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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溝的故宮博物院
可以稱爲奇緣，在中興大學（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任教期間，我曾在當時位於臺中縣霧峰鄉北溝的故宮博物院（National Palace Museum）兼差六年。
民國四十八年（1959）剛過完春節的時候，電話響了。有位武漢大學（Wuhan University）的黎子王學長，任職的故宮博物院，急需一位秘書。
他們把校友會名冊翻來翻去，符合外文系畢業，家住臺中，又加上剛接受傅爾布萊特交換計劃進脩回來，我似乎是最佳人選了。
當時，我除了誠惶誠恐地備課、上課，家中尚有三個念小學、幼兒園的孩子，怎麽可能再去霧峰鄉的北溝上班？
黎學長說，我隻需把中、英互譯，公事文件會派人送到家裡，做好來取，不用天天到北溝。
他的口氣不像商量，倒像派令，而且工作方式也定好了，由不得我說，「不」。
這份工作，爲我帶來新的視野。爲了要做出一件件文物的數據，我必須向專家請教藝術方面的問題。比如，向莊嚴、譚旦詢問及向那志良先生等請益（make an application forincrease）；我研讀相關文獻、做筆記，問他們各種問題，自己也意外地得到很多收獲。
當年，爲了熟記重要數據，一手抱幼兒、一面猛背著名的窯名與特色的情景，如在眼前。
除了文書翻譯，遇到邦交國元首到故宮參觀，有時，我也必須到現場口譯。
其中，最難忘的是曾任外交部長的葉公超先生陪伊朗國王和泰國國王來訪的那兩次，我近距離地與他們接觸，留下深刻印象。
葉先生和汪公紀先生是老師輩，他常常側著頭問我：「那個東西英文叫作什麽？」
簡直就是考我。他的性格，使我不敢怠慢。他一問，我就趕快回應他。
那時的主任委員是孔德成先生。最資深的莊嚴先生指教我最多。
那時是邦交國的伊朗國王是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1919 - 1980），長得高大、英俊，皇室威儀中帶著現代紳士的優雅，簡直就是童話中白馬王子現身。
我幾乎是用一個愛慕者的心情，留意所有跟他有關的訊息，也想找幾本書看看曆史對他如何評價。因此，我想到那時能在故宮爲他作解說，深感榮幸。猶記得那日，他很仔細地看銅器和瓷器；行進間，因爲周邊都是男人，他怕我被冷落，就常跟我講話。看瓷器的時候他對我說「我的皇宮裡有一些跟你們這裡一樣大的瓷器，但都不如這個好。」他還問我：「像你這樣工作的女人在臺灣很多嗎？」
我說：「大概不少吧。」其實，我也不知道。我想，這樣說，比較有面子。
伊朗是回教國家，他大概很難想象女人工作的樣子吧。
巴勒維在那時是一位英主，不是一位暴君。
民國五十七年（1968），我在美國讀書時，看到各報的頭條都寫著：「不願做乞丐們的國王」（"He world not want to be the king of beggars. "），標題底下有一張他的加冕照片。在繼位十幾年後，才正式加冕。因爲他立志要把伊朗變成一個沒有乞丐的國家。所以，等到經濟改革成功了，才正式加冕。我對這則新聞印象，非常深刻。
難以預料的是，多年的勵精圖治，卻引發政變，他被迫去國。不久，即抑郁而終，死於流亡的異鄉。
那天黃昏，由北溝回到自己日式房子的家，換上家居服用大煤球煮晚飯。
灰蒙蒙的炊煙中，想著巴勒維國王英挺優雅的身影，突然想起灰姑娘的故事。
送我下班的破汽車，已變成南瓜了嗎？
那一陣子，故宮接待好多貴賓，後來泰國國王和王後也來了。
約旦國王胡笙，許多的總統、副總統……更重要的是，歐美各大博物館，大學的藝術史家，都到北溝來了。
那大大的榮華和霧峰到北溝的那條鄉村道路，時時令我想起北京的宮城黃昏和萬哩江山。
胡適先生常到故宮，在招待所住幾晚，遠離世俗塵囂，清淨地做點功課。
他去世前一年，有一次院裡爲他請了一桌客。
大概因爲我父親的關系，也請我去。
那天，他們談收藏古書的事。
胡先生也和我談了些現代文學的話題，我記得他說：「最近一位女作家寄了一本書給我，請我給一點意見，同時我又接到姜貴的《旋風》。兩本書看完之後，覺得這位女士的作品沒辦法跟姜貴比，她寫不出姜貴那種大格局，有史詩氣魄的作品。」
這些話，對我很有一些影響。
民國五十七年（1968），我去美國，就選了兩次史詩（Epic）的課，一定要搞清楚是怎麽回事。
後來，胡先生又說，自己的工作是介乎文學與曆史兩者之間的研究。寫感想時，用的就是文學手法。他說：「感想不是隻有喜、怒、哀、樂而已，還要有一些深度。深度這種東西沒辦法講，不過你自己可以找得到。如果你有，就有；沒有，就是沒有，但是可以培養。」
這些話對我來說，都是啓發。
胡先生對我父親的事很了解，也很尊重。所以，會跟我說一些相關的話。
後來，我給學生上課或演講，都覺得文學上最重要的是，格局、情趣與深度，這是無法言詮的。
我在故宮，也有過一陣子矛盾。想跟隨這些學者做藝術史研究，也許可以另外多學一門學問。後來想想，我的背景並不夠，而且我一心一意想深談文學。所以，又回去教書，再圖進修。
民國五十四年（1965），故宮遷到臺北外雙溪，偶爾我去參觀，還有很多人彼此都認得，直到他們一一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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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5月，蔣介石接見伊朗國王巴列維。
5、教學領域的拓展
民國五十年（1961），有一天下午，下著大雨，突然有人按門鈴。
我開門一看，是一位穿著密不透風的脩女服的五十多歲的老脩女。
她手裡拿一把很大的雨傘，一進門就大聲地問：「你是不是齊邦媛？」
我說：「是。」
她說：「我們現在需要一位教美國文學的人，請你來教。」
我嚇了一跳，說：「我沒有資格教，美國文學也沒有准備。」
她不聽我解釋，說「你會教，你也可以教，我知道，因爲我已經查過你的資料。」
原來，她是當時靜宜女子文理學院（現爲靜宜大學〔Providence University，1934 〕）的負責人 Sister Frances（弗朗西斯脩女）。
靜宜是脩會辦的學校，脩會的負責人就是學校負責人。她來找我的時候，態度非常強硬，氣勢儼然。
我一再推辭，她似乎要發脾氣了，說：「你們中國人就是太客氣了，我告訴你，我是經過考慮才來的。我派了學生到中興，聽過你的英文選脩課。」
我太驚訝，她太意外，不敢跟她辯論。連說 "I’ll try." （「我試試。」）的能力，也沒有。
她立刻交代，哪一天開始上課。說完，留下一份課表，撐起那把大傘，從玄關處消失。
就這樣，在民國五十年（1961）的臺中，，我真正開始教文學課。
靜宜在當時，是很受重視的。因爲，她是一所以英語爲主的學院。學生一畢業，都是供不應求地被搶走。
「美國文學」是大三的課，教科書由學校指定。
厚厚的上下兩冊，三分之二是作品，三分之一是背景敘述。這稍微減輕我的壓力。
但不管怎麽說，「美國文學」是外文系的重課。
我生性膽小，又很緊張，自覺沒有經驗，隻有拼命下苦功讀書。
當時，靜宜圖書館相關的藏書頗豐，都是從美國直接送過來的，除了美新處，這裡也成爲我尋寶的地方。我教這門課，真是教學相長，把靜宜圖書館裡所有關於美國文學的書，都讀遍了。
筆記本、教科書上面，寫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我雖然知道，自己沒有像胡適先生說的，要有八年、十年以上的研究（at last eight years ahead of students），才敢教一門課。但我那時，總超前一、兩年。
靜宜的英文老師，大都是洋人相脩女。爲了培養學生的英文程度，不用中文講課。
教了第一年，學生反應很好。我猜想，吸引他們的是，我對文學的態度。
Sister Frances 是一個非常嚴格的人，拿著一把大傘，到處巡視，對老師的教學質量，盯得很緊，經常去聽老師上課。她全心全意奉獻給學校，以校爲家。她對學生也很嚴格，舉凡儀容、用餐禮儀、生活常規都要管。她曾說：「女孩子打扮得幹淨、漂亮不是爲了好看而已，而是爲了禮貌。」
一九六○年代，從靜宜畢業的女孩子，一聽到 SiSter Frances 都會發抖。但是，她也制定了相當高的水平。
我到東海大學（Tunghai University，1953）外文系任教，完全是個意外。就像 SiSter Frances 拿把大雨傘，敲到我的頭，我就去教一樣；不過，這次敲我的，不是傘，是一封信。
有一天，我收到素不精識的杜衡之教授的信。
他說，他在東海外文系教翻譯，因爲太忙了。問我，可不可以接這門課？
我不知道他怎麽認識我的，我也不認識他。但是，我就又接受一個挑戰去了。
東海大學外文系，在當年是比今天風光、受重視多了。
因爲他們做了很多開風氣之先的事情，加上學校的建築、規畫具有前瞻性。
校長，也是當時具有社會地位的人士。所以，頗受矚目。
外文系最早的系主任是 Miss Cockran（柯克倫小姐），接著是 Miss Crawford（克勞福小姐），她以前是圖書館館長。之後，就是謝頗得教授（Prof. Ian Shepard）接任。
系裡老師幾乎都是外國人，我是唯一的中國老師。
爲了教翻譯，我用我的老牛勁自己編教材。每個禮拜給學生做一次中翻英、英翻中作業。那是非常辛苦的，我拿回來批改。改完後，下次上課時第一個鍾頭發還作業，並且討論。每個段落，我都摘出重點。和學生談翻譯的各種可能性。
我不太贊成翻譯講理論，直到今天也不認爲，理論可以幫助人。我的翻譯課，完全要動手去做的。有累積的英文能力，不是平白就能得來，也要有很好的範例。我必須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似地找很多資料，才能教得充實。
有一次，我讓學生做一篇沃爾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 - 1894）的《給蒙娜麗莎》（"To Mona Lisa，1873 "）的翻譯。
大家坐在位子上，做得「快死掉」了，那實在是很大的挑戰。
那短短一頁，充滿文藝知識，深刻的描寫內在的奧秘。
每個人都糾著眉頭，一副快要陣亡的樣子，真是精采。
翻譯課這班是大三，每年有二十多個人。最早的學生有，鍾玲、孫康宣、郭志超等。
鍾玲曾寫了一首詩《聽雨》，送我。
我民國五十六年（1967）赴美國進脩，在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1820）的郭志超處處照顧我，常請我去聽印大著名的音樂會和歌劇，由他認識了許多終身的朋友。
民國五十六年（1967），裕昌突然接到調差令，調往總局，負責鐵路電氣化的研究及准備工作。因此，家必須搬去臺北了。
這年初，有一個美國很有份量的「美國學人基金會」（"Amercan Learned Socicty "）經美國新聞處寄來一函，說，他們開始給臺灣人文科進脩獎助二名（獎學金很高），在一切考慮之中，有一項是，「年齡在四十五歲以下」。
這一年，我已經四十四歲了，自己由青年已進入中年，在進脩這方面，竟十年蹉跎，渾然不覺……許多年來，父親不隻一次說，你一生作個教書匠，很可惜啊。他似乎忘了我大學畢業時，兵荒馬亂之際，他反對我出國唸書，雖然當時已得到霍利約克學院的入學准許，怕家人失去聯系，更怕我成爲孤僻的書呆子，耽誤婚姻。
這十年來，學校每年都有一些國際交流的通知。但是，丈夫工作極忙碌勞累，三個孩子尚小，我收到那些通知，連看都不敢看，更不敢想。
而今，發覺所有的公費資格都限在四十五歲。既然，家必須搬往臺北，可以搬在父母家附近，媽媽易於伸出援手。如果想留在大學教書，將來不被淘汰，今年是最後的機會。
這個基金會初審，通過了我的申請。但是，必須在八月三十日之前到紐約面談，再待決審。
我同時也再申請傅爾布萊特交換計劃的旅費與書籍補助，那又是一場「三堂會審」式的考試……
他們之中有一位是剛由哥倫比亞大學來臺訪問的夏志清先生。他問我，對於艾略特（T. S. Eliot，1888 - 1965）的戲劇，有什麽看法？
恰好在前一年暑假，我讀了他的三個劇本，《大教堂中的謀殺》（"Murder in the Cathedral，1935 "）、《家庭聚會》（"The Family Reunion，1939 "）和《雞尾酒會》（"The cocktail Party，1950 "），所以，頗有可談。
這一年暑假，兩個大孩子辦了轉學高中一、二年級，小兒子考上了第一志願大安中學初一（當時自以爲已經安頓，今日回想，何等無知），中興大學爲我辦了留職留薪進脩一年（當年薪俸以臺幣換算，不足一佰美金），我才有身份得交換計劃獎助。但期滿必須回原校，任教三年。
這年暑假，我由教育部審定，升等爲正教授。距我來臺整整二十年，我仍在奮鬥，求得一個立業於學術界的學位！
那個七月，是難忘的炎熱。
我們一家五口，放棄所有的貓，隻帶了一隻小狗，由臺中的大院子，高架的日式房子，搬到鐵路局代租位在金華街的三十多坪公寓，好似塞進一個蒸籠（那時還不普遍裝冷氣）。
三個青少年失去了伸展的空間，煩躁不甯。
而我，卻在「安頓」之後，立刻要渡重洋漂大海，追求一個他們聽不懂，也許至今他仍不諒解的「學術理想」！
許多年後，我隻記得那不安的熬煎，焦頭爛額的夏天夜晚，已全然看不見天上的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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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芬奇油畫:《蒙娜麗莎》 77 × 53 厘米，現藏巴黎盧佛爾美術館。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