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草中的哭聲

巨流河●

第一章

歌聲中的故鄉

　　  1、生命之初   

 　　我生於一九二四年元宵節，在家鄉遼寧，這時經常是攝氏零下二、三十甚至四十度的天氣。
　　我母親在懷孕期間生病，所以我是個先天不足的嬰兒。出生後體弱多病，快滿周歲時，有一天發燒，高燒不退，氣若游絲，馬上就要斷氣的樣子。我母親坐在東北引用灶火餘溫的炕上，抱著我不肯放。一位來家裡過節的親戚對她說：
　　「這個ㄚ頭已經死了，差不多沒氣了，你抱著她幹什麼？把她放開吧！」
　　我母親就是不放，一直哭。那時已過了午夜，我祖母說：
　　「好，叫一個長工，騎馬到鎮上，找個能騎馬的大夫，看能不能救回這ㄚ頭的命？」
　　這個長工到了大概是十華哩外的鎮上，居然找到一位醫生，能騎馬，也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深夜到我們村莊裡來。他進了莊院，我這條命就揀回來了。
　　母親抱著不肯鬆手的死孩子，變成一個活孩子，一生充滿了生命力。

　　在那個時代，初生嬰兒的死亡率據統計是佰分之四十左右，我那樣的生命很像風中的一盞小油燈，母親的呵護，還有命中這些「貴人」圍成燈罩似地為牠擋風，使牠不致熄滅。

　　不久，這位醫生又到我們村莊來醫病。母親抱我去看他，說：
　　「這孩子是您救回來的，她爸爸在德國唸書，還沒有給她取名字，您給她取個名字，紀念這個緣分吧！」
　　這位醫生為我取名「邦媛」，在我生命之初，給了我雙重的祝福。

　　我長大後知道此名源出《詩經•君子偕老》：
　　「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前幾年有位讀者寄給我一頁影印自宋朝范成大《明湖文集》的文章，居然有一段：
　　「齊邦媛，賢德女子……。」
　　我竟然與數佰年前的賢德女子同名同姓，何等榮幸又惶恐！
　　在新世界的家庭與事業間掙扎奮鬥半生的我，時常想起山村故鄉的那位醫生，真希望他知道，我曾努力，不辜負他在那個女子命如草芥的時代所給我的慷慨祝福。

郭松龄「倒奉」失敗後的齊世英（1899 - 1987 ）。

　　  2、鐵嶺齊家  

　　我的幼年，是個無父的世界。
　　兩歲時曾驚鴻一瞥看到父親，風雪夜歸，凌晨又重上逃亡之路。隔了一天，我祖母、母親帶著哥哥和我，逃到一個比我們村莊還小的小村子親戚家躲了一些時日，因為張作霖的軍隊在搜捕參加郭松齡兵變的齊世英，要把他一家都抓了殺掉。而我在那兒卻每到天黑就哭喊著，「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使得她們加倍困苦，又怕連累別人，隻好回家，聽天由命。

　　鐵嶺齊家，在十八世紀初由山西徐溝縣（現併入太原市）到奉天（瀋陽）任職文官開始到落戶，到我父親是第八代。莊院位在范家屯西邊的小西山，距離中東鐵路的亂石山站大約五哩，家產約有四百晌（東北話讀作「天」）田地（一晌約十畝），在當地算是中等大戶。

　　我祖父齊鵬大，共有四兄弟。少年時，他不願在鄉下守著家產做「莊稼人」，跑去讀軍校，出身保定老速成學堂。之後在張作霖的奉軍裡由營長作起，又從團長升為旅長，二十多年對張大帥忠心耿耿。
　　我父親是他的獨子，留學德國回家，滿腦子救國救民的新思想，竟參加郭松齡反張作霖的革命行動，從天津揮兵出山海關到兵敗，隻有一個月。
　　那時我祖父駐防河北保定，並不知情，奉軍上下認為張大帥一定會殺我祖父，誰知他居然對部下說，「父一輩，子一輩，不要算那個帳，齊鵬大跟我這麼多年，對我沒有貳心。他兒子混蛋，留洋唸書唸糊塗了，但是不要殺他爸爸。」
　　後來我祖父在一次小戰役中受了輕傷，染了風寒而死，去世時隻有五十歲。
　　張作霖出身草莽，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壯與義氣，不與日人妥協，在皇姑屯火車上被日人埋伏炸死，結束了傳奇式的軍閥時代，留下東北那麼大的局面；其子張學良繼承名號、權勢及財富，但是沒有智慧和尊嚴，東北自主強盛的希望也永未實現。

　　我的祖母張從周是滿族人，十八歲由鄰村嫁來齊家，生了一子兩女。
　　祖父從軍之初她隨夫駐防各地，後來因為家產需人照料而回鄉定居。
　　祖父母的莊院是祖母獨自撐持的家，由她與我母親，這兩個長年守望的寂寞女人，帶著三個幼兒、二十多個長工，春耕秋收過日子。
　　我跟著哥哥滿山遍野地跑，去拔小西山的棒槌草、後院的小黃瓜、黑漿果……，冬天到結冰的小河上打滑溜，至今印象清晰。
　　祖母是位雍容大度、溫和仁厚的人，對我母親——她獨生子的媳婦，充滿了同情與憐惜。但是在那個時代，她也是由媳婦熬成婆的，她知道哪些規矩不能改變，所以雖然她對媳婦好，絕不找麻煩，對她說話聲音也很柔和，但規矩還是規矩，雖然家裡有許多長工與傭人，但公婆喫飯時，媳婦必須在旁垂手侍立，這是「有地位人家」的樣子。
　　祖母對我最為憐惜，命也是她救的，後來我到北平西山療養院，害她流了許多眼淚，至今我仍愧疚地記得。

　　爺爺回家是件大事，那年代官威很大，門口站著四個盒子炮（衛兵）。衣食講究很多，稍不合他標準就發脾氣，全家都似屏息活著，直到他返防駐地才敢喘氣。
　　我父親說祖父也頗有新思想，但太權威，沒有人敢和他辯論。
　　我出生不久，爺爺由駐防地回家，看了一眼炕上的棉被包著個小嬰兒，他威風凜凜地在大廳上坐下說，「把那個貓崽子ㄚ頭給我拿來看看！」不知是什麼原因，那個不必「抱」的不足五斤重的嬰兒竟激發了他強烈的保護天性，他下令「誰也不許欺負我這個孫女！」（尤其是我哥哥，他那壯碩的長孫）那雖是個重男輕女的時代，齊家人口少，每個孩子都寶貴，這道軍令使我在家中地位大增。

　　祖父在軍中，四十「壽誕」的禮物是一個二十歲嬌弱清秀的侍妾。他移防或者去打仗的時候就把她送回老家。不久，她染肺病死。我祖母很照顧她，把她新生的男孩（取名齊世豪）帶大。這個小叔叔和我同年，常常一起玩，經常受我哥哥和堂哥們的戲弄。
　　小叔在我祖母呵護中長大，華北淪入日軍手中後，他高中畢業被徵參軍。有一天穿著日軍制服在一個鄉鎮巷內，被中國的反日地下工作者由背後槍殺。

　　祖母寂寞抑鬱一生，獨子十三歲即離家去瀋陽、天津、日本、德國讀書，隻有暑假回來，留學回來又參加革命，從此亡命天涯，一生分離直到她去世。民國廿年（1931 ）九一八事變之後，她帶兩個姑姑和小叔到北平去住。她中年後經常臥病在床。我兩位姑姑出嫁後原來很好，大姑姑（大排行稱「四姑」）齊鏡寰，曾隨夫石志洪去日本留學，有智慧亦有膽識。民國廿二年（1933 ）後，我父親回北方組織領導地下抗日工作那幾年，一直到抗戰勝利之前，她曾多次在北平火車站等地掩護地下工作者出入山海關；每次接送人都說是她的表弟，車站的人熟了，曾問她：
　　「你怎麼那麼多表弟？」
　　其實心中大約也明白，大家都恨日本人，沒有人點破，而且她常常抱著小孩子，逢年過節不露痕跡地送禮。在臺灣還有幾位「表弟」記得她，非常欽佩感念大姑姑。
　　抗日戰起，兩位姑父因曾參加抗日工作，不能留在淪陷區，都與我家一起去大後方，先後病死重慶。兩位姑姑帶著七個孩子留在北平，與我祖母同住，盡了一切孝道。
　　祖母因癌症逝世時，隻有六十四歲。
　　那是抗戰的第一年，我們在南京淪陷前二十天逃到漢口，稍作喘息，又奔往湖南湘鄉，住了半年，又仟辛萬苦地由湘黔公路跋涉數仟哩到了四川，之後在重慶才輾轉得知，那時祖母已去世一年了。
　　我父親終生深感歉憾。

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大連），這裡曾經是日本間諜的主要指揮活動場所 。

　　  3、牧草中的哭聲  

 　　我外祖父裴信丞是漢人，外祖母是蒙古人，住在距我家二十哩外的小鎮新臺子。
　　外祖父是位富紳，家裡開了磨坊，田產很多。晚清光緒卅年（1904 ），他陪一位縣督學蔣先生到「范家屯小學」視察，對小西山村來的齊氏兄弟齊世長（世英的二堂哥）和齊世英印象深刻：兩人立志升學，長大了要報效國家。
　　那天，在脩身（公民）課上，他們聽見身量瘦小的齊世英問老師，為什麼日本人和俄國人（日俄戰爭，1904 - 1905）在我的家鄉打仗？
　　他小時上私塾時，看到南山頭的砲戰，俄國人跑了，日本人得勝，停戰之前日軍曾在我家莊院駐留一兩個月，直到我祖父派人回來。
　　幾年後，裴家與蔣家托地方上體面人士來提親；蔣督學的女兒和我二伯父同歲，裴家小姐毓貞與我父親同齡，在容貌上可說都是俊男美女，家世亦門當戶對，雙方家長同意就訂了婚。那時，我父親與二伯父已去瀋陽唸中學，沒有表示意見的機會。
　　暑假中，我父隨家中長輩到新臺子鎮去，說想看看裴家莊院種的東北稀有的葡萄樹，就看到我十四歲的母親。
　　她對那見過一面的未婚夫印象不錯，覺得比嫁給鄉下丈夫好太多了，大約有一些美夢，想的隻有美好的一面，從此對外面世界也有相當憧憬。

　　我父親自幼年受二伯父的影響最大。二伯父比他大四歲，充滿了新思想。辛亥革命的消息傳到瀋陽，他就剪了辮子。九歲的弟弟很羨慕，也自己剪了辮子。他跟著哥哥去總督府前參加請願開國會，跪了好幾個鐘頭。初中的時候，因為不滿學校的課程，兩兄弟私自到天津考上英國教會辦的新學書院，之後又赴日求學。
　　我父親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官費，進東京一高，一年後分發到金澤第四高等學校。
　　就在十九歲那年暑假，家中召他回去娶媳婦——祖母生病，家中需人持家。
　　父親不肯回去，祖父請一位堂叔專程去日本說服他回家，或者是把他捉回家。
　　我父親一直到老了還跟我們講，那時若要他結婚，他有幾個條件，第一，不要跪拜、不穿紅衣、臉不蓋紅布，他要騎馬，不坐轎。第二，他要把娶了的媳婦帶到外國，跟他一起讀書。如果答應，他就回來；如果不答應，他就不回來，家裡都答應了。
　　等他回家，除了讓他騎馬之外，其他全按老傳統辦。他一個月後就又去日本。

　　我母親十九歲嫁到齊家之後，十年間沒有離開過那座莊院有形和無形的門。
　　我父親是獨子，傳統中所有媳婦該做的事她都得做；稍有空暇就得裁製衣服、納鞋底、繡鞋面，最舒心的是繡枕頭，自己畫花樣。
　　她沒有朋友，沒有所謂社交，每年能回兩次二十哩路外的娘家已感天恩浩蕩了。
　　在我記憶中，在家鄉的母親，不是垂手站在桌邊伺候祖父母喫飯，就是在牧草中哭著。
　　十年間，我父親曾在暑假回去過四、五次，最多住兩、三個月。
　　有一年，我母親懷孕很想喫櫻桃，那時櫻桃隻在每年七、八月收成一次，在鄉下就有挑擔子的小販，從鎮上到各鄉村兜售。
　　有一天小販來到村子口，我那二十一歲的父親就跑到村口去買，沒袋子裝，就用長袍的大襟兜著櫻桃回來。那一兜櫻桃從村口走到莊院，九年中支撐她許多孤寂的歲月。

　　這一年，他從日本回家過暑假，說毓貞這名字俗氣，為她改名為純一。

　　後來，他從日本直接去了德國，平安家書和照片都是寄給祖父母的，開端寫著「父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信尾題我母親的名字，「同此問好」。那時大約不好意思或不敢寫所謂情書私信給妻子，兩個同齡的人在成長過程走著全然不同的路。
　　女子留在家鄉，莊院屋子裡是忙不完的家務；竈邊烹煮三餐，過年前擦亮上供的器皿，不斷的節慶準備，洗不盡的鍋、碗，掃不完的塞外風砂……。
　　到了十月，看著長工將大白菜、蘿蔔放進地窖，一年又將盡。而那十九歲男子，在廣大的世界，縱情於書籍、思想，參與青年人的社會、活動……，兩個人的路越走越遠，她已無從想像他遨遊的天空如何寬廣深遠，兩人即使要傾訴情愫，已無共同語言訴說天淵之別的人生經驗。

　　支持著母親在孤獨等待中活下去的，主要的力量當然是哥哥和我的誕生，好似留下信物或者替身。父親每年暑假回家，第二年春天我哥哥振一出生，再兩年春天生我，三年後我的弟弟振道出生。在人丁稀少的齊家，我們的出生有太大的重要和意義。但是在那個年代，醫藥落後，幼兒的死亡率很高，我弟弟三歲那年在室內跑跳，雙手按上了火爐，帶去瀋陽治燙傷，住在姑姑家被表妹傳染了腦膜炎，十四天後就死了。

　　我母親完全不能接受幼子突然死亡的事實，哭泣自責，漸漸陷入精神恍惚的狀態。
　　在傳統社會，一個年輕媳婦「沒事」就哭，是很不吉祥的事，她隻有趁黃昏伺候了晚飯後，在夕陽餘光中躲到牧草叢中哭泣。後院空地上長滿了一人高的牧草，從春天雪融時的嫩綠到降雪時的蒼茫，庇護著她壓抑的哭聲。
　　雪融之後，她還帶著我去一哩路外的祖墳，仆倒在我弟弟那小小的新墳上痛哭。
　　我記得祖墳四周種了松樹，在初春的風中猛烈地搖撼，沿著老墳周圍則開滿了粉紅色的花，在我母親哀切幽咽的哭聲中，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帶回家，祖母說是芍藥花。
　　我長大後每次見到芍藥花，總似聽到母親那哀傷壓抑的哭聲。
　　牠那大片的、有些透明，看似脆弱的花瓣，有一種高貴的嬌美，與旁邊的各種野花都不一樣；牠在我日後的一生中，代表人生許多蔓延的、永不凋謝的，美與悲傷的意象，尤其是以前那些世代女人的痛苦。

　　 母親從祖墳回家後，常呆呆地坐在炕沿，雙眼茫然看著窗外，連祖母喊她有時都聽不見。
　　每年清明上墳之後，大地解凍，生出許多蕨草，有一種名叫「曲末菜」，苦澀鮮嫩，村中女子都去小河對岸荒地挖曲末菜，我當然高興跟著。
　　到了荒地，看一陣陣人字形的雁群由南方飛回，雁聲淒楚。
　　母親常常站起來，癡望許久，等人都走光了才回家。

藍天白雲下，人字形的雁群由南方飛回，雁聲淒楚。

　　  4、辭鄉  

　　有一天早上，我姥爺突然來拜望我祖父母。
　　有人到新臺子去，告訴他女兒毓貞前兩天在給公婆煮早飯時，失神落魄，手隨著柴火伸到柴竈裡去，連疼痛都不知道……，她已經失神落魄好久了。而且，還聽南京來人說，我父親與一些時髦的留學生住在一起，男男女女都有。
　　姥爺終於得到我祖父母同意，允許他送我們母子三人去南京與我父團聚。如果父親不收留，他再帶我們回娘家。
　　我清晰地記得那年秋天，樹葉子差不多全掉了，高粱地也收割了，兩個長工套上馬車，把我們送往五哩外的火車站，「亂石山站」——那一帶的山石用來供應鋪設中東鐵路所需的石頭。為了上京，我穿了件全家到瀋陽做的，紅底閃藍花棉袍，興奮極了。

　　馬車出了村口不久，路旁就是一排排禿山，亂石嶙峋，一棵樹也不長，我就問，「媽，這叫什麼山？」已被我各種問題吵了一早晨的她就說，「這叫『鬼哭狼嚎山』。」這個山名加上我母親的神情，讓我牢牢地記著。

　　如今，她去投奔一個已離家多年的丈夫，牽著兩個稚齡兒女，走向數仟哩外一個全然無法想像的大城；在那裡沒有家人，連親戚都沒有，心中的惶惑、畏懼，豈不正如進入鬼哭狼嚎的世界？她知道前途未卜，但也絕不願再回到那已度過十年隔絕孤寂的塞外小村裡，過活寡似的生活。
　　我一生對文學的熱愛和觀念，其實是得自我那沒有受過中學以上教育的母親，她把那蒼莽大地的自然現象、虎狼豺豹的威脅，和那無法言說的寂寞人生化作許多夏夜的故事，給我童年至終身的啟發。
　　她的鄉野故事有些是溫柔的盼望和悲傷，有些充滿了人心的悸動。如同鬼哭狼嚎山，毫無脩飾、強烈地象徵著她那時對南方大城的畏懼，和對自己命運的憂慮。

　　我童年最清晰的記憶是姥爺牽著我哥哥，媽媽牽著我從瀋陽上火車。
　　火車沒日沒夜地開著，車窗外是無止境的莊稼地，秋收已許久了，黍梗和高粱稈子都刈割淨了。除了稀稀落落的防風林，看到天邊，都是黑褐色的泥土地。
　　姥爺說，明年三月解凍了才能翻耕。

　　出了山海關到北平，轉津浦鐵路到南京，火車走了三天兩夜。
　　在下關車站，她透過車窗從火車進站濃鬱的白色蒸氣裡，看到月臺上等著的那個英俊自信、雙眼有神的陌生男人，正挺拔地站著（直到晚年，他的腰板始終挺直不彎）。
　　蒸氣漸散，從車門走下來的則是他十九歲時被迫迎娶的妻子；此時，她腳步遲疑，牽著我的手像榆樹落葉那麼顫抖，娟秀的臉上一抹羞怯的神色遮住了喜悅。
　　到月臺上，站在她身旁的是兩個穿嶄新棉袍的鄉下孩子。

　　姥爺在南京住了十來天，就又坐上火車回關外老家去了。他臨走的時候，我媽媽哭得難分難捨。姥爺和姥娘生了四個兒子才生這個女兒，手心裡捧著長大，如今他要把她留在南方這舉目無親的人海裡了。
　　那些年，媽媽常對哥哥和我說，「你們若是不好好讀書，你爸爸就不要我們了。」

　　我很小就懂得憂愁，睡覺總不安穩。夜裡有時醒來，聽見隔室爸爸輕聲細語地和媽媽說話。他的聲音溫和沉穩，我就安然入睡。

　　我到南京不久就被送到附近小學上一年級。剛從東北鄉下出來，長得瘦小，人又很土，南京話也聽不大懂。第一天上學，隻聽懂老師說：「不許一會兒喝水、一會兒撒尿的。」覺得上學很可怕。好不容易，有幾個朋友，有一個同學對我表示好感，送了我一塊紅紅綠綠的花橡皮。我在鄉下從來沒有看見過，好高興。過了兩天，他不知道什麼事不高興，把橡皮要回去了，令我非常傷心。
　　我到今天還記得那塊橡皮，所以我開始旅行時，到世界各地都買漂亮橡皮。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事，是那一年初春雪融的時候，上學必須穿過那條名為「三條巷」的巷子，地上全是泥濘，隻有路邊有兩條乾地可以小心行走。
　　我自小好奇，沿路看熱鬧。那天跟哥哥上學，一不小心就踩到泥裡，棉鞋陷在裡面，我哥哥怕遲到就打我，我就大哭。
　　這時，一輛汽車開過來停下，裡面坐著我的父親。他叫司機出來把我的鞋從泥裡拔出來給我穿上，他們就開車走了。晚上回家他說，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務車上學，公務信紙有機關頭銜的，我們也絕不可用。一則須知公私分明，再則小孩子不可以養成炫耀的心理。

　　在我第一次挨打（似乎也是僅有的一次）之後，他也是用同樣的語氣告訴六歲的我，這裡不是可以滿山遍野跑的鄉下，城市公園的花是不能摘的，摘了更不能一再撒謊，「我打你是要你記得」。
　　這最初的印象，使我一生很少說謊。即使要跟人家說一點善意的謊話，都很有罪過感。

　　  5、渡不過的巨流河  

　　在我記憶中，我的父親齊世英一生都是位溫和的君子。
　　他說，那實在是他理想的開始，做人要有個人的樣子。

　　他少年時曾跟祖母到祖父的軍隊駐防地住過，體驗過軍營生活，也看到許多北方的鄉村，深深感到一般國民知識的閉塞，對國家和自己的命運幾乎全然無知，在純樸的美德後面常常是冷漠和愚昧。他十五歲到天津上新學書院那三年，受的是英國式教育，要養成彬彬有禮的紳士。在天津，他經常聽到「關裡人」對張作霖奉軍粗魯的嘲笑。新學書院每日如升旗典禮一樣，有讀基督教《聖經》（" Biblia "）的早課，雖未強迫學生皈依，卻引領他開始思索心靈問題，人生在世意義為何？

　　十八歲考取官費到日本讀書，更進一步認識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國民普遍的教養是清潔守法，教育程度高些的講究溫恭的禮節，鼓勵知識的追求，對國家有強烈的效忠思想，所以日本那麼小，卻已成為亞洲強國。

　　他進入東京一高預科讀好日文，一年後分發至日本中部面對日本海、十六世紀後有「加賀百萬石」之稱、有精緻藝術文化傳統的金澤第四高等學校（日本當時全國隻有八所高等學校）理科。該校各項功課皆強，且注重語文教育，除日文外，每週英文、德文各八小時，他在此三年，打好一生閱讀的扎實基礎。
　　最初常去教會，讀些基督教的書，但無法感到滿足，進而讀哲學書籍。
　　當時有一位影響他很大的老師西田幾多郎，本在金澤四高任教，後來到京都帝大教哲學，引導他閱讀哲學、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書，尤其是河上肇（Kawakami Hajime，1879 - 1946）《貧乏物語》（"Poor Story，1916 "）等，讓他深感社會充滿種種不平。
　　由於沒那麼多錢買書，他和書店約好，把書買回來以後，不要弄髒，看完後送回書店可以拿回八折的錢再買別的書。
　　金澤多雨，冬天積雪甚深，常能閉戶讀書，日積月累，他由一個聰明好動的少年，長成一個深思耽讀的青年。

　　二十二歲，他追隨堂兄的腳步，到德國柏林留學，讀哲學經濟系，認真地唸了馬克斯（Karl Marx，1818 - 1883）的《資本論》（"Das Kapital，1930 "）和不少社會主義論著。但覺得心中許多不能解的疑問，終極思考的基礎不能建立，頗感徬徨。那時德國剛剛戰敗，通貨膨脹，中、日銀洋都很值錢。他與同學們生活可稱優裕，常在一起玩樂，多了一些認識德國社會的機會，卻耽誤了讀書的時間。下學期轉學到海德堡大學，受教於歷史哲學派大師李凱爾特（Heinrich Rickert，1863 - 1936 ）和阿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1877–1916〕是已故馬克思．韋伯〔Max Weber，1864 - 1920〕之弟），既是慕名而去，便全心傾聽，也常在課餘發問。
　　歷史哲學派由政治經濟的思想史更分析人生現象，在研究過程闡明理性思考之必要，也提醒他區域現實的不同，不可以衝動熱情地強以理論（如《資本論》）套在大政策上。——這對他是一生的啟發，使他堅定地相信，隻有真正的知識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潛移默化拯救積弱的中國，而不是激動熱情的群眾運動。不擇手段隻達目的的階級革命，留下的社會、文化問題需要更多的理性解決，才能彌補。

　　那兩年時光，課後過了橋，在尼卡河（Neckar）畔思考徘徊，是一生僅有的幸福時光。
　　春日河水激流常令他想到遼河解凍的濁流，青年壯志也常洶湧難抑。他記起五歲那年，穿了一雙新棉鞋，走在遼河岸上，圍繞著媽媽，興高采烈地又跑又跳的情景——有個聲音在他心中呼喚：回去辦教育，我美麗蒼茫的故鄉啊！
　　我一定要拚命練好一身本事，用最理性的方式回去辦教育，……我今日所學所知，終有一天會讓我報答你養育之恩。

　　他一生第一個大挫折，是堂兄因肺結核逝世於德國南部的 Freiburg（弗萊堡）。最初尚隱瞞一陣，但不久伯祖父在家鄉去世，兒子為何不能奔喪？隻好捧著他的骨灰回家。
　　回到瀋陽，家中堅決不許他再出去，追求學問的夢至此中斷，那一年他二十五歲。
　　喪事結束後，他離開莊院又回到瀋陽城，想另尋途徑，再走進脩之路。
　　在那時代的瀋陽，一個官費留學生從德國歸來，是件很受重視的事。
　　他父親在奉天武備學堂的同學好友郭松齡將軍，認為他住在旅館不方便，邀他搬到郭家。
　　塞外一月，冰雪封途，最適作長夜之談，兩人談地方事，國事到天下事，無所不談。
　　郭將軍敬重的客人來訪亦常邀他聚談，歸國青年得以宏觀知家鄉處境，他在日本和德國所見，亦引聽者極大興趣。尤其談到德國在第一次大戰敗後，經濟幾近崩潰，民間生活艱苦，但人民處處流露民族的自尊，和走出困境的堅定意志。
　　他們石頭建基的老樓舊廈，廊柱依然脩整，門前路樹，石砌街巷，有文化根基深厚的穩定感。
　　而東北當時在日俄覬覦下已處危境，參加軍閥混戰有何意義？中國的老佰姓，何日才能普遍受到足夠的教育，走出渾渾噩噩受人擺布的境地？——他不知道，這些大家充滿強烈憤慨和改革使命感的雪夜長談，因緣際會，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自古以來，塞外傳奇人物，都是驍勇善戰的騎射英雄，保住江山，進而生聚教育。
　　郭松齡將軍，晚清光緒九年（1883）生於遼寧鄉漁樵寨村。家貧，十五歲就讀私塾數年，進奉天武備學堂，畢業後隨朱慶瀾（1874 - 1941）軍入川，在四川新軍加入同盟會。三十三歲由陸軍大學畢業後，由已任廣東省省長朱慶瀾的推薦，在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擔任警衛軍及韶關講武堂教官。他有學識，有見解，講課時督促青年成為有民主思想的愛國軍人。辛亥革命後全國軍政混亂，他在軍中由北至南嘗遍了國家動盪之苦，對局勢具有寬闊的視野，回到新創辦的東北講武堂任戰術教官，當時奉軍少帥張學良是他的學生，對郭教官極為佩服，邀他加入奉軍，改革軍隊成立新軍，凡事傾誠合作。
　　兩次直奉戰爭中，郭軍以戰力戰術皆立戰功。但是進關參戰，意義何在？
　　故鄉沃野仟哩，農耕缺人，而青年官兵傷亡異鄉，遺族處境悲慘，實在應停止征戰，教育生息。

　　在由歐洲回國的青年人眼中，新軍的理念是很有吸引力的。
　　那時的郭將軍，已是新軍領袖，地位顯赫，儀表堂堂，凡事能決能行。郭夫人韓淑英女士，燕京大學畢業，伉儷情深，兩人皆好讀書，接受新思想，交友、談話多以天下國家為己任。郭將軍與張學良等原已籌備成立一所中學，教育軍人遺族子女，以盡袍澤之情，名為「同澤中學」。知我父親回國後志在辦教育，培育家鄉青年新思想，便派他出任校長，參酌英、德、日本學校制訂規章，奠定良好基礎，延請各地優良師資。
　　在偽滿洲國之前，同澤中學未受政局影響，一直辦得很好，之後還加辦「同澤女子中學」。同時也籌畫辦一所真正研究學問的大學，不受當權者支配，不以培養官員為目的。

　　同澤中學成立，校舍尚未興建完成時，先借用瀋陽城東山咀子軍營一部分新脩的營房，其餘的由軍官教育班使用。那一年夏天，先招考了三班十四歲以下的學生（到臺灣後曾任海軍總司令的宋長志，即是那時的學生）。
　　這樣的有遠景的工作，真是一個青春夢的實現！
　　年輕的校長興高采烈地忙碌工作，師資、課程、學生的教導……要全心去做。
　　東山咀子營房距瀋陽約二十哩，有脩建營房用的小火車進城，他的心情真似那小火車頭一樣，充滿了勇往直前的幹勁。

　　這樣快樂的日子不到一年即告終止。
　　民國十四年（1925 ），十一月初旬一天晚上，郭將軍電話召他立刻進城面談。
　　那時小火車車頭已經熄火，商量之後，再升火，把他送到城內。
　　郭將軍說奉命又須率兵進關，先到天津，邀他隨軍前往，校務請教務主任代理一下，第二天即須出發。到天津後數日，郭將軍住進義大利租界的義國醫院，對他說，此次入關，要對抗二次奉直戰後，孫傳芳召集的五省聯軍，鞏固奉軍在河北、山東、安徽、江蘇等省的地盤。郭軍是常勝軍，但是他早已厭倦這種窮兵黷武的政策，官兵傷亡慘重，不知為何而戰。進駐天津後，他即邀集核心幹部，團長以上軍官開會，願隨他回師者，在和平開發東北方案上簽字，不願者，留在天津李景林部隊。
　　除了幾位追隨張作霖多年，不便參與「造反」的將領外，大家都簽了名。

　　郭將軍邀請我父親負責回師時爭取國際支持，首先須取得日本駐在滿洲鐵路的軍隊保持中立。
　　在天津參加的還有幾位關內的政界名人，如饒漢祥（曾任黎元洪的秘書長）、殷汝耕、高惜冰、楊夢周、蘇上達、樊光、林長民（林徽音之父）和盧春芳等。已允出任外交處長的王正廷尚未到任（後來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先由齊世英代理外交事務主任。大家對郭軍回師瀋陽，不去參加軍閥內戰的革新理想很有信心。
　　回師前夕，郭將軍對大家說，「此事成功固好，若失敗則大家皆須亡命。」

　　十一月二十二日，郭將軍揮師前往河北灤州，通電請張作霖停戰下野，將軍政權交給張學良。電文內容是：

　　郭將軍率衛隊二佰餘人離開新民，如騎快馬，輕易可以脫險，另求再起，但是郭夫人及文人饒漢祥等人不會騎馬，郭不忍獨自逃生，同坐馬車往南走，被對方騎馬追上，奉命就地槍決，以免生變。臨刑前，郭松齡遺言：「吾倡大義，除賊不濟，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請視此血道而來！」

　　郭妻韓淑秀說：「夫為國死，吾為夫死，吾夫婦可以無憾矣。」
　　郭松齡四十二歲，韓淑秀三十六歲。屍首運回瀋陽市，在小河沿廣場，曝屍三日，始准家人收殮。郭氏夫婦的屍體曝放在小河沿的大廣場上，基督聖誕之日，上天降雪，覆蓋了冰封土地上的屍身，成了最潔淨和平的棺槨，沒有人敢去祭拜，遙遠哭泣的親友流下的眼淚也立刻凍結成冰。

　　參加郭軍倒戈的人原都難逃一死，但是與張作霖一起由綠林出道打天下的老弟兄張作相，性格寬厚，有高度智慧，勸他說，「不能這麼辦，他們都是家鄉子弟，冤冤相報，將來那還得了？」這一句話不知保全了多少性命。叛軍歸回原職之後，更加效忠賣命，也延長了奉軍的政治生命。

　　後來得知投效郭軍的林長民隨郭將軍出亡途中，中流彈死亡。
　　饒漢祥在解往瀋陽途中，押解的兵問他，「你是做什麼的？」他說，「我是寫字的。」士兵說寫字的不要，推他下車，得以保住一命回到天津黎元洪家。

　　但是，張氏父子特別懸賞捉拿齊世英，認為張家送出去的留學生回來反對他，煽動郭軍兵變，非捉來殺掉不可。那許多年裡，他們認為東北就是張家的，政府公開考試遴選的官費留學生就是張家派的，隻能效忠他一家。

　　十二月二十四日天剛一亮，齊世英即去新民臨時司令部準備全面渡巨流河，誰知郭將軍竟已被迫於午夜出亡。在亂軍中，他帶了外交處的五個人，殷汝耕、劉友惠、楊夢周、蘇上達和後趕上的盧春芳，步行涉險到新民市的日本領事館尋求暫時躲避，因為前二日曾為日軍沿滿鐵鐵路駐軍問題交涉，與日方見過數次，此時未多問答，即給予政治庇護。

　　奉軍包圍日本領事館，要求將這六人引渡。
　　日本駐瀋陽總領事吉田茂加派十名警察至新民，不許奉軍進領事館一步，以保護政治犯，由他出面去辦交涉，並送去行李、威士忌酒以示敬意。

　　吉田茂（Shigeru Yoshida，1878 - 1967）這個人道的決定不僅救了這六個人的性命，也顯示出他一生敢做敢為有擔當的政治勇氣。
　　他的父親竹內綱是日本自民黨前身的領袖，將龐大家產留給他作從政資本。
　　他的岳父牧野伸顯是明治維新後一代的宮中重臣，世世代代培養宏觀政治智慧，他在瀋陽總領事任內觀察中國北方政局，很看不起張作霖。認為他坐擁東北這樣富饒的土地，不知培養生民社會福祉，提高文化教育，而窮兵黷武是無知短視。
　　據說他在領事館內談起張作霖時，不稱官銜，也不呼名，就直呼「馬賊」，他個人對郭松齡的革新思想極為尊敬。他由外交界出身，深信在正常的國際局勢中，日本如果能與一個現代化的近鄰保持良好密切關係，同樣可以得到合理的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戰吉田茂出任日本戰敗後第一任首相，利用美國占領軍優厚的協助，不僅使日本自政經廢墟中重建，後來成為經濟強國，且在他任內培育了許多大臣人才，成為歷史上稱為「吉田學校」的佳話。

　　齊世英和他的落難兄弟，六個人睡在新民領事館八個榻榻米的偏房裡，整整半年被奉軍日夜圍困，白天連院子都不敢去，怕挨冷槍。
　　由領事館人員口中得知郭將軍已死，遺體在瀋陽小河沿廣場曝屍三日，軍隊全已收編歸制，六個人蟄居在此，出門一步即是死亡。
　　他們曾仟哩追隨，撼動山河的郭軍回師壯舉，有如過眼雲煙，一切都在囚牆外的天地，吹過去了，散了。

　　漫漫長日，漫漫長夜，日日夜夜，他想了又想：
　　「一路上打的都是勝仗，為什麼當瀋陽燈火可見的夜晚，我們就是渡不過巨流河？那一天午夜，如果我住在設於馬車店的臨時司令部，參謀長他們通電投降奉軍，到逼迫郭將軍出亡的那一段時間，我會派人送郭夫人去新民日本領事館取得庇護，然後隨郭將軍及衛隊快馬闖出去，奔回錦州，巨流河西岸都是郭軍，撤回錦州，保住實力，可以捲土重來……。」
　　思前想後，憾恨圍繞著巨流河功敗垂成的那一戰。
　　巨流河啊，巨流河，那渡不過的巨流莫非即是現實中的嚴寒，外交和革新思想皆被困凍於此？

　　春耕解凍的時候，奉軍又進關參加直、魯、豫軍閥的混戰。
　　京奉鐵路離日本領事館隻有五佰公尺左右，從傳來的聲音斷定，運兵車和鐵軌磨擦損壞得很厲害。
　　奉軍這樣不予人民生息，即使他不追殺，齊世英也不能回去了，唯一的盼望是早日脫困，另尋生路。
　　「但是，今生隻剩我一人，我也要反抗惡勢力到底！」

　　民國十五年（1926）七月初一個下弦月的夜晚，他們終於在日本領事館同情郭軍的書記中田豐仟代，和警察金井房太郎協助下，翻牆化裝逃出稍微鬆懈的包圍線，沿著鐵路步行六十哩，到興隆店由日本友人接應到達皇姑屯。
　　二十七歲的齊世英和四十八歲的吉田茂第一次作了長夜之談，彼此頗為投緣。
　　吉田茂很欣賞齊世英有教養，有見解，是個磊落的青年；他雖是執行日本政府那時的「中立」政策，而在庇護政治犯與助他們脫險的行動上，大約也有些浪漫情懷吧。
　　年輕人不僅感謝他及時伸出的援手，二次大戰後再次相見，兩人又各是一番人生，也進一步欽佩吉田茂的國際觀和戰後培養政治人才的遠見。

　　齊世英化裝由遼寧到朝鮮釜山乘渡輪到日本，再換火車去東京。
　　車到京都便被記者追蹤，次日報上亂報一些猜測，隻好正面接受訪問，說明郭軍革新理想及回師前後真相，消息也迅速傳至中國各地。
　　到東京時，淺草區有一劇場正在上演以郭松齡為題材的一齣話劇，邀他們去當貴賓，劇中有不少屬於齊世英的戲。
　　原是一場改變東北命運的壯舉，如今隻是人間一齣戲劇了。

　　由日本回到天津，那時北洋政府的一些新舊人物間的恩恩怨怨，仍在餘波盪漾之中。
　　故鄉是回不去了，也沒有能力和心情回到德國讀書。在天津義租界，見到了郭將軍的朋友黃郛先生，他曾雪中送炭，寄錢到新民領事館。（北伐軍攻克上海，黃出任上海市長，後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黃郛勸他先去上海，多作觀察，再定行止。
　　從上海去武漢，因為郭軍回師之舉，是南方各種革命分子都同情的，飄然一身，亡命天涯的心情下，與留德、留日的同學也都陸續見面，都能開懷暢談。
　　那時仍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和共產黨人李漢俊、詹大悲、耿伯釗等人也曾聚餐談話，參加他們野外召開的群眾大會，聽各黨派演講，仔細閱讀他們的宣傳小冊，認真思考後，覺得國民黨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對中國實際狀況是最穩健的做法，黨員水準高，形象清新。
　　民國十五年（1926）底，在上海加入了國民黨，並不是投奔任何人。
　　蔣先生在南昌第一次見面時說，「你不像東北人！」這句話令他很難忘記。蔣先生那時，尚不是唯一的權力中心。三十年後，他在臺北把他開除國民黨籍，大約是政術嫻熟的浙江人終於發現，溫和英俊的齊世英，骨頭又倔又硬，是個不馴服的，真正東北人。

　　加入國民黨後，他多次往返於上海、漢口之間，也隨黃郛到國民黨總部的南昌去。
　　蔣先生與黃郛情誼甚重，餐聚時常邀他參加，在此認識了陳果夫、立夫兄弟。
　　寧漢國共分裂後，在南昌九江和杭州認識了許多風雲人物，了解國民黨的狀況，也認清了國共的關係。這一年中，曾多次到日本去，進一步觀察、研究日本。
　　在郭軍革命中，見識到政治大起大落的局面，深知參與政治不能不懂軍事，希望能有系統地研究現代軍事。遂於民國十七年（1928）年，由政府授予陸軍中尉軍階，正式報考進入日本訓練在職軍官的步兵學校（陸軍大學需三年才畢業）。開學前被派下部隊，在高田三十連隊任隊附（相當於副連長）。白天上課，晚上住在部隊，每週末坐夜車到東京去，常與中央派去日本留學的軍官（多為黃埔一期）相聚。因他畢業於金澤四高，日語文皆好，被尊為日本通，常可助人。有時與日本老同學敘舊，接觸面甚廣。
　　日本人一般對中國東北（他們稱為滿洲）都有興趣，因他是參與郭松齡起義的革命者，而樂與交談，使他聽到日本覬覦東北的種種真心話，內心深為故鄉擔憂。
　　在此期間，他進一步研讀日本的軍事史，幕府時期的武士精神，明治維新後的軍事現代化和二十世紀擴張主義的萌芽。

　　那三年，一個二十七歲的北國青年，兵敗亡命，浪跡天涯，從郭將軍家圍爐夜話至長江，遇見了許多當時正在創造中國近代史的人物，因緣際會，作了許多長談；談抱負，談理想，投契相知。這些長談，鑄造了他一生的政治性格和風骨。

蔣介石重要把兄弟之一黄郛（1880 - 1936）。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