二十世紀的三○年代是現代主義的高潮，在自由思想主流中，英美的文學界對維多利亞時代，語多嘲弄，批評他們講究禮法（respectability）和拘謹的道德觀是僞善；但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飽經風霜，大英帝國的日頭漸漸落了。
　　英國人回首維多利亞盛世，對牠重新評估，重生敬意與認同。

　　我四十多歲時，在種種困難之中前往美國讀書，而且不選容易得學位的科系，而直攻文學，全選重課。
　　因爲我已教書多年，深知文學史與批評是臺灣所需。而我在讀大學時，此課因抗戰勝利「複原」，老師隻教至十七世紀。以後的文學史，無法自己摸索尋路。所以，到印大進脩時，盡量脩斷代史（Dynastic History）及重要核心課程，這也是我一生誠意（sincerity）。
　　那些課程的「必讀書目」，是我後半生做學問的開始，培養有系統、有深度選書讀的能力。除了爲教書備課，也發展出自己對史詩與烏托邦文學（Utopian Literature）的興趣。
　　英國文學，自穆爾（Thomas More，1478 - 1535）的《烏托邦》（"Vtopia，1516 "）以後，直到十九世紀，各種觀點，形形色色的作品成爲文學一大支流。
　　我對這時期博特拉（Samuel Butler，1835 - 1902）的《烏有之鄉》（"Erehwon or Over the Range，1872 "）曾做了些研究。書名 "Erehwon " 實際上是 "Nowhere " 的反寫。這本書是受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 - 1745）的《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1726 "）後二章啓發所寫的諷刺文學。
　　那個位於渺茫海隅，屬於英國殖民地紐西蘭（New Zealand）的烏托邦，一切典章制度、語言行爲皆是新創，反諷當時被熱烈爭辯的達爾文學說（Darwinism，in the 19th century）。許多新穎的創見，如對疾病的懲罰、未誕生者的世界、生命與死亡以及何者爲始何者爲終等等，都是極有趣的探討；對二十世紀初劇作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1856 - 1950 ）和寫《時間機器》（"Time Machine，1895 "）聞名於世的科幻文學先驅赫伯特•喬治•韋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 - 1946）)影響很大。

　　漫長文學史的發展演變中，詩風的變化最爲明顯。
　　在維多利亞時期被尊爲「桂冠詩人」（"Poet Laureate "）近半世紀的丁尼蓀（Alfred Tennyson，1809 - 1892）身上，可看到所謂「聲名」（"reputation "）的興衰。飽受現代派嘲弄的丁尼蓀，聲譽之起伏反映不同時代的品味，是英國最有成就的詩人之一。
　　題材之涵蓋面，文字之精湛，在當時和後世，都可以無愧於桂冠詩人的榮銜。因爲他寫作時間長達半世紀，對人生的觀照，比他崇仰的濟慈，更爲寬廣。
　　《牛津英國文學史》（Philip Davies : "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牛津大學出版社，1954）認爲，他可媲美拉丁詩人維吉爾（Publius Bergilius Maro，70 B.C. - 19 B.C.）。
　　維吉爾的史詩《埃涅阿斯記》（"The Aeneid，19 B.C. "）比荷馬（Homeros，800 B.C. - 701 B.C.）的「史詩」（"Epic "）更多人性的關懷。
　　我上課時，當然不偏不倚導讀各家代表作，指出詩風的變化和文學批評的時代特征。但是，個人內心感觸更深者，如丁尼蓀的《食蓮者》（"The Lotus - Eaters，1842 "）、《尤利西斯》（"Ulysses，1842 "）、《提桑納斯》（"Tithonus，1859 "）等篇，取材自史詩和神話，以現代人的心思意唸，精心琢磨的詩句，吟詠出新的情境。
　　不隻是重建了傳奇故事，而且增添了傳奇的魅力。
　　他以往昔情懷所寫的挽詩《紀念海蘭姆》（"In Memoriam A. H. H，1849 "），前前後後二十年時光，反複質疑生死、悲悼與信仰。《阿瑟王之牧歌》（"Idylls of the King，1859 "），十二首一系列的敘事詩，借古喻今，探討內在和外在世界的文化意義。
　　二十世紀初的現代派和世紀末的後現代派詩人，雖可嘲弄他不賣弄機智（tact）是遲鈍（slowness），卻無法超越他數十年堅持而成就的詩歌藝術。

　　和丁尼蓀同時代的布朗甯（Robert Browning，1812 - 1889），以戲劇性的敘事詩著稱。《抵達黑色城堡》（"Childe Roland to the Dark Tower Came，1859 "）的主人翁，曆盡身心磨難，終於抵達黑塔（The Dark Tower）時，吹起號角。
　　詩中騎士（Knight）的旅程，似謎般噩夢（nightmare），充滿了黑暗的魅力（charm）。
　　有人說，牠是不服輸的勇氣；有人說，是堅持自我放逐的絕望。
　　但是，兩佰零四行的長詩中，彙集了種種幽暗可怖的意象，讀後，仍感震撼。
　　安諾德（Matthew Arnold，1822 - 1888）《大夏圖寺詩章（又名：寫於雄偉的卡爾特寺院的詩章）》（"Stanzas From the Grande Chartreuse，ac. 1850 "）的名句：「徘徊在兩個世界間，舊世界已逝，新的無力誕生」（"Wandering between two worlds , one dead,the other powerless to be born "），更透露出詩人的憂慮（anxiety）。
　　在所有充滿不安的時代，這些詩句沈重地盤旋在讀者心中。
　　他們那個時代，已是我想象可及的時代。
　　那時代的人物、希望和憂慮，一切的爭論，已接近我父親出生、長大、接受教育的時代。再過數十年，口誦言傳給我，已不僅是書中學問，而可用以質疑今日生存的實際人生。
　　世世代代知識傳承之間，令人仰慕的前人，好似純金鑄造的環扣，已不全隻是名字，而似可見可談的人。
　　我自唸大學那些年，就常常想，若是雪萊和濟慈能再活五十年，會是什麽光景呢？還能保持他們的純真和熱情嗎？

　　到了二十世紀第一位重要作家哈代（Thomas Hardy，1840 - 1928），帶我們進入了一個親切熟悉的世界。
　　他以小說著稱於世，但他中年後，開始寫詩。
　　哈代的詩，甚少飄逸潇灑的「仙品」（"Fairy Products "），總是淡而微澀，很貼近我實際的人生。
　　人到中年以後，夢幻漸逝，每次讀《她聽到風暴》（"She Hears the Storm，1917 "）都有不同的感動。
　　在病痛、甚至大大小小的手術中，《喚我》（"The Voice，1912 "）詩中情境：「在紛紛落葉之中，我踉跄前行，聽到那年輕女子的聲音喚我。」（"Thus I , faltering forward , Leaves around me falling , Wind oozing thin through the thorn from norward , And the woman calling ."）
　　那聲音的力量，實際地助我忍受疼痛，將心思轉移到宇宙洪荒，歲月輪回之時。

　　哈代之後，必讀的是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man，1859 - 1936）、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1865 - 1939）、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 - 1965）和更多重要的詩人、小說家。
　　時間，越來越靠近我們生存的時間；空間，也因旅遊可至而不再遙隔。
　　我用最大的理性，使教學的進度能順暢達到泰德•休斯（Ted Hughes，1930 - 1998）近乎奇異的、猙獰生猛的「新」詩。
　　我努力不匆忙趕路，但也盡量少些遺漏，不致成爲認真的學生日後十大恨之一。

　　我在臺灣講授此課，將近二十年，是一生最好的一段時光。
　　今日世界約四外之一的人使用英語文，對英國文學史的認識，是導往西方文化深入認識之路。
　　民國八十九年（2000）諾頓版《英國文學選集》發行第七版新書，篇幅增長爲二仟九佰六十三頁。編輯小組將英國文學的範圍，由原有的英國、蘇格蘭、愛爾蘭，更擴大至更多以英文寫作的二十世紀文壇名家。新辟一章，爲《大英帝國之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2000 "）。尼日利亞（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的阿契貝（Chinua Achebe，1930 - 2013），南非（(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的柯慈（John Maxwell Coetzee，1940 - ），仟哩達（Trinidad Island）的奈波爾（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1932 - ），甚至寫《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1988 "）來自印度（Republic of India）的魯西迪（Salman Rushdie，1947），都網邏在內，幾乎是個小型的世界文學史。
　　近代曆史的發展，在此，亦頗脈酪分明地呈現了。

　　離開臺大之前，我在同仁研討會上曾宣讀一篇報告《哈代與豪斯曼的命定觀》，對現代詩作了另一種角度的探討，也結束了我用學術觀點「講」詩的生涯。
　　也許，是我太早讀了那麽多好詩，眼界日高，自知才華不夠，不敢寫詩。
　　除此之外，我當另有天地。

 

夜幕下「一○一」窗外，車水馬龍，燈火璀璨。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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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不廢

October 27, 2013, 9:5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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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廢江河萬古流。
 

　　我的讀書經驗是：好小說是最有效的語文教材，牠有情節和情境，而且有發展和結局。本身就導引讀者看下去、走進去，不知不覺接受了牠敘述的語言。
　　大多數好散文，用現代的觀點看，其實都有小說的格局。

　　　　　　　　　　　　　　　　　　　　　——齊邦媛：《巨流河》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甚麼為知識份子（intellectual）？知識份子之職責（duty）為何？您知道嚒？

　　在臺北，其不僅風景秀麗，而且人文薈萃，有許多蜚聲海內外之名人大家、文人墨客曾在那裡生活、定居。雖然當下他們中一些人士業已遠去，但還留有他們之足迹，還有他們之故事在流傳。在那裡，其中有兩個人之故居，一定要去瞻仰。

　　一旦拜謁了錢穆先生（1895 - 1990）和殷海光先生（1919 - 1969）之故居，您就會知曉（understand）「甚麼為知識份子」及其他們之「職責」。因為，他們不愧為一代知識份子之楷模（model ）。

一代「國學大師」錢穆先生，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定領導者。

　　錢穆先生一生，以教育爲業，著書等身；弟子五代，冠蓋雲集。余英時（1930 - ）、嚴耕望（1916 - 1996）等一批學識淵博之知識份子，皆出於其門下。

　　錢穆先生倡導所謂「社會有士，則其道乃得常傳於天地間」（錢穆：《國史新論•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1951》），簡直精妙絕倫。其成於抗戰年代之《國史大綱，1940》，采取緜延（be continuous）之觀點去了解曆史之潮流，堅持國人必須對「國史」具有溫情（too softhearted）與敬意（respect）。其之曆史、哲學，甚至都與西方主流之「後現代曆史觀」（"Postmodern Historical View  "）有所關聯——「曆史不為對規律之探索，而為對意義之尋求。」（錢穆：《中國曆史研究法，1961》）

　　然而，錢穆先生所贊美那個「禮」之世界，卻早已崩潰。時下，無人再以「君子」爲楷模，而把「道德」理解為不切實際之「空洞話」；惟有「利益」，才為人們理解人際關係與社會關係之鑰匙（key）。

錢穆故居，位於陽明山東吳大學小山坡上。其「素書樓」外那顆松樹，仍巍峨地聳立著。

　　當年「文革」（"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1966 - 1976 "）期間，以「歸國學人」身份翩然離港去臺之錢穆先生，在其晚年，由於「文化的暴力」（"culture of violence "）之「素書樓事件」（"Sushulou Event，1990 "），被「掃地出門」而含冤致死。

　　佰年來，時局多艱，文人亦不能身免，哪怕素書樓如世外桃源，也終究成了政治之犧牲品，而那些文人之道統，亦幾成鏡花水月。

好在仟年以降，人文總比政治更堪風雨。就如錢先生的一副春聯，其妻錢胡美琦履之。

　　「在專制政制之下一定沒有民主政制；可是不一定沒有自由主義。在極權主義之下一定沒有自由主義；可是不一定沒有民主政制。」（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1966》）

　　《中國文化的展望》（Yin Hai - kuang，"Pro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1966 "）一書，為殷海光先生晚年最重要著作之一。其展示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追求中國現代化的學術良心與道德勇氣」，為現代思想史上一部重要文獻。該書在殷海光學生李敖之幫助下，於 1965 年底在臺灣文星書店出版，但很快即被查禁了。

殷海光，被自詡「古今中外第一人」李敖稱爲「五四之後中國最後一個知識分子」。
其思路，從羅素到哈耶克都有過非常認真的追蹤曆程。

　　殷海光故居，位於臺北鬧市，臺大附近溫州街 18 巷 16 弄，一個死胡同之頂頭，一個由警察崗亭改造成住宅房子。

一九四九年赴臺大任教之殷海光先生，滿腹經綸，激情洋溢。其有嶙峋之風骨，亦有獨立之人格。作爲思想家，其深邃冷靜，鞭辟入裡；作爲一個人，其堅強不屈，鋒芒畢露。

然而，在常人眼中，殷海光先生亦隻能算個失敗者。其兩袖清風，無官無職。但其面對厄運，則絕不屈服。其以死抗爭之行爲，卻令後人爲之動容，爲之肅然起敬。

殷海光故居，如今已成爲他的紀念館。 
在臺灣通往自由的路上，他為一個不可忽略的環節。

　　兩位文化旨趣（purport）截然相反之文化人（literati），其政治態度亦各自不同。但在政治力（political force）面前，最終之命運，卻何等相似。

　　此所謂，揚之則上天，抑之則入地矣。

　　著名文學理論學家與批評家薩依德（Edward Waefie Said，1935 - 2003）曾於《和平及其不滿》（"Peace and Its Discontents，1995 "）一書所附之《訪談錄》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知識份子的角色是對權勢說真話，在每個社會中毫不虛僞地對居於中心的權勢說話，並且選擇能達成這些目的之方法、風格及批判。」而其在《知識份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Intellectual，1994 "）之著述中，更清晰地勾勒出知識份子之鮮明形象。其認為：「知識份子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尴尬的問題，對抗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被棄置不顧的人們，及其議題。」

 　　由此可見，如薩依德所描述之知識分子，乃不爲某種利益而存在，而為永遠爲了某種興趣而存在之那種文化人。

 　　因此，竊以為，現代意義之知識分子，即指那些以獨立身份而存在，借助其擁有之知識和精神力量，對社會表現出其強烈地公共關懷，並體現出一種公共良知而有社會參與意識之一群文化人。其職責為，獨立思考，敢於講真話。如錢穆先生、殷海光先生，是也。

　　「這種追求獨立思考的『寂寞』，在文學上是常見的。」（齊邦媛：《巨流河》）

　　齊邦媛，一個文人，一個學者，一個老師，一個學貫中西之士大夫。其前半生在戰火硝煙中之大陸顛簸流離，後半生在風雨飄搖之臺灣潛心治學；但僅用轟烈與平靜，都無法概括其之經曆。其之書寫，為一個國家之曆史記憶，一次精神之追溯和尋根。

　　佰年動蕩，埋沒了多少智慧心靈；《巨流河》，乃為其一生之皈依！

　　內中，其用諸多筆墨刻寫了包括其父親齊世英、胡適、朱光潛、錢穆、殷海光等一個個知識分子形象。這些知識分子，在顛沛流離之際，仍然堅守著其自我之理想，仍有一己文學安慰之心靈。

　　「我得以多年追蹤詳情，有許多可以講的事，真有躬逢其盛的興奮」：「《美麗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一直在我的教材書單上……。」（齊邦媛：《巨流河》）齊邦媛在授業傳道中，篤信老赫婿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 - 1895）堅持之信唸：「人雖是動物，卻生而具有道德意識和自由意志。」因為，「曆史可以一筆帶過，文學不能。」所以，「社會需要知識分子」在文學上做傳承之努力。「我們這一批人，兩代退居海隅，卻從不認爲自己是失敗者，因爲我們心靈自由，終能用文學留見證。」齊邦媛如是說。

　　「讀了這本書，你終於明白，我們爲什麽需要知識分子。」（齊邦媛：《巨流河•腰封語》）

　　啊！此為一部多麼震撼之史詩矣。

　　齊邦媛之《巨流河》，大有唐代錢起（Qian Qi，ac. 710 - ac. 782）當年：「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The harp’s music dies, the player missing, watet  have only a few green mountain. "）之景況。

　　那些年，諸多事，聞所未聞，恍若隔世。而這世界，人們所需之，為更多地能時時保持警覺（vigilance）之心，不讓那些約定成俗（established by usage）或似是而非（specious）之觀念所牽引；所需之，並非那些「諾諾之人」（"yes - sayers "）而為「諤諤之士」（"nay - sayers "）。隻有這樣，這個現代社會與文化，方可葆有活力（dynamic）。

　　竊以為，隻要江河不廢，必將萬古流芳！然否？！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離開我的教室之後，他們投入了現實的人生。
　　那些青年人之中，總該有幾個人是我的知音。在他們中年的喜怒哀樂中，記得一些句子，一些思想，似在不同的落葉林中聽到的聲音。
　　若如此，我的一生即未白活。

　　　　　　　　　　　　　　　　　　——齊邦媛：《巨流河》

  

巨流河●

第九
章

 

臺大文學院的迴廊 

 

　　  4、「高級英文」課和革命感情  

　　我回到臺大另一座安身立命的基石，是自民國五十九年（1970）到民國七十七年（1988）擔任中文係和歷史係研究所共同開設的「高級英文」課程。
　　牠是我最穩定、最強大的挑戰，也是我最樂意接下的挑戰。

　　那個年代，幾乎所有文學院研究所的學生，都有進脩的企圖心，除外文系稍好。中文系、歷史系的外文能力不夠深入研究文化，因此閱讀的幅度、深度和速度都必須加強。
　　民國五十九年（1970），我開始教第一班時，為測量他們的思考和英文深度，先油印一些有關世界文化的英文單篇文章，給他們讀後回答我一些問題。我驚訝地發現，這些研究所一年級的學生，很少讀過西方文化觀念的作品，更未曾有過與一本本英文原著奮鬥的經驗。
　　我認為，要達到任何語文的深處（advanced depth），必須由完整的書，才能看到比較完整的看法，不能隻閱讀零星的選文。
　　所以，我希望上學期至少讀兩本，下學期讀三、四本。
　　當我說出這個計畫時，引起一陣輕聲的驚呼：「怎麼？要讀五六本原文書嗎？」
　　但是，我了解，臺大研究所學生不會承認什麼是「困難」的。

　　我自幼讀書，最愛那些令我反覆思索的書。
　　在美國讀書或到歐洲訪問，關注比較文學的領域，以東方人的心態（mentality）看西方多思辨的文化；再由西方的觀點看中國豐美的文學。往返之間，天地極寬。
　　可以與這班學生認真討論的甚多，很值得我悉心計劃。選取內容豐富、文字優美的書，對我不是難題。

　　對我最大的難題，卻是如何在同時對不同領域的人說話。
　　中文系和歷史系，是我所尊重的專業領域。他們在校選脩的課程不同，未來進脩和工作的目的也大不相同，我如何能引起他們共同的興趣，達到「高級」英文的程度？
　　唯一可行之路，也許是訴諸於共同的文學心靈。

　　那時是以美蘇為主，冷戰熾熱的世界，臺灣在反共抗俄二十年後，禁書名單很長。可作為教材的英文資料，多來自美國。最「前衛」的新書，隻有極少數在臺大附近，如歐亞、雙葉等幾家書店，照相盜印文化、心理或哲學方面的書，裝訂非常簡陋。
　　幸好，可以流通的《時代》（"Time，1923 "）雜誌，每期有十大最暢銷作品（Ten Best Sellers）的名單，分為小說與非小說兩種。
　　照相本，常常可以在中山北路幾家書店買到。據說是有一些越戰美國軍人需要，所以我經常到中山北路尋書。
　　常去的是敦煌書店，書單出來後就，可以買到翻印本。「效率」極高，也是一種盛況。
　　我至今記得，自己精神奕奕地提著新出的樣書走在中山北路人行道上，回家連夜讀著。
　　我能用作教材的書，必須言之有物，能引起青年人興趣的書，文字優美清晰，政治立場並非那時流行的狂右或狂左派，不能太厚，也不可太薄，必須是學生買得起的臺灣翻版。

　　 雖然我並未按年詳記，但即以今日記憶搜集所及，我們用的教材竟也可以某種程度地反映那二十年間西方文化關懷的變化，牠們在臺灣被翻印和閱讀，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我講授的第一本書，是赫婿黎（Aldous Huxley，1894 - 1963）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 "）。
　　在我大多數學生看來，這本必須在數周內讀完的原文書，大約是他們「苦惱的新世界」。
　　在書中，科技計劃控制人性的世界、如何摧毀自然生存的故事，不免使用一些科技名辭，令人生畏。但是，在我詳細導讀前兩章之後，學生就克服了語言的障礙，漸漸進入書中對未來世界的種種假設與懷疑。
　　作者的祖父老赫婿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 - 1895）是位科學家，爲捍衛達爾文進化論在十九世紀與偉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 - 1833）主教和詩人阿諾德（Matthew Arnold，1822 - 1888）等人，對宗教與科學教育，有長期激烈的筆戰。
　　佰年後，讀來，他們攸關生命起源和發展的辯論仍令人興奮！
　　而幾乎所有的文學史，都會在結束時，提到老赫婿黎的兩個孫子：一個是生物學家裘連•赫婿黎（Julian Huxley，1887 - 1975），一個就是兼具評論家、劇作家的此書作者阿爾多士•赫婿黎。他們雖然經由兩種途徑繼續老赫婿黎的辯論：但著作中，都承續老赫婿黎在爭論中堅持的信唸，就是：人雖是動物，卻生而具有道德意識和自由意志。

　　《美麗新世界》成書當年，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 - 1945）和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1878 - 1953）尚未肆虐，作者可以相當從容地從文化大沖突宏觀布局，引經據典。有時，甚至優雅地鋪陳一個科技控制的烏托邦，以一個女子琳達（Linda）和她的兒子約翰（John）爲中心，寫人性的掙紮和失敗。約翰是個生長在印第安部落的俊美青年，被新世界的人稱爲野蠻人。但是，他隨日月星辰，四季運轉所見的世界，卻是全書最美的篇章。

　　閱讀《美麗新世界》時，必須同時讀奧韋爾（George Orwell，1903 - 1950）的《一九八四》（Ninetten Eighty-four，1949）。
　　這兩本小說，都隻有兩佰頁左右，無論在故事取材和文字風格，都大大不同；但卻同被認爲是反極權或反共最成功的文學作品，往往一起閱讀、一起討論。
　　寫《一九八四》的奧韋爾，曾在緬甸的英國殖民地作過警察，參加過西班牙內戰，被集體出賣，回到英國當記者，以社會主義的同情觀察低層社會的思想和疾苦。因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I，1939 - 1945）之後書寫《我爲何寫作》（"Why I Write，1946 "）說：「我討論嚴肅問題的作品，無一字一句不是直接或間接反抗極權主義，擁護民主的社會主義。」
　　《一九八四》預言老大哥政府（Big Brother，一般認爲是直指斯大林的極權統治）是運用懲罰，和對懲罰的恐懼。

　　而民國四十八年（1959）赫婿黎又出版《重訪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1959 "），檢視二十七年間世界的變化和隱憂，指出，在他的新世界裡，政府並非暴力的控制，而是運用科學與技術，有系統地達成宰制全民的極權。

　　殷海光（1919 - 1969，原名殷福生，殷海光為其在抗戰結束後踏入出版界時采用的筆名，湖北黃岡團風縣人。著名邏輯學家、哲學家）的評論文章《一九八四評介》（殷海光，《殷海光全集》，p. 23  - 121，桂冠出版社，臺北，1990），說到，那個極權政府的三句標語：「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愚昧即力量」。其中「愚昧即力量」之說，真可算驚天動地的偉大發現，引起知識分子高度的關注。
　　在民國五十九年（1970）的臺灣，我把這二十多位青年帶到這個辯論的海邊，把他們用英文推進注滿高級思潮的海洋中，任他們漸漸發現海洋的深度。
　　文學不同的風格，如同泳渡的方式一樣，也是仟變萬化，值得研究思考的。

　　《美麗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一直在我的教材書單上，有時是讓學生自行閱讀。
　　但民國七十二年（1983）起，我又在課堂上講解這兩本書。因爲真正的一九八四年來到了。

　　那真是件奇妙的事，這本著名的政治預言於一九四八年寫成後，作者即逝世。他以爲把那可怕的世界預設在三十多年後，已夠遙遠。但歲月轉瞬即過，在一九八四年前後兩年的時間，全世界都在熱烈地比較、評量、檢討這個預言和實際的世界的情況，議論文章如潮水勇現，真是文化史上盛事。
　　我得以多年追蹤詳情，有許多可以講的事，真有躬逢其盛的興奮。

　　民國六十三年（1974）起，我在國立編譯館主編馬克•吐溫長篇小說中譯系列。我認爲，馬克吐溫《古國幻遊記》鮮明的文化對立手法，很適宜這班學生研讀。
　　馬克•吐溫以特有的幽默手法，將一個十九世紀的美國北佬置身於英國中古世紀英雄美人傳奇的亞瑟王朝宮廷卡美洛，極生動、誇張地嘲諷那傳奇世界繁華、虛誇的迷信，同時也彰顯出美國新興現代社會的庸俗膚淺。他最成功的嘲諷，是解構了傳奇宮廷巫師（預言家）呼風喚雨的魔術。可憐的默林，被十九世紀美國北佬的現代科學知識拆穿，隻是一個小醜和騙子。
　　此書和馬克•吐溫另一本《老憨出洋記》（"The Innocents Abroad，1869 "）都是用犀利的對比方式，創造出於種迥異於歐洲文學的美國文學，和同時代的詩人惠特曼等，都是鼓勵美國人追求自己文化的自信。
　　馬克•吐溫簡潔有力的幽默特質，具有一種罕見的吸引力，對後世卡通文化（Cartoon Culture）也有很大的啓發。
　　我隔三、五年，使用此書一次，相當受到學生歡迎。

　　教書三十多年，我沒有發黃的講義，英國文學史不斷改版，必須重新備課，除了核心選材之外，新的選文、新的評論以及新的理論年年增加；而「高級英文」教材，我從不連用三年以上。以這樣的希望，我也勤於備課如備戰。
　　我曾用過托馬斯•曼（Thomas Mann，1875 - 1955）的《魔山》（"Der Zauberberg，1909 "）和法國哲學家勒維爾《沒有馬克思或耶稣》(Jean-Francois Revel，1924 - 2006，"Without Marx or Jesus，1970 ")。讀這兩本書，學生需要補足的背景文化，實在太重。
　　我在教室帶路的工作，令我常感唇焦舌躁，用過兩年，再不敢用作教材。
　　越戰（Vietnam War，1955 - 1975）後期，《時代》雜志介紹一本《湖上之火》（弗朗西絲菲茲傑拉德 [Frances Fitzgerald ]，"Fire in the Lake : The Vietnamese and the Americans in Vietnam，Amazon.co.UK，1972 "），是一位美國女記者采訪研究，分析甚爲中肯的書。

　　不久，臺北亦有翻印。我買了一本，認爲可用。
　　隔周，即有學生告訴我，該書因反對美國政府，在臺灣已列爲禁書。

　　民國六十六年（1977），我開始講授菲利普•史萊特《寂寞的追尋》（Philip Elliot Slater，1927 - 2003，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1970），這是一本涵義豐富的小書，隻有一佰五十頁，用一些有趣的美國社會現象，檢討現代人對寂寞的追尋。
　　對於曾經長年在大家庭制度，甚至對於在皇權籠罩之下生長的中國人，熱鬧和互相牽涉是安全感的表現。如今放著這種日子不過，卻去追求寂寞孤獨，是個奇怪的觀念。
　　獨處，亦須付相當代價。「寂寞」的觀念，吸引我已許多年了。
　　早在我高中時期，開始有自己的心事，常有渴望逃出那十八張床鋪宿舍的唸頭。睡在那床上，左翻身右翻身都面對別人。
　　小小的喜怒哀樂，都沒地方躲藏。
　　大學四年住宿舍，後來結婚生子，從沒有獨處的空間；到了五十歲，才有一間小小的書房，安放一顆耽溺讀閱忘情思考的心。

　　我注意，以寂寞爲文化主題，始於六○年代。
　　我在中興大學教書時，曾在美國新聞處借到黎士曼（David Riesman，1909 - 2002）律師和法學院教授葛拉澤（Nathan Glazer）、鄧尼（Reuel Denney）等人闔寫的《寂寞的群衆》（The Lonely Crowd :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1950 ) 。
　　當年，這是一本頗爲轟動的書，很受文化界好評。
　　我將此書介紹給當時就讀臺大外文研究所的蔡源煌，他的中譯本於民國六十三年（1974）由臺北桂冠圖書公司初版。
　　該書討論世界大戰後，美國繁榮社會中，個人性格與社會的關系。社會性格的三種典型是適應型、離異型和自律型。自律型行爲上有順從能力，能自由決定是否順從，也有足夠的自覺認清自己的想法和能力，不必總是依賴與一大夥人厮磨才能解除寂寞感，可以保留獨自思考和生活的空間。

　　這種追求獨立思考的「寂寞」，在文學上是常見的。
　　中國詩詞甚多經典名句，如唐代錢起（Qian Qi，ac. 710 - ac. 782）《省試湘靈鼓瑟》（Of the provincial exam, Xiang Goddess’s Harp，750）：「流水傳潇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Roxy drifting on the Xiang River, sad wind flew over the Dongting Lake. The harp’s music dies, the player missing, watet  have only a few green mountain. "），營造了隻聞其聲，不見伊人的惆悵迷離。
　　湘靈鼓瑟的樂聲，在遼闊的湘水上空回蕩，瞬間煙消雲散。這就是中國詩歌文學的淒清寂寞，朱光潛老師在英詩課上談過。
　　魯迅（1881 - 1936）曾爲他對此詩之美學詮釋，大加抨擊，說，他不知民間疾苦。
　　但在近代西方，即便是梭羅散文集《瓦爾登湖（又譯《湖濱散記》）》（Henry David Thoreau，1817 - 1862，"Walden，1854 " or "Life in the Woods ，1854 " ），同樣被作爲是一本遠離喧囂、寂寞孤獨的書，其背後也隱藏著對社會的批判。
　　如，伍爾芙《自己的房間》中的名句：「一個女人想要從事文學創作，必須有錢和一間她自己的房間。」（"A woman must have money and a room of her own if she is to write fiction."）又如朵麗絲•萊辛《第十九號房》（Dons Lessing，1919 -，"To Room Nineteen，1978 "），主人翁蘇珊（Susan）一直希望保住一些自我的空間，終因無法掙脫家庭責任和社會的束縛陳規，精神上也找不到更好的路，最後在私下租用的旅館房間「第十九號房」自殺。
　　這些具有強烈女性意識的作品，所要追求個人的空間，即是所謂「寂寞」，想印證一個女子也有自己心智獨立的價值，在困境中隱隱存在的不平、不安和終身的渴望。

　　真正維繫這堂課的教材，其實是純文學作品，最好而且最有效的是小說。在教室用短篇小說，較易講解。
　　最早，我用的是薛伍德•安德生（Sherwood Anderson，1876 - 1941）的《小城故事（俄亥俄州的溫斯堡）》（"Winesburg, Ohio，1919 "），詹姆士•喬伊斯《都柏林人》（James Joyce，1882 - 1941，"Dubliners，1914 "）及其《一位青年藝術家的畫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1916 "）。後來，買到兩本美國短篇故事。其中，有幾篇極好的作品，由很寬闊的不同角度，寫現代人生各種故事。
　　不久，臺灣又取得版權，出版一本權威選集《現代傳統》（"The Modern Tradition: An Anthology of Short Stories，ED. By Daniel F. Howard，1975 "），選錄二十三位作家四十九篇小說。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歐洲人。
　　如，契珂夫（Anton P. Chekhow，1860 - 1904）、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 - 1924）)、喬伊斯、卡夫卡（Franz Kafka，1883 - 1924）等，最具原創性與影響力。
　　其中，契坷夫《苦惱》（"Misery，1886 "），敘述一位俄國雪撬車夫遭逢喪子之勵卻無人理他，隻有在深夜卸車時，對馬喃喃訴說他的悲淒。
　　我的讀書經驗是：好小說是最有效的語文教材，牠有情節和情境，而且有發展和結局。本身就導引讀者看下去、走進去，不知不覺接受了牠敘述的語言。
　　大多數好散文，用現代的觀點看，其實都有小說的格局。《苦惱》也可以算是很好的散文，牠幾乎沒有任何明顯的情節。多年以來，是我學生最後一堂課票選最愛讀的小說。 

　　但是，我也希望「高級英文」課程的學生，能認識重要的長篇小說。
　　所以，每年導讀幾本經典之作，如康拉德的《黑暗之心》（"Heary of Darkness，1899 "），伍爾芙《燈塔行》（"To the Lighthouse，1957 "），薇拉•凱瑟（Willla Cather，1973 - 1947）兩本《安東妮亞》（"My Antonia，1918 "）和《總主教之死》（"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op，1927 "），佛斯特《印度之旅》（E. M. Forster，1879 - 1970，"A passage to India，1924 "），福克納《熊》（Willliam Faulkner，1897 - 1962，"The Bear，1942 "）等英文極好的作品 。

　　第二學期後半，我開始講授一些英美詩。
　　最早幾年，印講義；後來，買到派瑞編選《聲韻與意義》(Ed. Laurence Perrine，1915 - 1995，"Sound and Sense : An Introduction to Poetry，1956 ")。
　　此書自一九五六年初版，每數年即出新版，隨時間增刪甚多。全書十四章，從「詩是甚麽」起始，逐章討論如何讀詩，最後一章「甚麽是壞詩或好詩」。
　　關於詩的意境、象征、明喻與暗喻、寓意、反諷、含蓄、典故、意義與觀念、聲韻、意義、形式等，都有舉例說明。尤其以將近一佰頁三分之一的篇幅，舉例說明「好詩與重要的詩」（"Good Poetry and Great "）和「詩的深層閱讀」（"Poems for Further Reading "）。
　　這也許是，中文和曆史研究生最簡捷可靠的英詩入門了。此書，非當適合課堂使用。不但有助讀詩，書中詳敘詩學名辭，也有助於將來讀西方文學的一切批評文章，對他們有相當長久的參考作用。　　

　　那十八年上我那門文學院「必選」的高級英文課的學生，被我逼迫研讀原文書，必須回答我隨堂測驗的無數個「為什麼」（"why "）。
　　那些問題，必須要讀完全書才能用英文回答，沒有逃避或取巧的門徑。一年中，大約問答了近佰題。
　　十八年歲月，我竭心盡力將這門課達到可能的「高級」程度。
　　那四百多位青年，而今都約五十歲左右。按人生自然的栽種和收穫現象，多數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他們今日戲稱為「黃埔一期」的學生，多數在學術、教育、文化界服務，不乏在文史領域有傑出成就者，黃俊傑、陳萬益、呂興昌、張淑香、陳芳明、陳芳妹、杜正勝、陳秋坤、林馨琴、周伯戡、葉其忠、林瑞明等，至今三十多年仍常有聯繫。

　　顏娟英與陳芳妹為我主編的筆會英文季刊（《中華民國筆會季刊》，"THE TAIPEI CHINESS PEN，1972 "），撰寫文化藝術資產專論十多年。李孝悌在我編輯《齊世英先生訪談錄》（沈雲龍，林泉，林忠勝 訪問 / 林忠勝 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北，1990）時，大力協助。陳幸蕙多年來伴我，飲茶談心。民國九十三年（2004）我去美國小住，她在臺北與隱地全力主編，將我的散文集《一生中的一天》（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臺北，2004）出版；民國六十九年（1980）以後的鄭毓瑜、洪淑苓、梅家玲，助我筆會季刊選材，真是「有事弟子服其勞」最真實美好的例子。最晚到了陳昌明、康韻梅、張鈞莉那一班教完，正逢我遭遇車禍。他們不停地去汀州街三軍總醫院看我，令年輕醫生們非常羨慕。
　　如今，他們都已是社會中堅分子。即使我最後一班學生，也都各有成就了。
　　這十八年間，無論各人遭際，政治立場等等如何不同，我們師生之間的「革命感情」是不變的。

　　離開我的教室之後，他們投入了現實的人生。
　　那些青年人之中，總該有幾個人是我的知音。在他們中年的喜怒哀樂中，記得一些句子，一些思想，似在不同的落葉林中聽到的聲音。
　　若如此，我的一生即未白活。

 

在臺北溫州街一弄小堂裡的殷海光先生故居，院中先生親手所種的樹，如今已是滿院綠蔭。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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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靜流沈

November 2, 2013, 8:2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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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者不言，死者默默。
 

　　臺灣文學（Taiwanese Literature）是甚麼？牠一直是個有爭論的名字。
　　爭者論者全出於政治目標，有時喧鬧，有時噤聲，全靠當時局勢。
　　他們當時不知道，文學和玫瑰一樣，牠的本質不因名字而改變。
　　臺灣文學是自然的「發生」（"happening "），不因名字而改變牠的存在。

　　　　　　　　　　　　　　　　　　　　　——齊邦媛：《巨流河》

 

 

　　　　Decay and decline, deep knowledge have I of Sung Yu’s grief.
　　　　（搖落深知宋玉悲，）
　　　　Romantic and refined, he too is my teacher.
　　　　（風流儒雅亦吾師。）
　　　　Sadly looking across a thousand autumns, one shower of tears,
　　　　（悵望仟秋一灑淚，）
　　　　Melancholy in different epochs, not at the same time.
　　　　（蕭蓧異代不同時。）
　　　　Among rivers and mountains his old abode -- empty his writings;
　　　　（江山故宅空文藻，）
　　　　Deserted terrace of cloud and rain -- surely not just imagined in a dream?
　　　　（雲雨荒檯豈夢思？）
　　　　Utterly the palaces of Chu are all destroyed and ruined,
　　　　（最是楚宮俱泯滅，）
　　　　The fishermen pointing them out today are unsure.
　　　　（舟人指點到今疑。）
　　　　—— "Poetic Thoughts on Ancient Sites II " by Du Fu

　　唐代詩人杜甫（712 - 770）之《詠懷古迹•其二》（"Poetic Thoughts on Ancient Sites II，766 "），作於其暮年——唐代宗大曆元年。其年老多病，沿江出蜀，生計窘迫，飄泊水上，境況蕭蓧，旅居舟中，過巫峽，至江陵，情緒悲愴。本來已無心欣賞風景之詩人，隻爲江陵宋玉（ac. 300 BC. - 230 BC.）遺迹觸發了其滿懷悲慨，才灑淚賦詩，以寄寓身世之感。

　　詩人以逝，詩傳仟秋。

　　臺灣作家司馬中原（Sima Zhongyuan，原名吳延玖，1933 - ）在其作品《荒原》（"Wasteland，1962 "，高雄，大業出版社，1962）中寫道：「沒有人敲鑿古往的歲月，去推究有關洪澤湖的傳說。傳說是荒謬而神奇的，像許多古老中國的神話一樣，具有和一個悠久民族的觀念融合的特質，使那荒誕的傳說在民間傳播著，經曆了無數世代的遞嬗，轉化成一種使人安心、使人敬凜的力量，繼續流淌過曆史長河。」

　　秋思浩蕩矣！

　　草木搖落，落葉迷離。從宋玉到杜甫，業已千秋；從大唐到當下，又已仟秋。悵望仟秋之際，再見秋風，心中還有熱淚隨風搖落嗎？

 

2008 年 12 月 31 日，齊邦媛和她的小兒子羅思平坐在啞口海畔的礁石上，眺望故鄉。

　　「結婚、生子、成家立業，五十年在臺灣，仍是個『外省』人，像那艘永遠回不了家的船（The Flying Dutchman，傳說中永遠無法返鄉的幽靈船），在海浪間望著回不去的土地。」（齊邦媛：《巨流河》）

　　常以「咱們臺灣人」作為口頭禪之齊邦媛，耗時四年完成之巨著《巨流河》，乃一部於喪亂無常中波瀾不驚之心靈史詩，同時亦為一部臺灣文學（Taiwanese Literature）走入西方世界之大事紀，更為一部用生命書寫壯闊幽微之天籟詩篇。

　　其實，齊邦媛之口頭禪「咱們臺灣人（We are Taiwanese）」，始於一九五六年美國國務院與臺灣交換教員時，其在美國，每次自我介紹，「I am from Taiwan（我來自臺灣）」。然而，很多人誤以為其來自泰國。因為泰國（Thailand）之譯音與臺灣（Taiwan）相近，以致逼得其進一步穿著旗袍而自我介紹道：「I am from free China（我來自自由中國）」。在滿腔悲憤下，從此，其便把「咱們臺灣人」，掛在口頭上。

　　然而，作為一個知識份子，出生於大陸東北之齊邦媛，去臺後卻大力提倡臺灣文學。其在《巨流河》中，寫道：「臺灣文學是自然的『發生』（"happening "），不因名字而改變牠的存在。自從有記載以來，凡是在臺灣寫的，寫臺灣人和事的文學作品，甚至敘述臺灣的神話和傳說，都是臺灣文學。」因此，齊邦媛莫名挨了很多「外省」朋友之辱罵，但其依然忠於於事實。「到大陸去沒人說這個不是臺灣文學，……這些年來我參加國際會議時，我若說這是 Chinese Literature（中國文學），那是很可笑的事，因為有些中國大陸代表會跺腳拍桌，怒指你們代表什麼中國？」

　　而在臺灣，「外省人」一辭，源自 1945 年戰後所建構。其稱呼不僅帶有族群含義，在一定程度上還含有某種政治與意識形態之意味，使得早期定居臺灣人以「本省人」自據同戰後來臺之中國大陸移民作區別。

　　真可歎，「同文同種，相煎何急」焉？！

　　「我編英譯選集時，不僅臺灣的作家大多數認爲，我們是承襲（inherit）發揚（enhance）在大陸因政治而中斷了的『中國現代文學』。世界漢學界二十年間，也如此認定（firmly believe）。」可是，「佰年之後的渺小的我，站在渤海灣（Bohai Bay）的海邊，往北望，應是遼東半島（Liaodong Peninsula）的大連（Dalian，Liaoning）；若由此坐渡輪去，上岸搭火車，數小時後即可以到我的故鄉鐵嶺（Tieling，Liaoning）。但是，我隻能在此癡立片刻，『悵望仟秋一灑淚』（"Sadly looking across a thousand autumns, one shower of tears. "）；……誠如佛斯特《印度之旅》結尾所說：全忘記創傷，『還不是此時，也不是此地。』（"not now, not here. "）」齐邦媛在其自傳《巨流河》中，如是沈情地回憶道。

　　磋乎！水靜流沈！

　　試看那「悵望」與「灑淚」，已使抒情主人公之形象，呼之欲出；而這「蕭蓧」之感喟，則「異代不同時」也！但又何嘗不為詩人自己大半生之「漂泊落魄」吶？！

　　而「悵望仟秋一灑淚」，正為詩文中所要傳遞那種「寂寥仟載」之感，意謂悠長矣！

　　此所謂，生者不言，死者默默矣。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結婚、生子、成家立業，五十年在臺灣，仍是個「外省」人，像那艘永遠回不了家的船（The Flying Dutchman，傳說中永遠無法返鄉的幽靈船），在海浪間望著回不去的土地。
　　……。
　　誠如佛斯特《印度之旅》結尾所說：全忘記創傷，「還不是此時，也不是此地。」（"not now, not here. "）

　　　　　　　　　　　　　　　　　　——齊邦媛：《巨流河》

  

巨流河●

第十章

 

臺灣

、文學

、我們 

 

　　  1、尋求臺灣文學的定位  

　　臺灣文學（Taiwanese Literature）是甚麼？牠一直是個有爭論的名字。
　　爭者論者全出於政治目標，有時喧鬧，有時噤聲，全靠當時局勢。
　　他們當時不知道，文學和玫瑰一樣，牠的本質不因名字而改變。
　　臺灣文學是自然的「發生」（"happening "），不因名字而改變牠的存在。

　　自從有記載以來，凡是在臺灣寫的，寫臺灣人和事的文學作品，甚至敘述臺灣的神話和傳說，都是臺灣文學。
　　世代居住臺灣之作家寫的，當然是臺灣文學；中國曆史大斷裂時，漂流來臺灣的遺民和移民，思歸鄉愁之作，也是臺灣文學。

　　被稱爲海東文獻初祖的沈光文（1612 - 1688），明亡之後漂泊海上，「暫將一葦向南溟，來往隨波總未甯」（連橫 [1878 - 1936 ] 撰，《臺灣詩乘•臺灣詩薈雜文鈔•卷一，1921》），遭遇颶風，漂至臺灣，在此終老，曆經荷蘭人統治，鄭成功三代到清朝統一。
　　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他與渡海來臺的官員文士組織第一個詩社「東吟社」（原名「福臺閑詠」詩社，1685），可說臺灣文學的起源。中間，經過明鄭（1653 - 1683）遺民及日本殖民（1895 - 1945）的文學文字滄桑。
　　在沈光文之後，整整三佰年後，隨著中華民國政府遷來的軍公教人員和他們的眷屬約二佰萬人在臺灣登岸，他們來自中國各地，各有傷心的割捨故事，是一個龐大的鄉愁（nostalgia）隊伍！

　　民國卅五年（1946）十月光複節（Retrocession Day on Oct. 25），國民政府制定語文政策，所有報紙和出版品清一色使用中文。
　　自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半世紀，日本殖民時代的本省日文作家，大多數結束了文學創作之路。當時重要作家如賴和（原名賴河，1894 - 1943）、龍瑛宗（原名劉榮宗，1911 - 1999）、呂赫若（原名呂石堆，1911 - 1951）等人的日文作品，都已譯成中文，是臺灣文學經典一環。
　　開始用中文創作那十年，不論是來自大陸，還是臺灣本土的作家，除了新詩，似乎是最有信心的寫作，大多數都有在灰蒙蒙的霧中摸索奔跑的感覺。
　　《新生報》（"Taiwan Shin Sheng Daily News，1945 "）副刊「橋」（三日刊，1947.08.01 - 1949.03.29）由歌雷（原名史習枚， - 1994）主編二十個月，鼓勵各種創作，沒有地域性的偏見，是很誠懇熱切的文學推動者（Literary Agents）。
　　那時，大量鄉愁作品，雖常有粗糙、重複之作，似是初上岸的落難者在火堆旁取暖，驚魂初定的哭泣，漸漸也走上成熟敘述之途，甚至幫助了當時的教科書，作爲年輕一代中文輔助的讀物。

　　民國六十二年（1973），當我開始編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1975 "）時，臺灣文學已漸成形。
　　英譯臺灣文學的願望，最早潛伏於兩次到傅爾布萊特文化交流計劃去美國訪問。
　　那時，經常在訪問活動中受邀「談談臺灣」（"say something about Taiwan. "）。
　　民國四十六（1957）到民國五十八（1969）那些年，許多聽衆總是會先問：「你們在非洲嗎？」「你來自有金佛寺的泰國（Thailand，音與 Taiwan 相近）吧？」
　　自此以後，我在國外公衆場合，盡量穿矮領，自然寬鬆，下擺開叉在膝蓋下，走路毫不拘限的旗袍，絕不戴帽子，至少不要被誤認作日本人。
　　在最早的交換計劃中，美國似乎比蔣總統更實踐「以德報怨」（"Return good for evil "）主張。
　　我第一次去訪問時，同期，竟然有四個日本人！
　　而我，代表「中華民國」（"The Republic Of China "），卻隻有一個人，一直是孤軍奮戰。所以，我必須努力保持國家的尊嚴（dignity），「輸人不輸陣」。

　　「談談臺灣」，這看似輕鬆的題目，卻是最複雜的考題。
　　常常和我同組，也是唯一來自南韓的教師高玉南自我介紹時，隻要說「我來自韓國」（I am from Korea.），全場都完全了解她的身份。
　　那時，美國剛剛打完韓戰（Korean War，1950 - 1953），全國都是南韓的「盟友」；而我所代表的中華民國，卻已不在中國大陸。
　　我家來自滿洲（Manchuria），我們現在的政府在臺灣，隔著臺灣海峽，距上海六佰餘哩……。接下來，就不甚好講了。
　　我必須很自信地說：「我們在臺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保持中國文化的高水準，追求富足與和平。」

　　那時，這些話並不僅是口號和宣傳，而是全民的企盼（hope）。在這三萬六仟平方公哩的海島上，將近一仟萬的人口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靠這個想法活著。
　　民國卅八年（1949）前，襤褸疲乏的「棉被兵」和他們倖存的眷屬，多數仍在臨時搭建的眷村中，懷鄉唸舊，同時也儘量教育子女安身立命。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過去了，政府已喊盡了反攻的口號，定下心來全力建設臺灣。
　　國民義務教育，由六年延長到九年。大約是老蔣總統下的最後一張，也是最具有永久影響的手諭。
　　臺灣文壇也漸漸傳出一些清晰的聲音，能幫助我回答外面那些問題，諸如：「臺灣是怎樣的地方？人們怎樣活著？心裡在想什麼？將往何處去？」

　　我膽敢主編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的另一個信心，也來自兩次訪美期間。
　　我在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1817），和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 - Bloomington，1820）那樣有規模的圖書館搜尋詢問，都沒有看到民國卅八年（1949）以後大陸真正的文學作品。
　　這兩校都開設不錯的中國文史課程，雖然也有少數親共學者努力幫中共說「解放」的好話，但多數學者指著書架上一排中共建國後的樣板文學，如《向雷鋒學習》（"Learn from Lei Feng，1963 "）、浩然《金光大道》（Haoran，原名梁金廣，1932 - 2008，"The Bright Road，1972 - 1977 "）、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Ding Ling，原名蔣偉，1904 - 1986，"The Sunaccording to Sanggan River，1949 " ）、老舍《龍鬚溝》（Lao She，原名舒慶春，1899 - 1966，"Dragon Beard Ditch，1951 "）等，說道：「中共雖然閉緊鐵幕，但是他們政治鬥爭之無情，人民生活之艱苦悲慘仍是舉世皆知的。我們能在這裡的教室宣傳這些歌功頌德的宣傳文字嗎？怎麼對美國學生解說這些謊言呢？」
　　然後，他們轉換話題問我：「臺灣有文學嗎？」

　　我望著圖書館放置中國當代文學的書架，空空蕩蕩，心中暗自想著，也許我回臺灣後，有機會可以藉著文學評介具體為臺灣說些什麼吧！
　　就是這一個長期存在的意唸（idea），我接受了國立編譯館編纂英譯臺灣文學的工作。

　　那是個共同尋求定位（identity）的年代，都似在霧中奔跑，找尋屬於自己的園子。
　　最早的年輕作者和讀者，並沒有太大的省籍隔閡，大家讀同樣的教科書，一起長大。
　　日治時代的記憶，漸漸遠去；大陸的牽掛和失落感，也漸漸放下。對「流亡」（"exile "）一詞，也能心平氣和地討論。
　　編纂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時，自以為已經找到了共同的定位。因為發行者是國立編譯館，所以選取作品必須有全民代表性，編選公平，不可偏倚遺漏。
　　我們五人小組中，何欣和余光中參加臺灣文壇活動最早，擁有臺灣文學的資料最豐富。
　　我自回臺北後，閱讀重要作品甚少疏漏。開始教「高級英文」後，更是勤跑書店。新出版的書，盡在掌握之中。和在美國讀書時一樣，可以跟上時代，閱讀重要作家的研究。
　　從那年起，我那小小的書房裡，漸漸有相當齊全的臺灣文學作品。譬如黃春明（Huang Chunming，1935 - ）的《鑼》（"Luo，1969 "，臺北，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4），扉頁有作者寫給我的話，就和《英國文學史》八世紀第一篇初民史詩《貝爾武夫》（"Beowulf "）並排而放；司馬中原《荒原》（Sima Zhongyuan，原名吳延玖，1933 -，"Wasteland，1962 "，高雄，大業出版社，1962）、《黎明列車》（"Dawn of the Train，1960 "，高雄，大業出版社，1960）與朱西甯《破曉時分》（Chu His-ning，原名朱青海，1926 -1998，"At Dawn，1963 "，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志出版有限公司，1967）、白先勇《臺北人》（Pai Hsienyung，1937 -，"Taibei Ren，1965 "，臺北，晨鍾出版社，1971），這些初版於六、七○年代的小說，隨我自上海帶來雪萊、濟慈全集的珍藏本並列齊觀。
　　我曾經相當欣賞年輕女作家蕭颯（Hsiao Sa，原名簫慶餘，1953 - ），她所有的小說則和薇拉•凱瑟（Willa Cather，1873 - 1947）、舍伍德•安德許（Sherwood Anderson，1876 - 1941）、伯那•瑪拉末（Bernard Malamud，1914 - 1986）等美國作家作品，並肩而立。
　　我往返（journey to and fro）於兩種文字，樂在其中，有助於我寫評論文章的視野（horizon）與層次（arrangement of ideas）。

 

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故事。臺靜農、「傅鐘」……為「中國文學史」不可缺失的。

　　

　　  2、臺灣文學登上國際會議舞臺  

　　民國六十二年（1973），由臺大外文係朱立民、顔元叔和中文係葉慶炳提議的「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of The R.O.C，July 21, 1973 "）獲准成立。
　　發起的宗旨是：對內促進比較文學研究之迅速發展，對外與世界各有關機構聯酪，促進國際間之相互了解與文化交流。從此國內國外會議甚多，臺灣文學作品皆成爲主要討論的題材。
　　民國七十一年（1982）我應美國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899）曾憲斌（時任該校中國語文係教授）之邀，作訪問教授。講授一學期臺灣的「中國現代文學」。
　　當時，他們已使用我編的選集作教材。選課的學生大約有二十個，一半是華裔青年。因此，文化上隔閡很小，對文學作品的情境（situation）及心理（psychology），不必太多剖析，師生可以更接近中國文學的心靈。
　　那半年的文化交流，讓我真正認識他們稱之爲「屋侖文學」（"Oakland Literature "）的舊金山華裔作家文學，認識根源文化（Cultural Roots）所做的努力。
　　更重要的，當然就是把臺灣文學推介給這些美國學生，為他們打開一扇窗，有幸在編譯計畫主持人親自帶領下，窺探以往不為外人所知的臺灣文學。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Hsia Chih - Tsing，1921 -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 1917 - 1957 "，耶魯大學出版社 [Yale University Press，1908 ]，1961）附錄「臺灣文學」（其兄夏濟安 [Hsia Tsi-an，原名夏澍元，1916 - 1965 ] 著）詳加贊揚姜貴《旋風》（Jiang Gui，原名王意堅，1908 - 1980， "Tornado，1952 "，臺北，明華書局，1959 ），可說是開啓西方對臺灣文學研究之始。
　　他與劉紹銘（Joseph Lau Shiu - ming，1934 - ）闔作英譯《臺灣短篇小說選 1960 - 1970》（Hsia Chih - Tsing and Lau, Joseph Shao - Ming，"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 : 1960 - 1970，1976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893 ]，1976），同時提供許多研究的資料。
　　劉紹銘是早期由香港到臺灣升學的僑生，在臺大外文系與白先勇等同班，參與《現代文學》（"Lecture of Modernism，1960 - 1973 "）雜志的創辦，到美國脩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後，進入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1893）教書，講授中國現代文學課程，一直對臺灣文學相當肯定（affirm）與維護（maintain）。
　　後來，又英譯一些評論和兩本臺灣小說。一本是《香火相傳：一九二六年以後的臺灣小說》（Joseph Lau Shiu - ming，"The Unbroken Chain : An Anthology of Taiwan Fiction Since 1926 "，伯明頓，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820 ]，1983），一本是《中國現代中短篇小說集》（Joseph Lau Shiu - ming， Hsia C. T. and Leo Lee Ou - fan [1939 - ]，"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 1919 - 1949，1981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893 ]，1981）。
　　許多年間，一直在海外堅持文學超越政治，也常應邀來臺參加各種文學會議，對事有褒有貶，誠懇關懷，是臺灣真正的朋友。

　　民國六十八年（1979），美國得克薩斯州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1883）在奧斯汀（Austin，State of Texas）舉行第一次以臺灣文學爲主題的研討會；翌年，論文集《臺灣小說》（Hsia Chih - Tsing，"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  Critical Perspectives.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80. "）由印第安納大學出版。
　　會議主題有「臺灣文學中的現代主義和浪漫主義」、「臺灣小說中寫實主義的兩個方向」、「臺灣鄉土文學展望」以及「臺灣文學中的苦難形象」，討論作家包括陳映真（Cheng Ching - wen，原名陳永善，1937）、黃春明、王禎和（Wang Timothy Tsen - ho，1940 - 1990）、張系國（Chang Hsi - kuo，1944）、白先勇、王文興（Wang Wen - hsing，1939）、七等生（Chi - teng Sheng，原名劉武雄，1939 - ）、陳若曦（Chen Jo - his，原名陳秀美，1938- ）等人的小說。
　　主持此次會議和論文集主編珍妮特•浮若特（Jeannette L. Faurot）在序中說：「六○到八○年代，臺灣産生了一些第一流的中文小說，由於經濟的繁榮，教育之普及，産生了一個相當大的中産階段（級）讀者群，鼓勵了各種意識形態的文學創作。作品內容和風格兼容並存。思鄉懷舊，現代派的技巧，鄉土派的寫實，由不同的角度呈現一個充滿活力的臺灣。」

　　對臺灣文學有進一步的肯定與闡釋，很可貴的是，白芝（Cyril Birch，1925 - ）教授的「臺灣小說的苦難意象」（"Images of Suffering in Taiwan Fiction "）；朱西甯的《鐵漿》（Chu His-ning，"Iron pulp，1961"，台北，文星書店，1963）中新舊交融時的劇烈痛苦；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Wang Timothy Tsen - ho，"The dowry a bullock carts，1967 "，臺北，洪範書店，1975）中看似愚鈍卻實深沈的貧苦；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Huang Chunming，"His Son’s Big Doll，1968 "，臺北，仙人掌出版社，1969）對命運的屈從和對妻兒的愛戀，表面上偶有喜劇的閃現，實際人生卻甚沈痛。
　　白芝在英美漢學界位尊望重，他編的中國文學選集多本，由早期到現代，皆是英美大學的教科書。
　　自一九五○年代後期起，有一些優秀的學生由臺灣到柏克萊加大（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868）進脩，在他門下讀書，由師生交往及閱讀中，他對臺灣的情況有相當認識與同情，認爲，這三篇所寫的苦難，讀後難忘，反映了臺灣的處境（plight）。

　　夏志清先生在致閉幕詞的時候，對臺灣文學有詳細的介紹及肯定。

　　這本會議論文集，大約是「臺灣文學」定名的開始。
　　我編英譯選集時，不僅臺灣的作家大多數認爲，我們是承襲（inherit）發揚（enhance）在大陸因政治而中斷了的「中國現代文學」。世界漢學界二十年間，也如此認定（firmly believe）。
　　正因爲我們是主流（mainstream）的延續（continue），因此可長（long）可久（long time）。

 

此岸彼岸，同文同種。
　　在高雄鼓山打狗英國領事館舊址平臺，極目遠眺，海天茫茫，不見彼岸。

　　

　　  3、兩岸文學初次相逢的沖擊  

　　舊金山教書結束時，我應邀參加紐約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NY ，1870）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1948 - ）主持的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會，第一次遇到來自大陸的中國作家，他們的代表大約三、四人，我知道的有北大教授樂黛雲（Le Dai - yun，1931 - ）和著名作家王蒙（Wang Meng，1934 - ）。

　　自英譯選集之後，我在世界各處開了許多大型的文學會議，在聖約翰大學這場真正的群英大會，我第一次看到政治的炎涼如何移轉到文學界的炎涼，也第一次看到了文革的厲害，進而促使我以宏觀角度省思「臺灣文學」的定位與定名。

　　那真是一場盛會啊……。
　　所有人都很興奮，所有的眼睛，所有的耳朵都充滿了好奇，專注於首次在西方世界現身的鐵幕作家身上。
　　中午喫飯，我被安排與他們同桌，大約是象征兩岸交流，而我看起來是最沒有戰鬥精神的人吧！
　　首次見到對岸的人，都不知道問題從何問起才好。
　　他們知我家鄉在東三省，說：「回祖國看看吧！」
　　大家隻好傻笑。
　　夏志清興致很高，他說：「你們到了美國，多看看吧！」

　　午餐後回到會場，正在聽大陸作家一篇文壇近況報告，突然會場門口一陣喧嘩，在一大群人推推拉拉制止不住的混亂中，奔進來一個高大漂亮的年輕中國人，他直朝大陸作家沖去，大聲喊叫：「你怎麽好意思代表那個暴政到此講話？」
　　接著，占據了講台，嘶吼喊叫控訴文革的殘酷。
　　主辦的師生好不容易把他拉到門外，他在門外還罵了一陣，才被勸走。
　　大家驚魂甫定才知道，這年輕人即是那時在西方世界暢銷，揭露大陸文革慘相《革命之子》（"Son of the Revolution，1983 "，蘭燈書屋 [ Random House ]分店 Vintage Books USA，1984 ）的作者——梁恒（Liang Heng，1954 - ）。
　　他與共同作者夏竹麗（Judith Shapiro，1953 - ）結婚，得到美國政治庇護，得以英文寫完並出版此書。
　　《革命之子》敘述文革的種種暴行，使西方世界看到大陸幾成人間地獄，那些紅衛兵之兇狠無人性，令讀者寒栗，血脈貫張。
　　我讀時悲憤地想：這是我唸唸不忘的祖國嗎？

　　趕走了鬧場的人，會場氣氛已變，最初單純的興奮與好奇被破壞了，早上各種立場的演講與所營造的表面平靜都不見了。
　　盡管講檯上照程序進行論文宣讀與講評，檯下的人多在悄聲討論剛才鬧場者的背景和他的控訴。
　　大家對表情尷尬的大陸代表的好奇心，就更複雜了。
　　當時，二次大戰後美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新一代的「漢學家」幾乎都在場，他們怎麽想？
　　而我，在離開大陸三十多年後第一次看到鐵幕後的真人真事，內心激蕩，好似看到一片曆史真相的實況，不是任何電影或文字所能呈現的真實，令人傷心。

　　會後，我在紐約停留數日。
　　一天晚上，我臺大的學生，《中國時報》記者林馨琴（Lin Qin - ching）邀約晚餐。在座六人，有兩位就是《革命之子》的作者。
　　飯後，受邀到他們的小公寓，談到深夜。
　　他由靜靜的敘述，轉爲激動。有些書中未載的情景，人對人無法言說的背叛與殘暴，令聽者豈止驚駭落淚而已。
　　是什麽樣的警醒力量，使這二十多歲的紅衛兵在那樣血腥的浪潮中，遊向人性的岸邊，對自己參與的暴行提出控訴？是什麽樣的政治魅力驅使數代的青年，從學潮到文革。相信隻有推翻和摧毀才能建立新中國？這些人的心，若非真變成麻木無情，必也是傷痕累累，如何得以平複回到正常的人生呢？當他們長大，統治中國，那將是怎樣的國家呢？

　　夏天的夜晚，走在紐約街頭，真不知人間何世！
　　我清晰地記起自己二十歲的時候，躺在武大女生宿舍閣樓的鬥室中，仰望滿天的星鬥，在三江彙流的水聲中，爲侯姐姐罵我沒有靈魂而流淚，隻因爲我不願隨她再去讀書會，讀那些俄國階級鬥爭的書，唱那些幼稚的「東方紅，東方出了個毛澤東……。」
　　我記得在樂山狹窄的街上，學潮隊伍中仇恨的口號和扭曲的面孔。
　　民國卅六年（1947），我若沒有來到臺大看到那兩屋子書而留下來，我的人生會是怎麽個樣子？

　　那些年在西方，同樣令人震撼的文革真相名著，還有西蒙•列斯（Simon Leys，本名皮埃爾•里克曼 [Pue Rickman]）《中國大陸的陰影》（"Chinese Shadows，1977 "，Penguin Books UK，1978）和白禮博（Richard Bernstein）《來自地心》（"From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 The Search for the Truth about China，1982 "，Nek York，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83）等。
　　大陸的「傷痕文學」（"Hurts Generations "）到臺灣出版，又是多年之後了。

 

在花蓮大理石工廠，這塊太魯閣大理石上，呈現一個「讀書人」的形象，令人咋舌。

　　

　　  4、兩岸三地文學再相逢  

　　自此之後，我與王蒙在國際性的會議又相遇五次，也曾有些議題之外的談話，雖然大陸文壇和土地一樣廣大，但王蒙在大陸文壇確實有相當地位和代表性。
　　他不僅有天生才華，還有一種沈得住氣的觀察力（clairvoyance）和應變智慧（the strain of wisdom）。所以，他才得以在翻天動地的年月，活下來吧！

　　我第二次遇見他，是民國七十四年（1985）在柏林（Berlin，Germany）。能與他談話，則是多年後在香港中文大學（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Hong Kong，1963）兩次同任「世界華文青年作家文學獎」（"The Global Youth Chinese Literary Award for the New Century，2000. "）小說組評審。
　　民國八十二年（1993）底，《聯合報》主辦，由王德威（David Der - wei Wang，1954 - ）、鄭樹森（William Tay，1948 - ）和我策畫的「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由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聯合報副刊及聯合文學雜志社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在臺北市舉行「1949 - 1993 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我們邀他來臺灣參加。
　　他帶來二十位大陸作家，首次在臺灣見面；國外請來六十多位。臺灣有一佰餘人，盛況空前。
　　會裡會外，真正有些誠懇的交談。
　　會議論文，由王德威和我主編。先出版《四十年來中國文學》（張寶琴 / 邵玉銘 / 瘂弦 著，臺北，聯合文學出版有限公司，1994），後譯成英文 "Chinses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A Modern Century: A Critical Survey "（Pang - Yuan Chi  /  David Der - Wei Wang，《四十年來中國文學》，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0 ）。全書十五篇論文，討論大陸、臺灣、香港和海外在二十世紀後半葉（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的文學趨向。
　　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曾於一九九九年出版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三版；再爭取這本論文集，就是希望牠與《中國現代小說史》同時印行，給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完整的評論。

　　王蒙在臺北邀請臺灣作家下次到大陸去開會。
　　民國八十四年（1995），中國作家協會（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Peking，1949）和《聯合報》文化基金會（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Daily News Group，Taiwan，1981）合辦，由我邀集了十四位臺灣作家前往山東威海（Weihai，Shandong）參加王蒙主持的「人與大自然」研討會（PRC Writer’s Union &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Daily News Group，"Man and Nature  "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Seminar，Weihai，Nov. 1995 ）。
　　那也是個空前的大聚會，臺灣與會者有劉克襄（Liu Ka - shiang，1957 -  ，臺灣生態寫作作家）、胡臺麗（Hu Tai - li，生辰不詳，臺灣人類學者）、王文進（Wang Wen - jin，生辰不詳，臺灣東華大學中文係教授）、李豐研（Li Feng - yan，生辰不詳，臺灣自然作家）、陳信元（Chen Xin - yuan，生辰不詳，臺中市業強出版社總編輯）、林明德（Lin Ming - de，生辰不詳，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中文係教授）、瓦曆斯•諾幹（Walis Nokan，原名吳俊傑，1961 - ，臺灣泰雅族作家）、金恒鑣（Jin Heng - Biao，1942 - ，臺灣森林學家）、楊南郡（Yang Nan - jun，1931 - ，臺灣登山家），都是臺灣書寫自然的作家。
　　他們寫的論文紮實，論述「人與自然」稱得上國際水平，我感到很驕傲。

　　大陸作家大約有五十多位，許多是我已讀過作品的。
　　在北京轉機去煙臺（Yantai，Shandong）的時候，王蒙介紹一些重要作家。
　　我看到相當欽佩的張賢亮（Zhang Xian - liang，1936 - ），禁不住像個臺灣歌迷似地說：「啊！你的《綠化樹》（"Green Trees，1984 "），好令我感動……」”
　　我記得，在旁幾位大陸作家略帶詫異的笑容。後來，才漸漸明白，兩岸作家對反映文革痛苦的作品，如對《綠化樹》的看法，並不相同。
　　即使是臺灣，人人知道的阿城《棋王樹王孩子王》（Ah Cheng，原名鐘阿城，1949 - ，"The King of Chess, The King of Trees, The King of Children，1984 "，臺北，新地文化藝術有限公司，1986 ），他們評估也不會如此之高。
　　凡事稍涉政治觀點，人與人之間，立刻保持相當距離。

　　會議開幕式和許多互相訪談的場合，我們誠懇地期許文學心靈的交流。
　　在沈痛地共同走過甲午戰爭紀念館（China Jiawu Anti - Japanese War Museum in Weihai，1985）的那一整天，我與張賢亮和另外幾位作家，曾經相當深入地談到中國人這一佰年的境遇。
　　小汽艇繞著一八九四年清朝龐大的海軍被小日本艦隊打得全軍覆沒的渤海灣，緩緩地開了一大圈。
　　海水平靜澄藍，天上的雲也舒展自在。
　　曆史上的國恥地——威海衛，如今改制爲威海市，當選爲全國最清潔都市。有許多新興計畫，一片「往前看」的繁榮。
　　連著幾天都是晴朗的明月夜，我們臺灣去的會友，每晚都沿著海邊散步。
　　步道離海隻有數尺，浪潮輕拍海岸，海水下還埋著一些佰年前的沈船和骨骸吧……。
　　海景美得令我歎息，恨不能把這月光打包帶回去！
　　這月亮，一佰年前清清楚楚地見證了臺灣的割讓。

　　佰年之後的渺小的我，站在渤海灣（Bohai Bay）的海邊，往北望，應是遼東半島（Liaodong Peninsula）的大連（Dalian，Liaoning）；若由此坐渡輪去，上岸搭火車，數小時後即可以到我的故鄉鐵嶺（Tieling，Liaoning）。
　　但是，我隻能在此癡立片刻，「悵望仟秋一灑淚」（"Sadly looking across a thousand autumns, one shower of tears. "）；明天一早我們要搭飛機，經香港「回」臺灣了。
　　結婚、生子、成家立業，五十年在臺灣，仍是個「外省」人，像那艘永遠回不了家的船（The Flying Dutchman，傳說中永遠無法返鄉的幽靈船），在海浪間望著回不去的土地。
　　在臺北，一九八○年代後期，新地、洪範、遠流等出版社，出版許多大陸作家作品，最早是阿城《棋王樹王孩子王》；然後，王安憶（Wang An - yi，1954 - ）、莫言（Mo Yan，原名管謨業，1955 - ）、余華（Yu Hua，1960 - ）、蘇童（Su Tong，原名童忠貴，1963 - ）、張賢亮等相繼出現。
　　這些作家也都來臺北參加大大小小的會議，雖然彼此認識一些可以交談的朋友。
　　但是，「他們」和「我們」內心都明白，路是不同的了。
　　誠如佛斯特《印度之旅》結尾所說：全忘記創傷，「還不是此時，也不是此地。」（"not now, not here. "）

 

「德先生」和「賽先生」，顯現在臺北中正紀念堂的廳堂上。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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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嘯聲

November 11, 2013, 2:4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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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用愛來調和。。。
 

　　「到柏林（Berlin，Germany）去……。」大約是我前世的憧憬。
　　我出生的時候，父親在柏林留學，在二月凍土的故鄉（the hometown of frozen soil），柏林是我年輕母親魂牽夢萦的天外夢境（Dream from Outer Space）。

　　　　　　　　　　　　　　　　　　　　　——齊邦媛：《巨流河》

 

 

　　　　如果不把真相毫不留情地揭露出來，那麽，就像在舞檯上一樣，真相就會隱 
 　　藏於理想主義的帷幕裡，正如他們隱藏在現實生活那樣。
 　　　　—— 【愛爾蘭】弗蘭克•赫里斯 著 黃嘉德 譯：《蕭伯納傳》

　　　　整個世界是一個舞檯，所有的男女僅僅是演員。
  　　　　—— 黃嘉德：《蕭伯納論莎士比亞》

　　一個人遊走於荒野中，難免孤寂。驀然聽得樹林深處那遠遠的風嘯鳥鳴，不由會循蹤而去。

　　中國現代著名學者、文學家、語言學家林語堂（Lin Yu - tang，1895 - 1976）先生於一九三三年在《讀「蕭伯納傳」偶識》中，寫道：「由草澤而逃入大荒中，大荒過後，是怎樣個山水景物，無從知道，但是好就在無人知道，就這樣走，走，走吧。」

　　而被譽爲「20 世紀的莫里哀」之英國劇作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1856 - 1950）之一生，儼如林語堂所言：「一個人徹悟的程度，恰等於他所受痛苦的深度。」

1933 年 2 月 17 日，大師相聚在上海（右起：蔡元培、蕭伯納、魯迅）。
時任「筆會」會長蔡元培與蕭伯納在宋慶齡寓所——「莫里哀」路 29 號宅院裡散步。

　　「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之林語堂，在《生活的藝術》一書裡，這樣寫道：「一個民族産生幾個大哲學家沒什麽希罕，但一個民族都能以哲理的眼光去觀察事物，那是難能可貴的。」

　　「文學的魅力不在於大江大海般的情緒宣泄而已，更在於所蘊積的豐富思辨想象能量，永遠伺機噴薄而出，令不同時空的讀者也蕩氣回腸；而文學批評者恰恰是最專志敏銳的讀者，觸動作品字裡行間的玄機，開拓出無限閱讀詮釋的可能。」（齊邦媛：《巨流河》）

　　作為「臺灣文學推手」之齊邦媛，半生顛沛，「二次大戰的那些法國人、德國人、捷克人等到戰爭後，終於回了老家。可我們回不去了。」去臺後，被「異鄉」所包容，對引介「西方文學」到臺灣；並將臺灣代表性文學作品「英譯」推介至西方世界，做出其重要貢獻。猶如齊邦媛所語：「有沒有故鄉怎麽樣，我至少還有靈魂。詩裡面就有靈魂。」

　　明朝文學家王嗣奭（1566 - 1648）在《杜臆》中，評說杜詩《無家別》，雲：「公往來東都，目擊成詩；若有神使之，遂下仟年之淚。」

　　大凡「家」「國」命運之回憶，寫來常為「悲」「苦」之愁結；抑或「微言大義」，容易落入宏大敘事中枯索之窠臼。而那半個多世紀來之「波瀾起伏」，在齊邦媛之筆下，顯得「跌宕」而終至「溫潤」。那世事之變遷、人情之冷暖，由齊邦媛如此娓娓道來，書中毫無「鄉愁」兩字之蹤跡，多見為「無家可回」之感傷；少卻了幾分「刀光劍影」之激蕩，卻憑增數縷「素淨淡雅」之暗香。正是這種深沈而不矯作、悲憫而不濫情、惆悵而不迷惘、內斂而不壓抑之筆調，使其之自傳《巨流河》，避免了爲「政治意識」與「時代話語」所架空；並在感情之表達上，達至「純真自然」之極高境界。如此書之，讓人讀之，不免「內牛滿面」矣。

在「自己的房間」中的齊邦媛，弦歌不輟，矢志不渝。

　　印度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1861 - 1941）說得好：「人類用愛來調和……」詩雲：「如果我坐在生命的岸邊默想著死亡和來世， / 又有誰來編寫他們的熱情的詩歌呢？」（泰戈爾：《園丁集》）

　　誠然，齊邦媛之一生，在閱讀英國「浪漫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1792 - 1822）、濟慈（John Keats，1795 - 1821）歲月裡成長。而這種閱讀體驗，在其少年、青年、中年、直至老年之不同階段中，又迸發出截然不同之情感。即使你從未接觸過英國「吟遊詩人」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 - 1850）的《瑪格麗特的悲苦》（"The Affliction of Margaret，1804 "），當你讀到書中「美學大師」朱光潛（1897 - 1986）在課堂上吟誦那詩文中最後兩行：「若有人爲我歎息，他是憐憫我，而不是我的悲苦。」）而潸然淚下之情景，如何能不動容乎？即使你不知曉英國詩人、評論家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 - 1834），當你聽聞齊邦媛用《沮喪：一首頌歌》（"Dejection: An Ode，1805 "）來表達對其「兒時的戀人」張大飛那沈重又難言之悲悼情感時，心中又何以不戚戚然焉？

　　佛曰：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愛別離，怨長久，求不得，放不下。

　　「我書中忘不了的人和事，幾乎全爲國奉獻一生，絕非失敗者。我用詩的真理（the poetic justice）寫他們，下筆時如此悲傷，卻也如此愉悅。」（劉芳：《齊邦媛：我用詩的真理寫他們》）

　　竊以為，詩文之妙處與力量，在於一種不確定之意唸下，去抒發一己情感之無限可能性。

　　生命、死亡、思唸，愛、親情交織成人生共同之主題，唯有詩人，方能以自我之素心慧眼去「目擊」、銘刻這些經驗，並使之成為回蕩仟佰年之聲音。

　　此所謂：

　　荒野嘯聲，向我靈魂去處！
　　巨流之河，傾我華夏之淚！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桌旁全扇的窗戶，外面是一座花樹環繞的真正的庭院！
　　……。那四個月間，我每天看著全街不同的花圃由含苞到盛放，從樹蔭中走進來走出去，憂患半生，從未有如此長時期的悠閑境界。
　　剛到那幾個周末，遠遠近近聽到禮拜堂（Church）的鍾聲。
　　收到海音（Lin Hai - yin，原名林含英，1918 - 2001）寄來「純文學」（" Pure Pen，Taibei，1968 - 1995 "）出版的書，寫信告訴她：「禮拜日，滿城鍾聲。」

　　　　　　　　　　　　　　　　　　——齊邦媛：《巨流河》

   

巨流河●

第十章

 

臺灣

、文學

、我們 

 

　　  5、柏林的苦兔兒（Kultur）  

　　「到柏林（Berlin，Germany）去……。」大約是我前世的憧憬。
　　我出生的時候，父親在柏林留學，在二月凍土的故鄉（the hometown of frozen soil），柏林是我年輕母親魂牽夢萦的天外夢境（Dream from Outer Space）。
　　民國七十四年（1985）整個春天，我在幾乎是新建的柏林不停地走著，常常在想六十年前母親的舊夢，好似在此複蘇。
　　那個沒有見過父親的，孱弱的嬰兒，如今到柏林來擔任客座教授（Guest Professor，德國人堅持和訪問教授 [Visiting professor ] 不同）。正式講授給學分的文學課程，印在厚重的課程表上：「臺灣文學」。

　　就在那半年前，我接到國科會人文組華嚴（Hua Yan，原名嚴停雲，1926 - ）主任的電話，說，西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at Berlin，Berlin，1948）要找一位教臺灣文學的教授。他們想推薦我去，問我，能不能去？
　　當時，我手裡拿著電話，怎麽說呢？
　　幾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這麽遙遠、轉折的邀請，隔了我父親雷雨多難的一生，我要到柏林去了。

　　我到柏林的時候，是四月初。全城的樹，都是枯枝。隻偶見一叢叢的淡黃色迎春花，接機的郭恒鈺（Guo Heng - yu，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哲學博士）帶我到大學單身宿舍，並且教我，如何從鄰近搭公交車去學校。
　　我住的街名是 Thielallee，讀作「梯拉里」，好聽極了，因此我從未迷路。
　　第二天早上，我須乘 U - Bahn（讀作「烏邦」）地下鐵路到係裡與學生見面。

　　原來的柏林大學（Hamboldt - Universitat zu Berlin，Berlin，1810）「淪陷」在東柏林（Ost - Berlin，Germany），被迫走蘇共的路線。三年後，大部份學生，還有教授出走，在西柏林（West - Berlin，Germany）集會，抉議成立一個學術自由的大學。
　　一九四八年初，在西柏林美軍占領區，在美國大力援助下，創建「柏林自由大學」。二○○八年，六十校慶，同時入選爲德國第九所「精英大學」（"German Universities Excellence Initiative "），有學生三萬一仟多人。

　　開設「臺灣文學」，爲該校正式課程的兩位關鍵人物：一位是那時的校長 Dr. Dieter Heckelmann（1937–2012，海克曼教授，1983 - 1991 年間擔任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校長）。他曾在一九七○年代兩度到臺大法律係任客座教授，帶著妻子兒女住在臺大宿舍兩年，對臺灣極友善。臺大許多傑出教授，如翁嶽生（1932 - ，1966 - 1972年間任臺大法律係教授）、戴東雄（1937 - ，1960 年起兼任臺大法律係教授）、廖義男（1941 - ，1973 年起兼任臺大法律係教授）、陳維昭（1939 - ，曾任臺大校長，臺大醫學院教授）、王澤鑒（1938 - ，1968 年起任臺大法律係教授）等，都曾前往擔任訪問教授。
　　我在柏林時，常是他的座上客；他也經常回臺灣來與老友歡聚，且經常抽空到臺北大屯山（Tatun Mountain，Taipei ）等地深入攀登。德國統一後，他曾出任柏林內政部長。
　　另一位是負責中國研究所的郭恒鈕教授，山東人，一九六○年離開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The University of Tokyo，1877）前往西柏林，在柏林自由大學進脩曆史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一九九○年初曾到臺大曆史系作訪問教授，講授德國史一年。

　　西柏林自由大學中國研究所座落在一幢名人的豪宅，上下五層，寬敞明亮，德國人佰年根基的建築。
　　我很勇敢地從「梯拉哩」宿舍的迎春花叢找到 U - Bahn （柏林地鐵，1902 年）的車站，到 Podbielskiallee（普德比列兹卡列）街四十二號，從外表樸實的門庭進去，才知道別有洞天。

　　郭教授用德文介紹我，他稱我爲「臺灣來的教授」（"Professors from Taiwan "），又一再她提到「苦兔兒」 （kultur，德文「文化」發音）。
　　「苦兔兒」這聲音，令我印象深刻。
　　記得，在孟志蓀老師課上背過漢樂府「古豔歌」（Yuefu Songs of the Han Dynasty "Ancient Love Songs "）:「煢煢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A lonely rabbit runs, walks when looks around, anxiety layer on layer. For clothes, new ones are better than old ones;  For a friend, the former is better. "）
　　想到臺灣，乃至中國的文化，這佰年來，不也相當淒淒惶惶嗎？

　　他們請我自我介紹及說明教學計劃。我原以爲，隻是與選脩自己課的二十位左右的學生見面認識而已，如今卻須對全係的一佰多人演講，內容和語氣當然不同。
　　我抉定，采取「大立足」點的講述法。我先陳述自己出生時，年輕的父親剛從柏林大學轉學到海德堡大學（Ruprecht - Karls - Universitt Heidelberg，Heidelberg，1386）讀哲學係，一心想了解曆史與人生，想如何用教育幫助中國富強向上。臺灣的處境舉世皆知，我們所代表的文化意義，在西柏林的自由大學應該是最能了解的。我今日來此，希望藉臺灣文學作品作心靈交流（the heart communication），深一層同情東、西德兩個分裂國家人民的生活態度和喜怒哀樂……。我教的臺灣大學學生和諸位一樣，是追求自由思考的學術青年，我希望能真正認識德國，你們也真正認識我們臺灣。
　　郭教授後來一再提起，說，我這一場訂交演說（become friends speech），得到學生的肯定，是個成功的開始。
　　我赴德國前，寄去三佰多本臺灣文學作品，全數捐贈自由大學中國文化係所。
　　他們的圖書館，做了一個印戳：「齊邦媛教授捐贈，1985」。

　　我上課的教材，以小說爲主，有賴和《一杆「秤仔」》（Lai He，1894 - 1943，原名賴癸河，"The Steelyard，1926 "，臺北，洪範書店，1996）、吳濁流《先生媽》（Wu Chuo - liu，原名吳建田，1900 - 1976，"Misshish，1944 "，苗栗，文獻書局，1958）和《亞細亞的孤兒》（Wu Chuo - liu，"Orphan of Asia，1945 "，高雄，黃河出版社，1959）、白先勇《臺北人》（Pai Hsienyung，1937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 -- Tales of Taipei Characters，1965 "，臺北，晨鍾出版社，1971）。在我主編的選集作品之外，還加上民國七十四年（1985）前已英譯的作品，包括袁瓊瓊《自己的天空》（Yuan Chiung - chiung，1950 -，"A Sky of One’s Own，1980 "，臺北，洪範書店，1981）、蕭颯《我兒漢生》（Hsiao Sa，原名簫慶餘，1953 - ，"My son, Han - sheng，1970 "，臺北，九歌出版社，1981）等。按照學校的要求，每周上課時，發一張授課大綱。我用英文上課，書名人名必須載明中譯名。係裡請講師車慧文協助，必要時譯出德文，討論時用德文、英文與中文作爲師生間進一步溝通。
　　車慧文，東北人，二十年前在臺灣就讀淡江文理學院（Tamkang College of Arts & Sciences，Taiwan，New Taipei Tanshui，1950）英文係，嫁給一位來臺在師大語言中心脩習中文的德國青年 Erik von Groeling（埃里克•馮•格魯林），隨夫回到科隆，但年輕的丈夫意外死於手術檯上，她輾轉來到柏林，靠撫恤金獨力撫育四歲和一歲的稚子。
　　這樣的生命曆程，使我同情感佩。
　　柏林期間，課內課外她也對我協助照顧，我們因而成爲好朋友。
　　她也是我在柏林的導遊，使我在那裡不致瞎撞，如識途老馬，帶我認識真正的柏林。

　　上課兩周之後，抉定找一所自己的住處，慧文帶我按照廣告到處看房子，那真正是認識一個城市的最好方法。
　　我唯一的希望是有一張書桌，窗外有個院子。我原以爲柏林是文化古都，當然家家都讀書，但令我驚訝的是，看過的六、七處出租屋子都沒有書桌，即將放棄時，來到一個樹蔭綿延的小街，在大花園似的巷裡一幢小樓，樓下前後兩大間和小櫥房、餐桌，走進裡面一間，第一眼看到一張大大的、真正的書桌！桌旁全扇的窗戶，外面是一座花樹環繞的真正的庭院！租金比別處加倍，但這就是我在柏林最闔理想的落腳之地了。
　　那四個月間，我每天看著全街不同的花圃由含苞到盛放，從樹蔭中走進來走出去，憂患半生，從未有如此長時期的悠閑境界。
　　剛到那幾個周末，遠遠近近聽到禮拜堂（Church）的鍾聲。
　　收到海音（Lin Hai - yin，原名林含英，1918 - 2001）寄來「純文學」（" Pure Pen，Taibei，1968 - 1995 "）出版的書，寫信告訴她：「禮拜日，滿城鍾聲。」
　　她以一貫的急驚風速度回信：「恨不得也到柏林來！」

　　五月八日，郭教授告訴我，柏林的學生都得去看一部記錄像片《柏林淪陷四十年》（"The Downfall of Berlin in Forty Years，1985 "  ）。
　　我到市中心庫當大街（德國首都柏林最繁華的商業大街，德文  "Kurfüǜrstendamm "，意謂「選帝侯」）我賴以衣食維生的 KaDeWe 百貨公司（歐洲大陸最大的百貨公司「卡迪威」"Kaufhaus des Westens，1907 " 德文的縮寫，意謂「西方的購物大廈」）門口，車站和街上充滿了各種遊行的隊伍，靜靜地舉著不同的標語，在保存炸毀面貌的大教堂四周，有些激昂慷慨的演說。
　　這部記錄片，真是令人意外的完整與清晰：從希特勒開始鼓動人心到開戰，戰爭重要場面及人民生活；而大部份是納粹末日，歐洲戰場潰敗。盟國空軍按城市地圖，有系統地轟炸柏林，而且事先預告，你們如仍不投降，明天炸毀哪幾條街。影片上，逐日照出地圖區域和轟炸前後實況，可謂彈如雨下。隻見，整排整排的街道，都在盟軍炸彈之下灰飛煙滅成爲瓦礫；原來這權力之都，佰分之六十以上是如此毀滅的。五月二日盟軍進城之日，幸存的佰姓躲進地下室，被搶先進占的俄國兵拖出來刺死、強暴，接著進城的英國軍車在路邊撿拾小孩，帶他們去喫飯，美軍在旁警戒……。
　　畫面清晰詳細，不忍看也得看。這是德國人自己攝制的記錄，留給後世子孫看的。

　　這天，我回到住所天已黑了，全樓未亮燈，原住樓上的房東太太氣喘病發，住在醫院。我一個人夜坐燈下，反複出現《柏林淪陷四十年》許多城毀人亡的場景，不免想起重慶在日機轟炸下的那些年，我們對死亡不得不采取賭命的無奈態度。
　　看了柏林被炸毀的區域地圖，才明白這美麗的新城，原是蓋在廢墟上的！這書桌、這床鋪下面，會不會原是上一代的埋骨之地呢？悚然而驚，連續數日，夜不成眠。

　　那一周的《時代》雜志以柏林投降四十周年爲主題，有一篇社論《空前的災禍》（"Here Is No Comparative Disaster ，1985 "），大意是，德國投降時，蘇俄坑殺降卒二十萬，埋在由漢堡（Hamburg，Germany）流往捷克（Czech）的易北河（Elbe River）沿岸；而日本（Japan，Asia）投降前，廣島（Hiroshima Japan）、長崎（Nagasaki Japan）毀於原子彈。兩國都認爲，自己災難最大。但是，遭受最大災難的，豈不是死了數佰萬的猶太人（Jewish）嗎？其實，災難是無法比較的，對每個受苦的人，他的災難都是最大的。

　　半世紀以來，猶太人的悲痛成書近仟，而中國人在八年抗戰中的悲痛幾乎無人詳記。
　　民國卅八年（1949）中共占據大陸後，那八年正面抗日的是國民黨，留在大陸僥幸末死的，都必得否定過去一切。那時，殉國的熱血軍民，在政權改變之後，都在「第二次死亡」時，被演沒遺忘了。
　　而我，在那場戰爭中長大成人，二十年來在國際文學交流之際熱切地宣揚「我們臺灣文學」，又何曾爲自己生身的故鄉和爲她而戰的人，寫過一篇血淚記錄？

　　從此，我和自由大學這班學生問答之間，就有了一層層沈重的涵義。
　　閱讀王禎和《小林來臺北》（Wang Chen - ho，1940 - 1990，"Hsiao Lin in Taipei，1973 "，臺北，遠景出版社，1975）時，他們認爲，你必須到柏林，才能感覺到德國近代史的深度。這吸引觀光客的圍牆（Berliner Mauer，1961 - 1989），隻是一道淺淺的象征罷了。
　　我提到，初聞柏林鍾聲的喜悅。有人說，戰後許多不同宗教教派，在不同的災難地點脩築教堂，不僅是追祭亡魂，也是希望有持久的贖罪（atonement），終得平安的祈求之地。你看……柏林的教堂特別多！從此，我聽到鍾聲，再無喜悅之感。
　　回到臺灣，連寒山寺（Hanshan Temple，Maple - Bridge, Suzhou，502）夜半到客船的鍾聲也沒有。小林到了臺北，又如何？

　　戰後柏林複蘇，在廢墟上重建大城市，遍植樹木，用欣欣向榮的生命覆蓋死亡。
　　英美占領的西德，實行真正的民主選舉，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她最大的願望，是恢複文化大國。所以，國際文化活動很多。
　　我到柏林不久，即見街頭挂出「地平線（Horizon）世界文學會議」的預告，也知道將有盛大的大陸作家團參加。開會前，我收到白先勇（Pai Hsienyung，1937 -，臺灣文化人）短簡。他與陳若曦（Chen Jo - his，原名陳秀美，1938 - ，臺灣作家）、鍾玲（Chung Odell Ling，1945 - ，華裔漢學家）、李歐梵（Leo Lee Ou - fan，1939 - ，國際知名文化研究學者）和鄭樹森（William Tay，1948 - ，香港學者、作家）受邀將代表臺灣和海外華文作家參加。他們到柏林後，郭教授與我和車慧文竭誠招待。但是，主辦單位雖在節目表上排出他們五人的發言及作品朗讀時間，會議大廳樹立的大型廣告牌上有大陸的作家，卻無臺灣五人，我們都很憤慨。雖然，自由大學先舉辦臺灣文學座談會。但是，形勢比人強。大陸十位作家受到的關注和接待，明顯熱烈。柏林和舊金山（San Francisco America）一樣，對這些早期由鐵幕來的作家，充滿好奇和趨炎附勢的姿態。

　　一九九○年代以後，歐洲的臺灣文學研究，漸漸被中國大陸的「苦兔兒」所取代了。

 

齊邦媛〈左〉與好友〈右起〉殷張蘭熙、林文月、林海音闔影，一九八三年，臺北。

　　

　　  6、譯介台灣文學的橋梁——中華民國筆會（The Chinese PEN ）  

　　我既是作學術交流的人，必須先站穩臺灣文學的立足點（footing foothold）。
　　自民國七十四年（1985）柏林經驗之後，我得以從美國以外的大框架歐洲，思索臺灣文學已有的格局和未來的發展。令我震撼至深的是，民國七十五年（1986）在德國漢堡舉行的筆會年會上，西德著名作家葛拉斯（Gunter Grass，1927 - ）對支持俄共威權的東德作家，咆哮責問：「文學良心何在？」（"Where’s Papa going with the ax ? "） 

　　民國八十一年（1992）在巴塞隆那（Barcelona Spain）的筆會年會，幾乎是該城向西班牙（Spain，Europe）爭取獨立的一個論壇（Bulletin Board System）。
　　我們收到的文件，一半是使用該城的加泰隆尼亞語（Catalan），以示他們古老語文的存在意義。而最強烈的啓發（enlighten），則是民國八十三年（1994），在捷克布拉格（Prague Czech）的筆會年會，主題是「國家、種族、宗教、社會的容忍與文學」（"National、Racial、Religious、Social Tolerance and Literature "），由捷克作家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1936 - 2011）主持。其中，有一場座談會題目是：「小語言與偉大文學（Small Languages, Great Literature），小語言寫作者的難題（The Problem of Small Language Writers）」。另一場是：「我們自知幾許？」（"How Much do We Know about Ourselves？ "）第一次看到，語言有大小之分；第一次聽到，蘇俄解體後，五十多位作家各自回到獨立的國家，不用俄語（Russian）陳述，而是重用小語言的母語創作，陷入另一種困境。 

　　我曾根據他們的話，寫了一篇《我的聲音隻有寒風聽見》。文中，並未明言我的憂慮。世界的漢學界已將注意（attention），轉移至中國大陸；臺灣重要的作家，多已停筆。本土化的聲浪，日益高漲。當年，大家用中文寫作的熱情不再。會不會有一天，我們也面臨小語言、小文學的處境（plight）？從此，我對臺灣文學的關懷，就不再隻是單純地鼓勵與評介，而是牠在未來的發展和定位。民國八十一年（1992），正式接任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The Chinese PEN Quarterly，1972 ）總編輯的工作。將近十年，得以深耕臺灣土地的文學創作，對這個大問題，有切身的領悟。 

　　這本英文季刊，自民國六十一年（1972）創辦以來，我一直是個實質的顧問。
　　主編選集後，我對臺灣文學的發展，以不遺漏的閱讀，保持真正的了解。因爲「臺大哲學係事件」（"NTU Philosophy Department Incident，Dec.1972 - June. 1975 "）而離開的趙天儀（Chao Tian - yi，筆名柳文哲，1935 - ，臺灣詩人，評論家）教授，被教育部安排到國立編譯館任人文組編審；以及接辦《現代文學》（"Modern Literature，Taiwan Taipei ，1960 "）的柯慶明（KO Ching - ming，筆名黑野，1946 - ，臺大中文係教授），都助我深入認識本土作家。當時，臺灣詩社，如雨後春筍，我一直是訂戶讀者。日後主編筆會英文季刊選稿來源，仍是維持公平的態度，尤其沒有「政治正確」的立場。 

　　在自由世界，文學作者原不必有「會」。寫作是個單打獨鬥的行業，文壇原本無「壇」，隻是有時文人相聚，也有可談之事。民國十年（1921）由英國（United Kingdom）和一些歐洲作家在倫敦（London，UK ）成立了國際筆會（The International PEN，London，1921），PEN 是 Poet（詩人），Essayist（散文家），Novclist（小說家）的縮寫。民國十三年（1924），中華民國筆會（The Chinese PEN ，Shanghai，1924）成立於上海，加入總會。發起人有林語堂（Lin Yu - tang，原名林和樂，1895 - 1976）、胡適（Hu Shi，原名胡洪，1891 - 1962）、徐志摩（Xu Zhi - mo，原名徐章垿，1897 - 1931）等人，第一任會長是蔡元培（Cai Yuan - pei，原名蔡振，1868 - 1940），開始做各種文化交流，作品互譯，作家互訪等拓荒工作。 

　　我自幼，逢書便讀；讀後，常有難忘之事。他們邀請印度（India，Asia）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1861 - 1941）訪華的事，啓發我多年的想象（magination）。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筆會會員國參加戰爭，立場對立，文學交流停止，直到民國卅五年（1946），在中立的瑞典（Sweden）重開。中華民國筆會民國四十二年（1953）在臺灣複會，第一、二屆的會長是張道藩（Chang Dao - fan，1897 - 1968）和羅家倫（Luo Jia - lun，1897 - 1969）。民國四十八年（1959）首次回歸國際總會，參加每年一度的年會。 

　　民國五十九年（1970）林語堂當選會長，在臺北召開第三屆亞洲作家大會，邀請川端康成（Kawabata Yasunari，1899 - 1972，日本作家）、張大千（Chang Dai - chien，1899 - 1983，中國藝術家）等及韓國、泰國、菲律賓等國重要作家前來。臺灣作家將近佰人，參加盛會。王藍（Wang Lan，筆名果之，1922 - 2003，臺灣作家，藝術家）、彭歌（Peng Ge，原名姚朋，1926 - ，臺灣作家，評論家）和殷張蘭熙（Nancy Chang Ing，原名張蘭熙，1920 - ，臺灣詩人，翻譯家）三人負責辦事，在剛剛落成的圓山飯店（The Grand Hotel，Taipei）將大會辦得有聲有色，大大地提高了臺灣的聲譽。
　　林語堂說，臺灣應該有一份發表作品的英文刊物，讓我們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搭一座橋。民國六十一年（1972）秋天，《中華民國筆會季刊》創刊號（First - Issue）出版。由母語是英文的殷張蘭熙擔任總編輯，王藍和彭歌是編輯顧問。從創刊到民國八十一年（1992），殷張蘭熙獨撐二十年，我繼編九年。彭鏡喜、張惠娟、高天恩和現任的梁欣榮，都是我臺大外文系的年輕同事，以拔刀相助之情，前來兼任總編輯；助理編輯兼秘書，隻有一人。前十五年是劉克端女士，近十五年是項人慧。發書時，增一工讀學生。大出版社，很難想像那種「孤寂」。三十六年來，春、夏、秋、冬四季運行，和大地運行一樣，《中華民國筆會季刊》至今發行一佰四十四期，從無一季脫期，是國際筆會最穩定最持久的刊物。在一佰多個會員國的文學界，臺灣是個有信譽的地方。 

　　殷張蘭熙，是最早作臺灣文學英譯的人。民國五十年（1961）美國新聞處資助 Heritage Press（文物出版社，臺北）出版英譯小說和新詩。殷張蘭熙就是《新聲》（Nancy Chang Ing edited & translated，"New Voices: stories and poems by young Chinese writers，1961 "，Taipei，Heritage Press，1961）一書的主編，選入者有白先勇、敻虹（Xuan Hong，原名胡梅子，1940 - ，臺灣詩人）、王文興（Wang Wen - xing，1939 - ，臺灣作家）、陳若曦、葉珊（Ye Shan，原名王靖獻，後改筆名爲楊牧，1940 - ，臺灣作家）等作品。因此，執編筆會季刊之前，殷張蘭熙已有數年孤軍奮戰（one man army）的經驗了。 

　　殷張蘭熙的名字，和季刊幾乎是不可分的。她選稿，翻譯每期的詩，尋找高水平譯者讀譯稿、校對、發排。創刊後三年，開始用臺灣藝術作品，作封面。刊內介紹，她又增加了另一個領域的挑戰。在這方面，協助最多的是王藍；我接編後，是林文月（Lin Wen - yueh，1933 - ，臺灣作家）、丁貞婉（Ting Chen - wann，1936 - ，臺灣作家）等好友。 

　　殷張蘭熙金發碧眼的美麗母親，民國六年（1917）嫁給中國同學張承槱先生（Chang Cheng - you，1884 - 1970，在辛亥革命期間曾參與籌備 1911 年 11 月 1 日的「上海起義」，來臺後曾任政府審計部審計長），由美國維吉尼亞州（Virginia American）到中國湖北（Hubei  China）縣城成家，生兒育女。十多年後，蘭熙長大，畢業於成都華西大學外文係（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Chengdu China，1910）。民國卅八年（1949），隨夫婿殷之浩（Yin Zhi - hao，1915 - 1994）先生來臺灣，創立大陸工程公司（Continental Engineering Corporation，Taipei，1945）。因爲出國開會，而冠夫姓；文壇好友，都隻稱 Nancy（蘭熙）。她愛文學，有時也寫詩。民國六十年（1971），曾出版 One Leaf Falls（落葉）詩集。 

　　民國六十一年（1972），我從臺中搬到臺北。恰巧，與蘭熙住在鄰巷。街頭蹓狗，又常遇到。各自主編筆會季刊和《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總有說不完的話題。最基本的話題，是值得譯介的書稿。英譯的人才，字字句句，斟酌譯文；整體的安排，呈現的效果，國際讀者的反應等等。好似長河流水，永不厭倦。 

　　蘭熙，是個開朗溫暖的人。忙碌中，熱情洋溢。每年在各地召開的年會前，催集論文，安排演講和討論議題，准備禮物，到會場結交天下士，握住那麽多伸出的友誼之手。
　　大陸的「中國筆會」（"Chinese Pen Centre，Beijing China，Apr. 1980 "），文革後參加總會，多次在會場排擠我們。蘭熙收起她自然溫婉的笑容，登檯發言憤慨迎擊，保衛自由民主的臺灣代表權。直到民國七十八年（1989）天安門事件後，他們不再出席年會。在今日政局情勢下，會籍立場仍會被提出。但是，蘭熙與當年代表所建立的國際友誼，以及我們的季刊三十多年穩定的出刊，豐富的專業形象，已讓中華民國筆會立於不易撼動的地位。中美斷交後，蘭熙受邀在美國十家地方電視臺上「談臺灣」（"Talk about Taiwan "）節目，侃侃而談，以條理的分析，清晰的言辭，呈現臺灣在文化、經濟、社會各方面的進步。英文的筆會季刊，更幫助增加了解。
　　那些年，在西方世界爲臺灣發聲的事，蘭熙做了很多；但是，在臺灣反而少有人知。
　　最可貴的是，這些奉獻和她主編筆會季刊二十年的投入，都受到丈夫殷之浩先生全心全力的支持。季刊收入，僅有外交部和新聞局所付國際贈送的那數佰冊書款；國內在誠品（Eslite Bookstore，Taipei ，1989）等地出售，則不及佰冊。主要的支出，如稿費、印刷、發行及人事費用，皆由殷先生資助。
　　筆會會址，原也設在大陸工程公司所在地。殷先生去世後，民國八十五年（1996）開始租屋在溫州街（Wenzhou Street，Taipei ）。即將面臨斷炊時，殷氏「浩然基金會」（Hao Ran Foundation，Taiwan Taipei，1978）開始資助，得以編印發行至今。

 

1924 年4 月 23 日，徐志摩、林徽因在北京日壇草坪陪同訪華的印度詩人泰戈爾（中）。
這三位詩人，並肩聯袂而形成的完美格局，如同老樹、鮮花與青藤，交相輝映。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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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韻若詩

November 21, 2013, 2:0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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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荷秋韻今猶在。 

　　民國八十九年（2000），我讀到柯慈（John Maxwell Coetzee，1940 - ，2003年度「諾獎」得主、南非白人作家、評論家）的新作《屈辱》（"Disgrace，2000 "），大爲此書創意所吸引，堅持地抽空讀一遍，我們可以好好討論一番。
　　擁有真正是比較文學的文友，實在難得！

　　　　　　　　　　　　　　　　　　　　　——齊邦媛：《巨流河》

 

 

　　秋風蕭瑟，殘荷聽雨，秋天有聲；
　　霜葉黃花，秋草碧水，秋天有色；
　　天高雲淡，北雁南飛，秋天有形。
　　此情此景，出自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郁達夫（Yu Da - fu，原名郁文，1896 - 1945，現代詩人）筆下之《故都的秋》（"Yu Da - fu，Autumn in Peiping，1934 "）。
　　秋色滿山，秋光無限，行行攝攝，努力地將秋之氣息，秋之色彩，秋之神韻，納入自己遊走之眼簾中，在腦海內去再現種種秋之美麗，秋之震撼。
　　秋韻若詩，秋色裡有寫不盡之詩。
　　「天生萬物，生存奧秘之美，在三、四十歲這樣年輕作者的筆下，充滿了詩意的關懷……。這樣的寫法，也許隻有現代臺灣才有。臺灣地少人多，文學對土地之愛，常充滿了感謝與珍惜。而這種溫柔的、悠閒的心情，隻有安居歲月才有。」（齊邦媛：《巨流河》）
　　一位「臺灣文學的守護天使」，歷時四年，以縝密通透之筆力，用手寫之形式，完成一部反映其一生顛簸之「生命史詩」。正如齊邦媛所說：「我寫此書，身體年齡固然是八十歲，精神卻依然清朗，回首今生，往事曆曆在目。」
　　誠然，出生於東北「巨流河」畔之齊邦媛，在那個時代，因戰亂而流轉離散，在一九四七年之秋天，漂泊到臺灣，「原隻是單純的觀光而已，那時還沒有『觀光』這名詞，也沒有觀光的能力和心情；交通不便，若不是逃難或求學，很少人願意離家太遠。」從而，成為「啞口海」之「外省人」，「無家可回」。在寶島執掌「杏壇」幾十年，教書育人，播種知識。
　　「巨流河」與「啞口海」在其自傳中一再重複出現，象征之意味十分顯著：「巨流河」乃其生命之激越，「啞口海」則為其生命之歸宿。
　　一旦人生進入「啞口海」，想必齊邦媛內心奔湧之仍為那奔騰不息「巨流河」。
　　「雨落下來，風卷起的聲音」。這是齊邦媛從恩師朱光潛（Zhu Guang - qian，筆名「孟實」、「盟石」，1897 - 1986，中國美學家）昔日教授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西風頌》（"Percy Bysshe Shelley，Ode to the West Wind，1819 "）時，從中第一次真正地所領悟之西方詩歌中那意象。齊邦媛在書中回憶道：「這個記憶，比讀許多秋天境界的詩，更爲生動、深刻。」其之一生，都把那院子裡之落葉和雪萊之《西風頌》中意象聯想在一起，「感唸他們啓發了生命的品味」。
　　秋來了，風起了，水皺了，路上那旅人稀亦少了。一絲絲細雨，帶著憂傷從雲端跌落下來，拖著疼痛之呻吟，零亂的摔落在湖中。站在斷橋上等候，隻見湖水布滿了憂傷之漣漪，柳絲輕輕地撫慰著魚水。斷橋上之雨兒，很小很小，而心裡之雨兒，傾盆如注。一旦心中之雨水積滿了胸腔，從眼角邊慢慢地溢出，洶湧到湖中，魚兒難免也會嚐到……
　　歲華搖落，芳意何成？！
　　席慕容曾說：蓮的心事，無人能懂。
　　難道世人們，真的不懂嗎？
　　有道是：
　　細雨無邊滌清秋
　　淚濕欄杆沾襟袖
　　殘荷秋韻今猶存
　　夢覺池蓮自在香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天生萬物，生存奧秘之美，在三、四十歲這樣年輕作者的筆下，充滿了詩意的關懷……。這樣的寫法，也許隻有現代臺灣才有。
　　臺灣地少人多，文學對土地之愛，常充滿了感謝與珍惜。而這種溫柔的、悠閒的心情，隻有安居歲月才有。
　　我認爲，近幾十年的山嶽、海洋、生態保育的作品，是現代臺灣文學的特色。

　　　　　　　　　　　　　　　　　　——齊邦媛：《巨流河》

巨流河●

第十章

 

臺灣

、文學

、我們 

 

　　  7、臺灣的「我們」  

　　出版期刊是個日月催迫的事，那二十多年間，蘭熙和我這顧問之間的熱線電話，從來沒有停過。
　　電話解決不了的時候，我們便須見面。譬如，書稿的編排，與新的譯者見面，分享好文章的發現，文字推敲的喜悅等。
　　民國六十七年（1978）底，林文月和我參加教授訪韓團期間，結成談心的朋友。回臺後，也常參加我和蘭熙的小聚。不久，林海音也常來。十餘年間，每月或隔月聚會，每聚都興高采烈地說，最近寫了什麽，譯了什麽，頗有各言爾志的舒坦和快樂。 

　　林文月和我在臺大同事，她在中文係，我在外文係，結成好友卻是由於書緣。
　　我最早讀她的《京都一年》（"Lin Wen - Yueh，Jingdu 1 nian，1970 "，純文學出版社，臺北，1971），印象很深。認爲，那才是一個讀書女子該寫的遊記。
　　有一天下午，我在文學院十六教室上課，迴廊上有一位女老師穿著一雙黑色的半統靴子走過。後來，學生告訴我，她就是《京都一年》的作者——林文月老師。
　　創立比較文學學會（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pei ，1973）的時候，她和鄭騫（Cheng Qian，1906 - 1991，中國文學研究者，臺大中文係教授）、葉慶炳（Ye Qing - bing，筆名「青木」，1927 - 1993，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臺大中文係教授）先生是中文係的發起人。
　　初期，開理事會，她和我常常坐在一起；出去開會，也因爲隻有我們兩位女士，都安排在一間客房。
　　到韓國（Korea，Asia）訪問第一天，車行出漢城（Seoul，Korea）郊外，旅館旁有農家，大白菜和蘿蔔堆在牆旁，待做漬菜，令我想起童年在東北家鄉看著長工運白菜入窖，准備過冬。晚上，與文月談起我們的母親，雖已倦極，竟談至夜深仍感歎不已。教授訪韓團之後，我們又同去日本。十餘天中，兩個人休戚與共，有許多的感想與看法可談。 

　　民國六十一年（1972）起，她沈潛六年，精譯的日本經典之作《源氏物語》（"Lin Wen - Yueh，The Tale of Genji of  Lady Murasaki，1973 - 1978 "，中外文學月刊社，臺北，1974 - 1978）由「中外文學」（"Chung - Wai Literary Monthly "，Taipei ，June. 1972）以五冊形式初版，應是中文首次完整的學術譯本，令我甚爲佩服。
　　文人好談不朽，這才是不朽的功業。
　　在我們聚會的四人中，文月很少有激昂慷慨的樣子，常常是那個「你愛談天，我愛笑」的笑者。發表意見，也是語調沈穩，不著急的樣子。也許是，因爲她比我年輕十歲吧！
　　《源氏物語》之後，她接續譯成《伊勢物語》（"Lin Wen - yueh，The Ise Monogatari of the Recluse，1995 - 1996  "，洪範書店，臺北，1997 ）、《枕草子》（"Lin Wen - yueh，The Pillow Book of  Sei Shonagon，1986 - 1988 "，中外文學月刊社，臺北，1989）。
　　就在我們四人一次餐聚時，海音說，要幫她出版新譯的《和泉式部日記》（"Lin Wen - yueh，The Diary of Izumi Shikibu of  Izumi Shikibu，1992 "，純文學出版社，臺北，1993）。
　　下個月再聚時，初校本已印出來了，海音問她，可否在一星期內初校完成。
　　我在旁說：「大概三天就會校好。」
　　果然，這本雅致的書，加上郭豫倫（「五月畫會」創始畫家，1957 年與 25 歲林文月成婚，因肺癌 2001 年在美國加州病逝）先生的封面設計。
　　不到兩個月，純文學出版社（1968 - 1995）最後的紀唸本，已經問世了。 

　　不久蘭熙病了，失去記憶。
　　在文月隨夫移居美國之前，我們經常在兩家之間，和平東路與新生南路口，一家名爲「法哥里昂」（"VOGUE LION "）的咖啡店小聚。除了說不完的話，她還幫我做筆會季刊的封面等等。
　　我們常坐的桌子，在大玻璃窗前。人們走來走去，互相看著，倒都是一閃即過罷了。
　　有一天，窗外一個人站著往裡看。然後，走進店來，是主編《中央日報》（"Central Daily News，上海，1928 "）副刊（「中央副刊」、「魚川讀詩」）的詩人梅新（Mei Xin，1937 - 1997，本名「章益新」，筆名「魚川」，臺灣詩人）。
　　他走到我們桌前，說：「我們常常在想，你們兩個人都說些什麽呢？」
　　那天，正好我們正忙著季刊一佰期紀唸號的封面。文月正幫我剪許多桂樹的葉子，貼成一個桂冠花環，中間嵌上刊名，"Chinese PEN 100 "（「中華民國筆會佰期」）。
　　不久，梅新病逝。我們覺得，那天，好似來作告別。

　　文月至今出版散文和隨筆已有二十多本，舉凡閱讀、交談、生活、旅行或訪舊懷人，無不委婉真摯。
　　民國八十八年（1999）出版《飲膳劄記》（"Lin Wen - yueh，Dietary Notes，1999 "，臺北，洪範書店，1999），從一些宴客菜單追憶家人、師友相聚情景。
　　此書興起臺灣「飲膳文學」之風，大約也記錄了國富民安後的生活趣味。
　　其實，她的虞意是，在記錄人生每場聚會後，分散的惆悵吧。 

　　文月離開臺北後，海音也臥病，客廳燈也熄了。 

　　我從臺中搬到臺北後，最早受邀到同街巷的琦君（Qi Jun，原名「潘希珍」，又名「潘希真」，1917 - 2006，臺灣作家）和李唐基（Li Tang - ji，1921- ，臺灣文化人，「琦君」的夫君）先生家。
　　餐後，梁實秋（Liang Shih - chiu，原名「梁治華」，1903 - 1987，中國著名散文家、學者、文學批評家、翻譯家）先生簽贈他悼亡妻的《槐園夢憶》（"Liang Shih - chiu，The Dream Recalled Wearily Park，1974 "，臺北，遠東圖書出版公司，1974 ）。
　　很多人頗爲他傷心，那是我對臺灣文壇的第一個記憶。
　　那些年，海音和何凡（Xia Cheng - ying，原名「夏承楹」，1910 - 2002，臺灣文化人，林海音的夫君）的客廳，經常高朋滿座。
　　隱地（Yin Di，原名柯青華，1937 - ，臺灣作家、文化人）稱之爲，「臺灣一半的文壇」，有《國語日報》（"Mandarin Daily News，1948 "，「國語日報」社，臺北，Oct. 25，1948）、《聯合報》和《純文學》月刊和出版社的朋友。
　　在這裡，也遇到幾位早期的女作家。其中，我最想多了解的是孟瑤（Meng Yao，原名「楊宗珍」，1919 - 2000，臺灣作家、學者）和我始終最佩服的潘人木（Pan Ren - mu，原名「潘佛彬」，1919 - 2005，臺灣作家）。 

　　孟瑤自以《心園》（"Meng Yao，Heart Park，1952 "，臺北，暢流出版社，1953）成名以後，二十年間有四十多本小說問世。書店都以顯著地位擺著她的新書，如《浮雲白日》（"Meng Yao，Cloud Day，1962 "，皇冠出版社，臺北，1962）、《這一代》（"Meng Yao，This Generation，1969 "，皇冠出版社，臺北，1962）、《磨劍》（"Meng Yao，Grinding sword，1969 "，皇冠出版社，臺北，1962）等，相當受讀者歡迎。 

　　民國七十三年（1984），我寫了一篇《江河彙集成海的六○年代小說》（「齊邦媛：江河匯集成海的六十年代小說」，《文訊》13 期，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臺北，1984 年 8 月）分析：「這些篇小說的題材都來自現實人生，記錄了那個時代的一些生老聚散的人生悲喜劇。
　　孟瑤擅寫對話，在流暢的對話中，可以看出那個時代一些代表人物對世事變遷的態度。她小說中的角色塑造以女子見長，多是一種獨立性格的人，在種種故事的發展中保有靜靜的剛強。」也許，是她寫得太多了，大多是講了故事，無暇深入，心思意唸散漫各書，缺少凝聚的力量，難於産生震撼人心之作。
　　多年來我仍希望，在今日多所臺灣文學係所中會有研究生以孟瑤爲題，梳理她的作品，找出一九五○至七○年間一幅幅臺灣社會的人生現象，可能是有價值的。
　　因爲，她是以知識分子積極肯定的態度寫作，應有時代的代表性。 

　　潘人木和孟瑤，幾乎是同時在抗戰時期畢業於沙坪壩國立中央大學（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Shapingba，1928）。前者是外文係，後者曆史係。
　　潘人木惜墨如金，《蓮漪表妹》（"Pan Ren - mu，Lian - qi Cousin，1951 "，文藝創作出版社，臺北，1952；1985 年改寫後由臺北純文學出版社重新發行，2001 年改由臺北爾雅出版社印行）一出版，即得《文藝創作》月刊社征文的二獎。
　　雖是「反共小說」，卻以真正的沈痛，寫抗戰時期青年的憤怒和熱狂。
　　政治的巨浪在一個女孩人生舉步之際卷走了她，淹沒了她的青春，失身、失學、遠走延安，再歸來已家破人亡。
　　過了三十年再寫《馬蘭的故事》（"Pan Ren - mu，Malan’s story，1952 "，純文學出版社，臺北，1953；1987 年改寫後，書名由《馬蘭自傳》改爲《馬蘭的故事》由臺被純文學出版社重新發行），以精煉的文字寫鄉土風光。人物內心的反響，占全書三份之一的篇幅。故事雖不濃烈，全書卻是藝術之作。 

　　她後來繼唯一的短篇小說集《哀樂小天地》（"Pan Ren - mu，Ai Le Xiao Tian Di，1953 - 1967 "，純文學出版社，臺北，1981）之後，十年間隻創作一、二篇短篇小說。但是，民國七十五年（1986）的《有情襪》（"Pan Ren - mu，Affectionate Socks，1985 "，被中華筆會「冬季號」选入 "The Chinese PEN ，Bamboo Shoots After The Rain「雨後的竹筍」，1990  "，Feminist Press「女性主義出版社」，臺北，1990）以及民國九十五年（2006）逝世前兩個月創作的《一關難渡》（"Pan Ren - mu，One Off difficult crossing，2005 " ），堪稱藝術精品。 

　　我從臺中「進城」到臺北之前，反共小說的政治高潮已過。但是，我仍趕上尾聲。
　　對於張愛玲《秧歌》（Eileen Chang，原名「張煐」，1920 - 1995，中國現代作家，"The Rice Sprout Song，1953 "，今日世界出版社，香港，1954）、陳紀瀅《茨村傳》（Chen Chi-ying，1908 - 1997，臺灣作家，"Chen Chi-ying，Dieun zhuan，1950 "，重光文藝出版社，1951）和姜貴《旋風》（Chiang Kuei，原名「王林渡」，又名「王意堅」，1908 - 1980，臺灣作家，"Chiang Kuei，The Whirlwind，1952 "，明華書局，臺北，1959），有及時的認識（knowledge）。
　　其實，對於他們的時代記憶猶新的人仍多，我自己也從那天地中出來。所以，能虔心誠意地寫我那篇《仟年之淚》（"Chi Bang - yuan，Tear of the millennium: Essay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Novels，1990 "，爾雅出版社，臺北，1990）和《時代的聲音》（"Chi Bang - yuan，The Fog is Clearing Up: Fifty Years of Taiwan Literature，1998 "，九歌出版社，臺北，1998 ）。
　　姜貴來臺灣時，已五十歲。經商失敗，妻子久病去世，生活困頓，在真正的家破人亡的創痛中以大敘述之筆，錯綜複雜地描寫從「五四」時期到抗戰初期，一個山東大家族在共産黨竄起之際的興衰。他的《旋風》和《重陽》（"Chiang Kuei，Chong Yang，1960 "，臺湾作品出版社，臺北，1961），必能傳世。近半世紀後，此書由九歌出版社重印。
　　我曾寫《旋風中的繡花鞋》（"Chi Bang - yuan，「The Whirlwind」In Embroidered Shoes，1999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臺北，1999.12.5），詳述我對傳統中女子的處境，最強烈的反思。可是，曆史上的斑斑血迹，已非今日女性主義者的課題。後來，也無暇再作進一步研究。
　　王鼎鈞（Wang Ding - jun，1925 - ，筆名「方以直」，臺灣作家）的小說《碎琉璃》（"Wang Ding - jun，The Broken Glass，1978 "，九歌出版社，臺灣，1978）和散文集《左心房漩渦》("Wang Ding - jun，Whirls on Left Atrium，1988 "，爾雅出版社，臺北，1988 )，是我這一代最精美深刻的文學懷鄉作品。
　　他的回憶錄四部曲：《昨天的雲》（"Wang Ding - jun，Zuo Tian De Yun，2005 "，爾雅出版社，臺北，2005）、《怒目少年》（"Wang Ding - jun，Nu Mu Shao Nian，2005 "，爾雅出版社，臺北，2005）、《關山奪路》（"Wang Ding - jun，Guan Shan Duo Lu，2005 "，爾雅出版社，臺北，2005），和民國九十八年（2009）三月剛出版的《文學江湖》（"Wang Ding - jun，Wen Xue Jiang Hu，2009 "，爾雅出版社，臺北，2009），真是文人一生夢寐思唸得以完成的磅礴力作，也隻有王鼎鈞的才華和堅強性格才能完成。
　　和記述民國卅八年（1949）前後苦難的早期出版的王藍（Wang Lan，筆名「果之」，1922–2003，臺灣作家、畫家）的《藍與黑》（"Wang Lan，Blue and Black，1958 "，紅藍出版社，臺北，1958）、趙滋蕃（Chao Zhi- fan，筆名「文壽」，1924 - ，臺灣作家）的《半下流社會》（"Chao Zhi- fan，Half Way Down，1954 "，亞洲出版社，香港，1954）、彭歌（Peng Ge，原名「姚朋」，1926 - ，臺灣作家，評論家）的《黑色的淚》（"Peng Ge，The Black Stars，1989 "，中央日報社，臺北，1989）、紀剛（JI Gang，原名「趙岳山」，1920 - ，臺灣作家）的《滾滾遼河》（"JI Gang，Gun Gun Liao He，1969 "，純文學出版社，臺北，1970），都是傳世之作。 

　　自從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之後，不僅持續讀所有的創作新書，我也經常擔任《聯合報》、《中國時報》、吳三連等文學獎評審，一直是個認真讀作品的評審。
　　筆會季刊，有一個很大的初選來源，使是隱地主持的爾雅出版社年度小說選（1968 - 1998）。三十一年間，每年的編選，可說是臺灣文學點將錄。
　　所以，仍如當年初編選集時一樣心胸——「放眼天下」。 

　　隱地是臺灣文壇一個令我尊重的出版家，後來也成爲好友。
　　他由文藝青年起家，二十多歲主編《書評書目》月刊（二戰後臺灣最早的書評刊物，由隐地、鑑静惠等主持編務，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發行，1972 年 9 月 - 1981 年 9 月九年間，從創刊至停刊，整整佰期，對一九七○年代文學史料的保存，有相當重要的貢獻），評論水平高，對臺灣文學發展有相當影響。憑借一顆愛文學的赤誠之心創辦爾雅出版社，三十三年來，每年固定出二十本書，不受時勢影響。出版的六佰六十本書，清一色是文學創作，詩集、詩評、詩話竟達一佰本。
　　隱地《漲潮日》（"Yin Di，Zhang Chao Ri，2000 "，爾雅出版社，臺北，2000）寫父親由上海來臺的種種坎坷和自己童年在臺北的困窘，真切坦率。雖是悼念初期流亡族群的遭遇，全書卻充滿了積極進取的生命力。 

　　相對於大出版公司，如聯經（Linking，1974）、時報文化（China Times，1975）、天下文化（Commonwealth，1982）、遠流（Yuan - Liou，1975）等，與爾雅（Erya，1975）並稱爲「五小」的洪範（Hong - Fan，1976）、純文學（Pure Literature，1968 - 1995）、大地（Da - Di，1972）、九歌（Chiu - Ko，1978）出版社，是當年文壇佳話，都是由作家創辦經營，專印行高格調文學作品的出版社。對臺灣文學的推動，有不朽的貢獻。
　　他們之間的和諧，見證了一個「文人相重」的良性發展時代。 

　　臺灣文學以中文寫作，以沈光文結東吟詩社爲始（1865 年），可溯者已長達三佰餘年。中間雖經日本占據五十年，努力推行日語，臺灣人以日語創作之文學流傳至今，且得到中譯與多方面的研討者，賴和（Lai He，原名「賴河」，1894 - 1943，臺灣「文學之父」）、吳濁流（Wu Zhuo - liu，原名「吳建田」，1900 - 1976，臺灣「鐵血詩人」）、龍瑛宗（Long Ying - zong，原名「劉榮宗」，筆名曾有「彭智遠」、「劉春桃」等，1911 - 1999，臺灣「知性探求者」）、楊逵（Yang Kui，原名「楊貴」，筆名有「伊東亮」、「公羊」、「SP」、「狂人」等，1905 - 1985，臺灣「壓不扁的玫瑰」）、呂赫若（Lv He - ruo，原名「呂石堆」，1914 - 1951，臺灣「前輩」作家）等，都已獲得尊榮定位。
　　而民國卅八年（1949）後來臺的作家，六十年來，寫盡了漂流與鄉愁，對父祖之鄉，骸骨的留戀，終也被歲月淹沒。但是他們的作品已融入臺灣土地，戰後生長的孩子，大約都未分省籍地「讀他們的書長大的」（"Reading such books as they grow up "）！
　　在報紙副刊，文藝雜志，社團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慶祝會上，鍾肇政（Zhong Zhao - zheng，1925 - ，臺灣作家、譯者）、葉石濤（Ye Shi - tao，1925 - 2008，臺灣作家）、紀弦（Ji Xian，原名「路逾」，曾用筆名「路易斯」、「青空律」等，1913 - 2013，臺灣詩人）、林亨泰（Lin Heng - tai，笔名「亨人」、「桓太」，1924 - ，臺灣詩人、評論家）、余光中（ Yu Guang - zhong，1928 - ，臺灣詩人、評論家）、周夢蝶（Zhou Meng - die，原名「周起述」，1920 - ，臺灣詩人）、洛夫（Luo Fu，原名「莫洛夫」，他名「野叟」，1928 - ，臺灣詩人）、瘂弦（Ya Xian，原名「王慶麟」，1932 - ，臺灣詩人）、楊牧（Yang Mo，原名「王靖獻」，曾於筆名「葉柵」，1940 - ，臺灣詩人、作家）、吳晟（Wu Sheng，原名「吳勝雄」，1944 - ，臺灣詩人、作家）、琦君（Qi Jun，原名「潘希珍」，又名「潘希真」，1916 - 2006，臺灣作家）、林海音（Lin Hai - yin，原名「林含英」，1918 - 2001，臺灣作家）、黃春明（Hang Chun - ming，1935 - ，臺灣作家）、白先勇（Bai Xian - yong，1937 - ，臺灣作家）、李喬（Li Qiao，原名「李能棋」，曾用筆名「壹闡堤」，1934 - ，臺灣作家）、鄭清文（Cheng Qing - wen，1932 - ，臺灣作家）、張曉風（Zhang Xiao - feng，筆名有「曉風」、「桑科」、「可叵」，1941 - ，臺灣作家）、和席慕蓉（Xi Mu - rong，曾用筆名「穆倫」，1943 - ，臺灣畫家、詩人、作家）……並肩而坐，笑語盈盈；被政治選舉語言撕裂的讀書人，怎能否認，這群老中青作家灌溉培植了臺灣文學的土地，使牠豐美厚實，令世人刮目相待。
　　在文學面前，沒有「他們」，「你們」，隻有「我們」啊！。

 

臺灣作家林文月筆下的「國學大師」——臺靜農像。

　　

　　  8、接任筆會主編  

　　民國八十一年（1992）五月初的一天早晨，蘭熙家人打電話給我，問我能不能立刻去她家一趟？
　　我到她家書房，看到她雙手環抱打字機，頭俯在打字機上哭泣。
　　她擡頭對我說：「邦媛！我翻不出這首詩，季刊下一期要用，我怎麽辦？」
　　那是白靈（Bai Ling，原名「莊祖煌」，曾用筆名「靜生」、「白靈生」，1951 - ）的短詩《風筝》（"Bai Ling，Bai Ling•Shi Ji Shi Xuan•Feng - zheng，1987 "，爾雅出版社，臺北，2000）。
　　過去整整二十年間，季刊大約英譯二佰多首臺灣新詩，幾乎一半是她快快樂樂地譯作；如今，蘭熙出現失憶現象（phenomenon of amnesia）。
　　當時，無可奈何，以承受好友陣前托孤的心情，我接下筆會英文季刊的編務。 

　　以前，隻知道蘭熙經常用殷之浩先生支票付款。
　　我接編後，殷先生病中，尚主動送五十萬元至季刊，宣揚文學成就。
　　政治和文化政治刊物，有新聞局、外交部每期買數佰本贈送友邦。箋箋書款，便是我們全部的收入。
　　文建會有一位頗爲「同情」的專員私下指點我們，可以「文化遺産專欄」計畫前往申請補助。所以，我請曾上過我臺大「高級英文」班的藝術史組的學生顔娟英（Chuan - ying Yen，臺灣學者、美國哈佛大學藝術史博士）和陳芳妹（Fang - Mei Chen，臺灣學者、英國倫敦大學美術考古研究所博士），輪流爲季刊每期寫一篇英文論文。
　　顔娟英在哈佛得學位，回國任中研院史語所（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Taipei，1954）研究員（1986 - 1995），由「唐代佛教之美」寫起；陳芳妹在倫敦大學得學位，回國任故宮博物院（National Palace Museum，Taipei，1965）研究員（1974 - 2000），由「家國垂器——商周貴族的青銅藝術」開端，一直寫了十年，助季刊得到文建會補助印刷費。 

　　最艱困時。好友文月代爲申請得到她的父親「林伯奏先生基金會」（Lin Bo Zou Culture Foundation，Taipei，1900）補助部份稿費等。
　　有兩次，助理月薪發不出來。隱地私人捐助，度過難關。
　　筆會有一個堂皇的理事會，定期開會而已。對於我實際的困境，隻說「能者多勞吧！」聚餐結束，各自回到舒適的本職。
　　我滿七十歲的時候，實在身心俱疲，請理事會務必找人接替；他們嘻嘻哈哈地說：「你做得很好呀，人生七十才開始啊。」說完了，又散會了。 

　　我在筆會季刊快樂地建立了一支穩健的英譯者團隊，我們稱爲 "the team "（「團隊」）。
　　最早的一位是康士林（Nicholas Koss，1943 - ，美國著名比較文學學者），他在民國七十年（1981）初到輔仁大學（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Taipei，1913）英文係（1981 - 2009）任教時，遠在臺大兼課的談德義（Pierre E. Demers，1911 - 2002，美國哈佛大學英國文學博士）介紹給蘭熙和我。
　　康教授是天主教聖本（St. Benedict）篤會的脩士，印第安納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專脩比較小說、西方文學中的中國、宗教與文學、華裔美籍作家作品研究、中英翻譯小說。
　　我接任主編後，他是我最可靠的譯者與定稿潤飾者。
　　我所寫的每期編者的話（Editor’s Note），都請他過目。
　　日後，我經手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編譯的書裡書外，他也都是我第一位讀者（英文，"reader "，亦有「校閱」之意）。
　　近二十多年間，我們小至字斟句酌談譯文，大至讀書、生活，一見面就談不完。
　　他知道，我多年來以珍•奧斯汀《傲慢與偏見》（"Jane Austen，1775 - 1817，Jane Austen，Pride and Prejudice，1940 "）作床頭書，身心得以舒適。
　　每到英美旅行、開會，常給我帶回各種版本、錄音、錄像帶。
　　民國八十九年（2000），我讀到柯慈（John Maxwell Coetzee，1940 - ，2003年度「諾獎」得主、南非白人作家、評論家）的新作《屈辱》（"John Maxwell Coetzee，Disgrace，2000 "），大爲此書創意所吸引，堅持地抽空讀一遍，我們可以好好討論一番。
　　擁有真正是比較文學的文友，實在難得！

　　因爲，他在宗教的獻身精神，對人有由衷的同情。
　　蘭熙初病之時，有一次，我們數人在約好的餐廳久候她不至。他沿著逸仙路那條巷子，挨家找去。果然，在另一家餐廳找到她。

　　我搬至「最後的書房」（即位於臺灣桃園龜山鄉高速公路旁的 Chang Gung Health And Culture Village「長庚養生文化村，桃園，1990」）後，他經常由新莊到桃園來看望，邀同行友人如李達三（John J. Deeney，1931 - ，美國 Fordham University「福特漢姆大學，1841」英國文學博士）、高天恩（Tien - En Kao，美國 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學，1885」文學博士，臺大外文係教授）等來談談中外文壇近況。
　　回想當年樂事，中英並用，令我重溫當年一筆在手，推敲兩種文字之間的房門，頓忘山中歲月之隔絕。

　　一九九○年代初期，加入我們隊伍的鮑端磊（Daniel J. Bauer，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天主教神父），也是輔大英文係教授（1976 - ）。他多年來且在臺灣最老的英文報《中國郵報》（"The China Post，Taiwan Taipei，1952 "）寫專欄，最愛詩意強的作爲，至今仍是我們最好的夥伴。 

　　輔仁大學另一位加人我英譯團隊的，是歐陽瑋（Edward Vargo，天主教神父）。他擔任輔仁外語學院院長（1984 - 1990）時，與康教授熱忱推動的翻譯研究所，一度遭教育部擱置。
　　蘭熙與我，曾到高等教育司陳情，力言翻譯人才學術培育之重要，終得通過。

　　該所第一、二兩屆的畢業生，皆極優秀。如吳敏嘉（Michelle Min - chia Wu，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口譯暨筆譯碩士）、湯麗明（Tang Li - ming，臺大外文系，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畢業。爲一資深翻譯工作者，譯注甚豐）、鄭永康（Cheng Yong - kan，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口筆譯博士）、杜南馨（Du Nancy，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臺灣資深口譯員和 AIIC 會員，於臺大教授翻譯及口譯）皆爲筆會季刊英譯散文、小說與藝術家評介逾十餘年，我們看到了培育的花果，滿是欣慰。
　　其中，吳敏嘉是我臺大的學生，英譯蕭麗紅《仟江有水仟江月》（Hsiao Li - hung，1950 - ，"Hsiao Li - hung，A Thousand Moons on a Thousand Rivers，聨經出版社，臺北，1981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Feb. 2000），杜南馨英譯平路《行道天涯》（Ping Lu，1953 -，"Ping Lu，Love and Revolution: A Novel About Song Qingling and Sun Yat - Sen，聯合文學出版社，臺北，199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June 2006），更於二○○○年和二○○六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
　　當然，她們的才能並不是隻由研究所的教導，還因爲隨外交官父母在國外長大，受完英文中學的教育，有很好的譯成語言（target language）訓練。回到臺灣上大學外文係，兼脩中國文學課程。
　　最重要的是，不僅愛文學，而且達到了精當的文字水平。 

　　臺大外文系在比較文學方面，確實有一段黃金歲月。
　　自一九八○年代後期，年輕的一代，如宋美璍（Mei - hwa Sung，美國 Brown University 「布朗大學，1764」英美文學博士、臺灣英國文學資深學者，臺灣淡江大學榮譽教授）、張漢良（Chang Han - liang，臺灣符號學研究專家、臺大比較文學博士）、彭鏡禧（Ching - Hsi Perng，美國密歇根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臺大文學院院長）、高天恩（Tien - En Kao，美國 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學，1885」文學博士、臺灣 LTTC「語言訓練測驗中心」主任），受邀參加筆會，開始與我們出去「跑天下」，寫主題論文，開國際年會，協助並接續後來筆會季刊的編務。
　　更年輕的後繼者，則有鄭秀瑕（Adela Jeng，臺大外文係教授）、史嘉琳（Karen Steffen Chung，臺大外文係美籍講師），以及現任總編輯梁欣榮（Yanwing Leung，臺大外文係教授兼係主任）。
　　一群文學夥伴凝聚「我們臺灣文學很重要」的共識，並在不斷延攬人才的過程中，結交了許多海內外英譯高手，如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1939 - ，美國著名漢學家、文學翻譯家）、閔福德（John Minford ，1946 - ，英國漢學家、學者、文學翻譯家）、馬悅然（N. G. D. Malmqvist ，1924 - ，瑞典漢學家、文學翻譯家）、奚密（Michelle Yeh，女，出生於臺灣，美國南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東亞語言與文化學系教授，主要從事詩歌批評和當代文學研究）；尤其是陶忘機（John Balcom，1956 - ，美國漢學家、文學翻譯家），以二十餘歲之齡爲季刊譯詩。自民國七十二年（1983）至今，已翻譯數佰首臺灣最好的新詩。 

　　起初，接主編的時候，我常望著編輯桌旁架子上那一排排季刊，牠們和市面上一般雜志很不同，沒有一張廣告，沒有任何裝飾，多麽像是一本本的書啊！
　　我要給牠們書的內容、書的精神和書的永久性，而不隻是與筆友定期對談，說些近日的收成。我要給每一本季刊一個主題，由不同的角度去呈現，讓牠可以獨立存在。 

　　第一個來到我心上的主題，是半世紀以來臺灣出版量很大的「軍中文學」。有時，被整體稱爲「鄉愁文學」。實際的原因，是民國卅八年（1949）前後，來臺的外省人大多數與軍隊有關。中國軍中，一直有儒將的文化傳統。來臺之後，有些人退役去辦報或雜志，有人去教書；年輕投入文學寫作的成功詩人有，紀弦（Ji Xian，原名「路逾」，曾用筆名「路易士」、「青空律」等，1913 - 2013，臺灣詩人；十六歲時，以「路易士」筆名開始寫詩；三十年代結識了戴望舒、杜衡、徐遲、覃子豪等詩人，曾參與創辦「火山詩刊」、「新詩月刊」等詩刊，組織新火文藝社、菜花詩社等；抗戰勝利後，始用「紀弦」筆名寫稿；1948 年由上海赴臺灣，曾編輯「和平日報」副刊「熱風」，旋即轉臺北「成功中學」任教；1953 年獨資創辦「現代詩」季刊，發起成立「現代詩社」，發動「新詩的再革命」運動，引起臺灣詩壇關於「現代詩」的一次論爭，「現代派」一時從者甚衆 ）、覃子豪（Qin Zi - hao，原名覃基，1912 - 1963，臺灣詩人；學生時代即致力於新詩創作及翻譯；中日戰爭期間，擔任軍委會政治部少校主任等職，從事戰地新聞工作，曾任報社主筆、總編輯。來臺後，於物資調節委員會及省糧食局任職，與鍾鼎文、夏菁、余光中等人創立「藍星詩社」，是藍星詩社主要建構者；曾主編「詩時代周刊」、「新詩周刊」、「藍星周刊」、「藍星宜蘭版」、「藍星詩選」、「藍星詩頁」、「藍星季刊」等；有「海洋詩人」和「詩的播種者」的美譽，與鍾鼎文、紀弦並稱臺灣現代「詩壇三老」，被東西亞「新詩派」詩人奉爲「宗師」）、商禽（Shang Chin，原名「羅顯烆」，曾用筆名「羅硯」、「羅燕」、「羅馬」、「丁戊己」、「壬癸」等，1930 - 2010，臺灣詩人；曾十六歲從軍，廿歲隨軍赴臺，廿六歲始於軍中作詩，刊於「現代詩」季刊，隨後加盟「現代派」；卅歲旋即轉投「創世紀」刊詩，成為其一員；卅九歲以「士官」身分退伍後，次年應邀至美國 The University of Iowa 「艾奧瓦大學，1847」作家工作室研究兩年；後於「時報週刊」擔任主編、副總編輯；其開創了臺灣散文詩的創作，於超現實主義的詩歌藝術，確實有過人的長處）、洛夫（Luo Fu，原名「莫洛夫」，他名「野叟」，1928 - ，臺灣詩人；曾十六歲時，以「野叟」筆名開始寫文；十九歲始作詩，以處女詩作「秋風」展露才情；廿二歲隨軍去臺後考入臺「政工幹校」本科班，畢業後入海軍陸戰隊；廿七歲與張默、瘂弦共同創辦「創世紀」詩刊，並任總編輯廿餘年，使之成爲中國現代詩歌的標志性刊物之一，開創了臺灣現代主義詩歌的新時代）、瘂弦（Ya Xian，原名「王慶麟」，1932 - ，臺灣詩人；青年時代於大動亂中入伍，十八歲隨軍輾轉去臺，於「政工幹校」影劇係畢業後，服務於海軍，廿二歲於軍中與張默和洛夫創立「創世紀詩社」，發行「創世紀」詩刊，人稱詩壇「鐵三角」；卅五歲以「少校」軍銜退伍；嗣後從事編輯工作，曾任「幼獅文藝」、「幼獅少年」總編輯、「聯合報」副總編輯兼副刊主任等；其在一九六○年代臺灣崛起的名家中，詩歌創作時間不長，産量不豐，但首首堪稱精品，其早期作品「秋歌——給暖暖」就是其中一顆璀璨的明珠，充滿了超現實主義的色彩，口語生動活潑、音樂性強，並能表現悲憫情懷、生命之甜美與現代人生命困境之探索；其以詩之開創和拓植知名，民謠寫實與心靈探索的風格體會，多年來蔚爲「現代詩大家」，從之者既衆，影響最爲深遠）。他們最早的作品，經常以鄉愁爲題材。
　　很多是有血有淚的好文章，不能用後來的政治觀點一概貶爲「反共八股」。 

　　在眷村（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長大的第二代，受了很好的教育，思想有寬廣的視野，有才華的更汲取了世界文學各種技巧。
　　臺灣經濟繁榮之後，《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創立了一年一度的文學獎，猶如旺火加柴，鼓勵了許多第二代作家。如，愛亞（Ai Ya，原名「李丌」，1945 - ，臺灣作家）、孫瑋芒（Sun Wei - mang，筆名「杜宇」，1955 - ，臺灣作家）、朱天文（Chu Tien - wen，1956 - ，臺灣作家、編劇）、朱天心（Chu Tien - hsin，1958 - ，臺灣作家）、張大春（Zhang Da - chun，筆名「大頭春」，1957 - ，臺灣作家）、蕭颯（Xiao Sa，原名「蕭慶餘」，1953 - ，臺灣作家）、蘇偉貞（Su Wei - zhen，1954 - ，臺灣作家）、袁瓊瓊（Yuan Qung - qung，筆名「朱陵」，1950 - ，臺灣作家、編劇）和張啓疆（Zhang Qi - jiang，1961 - ，臺灣作家）等。
　　我經常邀爲決審委員，或擔任頒獎者，說些勉勵的話。我不僅是他們最早作品的最早讀者，也得以看到民國六十九年（1980）後整體的發展。
　　民國七十九年（1990）起，我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University of Colorado，1876）召開「臺灣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即以「眷村文學」爲名，分析「鄉愁的繼承與捨棄」（齊邦媛：《眷村文學：鄉愁的繼承與捨棄》，《聯合報•聯合副刊》，臺北，1991 年 10 月 25 - 27 日；收入至齊邦媛：《霧漸漸散的時候——臺灣文學五十年》，九歌出版社，臺北，1998）。七年後，再度發表《鄉、愁俱逝的眷村——由張啓疆「消失的口口」往前看》（齊邦媛：《霧漸漸散的時候——臺灣文學五十年》，九歌出版社，臺北，1998）；又於香港中文大學宣讀《二度漂流的文學》（齊邦媛：《霧漸漸散的時候——臺灣文學五十年》，九歌出版社，臺北，1998），以及連續在筆會季刊出版三期相關主題的英譯小說、詩、散文，均專注且廣泛地研究臺灣文學這一面的深層意義。
　　民國九十二年（2003），我與王德威主編《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Pang - yuan Chi & David Der - wei Wang，The Last of the Whampoa Breed: Storie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2003 - 11），英文版書名 "The Last of the Whampoa Bread "（齊邦媛 / 王德威 編，「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麥田出版社，臺北，2004 - 03），中英文版各一冊，算是作個總結，也了卻我自己一個心願。 

　　另一些我在大量閱讀後編選的主題有：「現代女性處境」（"The Situation of Modern Women "）、「書」（"Book "）、「你是誰？——不同人生」（"Who are you? - Different life "）、「臺灣科幻小說」（"Taiwan’s Science Fiction "）、「自然之美與情」（"Beauty and Emotion in the Natural "）、「童年」（"Childhood Memory "）、「親情」（"Familial Affection "）、「鄉土變遷的記憶」（"Memory of  Hometown Change "）等。
　　每一期的原作，都很精彩。編譯成集，值得讀後思考。 

　　我記得民國八十三年（1994）春季號，是因爲讀到韓秀《折射》（Teresa Buczacki，原名「趙韫慧」，1946 - ，華裔作家，"Teresa Buczacki，Refraction，1982  "，幼獅文化，臺北，1990）中一篇《你是誰》（"Teresa Buczacki，Who Are You？  "，The Chinese PEN 22: 1，1994 春季號，國際筆會臺北中華中心，Taipei，1994），而深受感動。
　　這篇作品，敘述她的身世——美軍父親和中國母親的女孩在大陸文革中流放新疆的折磨故事。
　　我另外找來臺灣詩人蘇紹濂《蘇諾的一生》（Su Shao - lien，筆名「米羅•卡索」、「管黠」，1949 - ，臺灣詩人，"The Life of Suno，1988 "，刊於詩集《童話遊行》，尚書文化出版社，臺北，1990），和美國生長的華裔青年的故事《浮世》（Li Li，原名鲍利黎，筆名李黎、薛荔，1948 - ，華裔作家，"Li Li，Ukiyo，1994 "，聯合文學，臺北，1994），闔成一集，探討那一代的青年，因政治的環境不同而面臨如此不同的人生情境。 

　　那年的冬季號，主題則是親情，有羅蘭《時光隧道「小時候」》（Luo Lan，原名「靳佩芬」，1919 - ，臺灣作家，"The Time Warp: Childhood，1995 "，收於《歲月沈砂三部曲》，聨經，臺北，1995）、楊牧《十一月的白芒花》（"Yang Mu，November’s Meadowfoam，1994 "，收於楊牧散文集《亭午之鷹》，洪範書店，1996）、袁瓊瓊《鞦韆》（"Yuan Qung - qung，Swing，1994 "，收於袁瓊瓊極短篇小說集《恐怖時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8），心岱《落髮離家時》（Xin Dai，原名「李碧慧」，1949，臺灣作家，"Xin Dai，Cutting Hair and Leaving Home ，1994 "，The Chinese PEN 22: 4，1994 年冬季號，國際筆會臺北中華中心，Taipei，1994）和陳芳明《相逢有樂町》（Chen Fang - ming，筆名「陳嘉農」、「宋冬陽」、「施敏輝」、「柯劍星」，1947 - ，臺灣作家、學者，"Chen Fang - ming，Unexpected Encounter at Yūraku - chô，1987 "，收於陳芳明散文集《掌中地圖》，聯合文學出版社，臺北，1998）。
　　有位澳洲的筆會讀者，來一封長信，說，她讀時，如何懷念她父親在相同的時代所遭遇的戰爭。
　　可見，同樣的感情，是不分國界的。 

　　民國八十四年（1995）秋季號，主題「自然之美與情」，是受劉克襄散文集《小鼯鼠的看法》（Liu Ka - shiang，原名「劉自愧」，1957 - ，臺灣作家、詩人、自然觀察解說員，"Liu Ka - shiang，Xiao wu shu de kan fa，1988 "，合誌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臺北，1988）觸動，以如詩的散文書寫自然界的生靈。是一個純淨心靈對大自然、對生命的看法；同時又受到陳煌《鴿子托里》（Chen Huang，原名「陳輝煌」，1954 - ，臺灣作家，"Chen Huang，Pigeon Torrey，1994 "，九歌出版社，臺北，1994）的啓發，文字優美，開展自然知識的視野。
　　這兩本書，至今仍是我的珍藏。
　　天生萬物，生存奧秘之美，在三、四十歲這樣年輕作者的筆下，充滿了詩意的關懷，不僅出於熱切的保育觀念，更是目睹所謂文明對生態破壞的無奈。這樣的寫法，也許隻有現代臺灣才有。
　　臺灣地少人多，文學對土地之愛，常充滿了感謝與珍惜。而這種溫柔的、悠閒的心情，隻有安居歲月才有。
　　我認爲，近幾十年的山嶽、海洋、生態保育的作品，是現代臺灣文學的特色。
　　這本季刊，發行近四十年了，對臺灣的文學，可說是一座忠誠堅固的橋（Bright）。未來研究臺灣文學史的人，當會與我們在這橋上相逢。 

　　即使沒有「我們臺灣」的使命感，翻譯本身，實在已是個相當迷人的工作。但是，必須當你已能達到兩種語言的很高領悟層面，可以優遊於兩種文化的情境，進出自如，才能做文學翻譯。字典反而隻是一種輔助，一種驗證而已。
　　我和這個團隊，快樂相聚、工作，談文學內行話，有時默契於心，進而關心彼此。
　　雖然「耽誤」了我的創作歲月，卻也是愉悅充實的。
　　對於年輕的譯者，應該是更有意義的。 

　　我爲筆會季刊奮鬥了九年，加上前面蘭熙的二十年，後繼者八年，已經英譯短篇小說四佰多篇，散文三佰多篇，詩近八佰首，藝術家及作品介紹一佰三十多位，幾乎很少遺漏這三十七年臺灣有代表性的作者。
　　國際筆會總會每年兩期刊物，幾乎每期都有臺灣作品的轉載。
　　有時封面，也用我們的圖片。如民國八十二年（1993）秋季號「野塘殘荷」。
　　我不知會不會有一天，有人寫國際文化交流史，寫到「我們臺灣」曾這樣堅定地隨著季節的更換，以精緻素樸的面貌，從未中斷地出現，而讚歎我們這份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超越地理局限的文化自信。 

　　在那許多年中，我當然知道所有的努力中缺少長篇小說的英譯，就缺少了厚重的說服力。所以，民國六十九年（1990），文建會主任委員郭爲藩先生邀集「中書外譯計畫」諮詢委員會時，我欣然赴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提出建議，大家開出待譯的書單、可聘的譯者和審查者。
　　開會十多次，每次郭主委都親自主持，認真傾聽；討論進行的方式，文建會也確實編列預算。突然，郭先生調任教育部長。接下去，五年內換了三位主任委員。
　　每一位新任者，都邀開同樣的諮詢會，但都由一個副主委主持，先把前任的會議記錄研究一番，批評兩句，脩改一番，敷衍些「謝謝諸位寶貴的高見」的小官僚話，然後散會。
　　這樣的會，開到第三次，我問那位主持社區文化專家的副主委：「爲什麽要重複討論已經議定的事項？」
　　他說：「換了主委，遊戲規則也得變。」
　　我說：「我很忙，不與人玩什麽遊戲。」站起來，先走了。
　　從此，不再「撥冗」去開那種會；對臺灣的官方文化政策，也不再有信心。 

　　從筆會季刊創刊起，我便是長年效力的顧問。但是，自己太忙，從未過問牠的實際業務，一擔挑了近十年！
　　那十年的得失，怎麽說呢？我一直在等待，觀察懇求可能解救我的接班人。但是，那是一個沒有經費、沒有編制、沒有薪水、沒有宣傳，也沒有掌聲的奇怪工作。比我晚一代的好手，稍作考慮即感到這樣的獻身，甚至不知爲誰而戰。都說，太忙而拒絕接手。
　　事實上，我早該明白，我一個人撐著這本刊物，是件超級寂寞的苦工。
　　真正的作家，都是「單槍獨行俠」。
　　筆會，原是以文會友的組織。但是，蘭熙退休後，她所建立的國際友情，如英、法等筆會原創人，已漸漸凋零。 

　　一年複一年，我對筆會季刊的感情，好似由淺水一步步涉入深水，直至仟禧年前，才得以解脫。
　　不捨之心，是有的。但是，歲月不饒人，解脫就是解脫。
　　我曾經揹著軛頭往前走，所完成的，當然是一種唐吉訶德的角色。

 

「眷村文化」，見證了寶島「一甲子」。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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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若似水

November 24, 2013, 12:4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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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有記憶之存在。
 

　　進入民國七十二年（1983），八月，酷熱異常，真是農曆的七月流火季候。 
　　母親的身體，漸顯衰退。我們送她到三軍總醫院（The Tri-Service General Hospital，Taipei，1946）看心臟科，做些檢查。 

　　她出院第三天早上六點多鍾，內湖家中來電話，說，老太太過去了。 
　　這樣突然，真是令我驚駭莫名。

　　　　　　　　　　　　　　　　　　　　　——齊邦媛：《巨流河》

 

 

　　羽毛若輕，似蒲公英花絮，掙脫束縛之限制，飛向天空；牠歷經風雨之洗禮後，最終飄落在一個牠之屬地，孕育著新生。
　　「母親火化後，埋骨於此；父親在世時，也常來墓前坐著，可以清晰地看到遠洋的船駛過。他說，往前看就是東北方，海水流向渤海灣就是大連，是回家的路，『我們是回不去了，埋在這裡很好。』四年後，父親亦葬於此。」齊邦媛在其自傳《巨流河》中，這麼寫道：「父親給我理想深度，而我的文學情懷和待人態度，卻是得自母親。……我多麽幸運和這樣的父母結緣，能有如此前世今生。」
　　花開花謝花滿天，緣來緣去緣似水。

　　《巨流河》這部厚重之「史詩」，記錄著這個古老民族在近代所遭遇到之種種悲苦。
　　好在惟有記憶之存在。在齊邦媛之記憶中，戰爭為國仇家恨，為親友離散，為天人永隔，為朝不保夕。但是，所有這一切皆從文學之視角出發。那時，很多事情對於一位青蔥懵懂少女，甚麼都看不明白，但會被一首首詩文所震撼，亦會被窗外之星空深深吸引，同樣也被一個遙遠之人和他那一封封信而牢牢牽扯住。這些，皆為最美好、最高貴之情感，儼如真正地不食人間煙火。
　　竊以為，文字可以委婉、可以熱烈；情感可以含蓄，也可以直白。所有之「愛」、「恨」、「情」、「愁」，皆由《巨流河》所承載。一如齊邦媛所說；「如果不寫，便無顔離去」。
　　此所謂，愛若似水。
　　磋乎！
　　水猶如此，人何以堪焉？！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二十年來，我無數次坐在雙親墓前，望著太平洋浩瀚波濤，想著他的一生。 
　　我多麽幸運和這樣的父母結緣，能有如此前世今生。

　　　　　　　　　　　　　　　　　　——齊邦媛：《巨流河》

   

巨流河●

第十一章

 

印

證

今

生│
│

從巨流河到啞口海 

 

　　  1、母親的安息  

　　進入民國七十二年（1983），八月，酷熱異常，真是農曆的七月流火季候。 
　　母親的身體，漸顯衰退。我們送她到三軍總醫院（The Tri - Service General Hospital，Taipei，1946）看心臟科，做些檢查。 

　　她出院第三天早上六點多鍾，內湖家中來電話，說，老太太過去了。 
　　這樣突然，真是令我驚駭莫名。與妹妹甯媛奔回家，看到八十四歲的媽媽安詳地躺在床上。 
　　她早上起來，自己梳洗，去陽臺澆了花；回房坐在床沿，吩咐女傭給老先生做午餐。然後，清晰地說：「主啊！你叫我去，我就去了。」 
　　坐著，就逝世了。——那時，父親坐在門邊的椅子上，聽得清清楚楚。 
　　她離世時，有如此確切的皈依感，是我們最大的安慰。 

　　母親皈依基督教，是民國卅九年初，剛由我那甘蔗板隔間的陋室，搬到建國北路。 
　　那時，南京東路的國語禮拜堂，也剛在一間舊木屋開始聚會。主持的吳勇長老用很強烈的語言講道，用天堂、地獄等鮮明的善惡對比，解釋世間喜樂與悲苦。 
　　我的母親，半世憂苦。十年苦候之後，到了南京，隨著我父親，奔波漂流二十年，從來沒有自己的家。如今，渡海來到全然陌生的臺灣，與兒媳一家擠在三十個榻榻米大的日式房子裡，切斷了昨日，不知會有怎樣的明日，苦苦想不出苦難的意義。 
　　雖然，她不相信天堂和地獄那麽強烈的賞與罰，但開始認真地讀《聖經》。 
　　她把我結婚的禮物，一本大字《聖經》（父執董其政伯伯贈，扉頁寫「己所欲施於人」），三十五年間，捧讀萬遍；以紅筆勾劃，背誦經文。 
　　這裡面，一定有一些解答她困惑的篇章。 
　　也許，這是她真正崇拜的方式，是她爲丈夫子女活了一輩子之外，唯一屬於自己的心靈天地。 

　　我應該是她最持久堅定的知音吧……我亦步亦趨地跟著她，走過一切寂寞的日子。 
　　雖然，我們的時代和受教育的機會，那樣不同。六十年間，存在著各種不同的「鈎」。但是，我們都輕易地以愛跨過。 
　　她在我最需幫助的時候，總適時地伸出雙手，助我脫困，得路前行。 
　　我在臺中十七年，每次到火車站接她和送她都是生命的轉折；我的三個兒子，在我出去求學的幾年，因爲有她，從未缺少母愛。 
　　她在臺中，得與聚居五廊巷的，當年逃難路上的老友重聚敘舊，每年有一段假期心情。 
　　父親給我理想深度，而我的文學情懷和待人態度，卻是得自母親。 
　　在我成長的歲月裡，顛沛流離的道上，躲避轟炸的樹下，母親講著家鄉原野的故事，家族的曆史。 
　　我兒孫裡，知道她勉勵讀書向上的故事：「不可成爲打狼的人！」不能因怠惰而落後，爲狼所噬。佰年之前，她幼時的東北家鄉，猶是狼群出沒的草原。 
　　她故事中的朔風寒夜，虎狼出沒的威脅，春夏牧草重生的歡樂，激發了我一生的想象。 

　　母親猝逝之前，我們雖知雙親日漸老邁，卻似從未想到他們會死亡，更未談過後事。 
　　倉卒之間，我妹甯媛隨著立法院的一位先生去淡水三芝鄉（Sanzhi Districts）找到了一塊山坡地。地勢開闊，面對太平洋，坡地依靠著巨大的面天山（Mount Miantian，977 米，位於臺灣的陽明山國家公園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Taipei，1937 - 1945 ] 西區，約四十萬年形成地理上屬大屯山 [Mount Datun ] 亞群寄生火山巖構成）。 
　　如此，我齊家在臺灣似乎有了一個立足點。 
　　母親火化後，埋骨於此；父親在世時，也常來墓前坐著，可以清晰地看到遠洋的船駛過。他說，往前看就是東北方，海水流向渤海灣就是大連，是回家的路，「我們是回不去了，埋在這裡很好。」四年後，父親亦葬於此。 
　　裕昌與我，也買下了他們腳下一塊緊連的墓地，日後將永久棲息父母膝下，生死都能團聚，不再漂流了。 
　　如今已四代在臺，這該是我落葉可歸之處了吧！

 

一九四七年，大學剛畢業時的齊邦媛〈右一〉與母親裴毓貞暨姊妹的闔影。
圖中，齊邦媛與母親裴毓貞〈中坐者〉、大妹寧媛、小妹星媛（左一）。

　　

　　  2、飛來橫禍——詩與疼痛  

　　民國七十四年（1985）九月，我由德國柏林途中經過英國，在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1167）參加了一個國際文化研討會，我發表了煞費苦心寫的論文《臺灣中國現代詩的成熟》（"Chi Bang - yuan，The Maturing of Chinese Modern Poetry in Taiwan，1985 - 9 "）。 
　　回到已是空巢的臺北家中，准備開學上課。 

　　開學前的禮拜日清早，原與好友貽烈、俊賢和甯媛約定去登大屯山。
　　我們五個人一起登山已十年了，貽烈稱爲「阿呆登山隊」（"The Dumb Climbing Team "，「阿呆」取自美國影片 "Dumb & Dumber，1994 " 中那對「想做就去做」之兩個善良可爱活宝之一的阿呆）。五個在現實生活裡很有頭腦的人（貽烈是臺糖副總經理，俊賢是臺電會計處副處長，裕昌是臺灣鐵路總工程司，甯媛任中興票券公司副總經理，我在臺大教書）十年來風雨無阻，專找遊客少的景點，爬遍了臺北郊區的山。
　　裕昌是可靠的司機，自以爲已是半職業登山水平啦！
　　我們到了山裡，跳、叫、呼、嘯，全然回歸自然，進山後頭腦放空，如同呆人。

　　這個禮拜天清晨，這位可靠的司機必須去開會。我自己到麗水街口對面的師大人行道等出租車，沿路去接他們三人。
　　天太早，人車不多，我專注地往左看，有沒有空車。突然，十字路口一輛摩托車橫沖出來，被遵守綠燈行駛的出租車攔腰撞上。摩托車彈至半空，一些閃光的碎片在陽光下四散，朝我站立的樹下飛來。
　　我下一個知覺，發現自己頭枕在一隻破球鞋上。而我的左腳，不見了。我的右臂也不能動，勉強用左臂支持坐起，我看到我那穿了新鞋的左腳，像折疊椅腳似的，折斷了，被壓在左腿下面：右臂也斷了，空蕩在袖子裡。但是尚未大痛，隻感麻痹而已。
　　這時，有三、四個路人俯身來看我還活著，其中一個人問我名字。
　　我請他立刻打電話給我丈夫。
　　一輛汽車停下來，一個壯漢走下來，看到我血流如注，立刻將我抱起，放到他車上後座。
　　一位路人說：「你不能動她，必須等警察來。」
　　他怒吼道：「等警察來時，她已流血過多，死了。」
　　他一面開車，一面問我，要去什麽醫院。
　　我說：「三總！（三十年來一直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但請先在建國南路口轉一下，有人等我。」
　　到了橋下，看到貽烈焦急地站在那裡張望。
　　我還清醒地告訴他，去接我妹，再去三總！
　　我記得，到醫院拉住這位送醫者的衣袖，問他大名。但他不願說，勉強留下個地址。
　　我家人後來始終沒有找到他，但我一生忘不了他。 

　　這一切，都發生在十五分鍾之內。那闖紅燈的年輕人，剛剛退役。被撞斷雙腿的他，和被撞解體的摩托車，由半空飛落到我站立的樹下。一些零件，擊中了我。
　　醫生說，右肩那一片離我頸動脈隻有一吋。
　　我倒地時，頭部倒在那騎士軟軟的破鞋上，下面是一堆石頭。所以，牠保護了我的頭。多年來，我百思不解。爲何像我這樣一生與世無爭的人，會遇到這種飛來橫禍？莫非那也是上帝的意思，教我親身體驗這一層的人生苦難？是懲罰我歐洲之行太快樂，縱情於曆史陳迹和山川美景，不知躲避這塵市街角的殺機？

　　在三軍總醫院八樓的外科病房一個多月，我似真正走過「死亡的幽谷」。
　　撞擊初期的麻木過後，全身劇痛。止痛針、呼喊訊咒，都沒有用，我仍能維持一些沈靜的自尊。那痛徹骨髓的疼痛，隨著日升月落運行全身。左腿折斷之處骨碎，不能接闔；膝蓋之下須植入約八吋長的鋼釘，加以固定；右臂手術接闔，盼能自然愈合。
　　爲我做這些手術的醫師林柳池，是神采煥發、英俊自信的年輕主治醫師。他除了手術檯上操刀，每天清早來查房，總是說：「今天我們要進行……。」
　　他的笑容，帶我回到人間，也是終身難忘的。 

　　那個酷暑尾聲的初秋，漫漫長夜，我怎樣渡過的呢？
　　隻記得努力擺脫但丁《神曲》地獄十八層的景象，攀爬到華茲華斯《露西詩》（"William Wordsworth， Lucy，1799 "）中最寧靜的那首「當我靈魂暫息，我已無塵世憂懼。」（"A Slumber did my spirit seal, I have no human fears. "）

　　我必須站起來，重拾大步行走的快樂：不長期依靠止痛劑，必須靠自己的心智以抵抗這樣暴虐的疼痛。一年之後我按照臺大複健科醫師的指導，靠骨內鋼條撐持，回校上課。 

　　感謝天主，媽媽已經安詳逝世，她不必再爲我流這一場眼淚 。

 

《巨流河》：一段溫婉回憶的政治想象——為歷史見證，發後人省思。

　　

　　  3、啞口海中的父親  

　　但是，萬萬想不到，現在輪到爸爸爲我流淚了。 
　　媽媽去世已經兩年，他從不知人生這一步的寂寞。 
　　凡是他在家的日子，從來都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 
　　媽媽全程照顧數十年，去世的早上，還在囑咐女傭中午要做的菜。 
　　留下他一個人後，我仟方佰計求他，哄他，甚至騙他，搬來和我同住，但他堅持不離內湖的家。 
　　我和甯妹每隔兩天回內湖去看他，都在下課、下班後。 
　　但是，他早上九點起，就在臨街的陽臺上張望。 

　　我車禍後，他多日不見我回去，就不斷問。 
　　妹妹說：「臨時有事出國開會去了。」 
　　他說：「她不是剛從德國回來嗎？」 
　　如此，過了十多天，妹妹隻好說：「姐姐摔了一跤，不能走路。」 
　　他說：「我可以去看她呀……。」 
　　這樣，鬧了一個月，他突然腸胃不適，也送到三總內科，就在我病房的樓下。 
　　我那時上半身已拆了石膏，左腿還裹著石膏，心中思唸病中的爸爸。 
　　過幾天，得到醫師准許，坐輪椅去他的病房探視。

　　下半身用被單蓋著，已經不是最初那木乃伊的樣子了。 
　　我進他的病房，叫了一聲爸爸。 
　　他就哭起來，說：「你怎麽了？你怎麽摔成這樣？」

　　他緊閉了四十年眼淚的閘門，自此沖破，再也關不上了。 
　　這位被尊稱爲「鐵老」的漢子，在所有逆境中，不曾被世人看到他的眼淚。這之後，他在世一年多的日子裡，每次看他「撿回一條命」的女兒，就流淚不止。 
　　他有時會說：「那些年，我去革命，你媽媽帶著你可沒少跟我喫苦；這麽多年，我都不知道她幫我撐這個家多麽辛苦！」

　　他最後幾年孤獨的日子裡，回憶往事大約占據了他的心思意唸。 
　　他有時對我說，心中常是仟軍萬馬在奔騰，慨歎中國命運的大起大落。 
　　文革漸漸結束後，由各方面傳來許多人和事的消息，讓他更能從整體了解當年的情況。譬如說，民國七十年（1981）他在榮總（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Taipei，1958）住院時，張學良（Chang Hsueh - liang，1901 - 2001，政治家、軍事家）突然去病房看他。自民國廿四年（1935）漢口不歡而散，近半世紀首次再見，令他心情很不平靜。 
　　當年，雄姿英發的青年，都已八十二歲了，鄉關萬哩，一生坎坷，仟言萬語都說不盡，也不必說了。 
　　常常自問，「如果當年能夠闔作，東北會是什麽樣子？中國會是什麽樣子？」 
　　事實上，時光即使能夠倒流，闔作亦非易事。張學良二十歲繼承奉軍地盤，毫無思考判斷准備，隻知權力，沖動任性地造成貽害大局的西安事變（The Xi’an Incident of December 1936，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內部一場政變行動），使東北軍數十萬人流落關內，失去了在東北命運上說話的力量。他和這個堅持人性尊嚴，民主革新的理想主義者齊世英，怎麽闔作？ 
　　那一天會面，兩人唯一共同心意，是懷念郭松齡將軍。 
　　張學良想的是郭將軍對他權力的輔佐；我父親想的是，如果巨流河一役郭軍戰勝，東北整個局面必會革新，不會容許日本人進去建立傀儡滿洲國。即使有中日戰爭，也不會在戰爭勝利之後，將偌大的東北任由蘇俄、蔣中正、毛澤東、杜聿明、林彪，這些由遙遠南方來的人搶來打去決定命運！ 
　　這些憾恨，雖已還諸天地，卻仍折磨著他的餘年歲月。 

　　晚飯時，我和妹妹總是給他斟一杯酒。 
　　每端起酒杯，他就流淚。斷斷續續說當年事：明明不該打敗仗的局面，卻敗了，把那麽大的東北丟了。那些年，布滿東三省，一心一意跟著我十多年在敵後抗日的同志，都白死了。他們盼望勝利的中央會照顧他們的孤兒寡婦，也全落了空。沒有出來的人，能在共産黨手裡活著的，也很少。那些人，都是愛國的知識分子。如不去革命，原可以適應生存，養家活口。都是我害了他們，是我對不起他們！ 
　　這些話，他反反複覆地說著，折磨著他最後的日子。 

　　媽媽去世後，他言語更少，近乎沈默。 
　　正似從洶湧的巨流河沖進了啞口海——臺灣極南端鵝銮鼻燈塔左側，有小小一湖海灣，名爲啞口海。太平洋奔騰的波濤沖進此灣，彷佛銷聲匿迹，發不出怒濤的聲音。 
　　正似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 - 1616）的名句。人的一生，「充滿了聲音與憤怒，全無意義。」（"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 " [William Shakespeare: Macbeth，1793 ]） 
　　長日無言，有時他獨自坐在陽臺上，望著我們來時的路。 
　　秋天白晝漸漸短了，我回去與他對坐，又唸起他也愛的濟慈《秋頌》（John Keats，1795 - 1821，"John Keats，To Autumn，1819 "）：

　　Where are the songs of Spring? Ay, where are they?
　　Think not of them, thou hast thy music too. 

　　（春天的歌聲呢？春之聲在哪兒？
　　　別想牠了，你也有自己的樂音。） 

　　他又問，那些傻蜜蜂呢？ 
　　我們就是那些傻蜜蜂，以爲，隻要花仍開著，溫暖的夏日永無止境。 
　　詩人記得那秋天，「燕子在秋天的弩蒼下回旋飛鳴」（"gathering swallows twitter in the skies "，John Keats，To Autumn，1819 ）。 
　　他說，這一生在家鄉時間太少。 
　　還記得，莊院瓦房的屋擔下，有許多燕子做窩；開春時，總盼望牠們回來。 

　　民國七十六年（1987）八月父親節（Father’s Day，每個國家的日期不盡相同，臺灣為每年的八月八日）的下午，他勉強從床上起身，坐在床旁藤椅上，磕然逝世，甯靜地放下了這一生所有的理想、奮鬥和失落的痛苦。 
　　我們將他的骨灰埋葬在母親身旁，面對著太平洋的穹蒼。 
　　在這安居了四十年的島上，冬季無雪，夏季濕熱，太陽猛烈地照在他們埋骨的石座之上。 、

　　整理他們的遺物，真是容易的事。 
　　我母親一生，沒有一件珠寶，也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她的櫃子裡，有一隻小破皮箱，裝了一些從南京到重慶，複員回北平又來臺灣都不肯丟的老照片（我的童年，一張照片都沒有）。最高一層，放了八床棉被。 
　　我知道，她搬到內湖後，常去臺北長沙街一家傳統彈棉花被的店，訂做了各式厚薄的棉被。 
　　她說：「現在我有自己的家，客人來可以好好招待了。」 
　　事實上，她招待的人都已不在了。革命的，抗日的，守山海關的，打臺兒莊的，拼滇緬路的，逃難的鄉親，流落的青年……全都走過去了。 
　　我留下她的兩床棉被，在麗水街的冬天蓋了十多年。 
　　那傳統手彈的棉被時代，也走過去了。 

　　收拾我父親遺物，更是容易。 
　　他在民國四十三年（1954）離開國民黨後，一直有人跟監。民國四十九年（1960）雷震伯伯被捕前後，他已把所有通信函件、文稿焚毀，以免連累友人。以後多年，他也不留來信。 
　　我在他書桌抽屜中，隻看到幾封張群（Chang Chun，1889 - 1990，中華民國開國元勳）爲日本斷交商談的信，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女兒麻生和子（Kazuko Aso，1915 - 1996，日本作家，政治活動家）謝我父去日本吊唁的信；還有一個木盒裝了吉田葬禮送的紅色包袱巾，上面有四行中文詩；還有孫子女們寄給他們的小貓、小熊的生日賀卡。 
　　臥房內，找到一本日記：他從德國買的《哲學叢書》二十冊（一九二○年版精裝）；當年在上海購買精制的全套二十四史，一直在他書架上。母親死後，我們不知該去爲他曬書。這時，已被白蟻啃食得殘破不堪，隻剩上半頁和封面。木盒已觸手即碎，隻有焚毀。 

　　雙親俱逝之後，在層層的失落感中，我掙紮奮鬥，遊不出他的淚海。 
　　我的血液，繼承了他的飄泊之淚。 
　　第二年夏天，我自臺大提前退休——車禍之後重回講壇，保持自己教書風格，連續兩小時站立已感辛苦，下課提著書本和試卷等等資料，由文學院走到大門口，寒冷或炎熱，站在新生南路口，攔不到出租車時，已無法走回家去。 
　　這是我該坐下來，想如何寫的時候了。

 

在臺北「自己的房間」，齊邦媛拿筆讀詩，彰顯著天生的「東北傲骨」。

　　

　　  4、齊世英先生訪談錄  

　　民國七十九年（1990）八月，父親逝世三周年。 
　　我兄妹授權同意，由我整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 
　　這項由首任所長郭廷以（Guo Ting - yi，1903 - 1978，中國歷史學家）教授擬訂進行的口述曆史計劃，開始於民國四十八年（1959）。民國五十八年（1969）沈雲龍（Shen Yun - long，1909 - 1987，臺灣近代史研究史學家，曾主持中研所近代史「口述曆史」工作）先生主持，林泉（Lin Quan，曾在中研所近代史參加「口述曆史」工作）與林忠勝（Lin Zhong -sheng，1941- 2012，臺灣宜蘭慧燈補習班創始人，曾在中研所近代史參加「口述曆史」工作）先生訪間我父（採訪於 1969 - 1970），共十九次。口述錄音之筆錄文稿，由林忠勝先生整理後執筆定稿。此稿雖完全保留口述原意，未予刻意脩飾，但林忠勝先生文筆流暢，思考達到敘述者複雜經驗的深度。 
　　訪問前後，他對我父所處時代與理想産生了真正的興趣與同情，詳細檢查求證。亦不斷與我父討論、核對，全書人名、地名、事件，甚少錯誤。 
　　書成後，不僅學術研究者肯定其價值，一般讀者也會因文字的明快、清晰、中肯，以及內容的豐富而感興趣。 

　　林忠勝先生，宜蘭人，師大曆史系畢業，訪問時隻有二十八歲，有真正研究曆史的志趣。他後來經營大型補習班，事業有成；在宜蘭創辦慧燈高級中學（Huey Deng High School，Yilan，1997），作育家鄉子弟。出錢出力繼續做訪談工作，在美成立「臺灣口述曆史研究室」，出版了《陳逸松回憶錄：太陽旗下風滿臺》（前衛出版社，臺北，1994 - 6）、《朱昭陽回憶錄：風雨延平出清流》（前衛出版社，臺北，1994 - 6 ）、《楊基銓回憶錄：心中有主常懷恩》（前衛出版社，臺北，1996 - 3）、《劉盛烈回憶錄：我與臺大七十年》（前衛出版社，臺北，1996 - 3）、《廖欽福回憶錄：苦盡甘嚐詠福華》（前衛出版社，臺北，2005 - 5）及《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前衛出版社，臺北，2007 - 7）等。十餘年間，林忠勝獨力撰述，賢妻吳君瑩記錄，爲臺灣本土人物留下可貴曆史，文化深意，真令人欽佩。 

　　在訪談錄「前言」中，林先生回憶當年訪問我父印象「先生英逸挺拔，氣宇軒昂。舉止溫文，談笑儒雅，有古大臣之風。……在整潔而不算寬敞的齊家客廳裡，從先生略帶沙啞而具磁性的言談中，留下了這篇訪問紀錄。……可歎人世滄桑，在本人離開近史所近二十年，先生訪問紀錄行將刊印之際，重校斯稿，而先生與雲龍先生皆已相繼辭世。哲人日遠，往事曆曆，前輩風範，永銘吾心。深信先生的見證，必能爲這動蕩紛擾、是非難窺的時代網住一片真。」 
　　在這篇「前言」中，他亦簡潔提到，大陸淪陷，政府來臺，齊先生不僅結束東北工作，「甚且後來被迫離開他曾准備爲之身殉的此一政黨，心中感觸必深。惟先生雍容大度，處之泰然……。」 
　　可惜訪問時，我父秉持理想，堅守原則，篤信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唸，與雷震（Lei Zhen，1897 - 1979，臺灣政治家、政論家）、李萬居（Li Wan - ju，1901 - 1966，臺灣知名的報人與政治家）、夏濤聲（Xia Tao - sheng，原名葵如，1899 - 1968，臺灣政治人物）、高玉樹（Gao Yu - shu，1913 - 2005，臺灣政治人物）等籌組「中國民主黨」未成；與郭雨新（Guo Yu - xin，1908 - 1985，臺灣民主運動領袖）、吳三連（Wu San - lien，1899 - 1988，臺灣「臺南幫」精神領袖）、許世賢（Xu Shi - xian，1908 - 1983，臺灣「嘉義媽祖婆」）等，鞠躬盡粹於撒播自由、民主的種種努力；訪談時，未肯談及，不無憾焉。 

　　這種種顧忌與遺憾，大約是我父在世之日，不願訪談錄出版的主要原因吧……。 
　　他的一生，犧牲奉獻，大半生有家歸不得，對所謂榮華富貴不屑一顧，亦從未爲妻子兒女安頓憂慮打算。在他逝世之前，更感一生虧欠，失落，一切隨風而去，不必再留個人痕迹。中央研究院的訪談錄也不必出版，世我兩忘即好。 

　　訪談錄中以「淒淒吾行飛臺灣」一節告別大陸之後，未有一字談及臺北的政局，而以對日交往至民國五十六年（1967）參加日本首相吉田茂（Shigeru Yoshida，1878 - 1967，日本首相 [ 1946 - 1947，1948 - 1954 ]，日本戰後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巨人之一）國葬典禮結束。幸有梁肅戎（Liang Su - yung，1920 - 2004，臺灣立法院院長、東北硬漢）先生爲此書撰寫《立法院時期的齊世英——追懷四十年情誼》一文，不僅追懷革命同志情誼，也詳述我父與國民黨關係，及初來臺灣時立法院之狀況。他認爲，「鐵老一生，風骨嶙峋，對國家，對黨都有貢獻，對政治有極高理想了……。艱苦奮鬥、不屈不撓的精神，（我）理解最深，師承最久。」 

　　訪談錄即將出版之時，我在臺大「高級英文」班上。 
　　曆史研究所的學生李孝悌和陳秋坤已從哈佛（Harvard University，1636）和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1894）讀得博士學位，在中研院近史所任研究員。他們幫助我審閱全書，提供意見。 
　　孝悌陪我去訪問正在辦《首都早報》（1989 / 6 / 1 - 1990 / 8 / 28）的康甯祥（Kang Ning - xiang，1938 - ，臺灣政治人物）先生。 
　　康先生於民國六十一年（1972）當選爲第一批本省籍立法委員，與我父結爲忘年交。 
　　當時，他三十多歲，我父七十三歲，在長達七年多的時間裡，每月兩次周末在我們內湖家中，喫我母親做的家鄉菜，對飲暢談。 
　　我去訪問時，他與我對談，開始即說：「我一直想把鐵老與我個人，和臺灣政治前輩的關係，以及他對民主政治的關懷，留下一個紀錄。」 
　　那一天，孝悌爲《紀念民主的播種者齊世英先生——康甯祥先生訪問紀錄》作了極好的記錄。 

　　我父訪談錄，既未談及他來臺後爲民主、自由、法治所做之事；我遂將他逝世時，報章雜志幾篇不同角度之悼文，作爲重要附錄，可以客觀看到他後半生在臺灣經曆。 
　　不僅是前半生理想的延續，亦是一種人格的完成。 
　　民進黨創黨人之一傅正（Fu Zheng，原名傅中梅，1927 - 1991，臺灣政治家、政論家），爲《新新聞》周刊（"The Journalist，週四刊 "，臺北，1987 / 3 / 12 -）寫《東北最後一位鐵漢》；政論記者于衡（Yu Heng，原名于衡之，1921 - 2005，臺灣作家、記者）《悼念和中國現代史有關聯的齊世英先生》和田雨時《齊世英先生蓋棺論》，三篇追思之作，但各有重點，有相當史料價值。 
　　田先生早年曾在張學長所組「四維學會」擔任秘書長，與我父在中央主持東北抗日之「東北協會」競爭。但在西安事變後，田先生進入政府工作，對我父有進一步認識。齊氏家族早期由山西移民東北，有山西人傳統忍耐而沈潛的性格。此文說：「他繼承了從關內移居東北的先民創業精神；而留學德國接受日耳曼民族熏陶，混合成其剛毅果敢的氣魄，實事求是的作風。對人熱情義氣，對事冷靜沈著，鑄有堅強意志，獻身革命，奮鬥不息……。自中年至老年，視野廣闊，胸襟放寬，邁進而深入於『中國問題”』。先後卻壹直全走崎區不平的道路，且越走越坎坷……但他卻有似『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此文不僅爲齊世英作蓋棺論，亦富有當年東北人進關的史料。 

　　訪談錄後尚有一篇《吉田茂與齊世英》節稿，由林水補教授譯自豬木正道《評伝吉田茂》（東京，讀賣新聞社，一九七八年初版），詳述郭松齡反張作霖事件，兩人因此相識，彼此感到個性十分投闔。吉田茂對於齊世英磊落的人品，深具好感。中日戰爭時，各爲其國，但齊世英在日人眼中，卻是可敬的敵人。

　　書成之時，我也在致謝文《二十年的聲音》中，說明我隨侍一生的看法：「先父自二十七歲加入當年形象清新之國民黨，至五十五歲因拂逆權力中心，被開除黨籍。一生黃金歲月，盡在理想與幻滅中度過。個人得失、炎涼世態，皆可淡然處之。但一九四八年，東北再度淪陷，則終身傷痛。傷痛之心，長年在沈思之中。郭松齡兵諫革新，功敗身死，或可說是，時代尚未成熟；而東北，乃至全部大陸在勝利之後迅速棄守，核心原因何在？籌組新黨，絕非出於失意之情，而是對未來的期望。」 

　　這篇致謝文，回溯《時與潮》在臺灣複刊，民國五十五年（1966）七月起連續選譯《艾德諾回憶錄》，我引用了宋文明先生執筆之社論《從艾德諾回憶汲取教訓》。 
　　這位領導西德自戰敗廢墟中重建的老人，曾經曆德國兩次世界大戰的慘敗，對於他的國家的過去與將來，曾下過一番沈痛的思考：「民主政治是一種思想，牠的根源在於承認每個人的尊嚴、價值及不可讓渡的權力。」 
　　宋文明說：「這些說法，雖然聽起來很簡單，很平實，但在實際的德國政治中，這一字一句，都代表了仟佰萬人的鮮血，仟佰萬人的眼淚，仟佰萬人的顛沛流離。」 
　　這個基本卻必須堅持的政治理想，即是先父自學生時代至埋骨臺灣的心聲。 

　　他生前常言，到臺灣來後，許多人仍在熱衷地追逐已不重要的權勢，他已脫離那個框架，求仁得仁，恢複了自由身。即使已經沒有當年革命維新的大天地，仍然恪盡書生本份，在立法院和革新俱樂部同仁推動加強民主法案的諸多法案。如出版法、言論自由、司法獨立、法官調度法制化、辯護律師之設立、人權之保障等，皆以人民福祉爲主要考慮。其他如建立國會圖書館、印行立法院公報及各種記錄、檔案之整理，以供民間參考……。 
　　這一切，在中國政治史上有極大意義，卻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 

　　他的前半世，曆經狂風暴雨。他尊敬蔣先生北伐和抗日的功勳，對目前小長安的局面，可以瞑目矣。 

　　民國八十七年（1997）十月四日，我父親小友陳宏正先生發起，和梁肅戎先生在臺大校友會館舉辦了「齊世英先生佰歲冥誕紀唸會」。陳宏正經營商業有成，向來關懷民主、人權與文化。他對父親一生相當了解，熱心地提起此議。 
　　那天到場的，不僅是師生故舊，還有許多政治上當年立場不同的人。會場擠得水泄不通。我父革命老友，已近佰歲高齡的陳立夫先生堅持親自到場，「有幾句話要說」。 
　　他到的時候，已無通道可走，幾乎是被擡著到前排，他站立致詞。說的是，五十年前的革命感情，齊世英光明磊落的政治風骨，令人敬佩。 
　　他也最了解我父對東北用情之深，失鄉之痛。 

　　當日在紀唸會發言的，尚有高玉樹先生。談他一九五○年代參加籌組「中國民主黨」（當時一般人稱爲「新黨」或「黨外」）的往事。梁肅戎、康甯祥、杜正勝、劉紹唐、郭冠英等人出席談話，認爲，當年組新黨如成，今日臺灣政治對立或可避免，不致如此突兀生澀。胡佛、張玉法先生更由曆史看臺灣與東北同爲日本殖民地的影響，兩地民間對自已命運的挫折感與希望。 

　　二十年來，我無數次坐在雙親墓前，望著太平洋浩瀚波濤，想著他的一生。 
　　我多麽幸運和這樣的父母結緣，能有如此前世今生。

 

「超越了歲月的禁錮」的訪問記錄，使齊世英先生「一生事迹因此或不至與草木同朽」。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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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藥花開

November 24, 2013, 11:1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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懴情已醒浮生夢。
 

　　我記得，陪著哭泣的母親去的祖墳，四周種滿了高大的松樹，芍藥花開在大樹蔭庇之下，風雪中有足夠的擋蔽。 
　　我記得，祖母把我採回的一大把花，插在大花瓶裡，放在大飯桌上，整個屋子都好像亮起來了。 
　　祖墳松柏，隨著故園摧毀，那瓣瓣晶瑩的芍藥花，卻永遠是我故鄉之花。

　　　　　　　　　　　　　　　　　　　　　——齊邦媛：《巨流河》

 

 

　　　　芍藥花開出舊欄，春衫掩淚再來看。
　　　　主人不在花長在，更勝青松守歲寒。
　　　　　　——【唐】錢起：《故王維右丞堂前芍藥花開，淒然感懷》

　　芍藥花，Paeonia lactiflora，別名「將離」、「離草」，暗喻著「傷感」。在華夏諸多古人詩句中，芍藥花常被稱爲「有情芍藥」。

　　「我長大後每次見到芍藥花，總似聽到母親那哀傷壓抑的哭聲。牠那大片的、有些透明，看似脆弱的花瓣，有一種高貴的嬌美，與旁邊的各種野花都不一樣；牠在我日後的一生中，代表人生許多蔓延的、永不凋謝的，美與悲傷的意象，尤其是以前那些世代女人的痛苦。」（齊邦媛：《巨流河》）

　　「芍藥花」，與齊邦媛一同跨越了半個世紀。齊邦媛以一種沈穩而內斂之方式，重新審視了那段家國血淚史，譽寫了這部從「啞口海」回溯到「巨流河」之「史詩」——《巨流河》。

　　殉國者之鮮血，流亡者之熱淚，那些曾經被演沒於巨大曆史帷幕之下無數個人之苦難，蘊涵著巨大之悲傷，並深深刻進了這個民族在磨難中逐漸變得堅硬挺拔之脊梁。

　　書中，齊邦媛屢次提及她之恩師們在「文革」中那種種遭遇。其中，「支撐我一甲子歲月以上的吳宓老師，也在政治迫害下，失去學術尊嚴。」尤其於「批孔」時，吳宓先生爲曆史留下之那句話：「批孔，甯可把我殺了，我也不批」。

　　此語，富有批判性，亦十分出彩！

　　竊以為，倘若吳宓先生早先聽聞到梁漱溟（Liang Shu - min，原名「梁煥鼎」，1893 - 1988，思想家）那「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之故事，其知曉之，定會欣慰之至。

　　其實，吳宓先生並不象人們所慣常所說的，知識份子盡是「書呆子」，其之眼光，極其敏銳。早在三十年代末期，其與學生何柄棣（He Bǐng - dì，1917 -  2012，歷史學家）聊天時，曾說道，中國晚近的曆史，總是激進的革命的勝，而保守的漸進的敗，但事後看，總是保守的漸進的更有價值。對此，其在《吳宓日記》（"Wu Mi，Wu Mi’s Diary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1998 - 5）裡，這樣寫道：「（一）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維新 Reformation）派敗而左（革命 Revolution）派勝，然右派之學識較深宏而主張較正確。（二）日本之一貫政策，爲破壞中國之統一政府與中央集權。中國人則爲虎作倀，自壞其綱紀規律與忠誠之信念。昧於以上所言二事，而號呼救國，殊類南轅北轍。」

　　由此可見，「書生的困境」，對於激進之洪流，個人總免不了牠之漩渦。所以，昔時作為堂堂中文係教授之吳宓先生，甚至有了「出家爲僧」之想法。

　　 嗚呼！

　　 偶想，人性之惡，往往總是超出凡人之想像力矣。

　　 「讓我們來犯一點罪吧，好讓我們相信人是什麽事都可以幹的。」（薩德：《淑女的眼淚 [Justine，1801 ]》）

　　 這位法蘭西侯爵薩德（Marquis de Sade，1740 - 1814），詩人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 - 1867）說，其會寫出「韻味無窮」（"infinite in charm "）的詩，他為「惡之花」（"The Flowers of Evil  "）；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1821 - 1880）稱，其爲「偉大的薩德」（"Best of Sade "），並說，其爲哲學和曆史提供了「光輝的見識」（"a brilliant insight "）。

　　 水月流逝，回憶已然泛黃。而像吳宓先生們及其弟子們之信唸與矢志，依然不變。

　　 此所謂：「雖仟萬人，吾往矣。」

　　 宛如章伯鈞（Zhang Bo - jun，1895 - 1969 ，中國士大夫）所言：「最固執的，往往是最高貴的」。不是嚒？

　　 有詩雲：

　　 亂花漸欲迷人眼
　　 懴情已醒浮生夢

 

作爲外國文學專家的吳宓，熟知弗洛斯特的那首《林中路》：
「……林中有兩條小路，我— / 選擇了行人寥落的那一條 / 結果造成了多大的差別啊。」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當年以「佛日：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期勉，支撐我一甲子歲月以上的吳宓（Wu Mi，原名「吳玉衡」，筆名「餘生」，1895 - 1978，文學評論家、國學大師、詩人）老師，也在政治迫害下，失去學術尊嚴。 
　　……

　　這些我在大學受業的老師，幾乎都未能身免。所受之苦，是中國文人佰年來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極致。 
　　即使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憤慨憾恨啊。

　　　　　　　　　　　　　　　　　　——齊邦媛：《巨流河》

  

巨流河●

第十

一

章

 

印

證

今

生│
│

從巨流河到啞口海

 

 

　　  5、爲訣別而重逢  

　　民國七十六年（1987）十一月，開放大陸探親。六年後，我終於也回去了。 
　　那幾年間，幾乎所有「外省人」都回去過了。 
　　熾熱的探親文學已由重逢相擁的痛哭激情漸漸冷卻，甚至開始出現了幻滅的敘述。 
　　隔著臺灣海峽，漂流者日思夜想的是故國山川和年輕的親友，即使父母也應尚在中年，隔了四十年，回去時所見多是美夢的骨骸。 
　　還鄉者已老，仍是斷腸。所以，我更遲遲不敢回去。不僅我無親可探，也因怕幻滅毀了珍藏的記憶，更是近鄉情怯。 

　　民國八十二年（1993）五月，我在武漢大學校友通訊《珞珈》上讀到魯巧珍肺癌已至末期的消息，如遭電擊，立刻決定去上海和她見最後一面。 
　　巧珍是在通郵後最早由大陸寫信給我的好友。 
　　她和我的友情，也是我最美好的青春記憶，嵌在四川樂山的三江彙流之處。 
　　我怎能這樣無情，不早一點去看她，竟拖到已經太遲的時候……。 

　　定了去上海的日期，我先與她的丈夫許心廣學長通了電話，約好時間。 
　　電話裡知道，一直住在上海的俞君，已於一年前因心臟病去世。當年若嫁給他，我黑五類的身份必然是他的噩運。 
　　樂山老友姚關祖、蘇漁溪、彭延德，都已前後去世。 
　　我在上海可以看到的，隻有巧珍一人；而巧珍，已至彌留階段。 

　　那時的上海機場，還相當混亂。 
　　我沒有找到接我的武大校友，將近五十年歲月，恐怕對面也不相識了。 
　　我幾乎上了一輛由女子帶路的假出租車，幸好到了車旁，感覺不對勁。 
　　回到大廳，找警察招來一輛真出租車，到了原定的希爾頓飯店，放下行李，即由在大廳等我的許學長帶著到了郵政醫院。 
　　巧珍被扶著坐起來，眉眼靈秀仍在，她說：「知道你要來，我一直等著。」 

　　她從枕下拿出一張紙，隆重地，像致迎賓辭似地唸杜甫《贈衛八處士》（"Du Fu，For Wei the Eighth，759 "）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複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鬓發各已蒼。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How rarely together friends are! As Morning Star with Evening Star. O what a rare night is tonight? Together we share candlelight. How long can last our youthful years? Grey hair on our temples appears. We find half of our friends departed. How can we not cry broken-hearted... "） 
　　她氣息微弱地堅持唸下去，直到「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Mountains will divide us tomorrow. O What can we foresee but sorrow! "） 
　　我俯身在她床沿，淚不能止。 
　　她斷斷續續在喘息之間，說了些別後五十年間事，青春夢想都已被現實擊破，「你到臺灣這些年，可以好好讀書，好好教書，真令我羨慕。」她勸我珍惜已有的一切，好好活著。 
　　我茫然走出醫院時，知道這重逢便是訣別。 
　　回到臺灣，便接到她去世的消息。那年，她六十九歲。 

　　對於上海，我本無甚好感。此行更無逗留心情，由醫院出來，坐車在原是最繁華街上慢慢駛過，想半世紀前我穿著抗戰衣裳與他們格格不人的情景，真有啼笑無從之感。 
　　故人往事都已消逝，這時的我，已見過世上許多重要都市，看遍各種榮華；而最重要的是，讀了許多當讀的書，做了一些當做的事，一生沒有白活。 
　　當年上海的虛榮（pomposity），若是吸引了我留下，我早已成黑五類而被鬥死；即使幸存，也必須耗盡一生否定真正的自我。

 上海佰樂門——曾經充溢著「十哩洋場」的縱情歡歌。

　　

　　  6、鐵石芍藥的故鄉  

　　由上海我立即飛往北平（如今稱爲北京），由外甥甘達維買到火車票，到遼甯鐵嶺去看我生身之地。 
　　白天班的快車，早上八點鍾開，晚上十點到。我可以和六十多年前一樣，看到每一吋土地，可以真真確確地看到那些聽了一輩子的地方，車過興城、葫蘆島市、錦州、溝邦子、新民……，我幾乎一直在興奮的心情中，身體疲勞，卻半刻不願閉上眼睛。 
　　民國十四年（1925）冬天，我的父親曾隨著郭松齡將軍率領仟軍萬馬攻占了這片江山。 
　　車過巨流河鐵橋的時候，天已經黑了。鐵橋很長，什麽也看不到。 
　　我買來回票，希望回程時可以在早上過橋時清楚看看。 
　　誰知，回程換了飛機，未能在那長長的鐵橋上，看到巨流河東岸，懷想我那年輕的父親，在雄心壯志的郭將軍身旁，策馬布陣，一心相信明天會進沈陽城，想不到一夜之後逃亡終身，脫身之時，曾一吋一吋地爬過這座鐵橋。 

　　這一趟還鄉之旅，原已令我激動得目不交睫，竟還有驚異的奇遇。 
　　我用臺胞證，買到的是一張軟臥頭等票。 
　　一間車廂四個人，同車廂內是兩個俄國人和一位通譯。他們是從俄國海參歲到中國安徽省包工程的工程師，我是從臺灣來的英國文學女教授。 
　　他們看我，好似火星人；我看著他們，想著三十多年來反共抗俄的大口號，如今竟然和敵人十四個小時關在一間疾行快車的車廂裡……。 
　　四個人局促對坐，好似不同星球的人精遇於太空。 
　　他們對臺灣好奇的範圍，超過了那位通譯的字彙範圍。所以，有時用幾個英文字，攤開他們隨身帶的世界地圖，他們不停地問我問題：臺灣的地理、曆史、教育、家庭、女子地位、衣、食、住、行……。 
　　我也問他們俄國的問題：從托爾斯泰到斯大林……。 
　　那真是一場豐富的交流。 

　　車過沈陽大站，上上下下，大大熱鬧一場。 
　　再過一小時，已夜晚十點半，車進鐵嶺站。但是，除了站牌以外，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車上播音說，正在更換電力設備。 
　　車外是月台吧，隻見一個站員提著一盞風燈走過來，好似從黑暗的深淵中冒出來，看不見旁邊還有沒有人。 
　　我提著小箱子下車，那兩位外層空間的俄國人說，「太暗了，別去！」（"Too black, do not go! "） 
　　我說，有人接我。 
　　他們說，「但是，看不到人啊！」（"But, not to be seen! "） 
　　隨後，竟然跳下車，用手比劃，叫我跟著他們到哈爾濱，明早讓他們的通譯帶我回鐵嶺。 
　　他們臉上充滿不放心的關切和誠懇，就像托爾斯泰書中的俄國農民那般樸實。 
　　在猶豫中，我對著黑暗的站臺喊我堂弟的名字，「振烈！振烈！」 
　　這時，聽到遠遠有人喊，「三姐，三姐！」（我在老家大排行為三姐） 
　　然後，就是一陣腳步聲。 
　　振烈帶著他一家人跑過來。雖然都已老了，還是認得出來的。 
　　俄國人回到車上。車開了，他們伸出手來拼命揮著，在車廂的燈光中，可以看出來他們放心的感覺。 

　　多年來，有時回想，那真是一趟奇異的，充滿象征意義的還鄉之旅。 
　　我們到臺灣反共抗俄，恨了他們半輩子，而在我家鄉黑茫茫的車站，是這兩個俄國人跳下車來要保護我！而他們帶回俄國的臺灣印象（在地圖上和俄國比，是極大和極小的國土），應該是一個現代化「人民有充分自由的地方」。 
　　所以，一個女子能一個人攜著手提包，萬哩了出山海關，尋找睽別六十年的故鄉。

　　我能找到齊振烈，得以重回故鄉的路，該是天意吧。 

　　民國七十六年（1987）臺灣開放探親時，我父親已去世了，內湖的家空置沒人居住，漸漸也疏於整理，院子裡的草長得掩住了花床。
　　我與妹妹已無能力維持一所沒人住的空院，隻能有時回去看看那滿目淒涼。
　　第二年過年前，我回去在已裝滿落葉的信箱看到一封信，封面有遼甯鐵嶺的地址。 

　　振烈和我同太祖，抗戰勝利後我母親住在北平的兩年，他兩兄弟爲了上學，曾去同住。四哥振飛讀輔仁大學，六弟振烈讀中學。
　　他記得，我兩次暑假回家總是逼他唸書，嚴格地給他補英文。
　　我記得，這哥倆都長得很英俊，很有精神。
　　民國卅六年（1947）我一個人來了臺灣，家鄉的人和事對於我，像鐵嶺那晚的車站一樣，黑茫茫的一片。我們必須大聲呼喚半世紀前的名字，才找到我回鄉的路。
　　大陸被共産黨「解放」後，振飛哥輾轉到了江蘇鎮江。因爲大學資曆，或因當年曾參與美國調停國共之戰的馬歇爾計劃外圍譯事工作，在江蘇理工大學找到工作。娶了賢慧妻子，三個女兒女婿都很孝順顧家，是少數幸福的人。振烈中學畢業後投考空軍，已經到飛行階段。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因地主家庭背景被停飛，命令回鄉耕地，在小西山種莊稼十多年，終得「平反」到鐵嶺市石油公司工作。妻子在衛生所作護士，一家得以溫飽。但「從天上掉到地裡」（東北人稱「田」爲「地」），對他心理創傷很大，一生未能平息怨忿。 
　　臨別時，弟媳請我勸他脫掉那件空軍皮外套，已經磨得發白了，他就是不肯丟掉。 
　　那是他一生最輝煌的紀念。 

　　另一位堂兄齊振武，原在家鄉種地，淳樸本份。 
　　民國卅九年（1950）韓戰（Korean War，1950.6.25 - 1953.7.27，又稱韓朝戰爭）爆發，大陸一片「抗美援朝」聲。他參加村民大會時，冬天大家坐在熱炕上。征兵的幹部請志願參軍者（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與朝鮮戰爭者）站起來，一面叫人在炕下加火，熱得坐不住的人剛一起身就被鼓掌，歡迎參軍……不由分說拖上了瓦罐車（運貨的火車廂）。 
　　第二天早上，車已過了鴨綠江，到了韓國的新義州車站，從此是暗無天日的生活。不斷的血戰，不斷的轉移，人隻是個拿槍的機器，敵人是誰都不清楚，家鄉當然不能聯酪。 
　　民國四十二年（1953）七月韓戰結束後，幸存者選擇自由退伍或回鄉：不願回大陸的一萬四仟多官兵來臺灣，成爲全球矚目的「一二三自由日」（即「世界自由日」，"World Freedom Day "；原為臺灣制定於 1954 年 1 月 23 日一個具有反共意義的政治性節日，1993 年改名）。 
　　這些義士給蔣總統的反共力量，增加了很大的聲勢。 

　　全世界的記者都到義士村訪問，臺北采訪記者發現名單上有位齊振武，遼甯鐵嶺人，回來問我哥哥，「會不會是你的家人？」 
　　我哥哥即親自去探訪。臨去時問我父親，如何相認？ 
　　父親說，你問他爸爸的小名叫甚麽。 
　　他說，他爸爸的小名是「老疙瘩」。 
　　我父親自己也前去相認，是同曾祖兄弟的兒子，我們稱他五哥。 
　　他退伍後，找了個守倉庫的工作。民國五十九年（1970）後期，死於腦溢血。我哥哥和我大姑的兒子在高雄傳教的毛中穎表哥，把他葬在高雄燕巢鄉的基督教公墓。 

　　又三十年後，振武哥的親侄子齊長凱不知如何由一本筆會季刊看到我的名字，由沈陽打電話到臺北筆會找我，取得聯系。 
　　他說，自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之後，就不知他伯父齊振武生死存亡或流落何方，已到處打聽多年了；如今得知他已死，埋葬臺灣。 
　　電話中，哭了起來，說:「他怎麽死了呢？怎麽會是這樣呢？」（我請中穎表哥托人照了墓地的照片寄給長凱，他們看到白石墓的照片，似乎感到一些安慰。） 

　　怎麽會是這樣呢？ 
　　當我回到小西山時，我也問，怎麽會是這樣呢？ 

　　我獨自從北京坐白天的火車回遼甯鐵嶺，就是爲了要看見每一吋土地。 
　　堂弟振烈帶我由鐵嶺回去小西山。 
　　我回到村莊舊址問人，「鬼哭狼嚎山在哪裡？」 
　　所有的人都說，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山名。 
　　我才明白，幼年時聽母親說的「鬼哭狼嚎山」，原來就是她當時的心情。 

　　由於父親一直在國民政府做事，祖居莊院早已摧毀，祖墳也犁平爲田，村子已並入鄰村茨子林。 
　　我曾滿山遍野奔跑、拔棒槌草的小西山，半壁已削成采石場。 
　　各種尺寸的石材，在太陽下閃著乳白色的堅硬冷光。據說石質甚好，五哩了外的火車站因此得名「亂石山站」。 
　　齊家祖墳既已被鏟平，我童年去採的芍藥花，如今更不見蹤影，而我也不能像《李伯大夢》（Washington Irving，華盛頓•歐文，1783 - 1859，美國小說家，"Washington Irving，Liban’s Winkle，1820 "）中的 Rip van Winkle（音譯瑞普•凡•溫克爾，歐文短篇小說《李伯大夢》中的主角），山裡一睡二十年，鬓發皆白，回到村莊，站在路口悲呼，「有人認得我嗎？」。 
　　我六歲離開，本來就沒有可能認識的人。 

　　這萬哩還鄉之旅，隻見一排一排的防風林，沃野良田，伸向默默穹蒼。 
　　我父祖鐵石芍藥的故鄉，已無我立足之地了。 

　　許多年來，我到處留意芍藥花，卻很少看到：在臺灣，大約因爲氣候的緣故，更少看到。 
　　幾乎所有的人都住在公寓大樓裡，沒有庭院，也沒有閑情逸致去種那種驕貴的花吧？ 
　　我記得，陪著哭泣的母親去的祖墳，四周種滿了高大的松樹，芍藥花開在大樹蔭庇之下，風雪中有足夠的擋蔽。 
　　我記得，祖母把我採回的一大把花，插在大花瓶裡，放在大飯桌上，整個屋子都好像亮起來了。 
　　祖墳松柏，隨著故園摧毀，那瓣瓣晶瑩的芍藥花，卻永遠是我故鄉之花。

 

從「廢園」到「燕京」，「一塔湖圖」。
莫名乎？未名乎？未名湖！此非「妄語」焉！？
有詩曰：「未名湖是個海洋 / 詩人都藏在水底 / 靈魂們都是一條魚 / 也會從水面躍起」。

　　

　　  7、一九四三春風遠  

　　我在大陸住了二十三年，半世紀後回去，真正認識我的隻有一起長大的同窗好友。 
　　抗戰八年，重慶是我的家。 
　　到臺灣之後，回憶最多的是沙坪壩：家和學校之間三哩路，無數的水田，一條樸實的街，接著到小龍坎公路口，是我感恩難忘的母校。南開中學一九四三班同學，見證了我成長的過程。 

　　開放探親之後，大約是由在美國的同學開始，有了油印手寫的通訊簿。 

　　我收到的第一封信，來自加拿大的潘英茂，隻是一張簡樸的明信片，上面寫了兩行近況和她的住址。 

　　英茂是我高中三年的好友，總是排在鄰座。宿舍床鋪，也常靠著。 
　　她的母親是法國人，所以她是雙語的人，有時又似徘徊在兩種文化之外的夢想者。 

　　熄燈後，輪到我講新看的書或電影故事。她是那最忠誠的，「我愛談天，你愛笑」的聽衆。 
　　我記得，最早講拉瑪爾丁《葛萊齊拉》（Lamartin，Alphonse - Marie - Louis de Prat de，1790 - 1869，法國詩人、作家，1790 - 1869，"Lamartin，Grazella，1849 "）的初戀與殉情，她一直不停地哭。 

　　拉瑪爾丁是法國浪漫詩人，而書中的葛萊齊拉，和我們那時一樣，也是十六歲。 

　　勝利之後，英茂與我們失去聯酪，她的明信片到臺灣時，我們都已七十歲。 
　　我原擬去歐洲開會，回程到紐約會晤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總編輯康珍馥（Jennifer Crew），再到加拿大去看望英茂。 
　　誰知，正逢美國的感恩節，安排旅程的人說，「所有的人都在公路上趕路，回家團聚去了。」所以，我就未去美加，想著明年開會再去。 
　　誰知，第二年收到呂文鏡由北京來信，說，英茂因病已去世。

　　　　我與她當聚而未聚，是我極大憾恨。以此歉疚之心，我寫了一封無法投遞的 
　　長信《寄英茂》，恕我遲遲至今才給你覆信。 
　　　　初接到你的信時，我興奮許久，當年一切美好的、困惑的、可憾的記憶，都 
　　隨你的信潮湧而至。 
　　　　你還記得麽？我們畢業那年夏天，大家等著聯考發榜，我們去重慶城裡看 
　　你，五個人手牽著手往車站走。突然，一輛吉普車沖來，把我們沖散。 
　　　　驚魂初定時，你用一貫靜靜的聲音說：「我們以後恐怕不能再見面了，我母 
　　親的法國迷信說，牽著的手被人從中沖開，就是分散的預兆。」 
　　　　這些年中，我有時會想起那一次的離別。 
　　　　那預兆可真准，這麽撤底的分散，天南地北各自過著無從存問的日子……。

　　這封長信，祭唸我們戰火下的青春；依悵取暖時，不能遏止的悲與樂。 
　　我也將此信寄給了不斷催促我回大陸團聚的一九四三班的好友，不久《四三通訊》將此信刊出，由此得到更多的訊息和催促。 

　　促使我終於在民國八十七年（1999）去北京參加四三班的年度聚會，是我另一位好友賴叔穎去世的消息。 
　　她與我，小學、中學兩度同學。她的父親是江西人，卻在奉直軍閥戰爭中，與我祖父相識，是我同學中最老的父親。 

　　我記得，她家好像住在重慶曾家巖的山坡上。我父親帶著我，很恭謹地拜望他。 
　　叔穎不是我那多幻想型的死黨，卻是我沙坪壩家中的常客，與我父母更多一層親切。 
　　兩岸開放探親後，她即寫信給我，請我幫她尋找當年隨政府來臺的哥哥賴光大的下落。我尚未打聽到，卻遠方的班友通訊中突然得知她因病去世。 
　　我知道，她嫁給北京的吳姓名醫，「解放」後受中共高層信任，大約未受折磨。 
　　但是，怎麽七十歲就死了呢？我再不回去聚會，還能看到多少人呢？

　　我回到北京時，是農曆暮春三月的夜晚。北國的春天，仍有相當寒意。 
　　負責一直與我聯酪的邢文衛，已在旅館等我。 
　　我進了大廳，遠遠看到她在人來人往的接待櫃檯前站著的樣子，臉上等待的神色就是與衆不同。 
　　迎向我走過來的，就是邢文衛！ 
　　南開中學真正的校花，男生宿舍「遙望受彤樓（女生部）」的焦點，她是我所見過最端莊美麗的中國少女。 
　　高一時，我座位、排隊在她與英茂之間，羨煞許多人。 
　　如今，緊緊握住我的，當然已不是那冷豔、矜持的少女。明亮的眼睛也黯淡了，但是她仍然與衆不同。 
　　與她同來的是余瑜之（與柳志琦和我是班上三文友）。 
　　她們說，柳志琦住在天津，這幾年她一直說，等齊邦媛回來時，她一定來北京開班會。 
　　她們離開我的旅館時，我說，此行專爲歡聚，一不談病痛健身靈藥，二不談臺灣回歸祖國之事。

　　第二天早上，我到邢文衛家（她大學畢業後，嫁給我們同班的男生康國傑，終身是她的仰慕者）。 
　　當年同班女同學到了十多位，見面都已不識，都是老太太了。隻有在說出名字時，驚呼一番。 
　　我們急速地把五十年前的影像，延伸到眼前的現實。 
　　無數的「你」，記得嗎……都似在解答我在臺灣難解的謎，驗證了我今生確曾那般歡躍活過的青春。 
　　這些人，這些事，那魚池，那默林，都真正存在過。 
　　歲月能改變，但並不能摧毀。 

　　快到中午的時候，門鈴響，邢文衛把我叫到門邊，對我說，「柳志琦從天津來看你，你不要說，你認不出她。」 
　　門開處，一對年輕人扶著一個勉強站立的老婦人走進來。 
　　我實在無法想象那倔得一吋都不肯讓的柳志琦，會彎腰！ 
　　在進門的甫道，她抱住我，哭著說，「想不到今生還會看到你！」 
　　昨晚，她們沒有告訴我，她脊椎的傷，已不能坐火車。 
　　爲了與我們團聚，她的女兒爲她雇了一輛出租車，一路上可以半躺，由天津開了一佰多公哩路來北京。 
　　半世紀前，她與友伴去了中共的解放區，我隻身來到臺灣，兩人不同的命運已定。 
　　吟誦清代顧貞觀《金縷曲》（Gu Zhenguɑn，1637 - 1714，清代詩人，"Gu Zhenguɑn，The Burial Song，1657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Are you all right out there? Are you safe or not? Will you return to life? Everything is not worth looking back on? Everything is real and so many things are hard to explain in details, which make you feel difficult to look back on. "）的詞句，不勝唏嘘。 

　　民國卅五年（1946）暑假，勝利複員的各大學，開始由四川、雲南遷回原校。秋季上課，柳志琦也興沖沖地離開四川家鄉到了北平。她讀的燕京大學（Yanching University，1889），戰時遷往成都華西壩。 
　　我們同班大約有十人在那裡，都隻差一年大學畢業。 
　　我在複員到武漢上學前，與她在北平重逢，也同遊歡聚。 
　　她初次到北方，充滿了好奇，古都的政治文化場面很大。 
　　柳志琦應是親身目睹燕京大學末日的人，因是「美帝」的基督教會大學，解放之初即被斷然廢校，美麗的校園。 
　　著名的未名湖（Weiming Hu，多不吉祥的名字！）硬生生地變成了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1889）校園；民國卅九年（1950）以後，寫未名湖畔大學生活回憶的，是北京大學校友。 
　　我相信，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沒有人敢於公開懷念燕京大學和她的優雅傳統。 
　　政治力量便如此斷然消滅了一個共同的回憶！ 
　　我那充滿文學情懷的好友，在五十年激蕩之後，如何回首我們分手的一九四九年？

　　這一場，令我一直近鄉情怯的重聚啊！ 
　　時時刻刻都那麽寶貴，說不盡的當年趣事，唱不夠的當年歌曲，蒼老的聲音，疲憊的記憶，努力重燃南開精神……。 
　　第二天下午分手之前，她們開始唱當年的班歌，那是我十八歲文藝青年情懷寫的班歌，「梅林朝曦，西池暮藹，數載無憂時光在南開，而今一九四三春風遠，別母校何日重歸來……。」

　　當年，在後方風起雲勇的學潮，由街頭遊行演進成實際參與。 
　　我們班上大學後有幾位也去了延安（Yanan，Shaanxi），每一位都有很長的故事吧。 
　　其中一位是傅綺珍，她從山西太原來，仍是高大爽朗，我立刻想起她在校時和我談話響亮的笑聲。 
　　上大學不久，聽說她與幾位友伴到延安去了。在中學時，幾乎看不出誰「前進」，誰「反動」，原來都是深藏不露的人啊！——這半世紀來，延安的人在中國當家，她的境遇應該是幸運的吧！（五年後，曾接到她寄來南開時代的照片，有一張是她穿著解放軍制服，旁邊注「隨軍入太原城」，她信上說那不完全正確。） 
　　我充滿了想問的問題，但是在十多個人團團坐的場合，確是不知怎麽問這些純屬個人攸關生死（Vital）的大問題。 
　　如今在近六十年後，用憶起的熱情一遍又一遍地再唱少女時的歌，這些飽經憂患的心啊……。 
　　你們怎麽還記得呢？ 
　　我們這一代，在抗戰的重慶長大，在荒郊躲警報時爲《天長地久》（由塞德利克•哈德威克等執導、喬治•科比  / 肯特•史密斯主演的英語劇情片："Forever And A Day，1943 "）、《葛萊齊拉》裡的癡心愛情而神往。 
　　但是，我們的一生，何曾有過蔚藍的海灣？何曾有「黑發隨風披散，腮際掠過帆影，傾聽漁子夜歌」的可能？ 
　　留在大陸的，曆經政治動蕩，很多嘗過苦難；到臺灣或到國外的，又總感到在漂流中，如此相見，真如隔世。 
　　當一切都是「一言難盡」時，一遍又一遍地唱著「如今一九四三春風遠」時，記憶與遺忘似雙股柔絲，層層繞著這一屋子白發的小友。 
　　這些當年菁英中的菁英，因爲政治的斷裂、婚姻的牽拌，失去了許多正常生活的歲月，成爲失落的一代，吞沒在「春風遠」這麽簡單直率的歎息之中，無需記憶，也無法遺忘。 

　　那一天中午，我們從邢文衛家走到巷外大街的飯館喫飯，街名我忘了問，隻記得沿街種的是楊柳或馬櫻花。 
　　四月，正是柳絮飄飛的季節，撲頭蓋臉地落下。 
　　我和余瑜之在後面牽手而行。 
　　我看著前面七、八位同學的白發上和肩頭灑著零零落落的柳絮，不禁憶起當年在孟志蓀老師詞選課上，背過蘇東坡詠楊花的《水龍吟》（"Su Shi，Water Dragon’s Chant，1079 "）。 
　　她說，記得開頭是「似花還似非花……。」（"Looking like flowers yet non - flowers... "）。 
　　我們接力背誦下去，「也無人惜從教墜，抛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一池萍碎。春色三份，二份塵土，一份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You are pitied not but let fall like snow. Roaming far away from your bowers. To me, you are full of sorrow, senseless though.Your tender heed is broken. ... Of the three graces. Of the colorful spring. Two have turned into dust already, And the other, water flowing. I gazed at you more closely Only to find you are not catkins of willow, But tear-drops of the people parted in sorrow. "）  
　　站在這陌生的北京街頭，白茫茫的柳絮中，人生飄零聚散之際，這鋪天蓋地的惆悵，是詩詞也無法言說的啊！

　　兩年後，我在臺灣收到新的《四三通訊》，登著「邢文衛病逝」的消息。 
　　初看時，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把牠拿近燈光再讀，牠是真的了。但是在悲傷之外，邢文衛變成了邢文衛，令我惱怒，似乎也助我抗拒牠的真實性。 
　　到了我們這年紀，死亡原已臨近。但是，我竟不知她已生病，對她無一句慰問！ 
　　而她的死訊，卻是用這個我不認識的名字宣告。 
　　最後一次相聚人多，無法說明白各人遭遇，歌聲笑語，好似都不怨尤生不逢辰的痛苦和遺憾，早已將苦杯飲盡了——那樣六十年後的聚首，對於我隻是印證今生果真有過的青春吧……。

　　漸漸的，班友的通訊也停了。一九四三的春風，不但遠了，也永久消逝了。 

　　四三班會之後，我去朝陽門看兩度與我同學的楊靜遠（Yang Jing - yuan，筆名苑青，1923 - ，作家、學者）。 
　　她在南開比我高兩屆，曾住同寢室。 
　　我到武大的時候，她已上外文系三年級，是朱光潛老師的高徒。 
　　在樂山，我曾去她家喫過年夜飯。 
　　她的父親楊端六（Yang Duan - liu，原名「楊勉」，後易名「楊超」，1885 - 1966，中國經濟學界名人）教授，是經濟係貨幣學專家；母親袁昌英教授，自民國十八年（1929）由歐洲回國，即在武漢大學外文係教戲劇和莎士比亞（我曾受教兩年），被稱爲「珞珈三傑」之一。另兩位是淩叔華（Lin Shu - hua，原名「凌瑞棠」，筆名「叔華」、「瑞唐」、「瑞棠」、「SUHOA」、「素心」，1900 - 1990，中國的曼殊菲兒、才女）和蘇雪林（Su Xue - lin，原名「蘇梅」，筆名「瑞奴」、「瑞廬」、「小妹」、「綠漪」、「靈芬」、「老梅」等，1899 - 1999，作家、學者）。 

　　在這樣家庭長大的楊靜遠，書讀得紮實，思想相當有深度，天性善良、浪漫。在正常的時代，應可成爲她向往的真正作家，也必然是作學術研究的知識分子。但是，在民國卅四年（1945）大學畢業前，她已卷入困惑著每一個大學生的政治思潮。 
　　同學中傾向共産黨的，自稱爲「前進」，稱傾向保守的爲「反動派」。 
　　那時，正面抗日的中央軍在苦戰六年之後，正陷入湖南、廣西、貴州保衛戰最艱苦的階段。四川太大，一般城鄉的人過著平靜的日子。但是，逃難來的下江人，又陷入戰火逼近的恐慌中。 

　　楊靜遠在民國九十二年（2003）出版《讓蘆日記》（楊靜遠 / 武漢大學出版社，武漢 / 2003 - 11 ）裡，記述她早期受吸引，覺得政府已經「徹底腐敗」，必須改組。 
　　左派同學借給她《延安一月》（趙超構 / 重慶《新民報》社 / 1945 - 1）和《西行漫記》（Edgar Snow，埃德加•斯諾，1905 - 1972，美國記者，"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1936 "，戈蘭茨公司 [Left Book Club, Victor Gollancz,London ]，1937 - 01），使一直用功讀英美文學作品的她，說，「我必須看牠，我得抓住每一個認識共産黨的機會。」 
　　父母苦口婆心隨時勸她先讀書，不要沖動卷入政黨之中，「政治和戀愛很相像，相處久了，就不能脫身。」 
　　她從武大畢業後，父母全力助她去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1817）英文係深造。但是，她在「解放」的浪潮下，因愛情徑自放棄學業，回來建設新中國。 
　　五十年後，她將當年兩地情書，結集出版《寫給戀人——1945 - 1948 》（楊靜遠 / 河南人民出版社，鄭州 / 1999 - 2 ）。 

　　那一年，我在北京看到她與戀人嚴國柱（武大工學院，與我大學四年同屆），知她一生在愛情中是幸福的。 
　　但是，她的父母所受的政治迫害，那般慘痛，也許是難於釋懷吧！ 
　　民國九十一年（2002）她主編《飛回的孔雀——袁昌英》（楊靜遠 / 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 / 2002 - 1），相當詳細地敘述了袁老師晚年極悲慘的遭遇：在校園掃街，被逐回鄉，年老孤身寄居親戚家，她自稱爲坐「山牢」的歲月，孤淒至死。 
　　令我這當年受業的學生，淚下不已。 

　　我也想到，親自召見勸我轉入外文系，慨然擔任我指導教授的朱光潛老師。 
　　臺灣開放回大陸探親初期，我在武大校友通訊《珞珈》讀到一位王築（Wang Zhu，1916 - 2006，學者）學長寫《朱光潛老師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的片段》中得知，四年「牛棚」生活之後，一九七○年朱老師被遣回北京大學的聯合國數據翻譯組，繼續接受監督勞動改造，掃地和沖洗廁所之外，可以摸到他些書本了。有一天，在西語係清掃垃圾時，偶然從亂紙堆中發現自己翻譯的黑格爾《美學》第二卷譯稿，那是他被抄家時給當作「封、資、脩」的東西抄走的。重見這些曾付出心血的手稿，如同隔世，幸得組長馬士沂取出掩護。他在勞動之余，得以逐字逐句推敲定稿，並且譯出第三卷，文革後得以出版。 
　　在這方面，朱老師幸運多了。 
　　民國七十八年（1989）錢穆先生到香港新亞書院（New Asia College，1949）演講，重晤朱先生。 
　　我原也想去香港得以拜謁，未能成行。 
　　錢先生回臺北告知，朱老師已不大認得人了。 

　　而當年以「佛日：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期勉，支撐我一甲子歲月以上的吳宓（Wu Mi，原名，吳玉衡，筆名餘生，1895 - 1978，文學評論家、國學大師、詩人）老師，也在政治迫害下，失去學術尊嚴。 
　　近半世紀後，吳宓老師幾位已是名學者的學生，將他「文學與人生」的大綱和上課若幹講義闔輯出版，錢鍾書封面題字。有一些手稿是用毛筆寫的，中英文並用。 
　　北京大學外文係退休教授王岷源（Wang Min - yuan，1912 - 2000），是編者之一，將英文譯成中文。當時已八十二歲，「面壁而坐幾個月，用放大鏡逐字逐句辨認研究手迹，譯完並作注釋……。」（吳宓 著 王岷源 譯，《文學與人生》，清華大學出版社，北京，1993 - 8） 
　　書中敘述吳老師一生勤於讀書教書，自己儉樸卻不斷助人。然而，在文革期間卻「不得善終」——不准授課、遭批鬥、屈辱、逼寫檢討、強迫勞動、挨打、罰不准喫飯、挾持急行摔斷腿、雙目失明……，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神志昏迷，頻頻發出文革中的聲聲呼喊：「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我要喫飯，我是吳宓教授！」 
　　他之所以受這樣嚴重的迫害，是因爲他竟敢在「批孔」會上說，「孔子有些話還是對的。」當有人要強迫他批孔時，他的答複是：「甯可殺頭……。」 
　　王教授的後記寫著：「在任何文明社會都應受到尊敬的人——深切懷念雨僧師。」

　　這些我在大學受業的老師，幾乎都未能身免。所受之苦，是中國文人佰年來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極致。 
　　即使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憤慨憾恨啊！ 

 

「情有所鐘」為「花語」以形容淡似芍香、柔美若玉的芍藥，寓意著「思唸」。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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萩水無痕

November 27, 2013, 11:4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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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華夏大地在民國時期的版圖，近似個「圓餅」形。

 

　　故鄉為啥樣子？按圖索驥，您必會呯然心慟？！

　　If you let me sing a song, I will sing "I love the motherland."
　　Would you?!

　　那麼， 「你懂我的痛嗎？」

　　 一位臺灣翻譯家、文學家齊邦媛將其內心最深之情緒傾述出來，耗費了巨大之精力。

　　位於中國東北（Northeast China）地區的南部之遼甯（Liaoning Province），曆史悠久，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簡稱「遼」（"Liao,1929 "），寓意「遼河流域，永遠安甯」（"Liao River basin, forever peace "），省會爲沈陽市（Shenyang）。而「遼河」（"Liao River "）之別稱「巨流河」（"Juliu River "）源自內蒙（Inner Mongolia）與河北（Hebei）地區，被遼甯佰姓稱之爲「母親河」（"Mother River "）。其「南濱渤海（Bohai Sea）與黃海（Yellow Sea），西南與內蒙內陸河（Inland River）、河北海灤河（Hailuan Rive）流域相鄰，北與松花江（Songhua River）流域相連。」河水東入海，其源頗可稽。

　　「『啞口海』（"Dumb Mouth Sea "），位於臺灣（Taiwan）南端，為鵝銮鼻燈塔（Eluanbi Lighthouse，1881）下的一泓灣流。據說，洶湧海浪衝擊到此，聲消音滅。」（齊邦媛：《巨流河》）

　　「我由故鄉的追憶迤邐而下，一筆一畫寫到最後一章。」齊邦媛在其自傳《巨流河》中，這樣寫道，此為「印證今生」，「將自己的一生畫成一個完整的圓環，如我教書時常講的 the cycle（輪回）。 是的， the cycle ，書寫前，我跟著父母的靈魂作了返鄉之旅。從大連海岸望向我紮根的島嶼，回到臺灣，寫下這一生的故事。天地悠悠，不久，我也將化成灰燼，留下這本書，爲來自『巨流河』的兩代人做個見證……」，可以無憾了。

　　啊！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落紅不為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此所謂，一種相思，兩處閑愁。

　　一些連記憶都隱埋在現實的日子裡，漸漸地我能理智地歸納出《聖經》傳的道，是「智慧」。人要從一切虛空之中覺悟，方是智慧。

　　　　　　　　　　　　　　　　　　　　　——齊邦媛：《巨流河》

　　「虛空」（"hollow "），其實在「佛法」中，亦有「證悟」。

　　佛陀在大經上開示菩提：一切法「於虛空法界一切眾生，唯心所現，唯識所變」（《華嚴經》）；「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楞嚴經》）。佛教不為宗教，佛教乃為教育。「善知識，菩提般若智慧。」（《六祖壇經》）

　　「覺者」（Buddha）之悟，以安雀而思之，乃大智慧矣！

　　這裡，「巨流河」與「啞口海」一端一末，便為齊邦媛之人生。「巨流河」，喻象著東北，其那個「回不去的故鄉」；「啞口海」，喻象著臺灣，她與父親後來棲居之地方。「這本書寫的是一個並未遠去的時代，關於兩代人從巨流河到啞口海的故事。」「那曾經受盡家破人亡，顛沛流離之苦的靈魂，在信仰宗教之後……由地面升至天上流浪，可曾真正找到靈魂的安歇？還是仍然漂泊在那片托身的土地上，血汗遊魂歸不得？ 」

　　書中，齊邦媛反覆地自詰、無數個叩問，撞擊著讀者之心靈，探求著人生之終極價值（The Ultimate Value），富有生命之意識與生命之體驗。

　　 竊以為，「巨流河」，自北到南，光陰八十載，成就了一部「史詩」，或者不應僅為個人之回眸。在這麽一段多秋之歲月，決不為無波無瀾之時代。風雲變幻，家國情仇，有多少切膚之痛，任何人皆不能獨善其身。而從齊邦媛之目光去打量曆史，令人感動之為其情真而意切，因爲不少故事皆為目擊與身經滴。

　　 從巨流河到啞口海，「海灣湛藍，靜美」；海浪洶湧，沖擊而來，至此「音滅聲消」。

　　 啊，「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人要從一切虛空之中覺悟，方是智慧。」

　　 真所谓，萬涓滴水聚成河，「一切歸於永恒的平靜」。

　　 曆史已逝，往者不可追。可是，卻亦並不意味著可以遺忘。齊邦媛在《巨流河》中那溫潤清雋之文字，向人們展示著生命與曆史交織一起之沈重喟歎。那仟古回聲，愴然不息，顯然為此書之一份意外之美。 

　　全書舉偶至此，謹以「亞洲小天后」趙薇一闋《萩水無痕》，作為結： 

　　秋水無痕 
　　聆聽落葉的情愫 
　　紅塵往事 
　　呢喃起漣漪無數 
　　心口無語 
　　奢望燦爛的孤獨 
　　明月黃昏 
　　遍遍不再少年路 
　　愛如果回到從前 
　　錯過的花開 
　　是不是依然美麗如初
 　　……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唯楚有士，雖三護兮，秦以亡！ 
　　我來自北兮，回北方。 
　　……。
　　我到大連去是要由故鄉的海岸，看流往臺灣的大海。 
　　連續兩天，我一個人去海邊公園的石階上坐著，望著渤海流入黃海，再流進東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兩仟多公哩航行到臺灣。 
　　繞過全島到南端的鵝銮鼻，燈塔下面數哩即是啞口海，海灣湛藍，靜美。 
　　據說，風浪到此，音滅聲消。 

　　一切歸於永恒的平靜。

　　　　　　　　　　　　　　　　　　——齊邦媛：《巨流河》

   

巨流河●

第十一章

 

印

證

今

生│
│

從巨流河到啞口海

 

 

 

　　  8、英雄的墓碑  

　　北京聚會後，我到南京去，接待我的是四三班的同學章斐。 
　　我們在校即是好友，她個性爽朗、善良，從不用心機「」○（""）。 
　　她的父親也是文化界人，所以我們生活態度和談話內容也接近，她也是臺灣開放探親後最早寫信給我的人。 
　　五十多年後首次相見，立刻可以相認。她仍是高高大大，樂觀、穩妥的樣子；似乎面對老年，也有一種從容不迫的雍容。 

　　回到南京，我懷著還鄉的心情。 
　　第一天，我們和四位班友午餐聚會，她們與我在南開的時候，並不密切。所以，無法深談。人少，也沒有唱歌。 
　　然後，按著我的計劃，我一個人去找以前甯海路的家。 
　　先找到三條巷甯海路，除了街名，什麽都不認識了。 
　　山西路小學，擠在兩棟舊樓房中間，幾乎沒有可稱爲操場的地方。 
　　鼓樓小學竟然距離我住的「假日飯店」隻有佰呎左右。 
　　我從牠門口走過去、走過來，沒有看到那黯黑狹隘的一扇破門上，挂的是我母校的校名！ 
　　兩旁小商店的招牌，幾乎遮住了她牠。 
　　我走進去，簡直不能相信牠會如此窄小簡陋破舊。 
　　鼓樓小學在南京，算是個有相當曆史的小學。如果沒有親眼看到牠如今的光景，絕不相信，記憶與現實會有這麽大的差距： 
　　民國廿六年（1937）以前，曾是「黃金十年」的首都，曾有過恢宏建國計劃的南京，全然不見蹤影了。 

　　第二天早上，章斐和她的老伴劉壽生來帶我看看現在的南京。 
　　先去新建的南京大屠殺紀念館（The Memorial Hall of Victims in Nanjing Massacre by Japanese Invaders，Nanjing，1985），進門是大片黃沙鋪地的前院，四周用石塊刻著城區里名和死亡人數；寬闊厚重的平房裡面，是相關照片、資料。沈重的慘痛，以最間樸的方式陳列人前。 
　　我至今也無法清楚地記得，自己是如何走出那屋子的。 

　　下一站，我希望去看看中山陵（Sun Yat - sen Mausoleum，Nanjing，1929）。 
　　小時候，北方有客人來，父母常帶我陪他們登上那走不完的石階。 
　　但是，出租車抵達的時候，隻見一堆雜樹之間各種雜亂的小販，沒有看到石階的進口。 
　　我下車，站著往上看白色的陵墓，疏疏落落地有些人在石階四面上下，沒有一點肅穆氣氛。 
　　我突然很泄氣，就不想上去了。 
　　回到車旁，想起昨晚看的南京地圖，我問章斐，知不知道有座航空烈士公墓也在紫金山裡？ 
　　她說，知道，也曾想去看看。就問司機，路程多遠，能不能去？ 
　　他說，繞著山往南走，三十多哩路，可以去，也願意等著帶我們回城。 

　　車子在山路上繞行的時候，我好似在夢遊境界。 
　　車停處，山路也寬闊起來。 
　　走進寬敞高昂的石頭牌坊大門時，開始登上石階，我仍疑似夢中。 
　　這是萬萬想不到的意外之旅……。 
　　直到迎面看到亭裡立著國父孫中山所寫「航空救國」的大石碑，才開始相信，這是真的了。 
　　再往上走，到了半山坡，是一大片白色的平臺，中間樹立巨大的石碑和兩位穿著飛行衣的中美軍人雕像，碑上寫著：「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Anti-Japanese Aviation Martyrs Monument，Nanjing，1995 "）。 
　　第一層坡地上，是刻著七百多位美國烈士的淺色碑群，有些碑前有獻上的花束（紀念冊上說，至今仍有後代由美國前來憑吊）。 
　　往上坡走，第二層是更大的一排排黑色大理石碑，刻的是三仟多位中國空軍烈士的名字。 
　　後面山壁上，樹木稀落。五月初的太陽照著，這一大片墓碑，並沒有陰森肅殺之氣。 
　　走完最高幾層石階時，我放開章斐牽著的手，靜靜地說，我要自己去找那塊編號 M 的碑。 
　　去北京前，張大飛的弟弟曾寄給我一本紀念碑的冊子，說，他的名字刻在那裡。 

　　那麽，這一切都是仟真萬確的事了。 
　　M 號的碑上刻著二十個名字，他的那一欄，間單地寫著： 

　　張大飛 上尉 遼甯營口人 一九一八年生  一九四五年殉職 

 　　 一個立志「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的男子，以血肉之身殉國，二十六歲的生命就濃縮到碑上這一行字裡了。 
　　是不是這一塊碑、這一行字，能成爲一種靈魂的歸依？ 

　　這一日，五月的陽光照著七十五歲的我，溫馨如他令我難忘的溫和聲音。 
　　到這裡來，莫非也是他的引領？如民國卅五年（1946）參加他殉身一周年紀唸禮拜一樣，並不全是一個意外？ 
　　我坐在碑前小小石座許久，直到章斐帶我下山，由玄武湖回城。 
　　玄武湖，原是我必訪之地。但此時將近日落，湖水灰黯，樹色也漸難辨。童年往事，全隱於暮色之中。 

　　在那一排排巨大，沒有個人生死特征的墓碑之間，我想起民國廿五年（1936）冬天，在甯海路我家爐火前聽他艱困地敘述他父親被日本人酷刑燒死的悲勵。 
　　那是我第一次明白，我的爸爸爲什麽常常不在家。 
　　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他回北方，在死亡邊緣所做的工作；也明白了爲什麽在北平和天津，媽媽帶著我不斷地隨著他改姓王，姓徐，姓張……。 
　　我也才真正地明白了蓋家小兄弟爸爸的頭顱，爲什麽挂在城門上！

　　踏上流亡第一段路程，由南京到漢口，中山中學高中部男生，是我家共生死的旅伴。 
　　我重病的母親和三個幼小的妹妹，全由他們擡的擡、抱的抱，得以登車上船。 
　　這些都不滿二十歲的男孩，在生死存亡之際，長大成爲保護者。船到漢口，學生隊伍背著自衛的一佰枝槍，被分派住在一所小學的大禮堂。 
　　十二月的夜晚，衣被不夠禦寒，日本飛機日夜來炸，城裡、江邊，炸彈焚燒晝夜不熄，他們之中年滿十八歲的十多人過江去中央軍校臨時招生處報了名。 
　　張大飛報的是空軍。他說，生命中，從此沒有眼淚，隻有戰鬥，隻有保衛國家。 

　　此後，他一心一意進入保護者的新天新地了。 
　　嚴格的入伍訓練，由冬至夏，使他脫胎換骨，走路都得挺胸闊步。 
　　飛行教育開始之後，他又進入另一境界。 
　　他二十歲生日，寫信給媽媽、哥哥和我，很興奮地說，他讀了愛國志士高志航（Gao Zhi - hang，原名高銘久，1907 - 1937，抗日戰爭期間民國空軍英雄、中國空軍驅逐機部隊司令兼第4航空大隊大隊長；淞滬會戰爲中國空軍首次擊落敵機的中國人，1937 年 10 月，在周家口機場駐防時，因機場警報不靈，遭日軍轟炸機偷襲，於座機中壯烈殉國。時年 30 歲。後其靈柩被送到湖北宜昌安葬）的傳，決心更加努力精研技術，一定要考上驅逐機隊，在天空迎戰進犯的敵機，減少同胞的傷亡。 
　　「死了一個高志航，中國還有無數個高志航！」。必須同時養成沈穩、機智、精准的判斷能力，在空戰中以極銳利的眼睛和極矯健的身手，驅逐、擊落敵機，才能生還。 

　　那時，年輕的我們多麽崇拜飛驅逐戰鬥機的英雄啊！ 
　　那種崇拜，隻有那種年紀，在真正的戰爭中才有，純潔誠懇，不需宣傳，也無人嘲弄。 
　　常年在淒厲警報聲中奔跑躲避的人們，對於能在天空擊退死亡的英雄，除了崇拜，還有感謝和慚愧，更有強烈的虧欠感。 
　　當我們在地上奔跑躲避敵人的炸彈時，他們挺身而出，到太空去殲滅敵機。 
　　當我們在弦歌不輟的政策下受正規教育時，他們在骨嶽血海中，有今天不知明天。 

　　但是，他信中一再地說，在他內心英雄崇拜的歌頌，更增強他精神的戰鬥（combat）。 
　　隨軍牧師的夢，始終未曾破滅。民國卅一年（1942）到美國受訓時，和科邏拉多州（Colorado）基地的牧師長期共處，參加他們的聚會，更增強了這個意唸。 
　　回國在昆明基地參加當地的教會，得到他一生最溫暖的主內平安。 
　　他後來大約也知道，中國軍隊中沒有隨軍牧師這制度。但是，這個願望支撐著他。 
　　不在醇酒美人之中消磨，可以有個活下去的盼望，得到靈魂真正的救贖。 
　　他是第一個和我談到靈魂的人。 
　　《聖經•詩篇》（"Great Psalms of the Bible "）第二十三篇，是祈求平安的名詩。 
　　但是，他卻誦念「使我靈魂蘇醒」（"he restores my soul "）那一段。 
　　在我們那時的家庭和學校教育中，沒有人提到靈魂的問題，終我一生。 
　　這是我閱讀深切思考的問題。 

　　在我母親遺物中，我找到兩張他升上尉和中尉的軍裝照，臉上是和硬挺軍裝不相襯的溫熙的笑容。 
　　五十年來，我在許多的戰爭紀念館重尋他以生命相殉的那個時代。 

　　民國八十七年（1998）他弟弟寄來河南《信陽日報》的報導，追述他殉身之處：「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確有一架飛機降落在西雙河老街下面的河灘上，有很多人好奇前去觀看。飛機一個翅膀向上，一個翅膀插在沙灘裡。過了幾日後，由上面派人把飛機卸了，用鹽排順河運到信陽。」 

　　三仟字的報導中，未有詞組隻字提到飛行員的遺體。 
　　飛機未起火，他屍身必尚完整，鄉人將他葬於何處？ 
　　五十多年來似已無人知道，永遠也將無人知道。 
　　那曾經受盡家破人亡，顛沛流離之苦的靈魂，在信仰宗教之後隻有十年生命中，由地面升至天上流浪，可曾真正找到靈魂的安歇？還是仍然漂泊在那片托身的土地上，血汗遊魂歸不得？ 

　　收到這張《信陽日報》的深夜，肆聲喧囂漸息。 
　　我取下他民國廿六年（1937）臨別相贈的《聖經》，似求指引，告訴我，在半世紀後，我該怎麽看他的一生；我的一生毫無阻隔地，一翻開竟是舊約《傳道書》（"Holy Bible：Ecclesiastes "）的第三章：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 
　　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保守有時，舍棄有時； 
　　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 
　　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 
　　（There is an appointed time for everything. And there is a time for every event under heaven--A time to give birth and a time to die...;
　　A time to search and a time to give up as lost; A time to keep and a time to throw away. 
　　A time to tear apart and a time to sew together; A time to be silent and a time to speak. 
　　A time to love and a time to hate; A time for war and a time for peace.）

　　這一切，似是我六十年來走過的路，在他的祝禱之下，如今已到了我「舍棄（生命）有時」之時了。 
　　所以，《傳道書》終篇提醒我，幼年快樂的日子已過，現在衰敗的日子已近；而我最愛讀的是牠對生命「舍棄有時」的象征：

　　不要等到日頭、光明、月亮、星宿變為黑暗，雨後雲彩返回。 
　　……杏樹開花、蚱蜢成爲重擔，人所願的也都廢掉。因爲人歸他永遠的家，吊喪的在街上往來。 
　　銀煉折斷，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損壞，水輪在井口破爛。 
　　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Before the sun and the light, the moon and the stars are darkened, and clouds return after the rain.
　　...The almond tree blossoms, the grasshopper drags himself along, and the caperberry is ineffective. For man goes to his eternal home while mourners go about in the street.
　　Remember Him before the silver cord is broken and the golden bowl is crushed, the pitcher by the well is shattered and the wheel at the cistern is crushed.
　　Then the dust will return to the earth as it was, and the spirit will return to God who gave it.
　　Vanity of vanities, says the Preacher, all is vanity. ）

　　我再次讀牠已是由南京歸來，看到了黑色大理石上「張大飛」的名字。 
　　生辰和死亡的年月日，似乎有什麽具體的協議。 
　　一些連記憶都隱埋在現實的日子裡，漸漸地我能理智地歸納出《聖經》傳的道，是「智慧」，人要從一切虛空之中覺悟，方是智慧。

 

紫金山北麓，綠樹叢中，莊嚴肅穆。 
當年中、美、蘇等國抗日航空烈士們靜靜地睡在這裡。

　　

　　  9、靈魂的停泊  

　　民國九十年（2001）初秋，九一八事變七十周年，哥哥帶著我和兩個妹妹，甯媛、星媛由太平洋兩端回到沈陽，參加東北中山中學「齊世英紀念圖書館」揭幕典禮，紀唸他那一代漂泊的靈魂。 

　　自民國十四年（1925）隨郭松齡飲恨巨流河，至民國七十六年（1987）埋骨臺灣，齊世英帶著妻子兒女，四海爲家，上無寸瓦，下無寸土，莊院祖墳俱已犁爲農田。 
　　我兄妹一生，填寫籍貫遼甯鐵嶺，也隻是紙上故鄉而已。 

　　東北中山中學的命運，自開創就在顛簸之中。 
　　一群失家的孩子和老師，從北平的報國寺招生起，組成了一個血淚相連的大家庭。 
　　從北平到南京，從南京到漢口，到湘鄉，到桂林，到懷遠。有車搭車，無車走路，跋涉流離進入四川，托身威遠的靜甯寺，得以安頓八年，弦歌未絕。 
　　抗戰勝利載欣載奔回到故鄉，卻遭停辦四十六年，不見天日，直到民國八十三年（1994）由各地及海外老校友推動，才得複校，重見天日。 

　　爲圖書館揭幕典禮搭建的檯上，坐著地方首長、學校負責人和爲複校出力最多的郭峰、李濤先生。 
　　他們說明東北中山中學自創校至今六十七年的坎坷校史，他們欣慰地說，隻這幾年功夫，由於教學質量優良，如今已是沈陽的一所重點學校。 
　　這一天也是校友返校的日子。 
　　操場四周列隊站著新世代的學生，唱新的校歌。 
　　接著是老校友的闔唱，他們唱的歌喚醒深埋的記憶。 
　　那是我生命初醒之歌，曾經伴著我從南京到湖南，從湘桂路到川黔路，是八仟哩路雲和月，在逃難人潮中長大成人的歌啊！ 
　　初秋的晨風裡，站在故鄉土地上，這些曾經以校爲家，生死與共的白發老人，白發楓楓，歌聲中全是眼淚。 
　　松花江的水中，仍有嘉陵江的嗚咽。但是，嗚咽中有堅持的剛強。 

　　唯楚有士，雖三護兮，秦以亡！ 
　　我來自北兮，回北方。 

　　自會場出來，我去瞻拜了九一八紀念館（918 memorial halls，Shenyang，1999 ）。然後，一個人坐火車到大連去。 
　　車過營口，我想起民國十四年（1925）冬天，父親奉命與馬旅長進占營口，由溝幫子到營口對岸下車，和旅參謀長蘇炳文帶先頭部隊渡遼河。 
　　河水還未完全封凍，滿河流冰，大家坐小木船，冒著被沖入大海的危險渡過，到營口上岸；所遇阻擋，竟是日本關東軍。 

　　我到大連去是要由故鄉的海岸，看流往臺灣的大海。 
　　連續兩天，我一個人去海邊公園的石階上坐著，望著渤海流入黃海，再流進東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兩仟多公哩航行到臺灣。 
　　繞過全島到南端的鵝銮鼻，燈塔下面數哩，即是啞口海，海灣湛藍，靜美。 
　　據說，風浪到此，音滅聲消。 

　　一切歸於永恒的平靜。

 

臺灣最南端的鵝銮鼻燈塔，素有「東方之光」的美譽。
燈塔下面數哩，即是啞口海，海灣湛藍，靜美。

                                                                                                                 

【全文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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