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不平靜之浪花

巨流河●

第一章

歌聲中的故鄉

　　  6、九一八事變   

 　　民國十七年（1928）六月，日本關東軍在南滿鐵路皇姑屯站炸死了張作霖，民國廿年（1931）九月十八日，日軍一夜之間占據了瀋陽，造成中國近代史上最沉痛的「九一八事變」。
　　對於我那自以為苦盡甘來的母親，這是青天霹靂，剛剛揮別的那個充滿孤寂回憶的冰雪大地，成了一個回不去的故鄉，鍾愛她的父母將難於重見了。

　　對於我父親，這一天似乎是遲早會到來的；自他五歲看到日俄戰爭的砲彈落在我家後山之後，自從郭松齡為改變東北命運而戰、兵敗後被曝屍瀋陽廣場之後，雄踞東北的張作霖被炸死之後，他的兒子張學良匆促繼承霸權，既無能力又無魄力保護偌大的疆域，隻能眼睜睜地看著東北成為一片幾乎茫然無主的土地。

　　故鄉斷送在「家天下」的無知之手，令人何等悲憤！
　　日本人從世紀初脩南滿鐵路貫穿東北半壁江山，已處心積慮等候這一天三十年了。
　　日本關東軍自九一八之後控制了所有對外訊息，鐵路、公路、電訊全都切斷。但是從瀋陽到黑龍江，他們一路受到地方自衛力量的抵抗，一年後才全部占領。至民國廿三年（1934），成立滿洲國，做為民國廿九年（1940）「大東亞共榮圈」起點，準備對中國展開全面侵略。　　
　　這漫長的一年，張學良在哪裡？縱橫天下的奉軍而今安在？

　　一夜之間，中國好似在睡夢中被砍掉了腳的巨人，突然驚醒，全國遊行，呼喊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誓死復土！」但喊聲隻有自己聽見。
　　那時的世界仍在殖民地時代，有制裁力的強國幾乎全是殖民國家（英國殖民的印度到一九四七年才得以獨立，法國的安南在一九四五年才以越南之名獨立，她們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數仟萬亡魂所換得的）。

　　當時的國際聯盟為九一八事變曾組成一個「李頓調查團」，然而毫無成果，世界上從無真正公理。
　　九一八事變後一年中，我父思量再三，思考實際工作的種種可能。

　　自從他加入中央政府工作二年來，聯絡、布置在東北的工作人員多是教育界人士，瀋陽淪陷後已全撤到北平，成立了流亡辦事處；有些人也到了南京報告故鄉局勢，呼籲中央有效援助吉林和黑龍江省內風起雲湧的義勇軍。
　　張少帥繼承的奉軍精華已在他聲稱「不抵抗」的情況下撤入關內，地方上不甘坐待淪亡的人，有槍即起，稍大聲望的稱為義勇軍抗日。

　　無數青少年不願受日本教育，紛紛逃到平津；有的投靠親友，有的流落各方。
　　那時的中央對東北局勢既無認識亦無對策，我父親知道唯一能做的隻有自己回北方去，深入虎穴，了解實況。
　　這是東北人稱為「挾著腦袋幹」的孤注一擲。

　　他先辭掉中央工作，在極端祕密中（隻有陳立夫一人知道）由上海乘船，用赴德經商的趙姓商人護照到日本神戶換船轉往俄國海參崴，乘兩天一班的火車經綏芬河到哈爾濱去。
　　到哈爾濱，住進一家白俄人開的旅館，找到了仍在變局中苦撐的吉林同志徐箴〔電話局局長，勝利後出任遼寧省主席，民國卅八年（1949）初撤退來臺時，由上海搭太平輪，全家在船難中沉沒於臺灣海峽〕、臧啟芳（地畝局局長）和周天放（教育局局長）等祕密工作同志，得以詳知九一八後家鄉抗日行動近況。
　　遼寧幾乎全部被日人占領，隻有荊可獨、許俊哲和石堅（字墨堂，抗戰末期，被日本人逮捕，判處死刑，他手下大將，年輕的律師梁肅戎被判十五年監禁，勝利時幸獲自由，撤退來臺灣另有一番奮鬥）等人以文官身分掩護發展義勇軍工作。

　　吉林方面，在日本占領之前活動最有力的是韓清淪和蓋文華，他們策畫當地東北軍與民間武力結合成為聲勢浩大的義勇軍，抵擋日人北進，在長春血戰一月後終於被日人占領，蓋文華與八位同志被捕，砍下的頭顱掛在城樓上。

　　齊世英從哈爾濱出發，經由王賓章、宇章五兄弟負責的最北據點——黑龍江臨時省會海倫，去會見當時聲勢最盛的義勇軍首領馬占山和蘇炳文等人，了解到他們彈藥缺乏，裝備與糧食補給已朝不保夕的情形；張家軍隊剩下的已停止抵抗，中央又遠在數仟哩之外，交通已切斷，義勇軍隻有赤手空拳、滿腔熱血和刺骨的朔風，無法阻擋日本關東軍。
　　大局既已無望，他此行唯一的成就，是勸服他們不要投降，武力不能為敵所用，亦不可妄作犧牲，盡一切能力安頓義民回鄉，留住潛伏呼應的愛國之唸。
　　日人在民國廿一年（1932）占領黑龍江後，他協助安排馬占山與蘇炳文進關，在南京、上海受到民族英雄式的接待與歡迎，對日後全國抗日的民心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直接到東北工作既已不可能，他將敵後工作做了聯繫的安排後回到南京。
　　蔣委員長對他說，政府在上海成立東北協會，從此由他負責中央與東北地下抗日工作的聯繫，以及東北進關人員的安頓事宜，作長久的打算，決不放棄。

九一八事變當日，日軍部隊進入沈陽。

　　  7、城門樓上的頭顱  

　　那時，祖母帶我兩位姑姑也從東北到了北平。
　　父親已先託人把我母親和我兄妹由南京送到北平，對朋友們說是要去照顧婆婆。
　　父親由哈爾濱回到北平後，決定盡可能地留在華北，用種種方式和東北的地下抗日工作人員聯繫，以便掌握局勢。
　　那時候北平不太安全，沒有什麼保護，時常有日本奸細搜集資料，因此我們就搬到天津的法租界。哥哥則留在北平陪祖母，我母親有時還能從天津去探望他們。
　　這期間，母親開始扮演這一生的新角色：接待來自家鄉的革命志士的家人和學生。
　　記得有一天，有位蓋伯母和我媽媽在屋子裡哭，媽媽叫我帶她兩個小男孩到院子玩，蓋家小兄弟說：
　　「不知為什麼我爸爸的頭掛在城門樓上？」
　　民國八十九年（2000），在瀋陽已復校的中山中學「齊世英紀念圖書館」開幕時，有人贈我《勿忘九一八》紀念畫冊，有一張全頁照片：古城樓上，清晰的一排血淋淋的壯漢頭顱，怒目齜牙，血淋淋的國恨家仇，全未放下，與我童年記憶印證，永難抹滅。

　　但是，即使在租界，仍然不很安全，姓「齊」很惹眼，所以父親就常常改姓。

　　我記得我們最常姓「王」、「徐」。姓「王」的時候，我在讀天津「老西開小學」三年級。因為家裡不敢讓一個小女孩在大城市裡跑路，就雇黃包車接送。
　　我記得我坐黃包車離開學校的時候，有時會有調皮的同學在後面喊：「王八圓！王八圓！」我被喊得很生氣，回去就哭。

　　過了一陣子，父親又改姓「徐」，因為改姓，我不得不換一所學校。
　　那學校有一些英國傳教士，會教一點口語英文，可是三、四年級時學的英文，平時不用，後來就完全忘了。

　　姓過一陣子「徐」後，我還姓過「張」。
　　因為父親必須不斷地改姓，母親也不斷地做「王太太」、「徐太太」……。
　　我上學前常常問：
　　「媽，我今天姓什麼？」
　　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問「我姓什麼？」真的很可笑。

　　在危機四伏、不斷搬遷的日子裡，母親不再是個哭泣的女人，她與我父親兩人的感情，在那樣動盪的局勢下開始建立起穩固的根基，她覺得能與他共患難是幸福的，那種全心全意的接受與奉獻，給我成長過程最大的安全感。
　　她八十三歲去世前不久，我們曾談到新時代女性有選擇權的婚姻，我問她現在是否仍會選擇嫁給爸爸？
　　她當時未答，過了幾天，她說：
　　「我還是會嫁給他。他雖不是『家庭第一』的男人，但他是溫和潔淨的真君子。」

　　從天津回到南京後，我家先租屋住在傅后岡街。

　　那是一間小小的新房子，對面有一大片空地，長滿了高大的槐樹，初夏時開著一串串淡黃色的香花，是我終生的最愛，和芍藥花一樣，給我強烈的家的幸福感。

　　每天早上，我和鄰巷的同學段永蘭及她的表哥劉兆田，沿著新脩的江南鐵路鐵軌去上「鼓樓小學」，路上有開不盡的蒲公英和雜色小花。
　　民國廿二年（1933）剛放暑假的時候，媽媽生了我的大妹妹，爸爸為了紀念故鄉遼寧，為她取名「寧媛」。
　　她是個圓圓胖胖極健康可愛的嬰兒，白天笑口常開，但常常到了晚上就哭一陣。媽媽怕她吵爸爸睡覺，隻得抱著她滿屋子走。
　　剛來幫忙帶孩子的李媽愁於幫不上忙，有一天求一位來南京述職的地下抗日同志楊夢周先生（他那時住在我家，等待去新疆投效盛世才），幫她寫了一幅她家鄉安徽鳳陽的敕令：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哭郎，行人君子唸三遍，一覺睡到大天亮。」求我哥哥上學時貼在大路的電線桿上。

　　我們天天經過都注意，有沒有停下唸三遍的人，又很怕被爸爸發現會生氣。
　　他參加南京中央政府最大的理想就是破除迷信和陋習，全民建設新中國。

　　我讀鼓樓小學的時候，南京充滿了新氣象。
　　我已經九歲了，記得到處都是「新生活運動」的標語；我們小學生還去幫忙貼標語，諸如「不許吐痰」、「振作圖強」……等等。
　　這些話今天已經沒有人講了，可是回想我們剛來臺灣時，「不許吐痰」還是一個奮鬥的目標，街上還掛過標語，勤儉、不喝酒、不賭博、破除迷信……等等。

　　民國十七年（1928）到民國廿六年（1937）以南京為首都的中國充滿了希望，到處都在推動新建設。
　　那段時期，近代史上有人稱為「黃金十年」。
　　日本有正式記錄提到，軍方主張早日發動戰爭，不能再等了，因為假如現在不打中國，待她國勢強盛起來，就不能打了。

2011年10月16日，臺北國父紀念館展出30年代蔣介石手書「公共汽車乘車須知」。

　　  8、撒石灰的童年  

 　　民國廿三年（1934）夏天，突然間我得了病。

　　我從小氣管和肺就不好，那一年暑假得了兩次肺炎，生命垂危，幾度又是氣若游絲的狀況。

　　我父母很憂愁，有位醫生跟他們說：
　　「她這種肺，應該到北方乾燥的地方，會好一點。」
　　祖母那時還住在北平，得知我的病情，寫信說：
　　「把她送到北平來吧。」
　　祖母身體也不好，因為父親的關係，經常上德國人開設的「德國醫院」。

　　我記得跟父親坐津浦鐵路到北平去，自己並不知此程的真正目的，隻因為父親親自帶我，讓我感到很快樂。

　　火車好似走了兩天兩夜，第二天過黃河鐵橋的時候，我第一次坐到餐車喫飯。
　　父親把牛排切成小小的一塊塊給我，教我怎麼切、怎麼拿刀。
　　在火車經過長長的鐵橋發出雄渾的轟隆聲中，我第一次和爸爸面對面坐著，那幸福的感覺我記得清清楚楚。

　　北平德國醫院的醫生診斷後，對我父親說：
　　「這孩子如果這樣下去，恐怕保不住了，你最好把她送到療養院。」

　　父親又親手牽著我，把我送到離城二十里、位在西山山麓由德國人和中國人合資開設的「西山療養院」，那位德國醫生保證我到那裡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顧。

　　療養院採西式管理，病人是一個人住一間房。
　　雖然我是院裡唯一的小孩，也得一個人住。

　　每到晚上，我一個人睡在房裡就很怕，住了整整一年也怕了一年。

　　那時候肺病是重症，有些人會治好，有些人治不好。因此院裡經常有人死去，死後院方會在病人住過的屋子裡撒石灰。
　　本來我不懂，後來我知道，一撒石灰，就是有人死了。
　　死亡是什麼，我不知道，但是一看到撒石灰就開始哭。

　　院中有一位送飯的老王，是個白白、壯壯的男人，那時大概有三、四十歲吧。他有個女兒和我差不多大，他都叫我「丫頭」。
　　每次我一哭，老王就說：

　　「丫頭別哭！我去給你煮土豆！」

　　土豆就是洋芋，那是我小時候最愛喫的。
　　我到今天和好朋友出去喫飯，誰有一個煮好的、圓的洋芋，都會給我。
　　每想起這事我仍悲傷難抑。

　　六十多歲的祖母每個禮拜六坐二十哩路轎子到療養院看我。
　　每回她要走的時候，我就哭哭啼啼地想下床追，但又不能下床，就在床上喊：

　　「我跟你回家！我跟你回家！」

　　祖母的轎子走很遠了，還聽到我在哭，但又不能帶我走。
　　有一次臨走時，她也哭了，眼淚在皺紋裡是橫著流的，至今我才明白何以古人文章裡說「涕淚橫流」……。

　　療養院有一位女病人，我記得叫做張采蘋，大概二十五、六歲，我叫她張姐姐，老王說她是失戀生病的。
　　她覺得我這個小孩滿靈的，對我很有興趣，她講什麼我都懂，常常偷偷叫我到她的病房〈醫院不許我們到別人病房去〉。
　　她有很多新文學的書，大多是民國廿四年（1935）左右的中文翻譯作品。
　　她的書我都看了，至今還記得一本林琴南〔即近代中國翻譯家林紆（1852 - 1924 ）〕譯的《茶花女》（Alexandre Dumas，1824 - 1895，" La dame aux Camélias "，1848），當時很喜歡他的筆調。

　　有一天下午，我記得很清楚，有人在她的房間撒石灰，我就問老王：

　　「張姐姐的房間為什麼撒石灰？」

　　老王說：「丫頭，我去給你煮土豆。」

　　雖然我不太曉得死是怎麼回事，但是知道她也死了。
　　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死亡跟我的關係，因為石灰撒到我朋友的房間去了。

　　我想那時候我大概鬧得太厲害了，整天哭哭啼啼的，把祖母鬧得夠受。
　　我一生常常懷念祖母，她自我誕生之初開始，直到多病的老年還要為孫女這麼操心，我常常覺得虧欠她太多。
　　幾年後，我們由漢口顛沛流亡許久到重慶，輾轉得到她逝世的消息，我始終很難相信，那冬天抱我的溫暖身體會變冷。

　　我父母親七十歲的時候，搬到內湖安居直至去世，那是我們團聚最多最快樂的時期，也是父親與我談話最多最密切的時期。
　　有一天晚飯後，他送我到湖邊等公車，我對他說當年在西山療養院的心情和牠影響我終生膽小怕黑暗。

　　「你們好殘忍，把我一個人送到那荒山上的醫院去。」

　　他嘆息說：
　　「我們那個時代，很少人懂得兒童心理學，我多年投身革命，出生入死，不知道小孩有那麼複雜的心理。那時我用每月三分之一的薪水把你送去療養院，隻希望你能活下來，親友都說我是很好的父親呢！」

　　我們坐在等車的板凳上，無言許久，車到了才驚覺。

　　他一定在想：
　　「如果那時我懂這些，我會怎麼做？」
　　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幸運的，父母生我、養我，辛辛苦苦留住我。

　　住療養院那一年在無可奈何中，把讀書當作唯一的消遣，漸漸成了終身的興趣。
　　書好像磁鐵，會吸引我。
　　有時回想這深植我生命的書緣，大約可稱之為因禍得終身之福吧。

　　記得出院時，在一位留學回來的表叔家看到中文版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 - 1790 ）《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 " )，當然看不懂，但也看得很快樂。
　　我似乎抓到什麼就看什麼，同時也看《小朋友雜誌》，裡面有畫阿貓、阿狗的漫畫，我很看不起，可是我也看。
　　我還記得用號碼連一連畫一隻狗，這些我也做。

　　一年後醫生說我病好了，父親把我接回南京。
　　我的大妹妹已經快兩歲了。

　　最初我仍回鼓樓小學上學，但是同學都不跟我玩，後來才明白，因為他們的家長知道我曾得過肺病、上過療養院。
　　我還記得有個同學名字叫萬芳，本來跟我最要好，是個長得嬌滴滴的小美人。
　　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說：
　　「我媽媽叫我不要跟你玩。」
　　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錯事？不懂人家是怕傳染。

　　後來家搬到新社區的寧海路，正好就把我轉到山西路小學。
　　因為是轉學生，所以來往的都是轉學的和降班的邊緣人，相處得不錯。
　　我作文特別好，老師對我很照顧，身體也漸漸健康進步，無憂無愁地就小學畢業了，那一年有很多可愛的回憶。

1932年出版的《開明國語課本》由葉聖陶先生編寫課本文字，豐子恺先生繪制插圖。

　　  9、母親和她的鄉親  

　　民國十七年（1928）六月，統治東北的張作霖被日軍炸死後，東北已近群龍無首。
　　張學良已與南京中央議妥，新年前掛中華民國國旗，這有名的易幟盛事，使北伐革命減少了最大的阻力。

　　這年秋天，黃埔軍校〈由廣州遷往南京後已改名中央軍校〉第八期在全國招生，黨部請我父親協助在東北招考學生。
　　父親面見蔣委員長，建議將初選合格的一佰多名東北青年全部錄取，使多年來隻有地方觀念的青年能有國家觀念，成為具有現代軍事知識的革命種子。因此，自第九期至十二期，軍校教育長張治中委託父親派人到東北，每年招收一佰名高中畢業生。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學生幾乎占軍校生總數四分之一，家鄉淪入日本人占領之下的青年人，自黃埔畢業後分發至各軍種成為抗戰的生力軍，但能回東北的並不多。

　　除了軍校，每年因招生而同時來到南京的還有中央政校和中央警官學校的二三十個學生，我父母每星期日輪流招待這一批離鄉背井的東北孩子。
　　我們家，也由傅后岡街遷到新社區的寧海路。一則是地方大適於招待客人，再則，我母親又懷孕待產，不久生下我第二個妹妹靜媛。
　　那一定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歲月吧，三十多歲才做了一個家的女主人。

　　那棟新建的米黃色小樓有個相當大的院子，我母親很快種了各種層次的花草。
　　由她二樓臥室的窗子望出去，是南京最高的紫金山，中山陵在牠北麓，從環繞山頂的雲霧顏色就知道天氣的陰晴。

　　照顧東北到南京的學生是我父親的工作之一，每星期招待他們喫飯卻是我母親的快樂，也是她思唸故鄉最大的安慰。
　　家中請了一位山東廚師老宋（他和我們流亡到四川十年），每星期日請一桌黃埔軍校和政校的學生喫北方麵食，在我母親心中，每個人都是她的娘家人。
　　她喜歡聽他們說話，講家鄉春夏秋冬的情景，講親人，講莊稼。……

　　搬到寧海路後，她發現房子後面有一個不算小的後院，就買了大大小小的缸，除了最熱的夏天，她帶著李媽不停地漬酸菜〈白菜用開水燙過，置於缸內發酵一個多月後即成脆白的酸菜〉，又託人由北平買來純銅火鍋。
　　七七事變前在南京那些年，齊家的五花肉酸菜火鍋不知溫暖了多少遊子思鄉的心！

　　母親又認為東北的大醬最好惆悵，就是臺灣說的甜麵醬〈但不甜〉。
　　東北因黃豆又多又好，一般家裡都會做這個醬。
　　母親想做大醬，但做的過程其實滿可怕的，得先讓黃豆長霉。
　　父親知道了，就反對：
　　「你在院子裡搞什麼？」
　　母親說：
　　「我擺在後院裡，又不給人看見！」
　　父親覺得又髒又噁心，不讓她弄，但我母親下定決心，還是偷偷做了一缸。
　　等這些黃埔軍校的學生來，母親給他們切一段段的黃瓜，蘸大醬喫，然後又端出酸菜火鍋。
　　有人一邊喫一邊掉眼淚，因為想起家來了。
　　這些人這一生沒再回去了。

　　到臺灣八二三砲戰時，父親和立法委員到戰地去，金門防衛司令王多年將軍說，他是我父親主持招收的黃埔十期學生，忘不了我母親的家鄉菜。
　　從南京打到四川的征途，許多黃埔的學生，照顧中山中學的弟妹和我一家人，也是對我母親感恩。
　　在母親葬禮上，曾任駐馬拉威大使的趙金鏞說，懷念當年在政治大學讀書時我母親對他的關懷，家鄉淪陷後還給零用錢……。

　　那一年，我姥爺設法又來了一趟南京，看到他疼愛的女兒在前院種花和後院大大小小的缸間興高采烈地忙著，終於放了心。
　　回家後兩年，他平靜地去世，心中不再牽掛。

　　母親雖然有了持家的幸福，卻常常一面忙一面輕聲地哼唱著，我不知道她唱什麼，但是當她抱我妹妹的時候，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在唱《蘇武牧羊》，唱到「兀坐絕寒，時聽胡笳，入耳心痛酸」一句不漏，重複地唱著直到小孩睡著了，有時還獨坐一陣子。

　　十多年後，抗戰已經勝利了，她曾經回到家鄉祭拜了姥爺和姥娘的墓，回過她枯守了十年的齊家小西山故居，接著卻又被迫逃離北方，奔往更遙遠的臺灣。
　　在臺中，我兒子的搖籃旁，已經二十年後了，她又輕聲地唱起《蘇武牧羊》，那蘇武仍在北海邊牧羊，窮愁十九年……。
　　直到她埋葬於臺北淡水之前的三十八年間，她未再看到心中的北海。

　　  10、流亡的大家庭  

　　創立國立東北中山中學，我父親認為是他應當做的事。

　　民國廿一年（1932）他由南京回北方，冒死出山海關潛回東北故鄉，卻隻見到義勇軍等地下武力抗日的窮途末路。
　　地下工作同志認為他應該回到南京，以他在中央已經建立的地位和東北協會，對家鄉做更有效的幫助。

　　於是，他先在北平成立「東北青年教育救濟處」，由流亡的文教界人士照顧「滿洲國」成立後不願作日本順民而逃到平、津的青年。
　　他們有些流落街頭，冬天凍餓在路邊。
　　救濟處搭了些帳篷，先給他們飲食和基本照顧。

　　民國廿三年（1934）南京政府團拜時，父親結識當時的行政院次長彭學沛先生，知道他也來自北方，說動他撥下五萬銀洋，立刻與北平的李錫恩、黃恆浩、周天放等友人進行辦校，於民國廿三年（1934）三月二十六日在借到的報國寺、順天府、原警高舊址等地成立「國立中山中學」，招收了約二仟名初一到高三的流亡學生。
　　這是中國第一所國立中學，因為父親說服教育部，在風雨飄搖的局勢中，隻有國家才能穩當地保障這樣救亡圖存的學校的存續。

　　第一任校長由原任吉林大學校長的李錫恩出任〈他與我二伯父世長在德國同學，與父親亦有相同的政治理想，父親視之為兄〉。教師幾乎全由流亡北平的大學教師擔任，我的哥哥原本就讀於北平崇德中學，來投考被錄取讀初二。

　　到了民國廿五年（1936）秋天，華北的局勢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日本的潛在威脅和土共的滲透，使中央直接支持的人與事漸漸難以生存，於是父親和黃恆浩、高惜冰等幾位東北抗日同志在南京郊外二十里的板橋鎮買了一塊地，先建了些基本校舍和幾所教職員宿舍，將中山中學由北平遷來南京。

　　落腳之後，學生自己動手平操場、建圍牆和校門。
　　進校門前，遠遠看到那泥磚牆上巨大的八個字：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每天清晨升旗典禮，師生唱著共同命運寫照的校歌（郝泠若詞，馬白水曲）：

　　在板橋初創時，凡事艱苦。而且大家都年輕，我父親總是樂觀地往長遠想。
　　然而，這樣清苦但安定、充滿未來期望的日子隻過了一年半，南京也容不得身了。
　　離開南京後，漫漫長途，日子比板橋還苦，在半個中國的土地上顛沛流離，喫盡了饑寒之苦。

1932年蔣介石書「攘外必先安內」的手令。

　　  11、張大非，家破人亡的故事  

　　我哥哥隨中山中學由北平遷到南京之後，每個星期六中午會帶五六個同學回家。
　　喫過晚飯，他們坐江南鐵路的火車回板橋，哥哥在家住一晚。

　　母親在她自己的幸福中，覺得每個沒有家的東北孩子都是她的孩子。
　　在南遷之後、抗戰八年之中，所有中山學生都是沒家的孩子，差不多每個人都有淒楚的故事。

　　張大非初到我家的時候，沒有人注意他。
　　他靜靜地坐著，很少說話，也不參加遊戲。
　　喫飯時，媽媽總叫他坐在她旁邊，不斷地給他夾菜。

　　在這之前，我隻知道爸爸要哥哥去找一位姓張的學生——他的父親在滿洲國成立之初是瀋陽縣警察局長，因接濟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廣場上澆油漆燒死。

　　哥哥終於在同學中找到了他。
　　他比我哥哥大三歲，除了打籃球，不參加任何課外活動，也很少與人說話。
　　透過那一年畢業和他一起打球的撐竿跳國手符保盧〈是那時女生的偶像〉知道他的身世，哥哥才找到他。

　　那一年過年除夕，他們留在學校，全校包餃子過年。
　　初二下午，張大非與哥哥回我家。
　　當天外面開始下雪，很冷，屋子裡生了火，飯後坐在壁爐邊，媽媽問他離開家鄉的情況。

　　他說他父親被燒死之後，在日本人追殺之前，一家八口四散逃亡；他與一個弟弟、妹妹連夜逃往營口投奔姑姑，進了一所教會辦的中學。
　　每天早上學校有早禱會，由「主禱文」開始：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尊父的名為聖，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求主賜給我們……。」
　　在這裡他可以盡情求告一個父親的保護和愛，於是他信奉了基督教。

　　第二年滿洲國成立，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他已十五歲。
　　一個人進關，到北平投奔叔叔。
　　失學了一年，叔叔家也不適久住。
　　那時在北平、天津街上流落的東北青年很多，冬天街旁常有凍餓路倒。

　　有一天，他在極端困頓中在報國寺旁遊蕩，看到院子裡搭了幾個帳篷，廟門上貼著「國立中山中學」招收東北流亡學生的布告。
　　他考取了初三，入學後全體學生食宿一切公費，從此有了安身之所。

　　學校功課水準很高，原以為自己有了前途。
　　誰知過了兩年，華北在日本由滿洲國進逼之下已風雨飄搖，漸漸岌岌可危，中山中學被迫南遷。
　　離開北平時，隻能輾轉告訴在家鄉卻已無家可言的母親，將隨學校南遷，到了南京板橋卻始終得不到母親的消息……。

　　我永遠記得那個寒冷的晚上，我看到他用一個十八歲男子的一切自尊忍住號啕，在我家溫暖的火爐前，敘述家破人亡的故事——和幾年前有個小男孩告訴我他爸爸的頭掛在城門上一樣悲慘。

　　窗外，媽媽種的幾棵小樹在風雪中搖晃，彎得近於折斷。
　　自此，我深深地記住他的名字——逃到營口後，他把原來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張迺昌」改為「張大非」。

　　從此，每個星期六午後，我會在哥哥那群喧鬧的同學中，期待他那憂鬱溫和的笑容。
　　他最喜歡帶我那三歲的大妹妹到院子裡玩，有時幫媽媽抱襁褓中的二妹，偶爾會到我常坐的椅子旁看我新買的書。
　　有一次，他帶來他自己的那本小小的、鑲了金邊的《聖經》（"Biblia "）給媽媽和我看，說這是離家後唯一的依靠。
　　當時我雖不懂，但多年後我明白，為什麼在他淡淡的落寞中有一種和平、寧靜。
　　我似乎又找到了一本深奧待解的書，很有吸引力，可是他又隨身帶走了。

　　那一年初春，中山中學大門外面蓋了一些小平房，很小的木架泥牆小房子。
　　媽媽每星期去住四五天，因為她又懷孕了，很喜歡再過一過鄉村生活，每天可以種些菜。
　　此外，另幾家東北出來的老師家眷，更能慰解她的真正鄉愁。

　　我每週末也會去板橋，可以滿山遍野跑一跑，好似回到六歲前的童年。
　　張大非常常來，他最喜歡抱我那兩個妹妹，看我媽媽做家事，仍然很少說話。

　　有一天喫過中飯，哥哥和七、八個同學說要去爬不遠處的一座小山，牛首山。
　　我看著那山，羨慕許久了，就追著趕上跟了去。

　　下午四點鐘開始下山的時候，突然起了風，我比他們下山時走得慢，漸漸一個人落後了。
　　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我仍在半山抱著一塊小巖頂，進退兩難。
　　山風吹著尖銳的哨音，我在寒風與恐懼中開始哭泣。
　　這時，我看到張大非在山的隘口回頭看我。

　　天已漸漸暗了，他竟然走回頭，往山上攀登，把我牽下山。
　　到了隘口，他用學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軀，說：
　　「別哭，別哭，到了大路就好了。」
　　他眼中的同情與關懷，是我這個經常轉學的十二歲邊緣人很少看到的。

　　回到家，哥哥對媽媽說：
　　「以後再也不許她跟著我！那麼小座山，她上去那麼慢，又下不來，動不動就哭，煩死人了。」

　　初夏，我們搬回南京城裡，媽媽待產。

　　我們的一生和中國的命運不久就全變了，我再也沒有回到那小屋子的緣分。

　　數十年間，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總記得他在山風裡由隘口回頭看我。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