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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築夢成真
蘩花落盡，天梯消逝。
我回到臺中的中興大學，履行我回原校服務三年之約。
家已搬去臺北，所以，我每周二，由臺北乘早上七點開的光華號火車去臺中；周五晚上六點，搭乘自強號由臺中回臺北。
星期六上午，在臺大教研究所的「高級英文」（"Advanced English "）課。
兩天時間，靠一位女傭協助，努力作一個家庭主婦。
住在父母家對面，共享一個巷院，一切都在呼應範圍之內。但是，父母已經七十多歲了；我的三個兒子，都進了青少年階段。
我每星期二早上五點多鍾起床，准備家人早餐，再去趕火車，內心萬仟的牽挂。
有時，天上尚見下弦殘月，我離家時，真是一步三回頭——最初隻是踐約，漸漸地，我回到臺北，也會牽挂臺中那一間小樓裡的系務了。
中興大學外文系的成立，是我多年夢想的實現。在林致平、湯惠蓀、劉道元三位校長任內，我都不停地以一個教員的力量在推動。
作爲中部唯一的國立大學，總應該有文學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文學院設立後，先成立了中文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和曆史系（Department of History）。
外文系（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最困難的是師資（teachers）。那時，全臺灣闔格的外文系教授，人數不多。英美文學博士，仍是「貴重金屬」（"Precious Metal "）。有少數學成歸國的，到了臺北，就被臺大（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1928 ）、師大（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1922）、政大（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1927 ）、淡江（Tamkang University，1950 ）、輔仁（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1925）等校留住了，不願到「外縣市」去。同在臺中的東海和靜宜，有他們自己的脩會師資來源。
國立大學，有較嚴的資格限制。這個問題，就是理想與現實的最大差異之處。
我在過去那些年，侈言文學教育（Literature Education）的重要時，並未預想到。
當我民國五十八年（1969）春季班開學前回到中興大學時，發現我已被「發表」爲新成立的外文系系主任，而且新招收的第一班學生，四十五人已上課一學期。
系務由教務長兼代，課程按教育部規定開設，幾乎全是共同科，與中文、曆史兩系合開選脩課程。邏輯學（Logic）、文學課程，到二年級才有。
我回國第一次進了校長室，才懂。
我由美國寫來的兩封信說，學位尚未拿到，系務工作不懂又無准備，隻能作個盡職的文學教員而已。
不適合當主任的真實話，在校長與教務長（那時尚無文學院院長）看來，隻是民族美德（national virtue ）的謙辭（self - depreciatory expression）。
已升任正教授，且得到教育部的紅色教授證。多年來努力推動成立外文系，如今外文系已經「給你成立了」。系裡就這幾位名人（教大一英文、法文、德文等，六人中有一半已六十多歲），等了你半年，你不管系務，誰管？
教務長王天民先生，原是我的長輩。由校長室出來，看到我「惶恐」爲難的神情，就說，「我相信你是有能力做的，公事上的問題可以來和我商量。這裡對系主任有保守的期待，以後少穿太花的裙子。」
那時流行短裙，而我長裙、短裙，都沒有。上課，隻穿我寬寬綽綽的旗袍。
就這樣，我由苦讀的書呆子變成了系主任，面對的全是現實問題。
幸運的是，由大學聯合招生分發來的學生，相當不錯。
那時，還沒有中山大學（National Sun Yat - Sen University，1980）和中正大學（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1989）。全臺灣國立大學，隻有四校有外文系。而外文系錄取的分數，比較高。學生資質都相當好。後來，在社會上的表現，也在水平以上。
我在系主任三年半的日子裡，最大的煎熬是，文學課程的教師聘請。
新聘專任的施肇錫、許經田和很年輕的張漢良，三位先生都證明了我的「慧眼」，很受學生歡迎。
原任的丁貞婉、姚崇昆、孫之煊、唐振訓、蕭坤風，也都鼎力合作。系裡有一股融洽的向心力，任何人走上我們向農學院借用的那小樓的二樓兩大間辦公室，常會聽見笑聲。
我的辦公室門，永遠開著。老師、學生出出進進，神情愉快。
那第一屆的元老學生，一半是女生，一半男生。
我剛就任時，那些女生在宿舍爲我開了個歡迎會，擺了幾碟脆硬的餅幹和汽水。
她們沒有唱歌等類的節目，隻是把我團團圍在那兩排上下鋪的中間，問了我許多問題：考上了外文系，很高興。但是，上了一學期的課，不知外文系要學些什麽？現在上的課，和高中的課差不多，國文、英文、現代史……，隻是老師比較老一點……。
這一場聚會，開啓了我與學生直接談話的作風。
由大學新生的困惑，到後來三年功課沈重的壓力，我是陪著那四十多個青年走了成長的每一步。
對於那個由無到有的系，我似乎有個築夢者的道義責任；對於那些十九、二十歲的尋夢者（如果他們尋的話），我不知不覺地有像「帶孩子」似的關懷。
對於這新系，我最大的道義責任是，建立牠的學術水平。
第一年，臺中的美國新聞處由於我多年借閱的書緣，以及我兩度作 Fulbright Scholar 的關係，捐給我們最初的一些文學書；配上丁貞婉借來她夫婿陳其茂先生的幾幅畫，我那空無一書的辦公室，頓時有些文化的樣子。
他們指點我，在臺中，有個美國國務院訓練外交官中文的使館學校（Embassy Scholar ），好多學員是具有英文系碩士以上學位的人；另外一處是，臺中水湳的清泉崗空軍基地（Taichung Ching - Chuan - Kang Airport），那時是越南戰爭（Vietnam War，1945 - 1979 ）期間，借駐的美軍數目很大，有不少醫護和通訊等文職人員。他們的太太有些是美國合格的教員，也許適合於我們公立大學兼任的資格。
經由這兩個途徑，第二年，我將二年級，分爲四組，開設教育部規定的英語會話。請到四位在使館學校進脩的學員，每周來上兩小時課；之後兩年，有六、七人來上課。課內課外，他們頗爲融洽。
我們的學生，純樸天真。有些課外活動郊遊，帶著這些老師同行，還曾帶他們回家喫拜拜，深入認識臺灣民間生活。
經我認真申請而來教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 - 1616）的，是一位醫生的太太；教小說課的，是一位軍中信息官。他們闔格而且有經驗，授課內容也達到我希望的標准，幫我度過了最早的難關。我自己教英國文學史（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第二年，請到了東海大學的謝頗得教授，來教英詩（English Poetry）。
他是英國人，在東海已是最好的英詩課教授者。因爲，另有一種自然的深度與韻味（depth and charm），與其他老師不同，給我的學生，極好的啓發。
外文系成立之初，原屬共同科的英文、法文、德文老師，都成爲基本師資。由農學院時代即教大一英文的田露蓮（Miss Tilford）和孫寶珍（Mary Sampson），是美國南方保守派的浸信會（Baptist Churches）傳教士（Missionaries）。
她們的教會，即蓋在學校門口的一排鳳凰木後面。多年來，與我十份友善（friendly）。
但是，很不滿意我聘來兼任的文學課程美籍年輕老師的教課內容。認爲，太自由派（radical）。
我主編的大一英文新課本，取代了幼獅公司（Youth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1958 ）出版的大一課本，也引起另一批真正「老」教授的指責。
但是，我剛剛讀書歸來，對英美文學的基本教材曾認真研究過，也搜集了相當多的資料，確知學生不能再用陳舊的標准選文，須加上二次大戰（War II，1939 - 1945）後的文化各領域新文章。幸好，獲得多數支持（包括學生）。
大一的課程，隻有一門「西洋文學概論」（"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是本系的傅偉仁（William Burke）教。他是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傳教士，思想相當「前進」，很得學生擁戴。
那一年，我與他闔編一本教材，解決了當年仍無原文書的困境。
法文課的顧保鵠和王永清（衛理中學校長）都是天主教會（Catholic Church）神父（Father），法文造詣深，教學極認真。
大一國文老師，是中文系的陳癸淼先生，給他們出的第一個作文題目是《給你一串串的陽光》（"Give You a bunch of Sunshine "）。剛從高中畢業拼完聯考的學生，哪裡見過這樣的境界！
三十多年後，仍然津津樂道。
我留住他，教外文系大一國文，直到他去臺北從政。他競選立法委員時，很多學生是熱心的助選者吧。
另一位令他們難忘的老師，是教《中國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的曾祥鐸先生。他對當代史的開放批評（open to criticism）的角度（angle），有很大的啓發性。
後來，竟引來當年政治不正確的牢獄之災。出獄後，主持一個政論節目。
我與他在臺北街頭相逢，真不勝今昔之感，不知一切從何說起。
民國五十九年（1970）秋季開學後，我籌劃召開的「第一屆英美文學教育研討會」（"The first American Literature Education Seminar "），准備在中興大學開會。
在那些年，這樣的會議甚少，各種學科會議都不多，在臺中召開的更少。
我很誠懇地希望各校在教學方面，多些交流的機會，給臺大以外的學校一些援助。
全省隻有四校有外文系，一直是文科學生的第一志願，而師資普遍不足，教材又需大幅汰舊換新，以適應新的時代。
全省開文學課程的同行，來了三十人左右。臺大的朱立民和顔元叔，自然是會中明星。人少，大家暢所欲言。
我那小小的新系，忙了許久，那股歡欣的熱情，是我在日後所參加的無數會議中，不易再見到的。
裡裡外外忙碌到了民國六十一年（1972）夏天，中興大學外文系的第一班學生畢業時，令全校意外的是，我也辭職了。
我已按約定教滿三年，放下這個我推動、促成、創辦、奠基的系，我是萬分不舍，一草一木，都似說著離情。
我到臺中一住二十年（全家住十七年，回國後我兩地往返三年），最安定的歲月在此度過。如今，我終於看到許願樹（Wishing Tree）上，結了第一批果實。可是，我必須走了……。
惜別晚會上，學生人人手持蠟燭，一圈圈圍著我，哭成一團。
沒有人知道，一向積極，充滿活力的我，此時，面臨一個全然陌生的未來，內心是如何的無奈與惶惑。
這一班學生，二十二歲左右年紀，從這日起要去開始一生了。
四年來，像獨生子一樣，受到我一切的看顧與督促。在功課上，達到應有的水平，氣質也相當自信明朗。他們以後，也有很多人成爲認真的好老師；大半的男生，進入貿易等行業，也都相當成功。
至今三十多年，李善琳、趙慧如、陳碗玫、王永明、丁義楨、李明朝、吳怡慧、徐春枝、徐淑如、丁振娟、徐松玉等人經常聚晤或來信，全班已産生手足之誼，對我仍存當年相依爲命似的顧唸之情。
最後的幾個月，我在校園中騎腳踏車來來去去，看到的一切都感到留戀，處處是自己年輕的足迹。
告別中興大學，也就是告別了我的前半生。
在臺中十七年，生活簡樸，卻人情溫暖。我親眼看著國立中興大學的牌子挂上門口，取代了原來農學院的牌子。看見原是大片空著的校園，蓋出了許多大樓。
外文系成立之初，所有教室皆向別系借用。
一年級上課的「基地」，是最早爲政府援助非洲農業計劃的訓練教室，兩間瓦厝，小院有棵美麗遮蔭的大樹。二年級借用畜牧系一間緊靠牧場的教室。
有一天，我在上英國文學史最早的史詩《貝爾伍夫》（Beowulf，750 .）的時候，一隻漂亮的牛犢，走進門來。
我們雙方都受了驚嚇，幸好無人喊叫，牠終於好不容易地轉了身，由原門出去。
事後，畜牧系主任告訴我，那是剛進口的昂貴種牛，是爲臺灣改良農業的珍品。你對牠講文學，彼此都很榮幸呢。
事實上，自從農學院時代，各系對我都很好。我開大二英文課，總是滿座的原因，是六○年代臺灣的農業學術研究已相當現代化，成爲臺灣發展的先鋒之一，各系都鼓勵學生出國進脩。
辦得最有聲色的農業經濟研究所所長李慶薯教授，是立法委員，「派」他所有的研究生，上我的課，並且以父執的口氣，令我多給他們改英文作文。他後來大約把他們都送去美國，讀了專業學位，回來都有實際貢獻。
六○年代，許多畢業學生在中部和嘉南平原開創了一些現代化農場，常常邀請老師去「指導」。
農學院長末勉南的太太劉作炎教授和我是英文科同事，也常常邀我們同去參觀。
當時，已有一些外籍交換教授住在校園宿舍，也常一起下鄉。
那些年，深山僻野，上山下海，真是走了不少地方。認識了真正的臺灣，驗證了高等教育在臺灣「十年生聚」的紮根力量和熱情。
我們招待國際友人，最常去的有一座在園林的玫瑰花圃，場主張君的妻子，後來當選爲玫瑰皇後。
初見那麽大規模的花圃和科學化養殖法，聽著他們講新品種的動聽的命名，大規模推廣及外銷的展望……。
那時，沒有人會膚淺地問你，「愛不愛臺灣」？
我也忘不了民國五十五年（1966）初冬，期中考剛過，突然傳來校長湯惠蓀（Tang Huisun，1900 - 1966 ）先生，到南投縣仁愛鄉森林系的實驗林場視察，登山殉職的消息。
他在攀登山頂時，心髒病發，倚著宋院長，坐在林場土地上逝世。
四十多年來，我每次看到惠蓀林場已成觀光景點的消息，就會想起他和末院長那些溫文儒雅的早期開創者，也會想起臺灣第一任農業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余玉賢先生。
我剛去上課時，他是農經系講師，娶了我最早的學生紀春玉。
他們在爲臺灣農業奮鬥的時候，會和我談他農民十萬大軍的觀念，談他們爲改良品種的水果命名爲「蜜斯楊桃」、「楊貴妃荔枝」、「葡萄仙子」……和我分享開創的快樂。
當我看到美麗的行道樹時，也想起他五十八歲與癌症奮鬥三年去世前，最後的希望是，看到窗外有樹！
民國五十七年（1968），我在美國進脩的聖誕節，收到一張灰狗長途車票。
信，來自中興農學院的客座教授 A . B . Lewis（艾•彼•劉易斯）夫婦。
劉易斯太太的父親清朝末年在中國傳教，她出生在天津。
她在臺中時，把我當北方老鄉，常和我分享讀文學書之樂。
她邀我乘灰狗車，作一趟真正的美國之旅。由印第安納州（Indiana - IN ）到康乃狄克州（Connecticut ），坐兩天一夜的灰狗 Bus。然後，他們帶我在新英格蘭（New England ）跑跑，看看他們的農村。帶我穿上長筒雪靴，在積雪中去看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Lee Frost，1874 - 1963）的樹林，追蹤雪中的灰兔子……。
有一天大清早，開車說，「帶你去看一個人。」
車子在狹窄的鄉村路上不停地開了六、七小時，一半的路被密密的玉蜀漆杆子和灌木叢交圍，充滿了神秘感。正午過後，突然眼前一亮，前面是陽光照耀的小山坡，山坡上有一所獨立的農莊，房子裡走出一個穿著旗袍、梳著高髻的中國女子，歡呼迎賓。
一向寡言的劉易斯教授給我介紹說：This is Mrs . Buck（這是布克夫人）。
出現在大門口的是布克先生（John Buck），是寫《大地》（"The Good Earth，1931 "）得諾貝爾獎的賽珍珠（Pearl S. Buck，1892 - 1973）的前夫。
賽珍珠自幼隨她傳教士父親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1852 - 1931），曾住在我家南京甯海路附近。她民國十年（1921）結婚後隨夫到安徽鳳陽一帶，從事早期的中國農村複興聯合委員會（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的改良農村工作。搜集了荒災的小說資料，寫出《大地》，一舉成名。後來，離婚嫁了她的出版人。
Mr . Buck 娶了一位中國淑女爲妻。她到美國後，堅持穿旗袍會客，作爲對故鄉的思唸。
在他農莊的壁爐前，我們興奮地談他曾獻身服務的，我生身之地的，苦難的中國。
這些人和這些事，緣中有緣，是忘不了的。
我家自民國五十六年（1967）搬到臺北以後，我一直在爲自己的學業、工作忙著。
有一半的時間，都不在家。從美國回來這三年多，都在臺北、臺中往返通勤，風雨無阻地每星期二坐早上七點的火車到臺中去，星期五下午六點多搭自強號回於北。
我不在臺中的時候，系上有事都由丁貞婉先生率助教黃春枝代爲處理。
她寫給我的「救火情書」，累積數十封。
星期六早上，我去臺大上三小時爲中文、曆史兩系研究所開設的「高級英文」課。下午，多半會去中山北路敦煌書店，看新出的盜印版英文新書，看看可不可以用作教材。
那樣的日子，身心俱疲而不敢言倦。
家搬到父母對面，有了照顧。但是，拖累媽媽太多。
裕昌的工作，又進入鐵路電氣化工程的高峰，我內心的不安，漸漸成爲熬煎。
那些年中，能靜下心想想事情、看看新書的時間，反而是臺北和臺中間火車上那三小時。那種全屬於自己的獨處三小時，我終生感激！
如今，這第一班畢業了。我堅持辭職的要求，終於得到劉道元校長的同意。
離開中興大學後，我往何處去？那時，也無暇安排。
臺北的那些外文系，沒有人會相信，我會離開辦得那麽有勁的新系。
我也並不想爲找個工作而引起揣測，也許先在家安定一年再看，更好。
這時，是不是命運之手，又伸出來了呢？
王天民教務長受新任教育部長羅雲平之邀，到臺北出任國立編譯館（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1932 ）館長。
王天民先生（1921 - 1983），字季陶，是我父親的革命同志。北京師範大學曆史系出身，在東北家鄉有良田數仟畝，曾捐産報國。東北淪陷成滿洲國，他到北平成立的「東北中山中學」教曆史。
由北平到南京、湖南、四川，流亡路上，看到我由小長大。
中山中學在勝利後，由四川遷回沈陽時，他擔任校長。原以爲，可以服務故鄉，安定辦學。民國三十七年（1948）共軍進城，他一家十口，輾轉逃來台灣。
他的學生說，他的曆史課從古史到現代史，是一本本不同朝代的興亡史，內容極豐富。
在七○年代初期，國立編譯館在臺灣的大、中、小學教育上，有重要的份量。
他知我確已離職，邀我去擔任人文社會組主任，可以施展一些書生報國的想法。尤其希望我去作編譯中書外譯的計劃，把臺灣文學先譯出一套英文選集，讓臺灣在國外發聲。
他對我說，「一生在學校教書，也沒作過公務員。你先到編譯館落腳，幫幫我。若不行，再說。」
如此，我又走上一條從未夢想過的路。
從多年的教書生活，突然進入一個政府機構作公務員，好像從一個安然自適的夢土，遭到流放。即使在那個不把「生涯規畫」挂在嘴上的年代，也是大大的斷裂。
現實考慮之外，內心隻有一個確切的安慰：我真的可以將臺灣文學用英文介紹給西方世界了。
一直盼望有高人著手，如今竟意外地輪到自己接受挑戰，也評比創辦中興外文系更加艱難。
初到臺北舟山路國立編譯館上班的日子，我變得非常脆弱。
坐在挂著「人文社會組主任室」辦公室裡，有時會有中興大學的人來，他們拜訪曾經擔任中興大學教務長的王天民館長，也會過來看看我，我畢竟也在那兒十三年啊！
即使是當年不熟識的人走進來，我都會熱淚盈眶。總是要很努力，才能不讓別人看到我的眼淚。
想念臺中純樸的街巷，寬廣校園中友善的師生，宿舍前面延綿到山邊的稻田，風過時，稻浪如海濤般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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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的風，給通往中臺禪寺的路，鋪滿了落葉的，卻帶來不少信眾的腳步。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