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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交流之始
民國四十五年（1956）初夏，我在臺中一中專任教書滿三年，考取「美國國務院交換教員計劃」（"Fulbright Exchange Teacher’s Program "）獎助。
九月，去美國進脩英語教學一學期，旅行訪問共半年。那時，我已大學畢業九年了。
傅爾布萊特文化交流法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最成功的國際和平促進計劃。外交委員會的參議員傅爾布萊特（J. William Fulbright）一九四六年提案，選派美國文化人士和各國教育文化代表，互請工作訪問。藉由不同文化的交流，撫慰戰爭的傷痛，增進世界和平。五十多年間，僅自臺灣與美國互訪者即已超過萬人。全世界受邀者數十倍於此，是美國文化外交影響最深遠的計劃。
我一生做文學交流工作，應是由此有了良好的開始。
那時，在臺灣的甄選，由美國新聞處主辦。像考學生一樣，擺了一些長方木桌，七十二個報名合格的教員圍坐寫英文作文，回答許多問題。通過初選後，還有一個五人口試小組的個別面試。
其中，有一個我最想不到的問題。 那時的美國新聞處長 Miss Whipple（惠普爾小姐）問我，「你家裡有這麽小的三個孩子，你的丈夫會讓你去嗎？」
我除了說，母親會來照顧他們之外，一時急智竟加上一句話："My husband encourages me to go，He is a domesticate dman . "（我丈夫鼓勵我去，他是一個顧家男人。）
此答引起全體大笑，大約對我得分幫助不小。
在一九五○時代，全世界的女性主義運動（Feminism Movement），剛剛萌芽。「居家男人」這個說法，隻是她們的一個夢想而已。而我，不過在臺中一中圖書館唯一的英文周刊《時代》（Time，1923）上，讀到過一篇報導。對於 "domesticated man " 這個觀念，印象很深，是我最有興趣的英文詞類變化的好例子。但是，這個問題若晚間兩年，我就不能這麽回答了。
因爲他自從投入鐵路 CTC 的工程建設，到二十多年後退休，很少有居家的日子。
在戰後喘息初定，中華民國遷來臺灣初期，全省生活都很苦。許多小孩確實沒有上學穿的鞋；夏天的電扇，都是奢侈品。
美國在太平洋的彼岸，是二次大戰英雄麥克阿瑟和陳納德的家鄉，是個遙遠美麗的夢土。而觀光旅遊，隻是字典上的字。
如今，我考取了這個交換計劃的獎學金，確是夢想成真，得到一般人民難於申請的護照、簽證，還有展望未來的職業進脩的最好安排。
我到達華府那一天晚上，坐在一扇十八樓上的窗前，一切似真似幻的感覺，激蕩不已。
我這一屆的交換教員（大、中學都有），來自二十多個國家，歐洲和南美最多。伊朗和日本各來了四人（也許他們最需要和平交流〔CLT〕），落單的是韓國梨花大學的一位講師高玉南和來自臺灣的我。
我們先在華府接受十天的簡報和訓練，主持人是美國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 ）一位專員 Mr Shamlin（肖林先生）。他對美國的生活觀念與方式和我們這些國家的不同，有許多精辟幽默的比較。他那種知識分子爲國服務的態度，令我佩服。
接下來，我們被送到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安娜堡分校）的英語教學訓練，紮紮實實地上了兩個半月的課，欣幸趕上創辦人 Dr Fries （佛里斯教授）退休前最後一期課，聽到他對英語文法的改良見解。我們這三十多人朝夕相處，對於各人的國家文化有很多交流認識的時間，也有相當深入的了解。由於被安排住在不同的接待家庭裡，對於美國生活方式能親身經驗。
我住的是密大生物系教授惠勒 （Dr. Albert Wheeler）的家，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美國高等文化的黑人家庭。
他在大學的綽號是，陽光博士（Dr. Sunshine）。一九六○年代，我在《時代》雜志上讀到他是諾貝爾生物獎（Nobel Biology Prize）的候選人。
我住在他們家的那一段時期，他夫婦待我很好，和我談了許多黑白種族的問題，也回答了我許多有關文化的問題。
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Jr.，1919 - 1968）已是他們好友，他也是「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1909 "）在密執安州最早的奠基者。他在七〇年代，曾任 Ann Arbor 市長。城裡有一座公園，後來以他爲名。
在語言教學的周末，我們參觀了汽車工業、中西部農場，看了好幾場足球，甚至學會了爲密大加油的喊叫。
那一年冬季，離開寒冷的密西根州，我選擇到更寒冷的懷俄明州（Wyoming）Evanston High school（埃文斯頓高級中學）去實習教學，試用 Dr. Fries 的新文法。
所有的人，都訝異，我爲什麽作那選擇。
一則，是因爲我的小妹妹那時在鄰州猶他（Utah）上學；再則，是想體驗我從未回去過的故鄉，Manchuria（東三省）的嚴寒況味。
懷俄明州的人，非常熱誠地招待我這個少見的中國女子。有些牧場主人，帶我去看他們的大漠牧場。有一位老先生說，他們鄰界五十哩外搬進一家新牧場，太擁擠了。那三個月，天氣一直在零下十度以下，而戶內設備之舒適，生活之正常，甚至興高采烈，充份顯示美國精神。
有時，會令我想起父親半生爲家鄉的奮鬥。
有一天，降至零下四十度，我竟然下車步行想嘗受「冰天雪地」之美。五分鍾之內，便被警車追上，押回室內，「避免愚蠢的死亡」。
訪問結束時，我們三十多人又都回到華府。聚會座談，敘述了各人的經驗與感想。臨別，竟然依依不舍。
從美國東部，我搭乘著名的觀光火車「加利福尼亞春風號」（"California Zephyr "），橫過美國中心各州到西岸的舊金山，沿途看到美國的山川壯麗，各州不同的風光，真是大開眼界之旅啊。
民國四十六年（1957）春天，結束了傅爾布萊特交換計劃課程，我搭機返臺。回臺飛機上，坐在我旁邊的是一位美國老先生，問我許多關於臺灣的問題，我都盡我所知地回答。
他臨下飛機前，給我一張名片：安德森博士（Dr. Anderson），華盛頓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校長。
回臺後，我再度回臺中一中任教。
當時的教育部長，是張其均先生。有一次他到臺中來，通知臺中一中宋新民校長，說，要召見齊邦媛教員。
那時，有地位的人才坐三輪車，校長很興奮，帶我坐他的公務三輪車去見教育部長。
張部長對我說：「安德森校長幾次演講都提到你，非常稱贊，說你們臺灣的中學教員水平很高，教育部希望你到國際文教處工作。」
我回家後，與先生和父親商量。果然，如我所料，他們都不贊同。
後來，教育部長又來封信，提到，我若願意，他可以幫忙，將我先生的工作也調到臺北。
但他豈是肯接受如此安排的人。
我回信說，志趣在教書和讀書，謝謝他的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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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著「春風」，盡享「美西」。
3、我有一個夢
第一次交換教員進脩回來，回到臺中一中教書滿兩年後，民國四十七年（1958）秋天，轉任臺中的臺灣省立農學院教大一英文，事實是學術生涯的開始。
台灣省立農學院在民國五十年（1961）改爲省立中興大學，而後才又改爲國立中興大學。英文是共同科，除此之外，還有國文、曆史、三民主義、體育等。在共同科的教員休息室聽多了「雜拌」的言談，下定決心一定要推動中興大學外文系，可以有切磋琢磨的文學同道。
民國四十九年（1960）左右，學校開設兩班大二英文課程，請我教一班，教材自定。
這一年，正好是約翰•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 - 1963）當選美國總統（1961 - 1963），他的就職演說（John F. Kennedy : Inaugural Address，Friday，January 20th，1961 ）以及民國五十一年（1962）去世的胡適先生最後的演講稿〔"Social Changes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Science，November 6th，1961 "（《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加上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金恩博士一九六三年的著名演說 "I Have a Dream，August 28th，1963 "（《我有一個夢想》），我在臺中美國新聞處取得這三篇稿子。
我大約讀遍了那裡的文學書。當時臺中圖書館、學校圖書館的英文數據少得可憐。
我拿這些篇章，再加上讀書時讀過的一些好散文，還有狄金蓀（Emily Dckinson，l830 - 1886）、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 - 1892）與佛洛斯特（Robert Frost，1874 - 1963）的詩，作為教材，並且比較中西文化（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的差異（difference）。
學生對我講的，都覺得很新鮮。尤其在肯尼迪總統和金恩博士被暗殺後的國際氛圍中，大學畢業去美國的留學潮，已經開始。有關美國文化的，較有深度的新文章，非常受歡迎。
這門課是選脩的，約有七、八十個學生選，但上課時擠了一佰多人。教室大約隻有七、八十個位置，學生因爲座位不夠，就把隔壁教室的椅子搬來坐，常起糾紛。
那時的校長是，林致平和後來的湯惠蓀。
劉道元校長時期，我開始向校長要求設立外文系。他們也常常在重要場合，請我出席。
民國五十四年（1965），諾貝爾經濟獎（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得主海耶克博士（Prof. Friedrich A. Hayek，1899 - 1992）到臺中各校演講，我受命擔任現場翻譯。
他對我說：「待會兒我講一段，你就幫我翻譯一段。」
我心裡忐忑不安，因爲我大一雖然脩過經濟學概論（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但並不懂。所以，很緊張。到了會場，看到臺北還有好多人陪他來，包括臺大名教授施建生、華嚴等，整個會場都坐滿了人，我有些心慌。
海耶克先生沒有給我演講稿，而且他講的英文帶有德國腔，不容易聽懂；他往往一說就是五、六分鍾，才讓我翻譯，這真是很大的挑戰。還好，他偶爾會在黑板上寫幾個字。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 "Closed Society " 跟 "Open Society " 這兩個詞。我想， "Closed " 是封閉， "Open " 是開放。所以，就翻成「封閉的社會」與「開放的社會」，應該不會錯吧。
後來，大家果然繼續這麽用，這給我很大的鼓勵。
臺大法學院長施建生後來對我說：「我帶他們走了這麽一大圈，你是當中翻譯得最好的。」而且，也對別人這麽說。
後來，很多重要人士來臺中，我曾爲浸信會主教翻譯。這種翻譯，我還能勝任。
六○年代左右，蔣總統邀請《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1922）總編輯來臺。因爲，他曾寫過一篇關於臺灣是個新寶島的文章。
到臺中來，他曾請我幫他翻譯。這些經驗，給我很大的鼓勵。
當然，緊張的心情是免不了的，每次站在臺上，我都像是戰士披著盔甲上戰場，總想怎麽樣能生還才好。
文學作品的翻譯，必須到達精深的層次。
日後，我推動中書外譯的一些計劃，那是更高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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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宏偉的聲音，響徹寰宇：「我有一個夢想。」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