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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樹林中的聖瑪麗
這年的八月二十八日，我按補助機票的規定，乘美國西北航空公司（Northwest Airways，1926） 經阿拉斯加州（Alaska State）的安哥拉治（Anchorage）到西雅圖（Seattle），換機到紐約（New York）。二十多小時飛行之後，午夜一點半到機場。
臺北美國新聞處的友人幫我訂了旅館，他們保證，紐約機場的出租車是全世界最安全可靠的。
第二天上午（會面最後一日），我趕上與「美國學人基金會」的面會。
但是，後來收到他們寄到我妹妹家的信，通知我，他們不能支持我讀學位的計畫。
所以，我就隻好先到印第安納州首府印第安納波利斯（Indianapolis）西邊的特雷霍特市（Terre Haute），在「樹林中的聖瑪麗」（"Saint Mary - of - the - Wood College，1840 "）教半年書再說。
世間的緣份 ，環環相套，實非虛言。
我當年意外到靜宜文理學院教書，遇見教英國文學的 Sister Mary Gregory（瑪麗•格里高利脩女），也是一位 Fulbright Exchange Scholar（傅爾布萊特交流學者）。
她知道我的出國計劃，鼓勵我去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1820）進脩。三年前，她在該系脩得博士學位。
印大的比較文學系（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當時可以說是美國最早，也最有實力的開創者。美籍德裔的比較文學理論大師，如，Ramak（羅摩克），Nina Weinstein（妮娜•韋恩斯坦），Horst Frenze（霍斯特•弗洛倫斯），Newton P. Stalknecht（牛頓•佩•斯塔里克尼查特）等都在印大開最好的課，良機不可失。
她也借給我幾本這方面的原文書，使我有進一步的認識。她是第一位用英文作《紅樓夢》（"A Dream of Red Mansions ，1784 "）研究，而得到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的。
民國五十六年（1967）四月底，她知道我到美國作傅爾布萊特交換教授去訪問的學校尚未定，邀我去創辦靜宜的母校，距印大隻有七十哩的「樹林中的聖瑪麗」，教一門中國文學的課，一門專題研究（thematic studies）的課。
我可以一面教書，再安排到印大注冊選課，通勤去讀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和英美文學（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
這個意外的邀請，對於我，是上帝最慈悲的安排。
「樹林中的聖瑪麗」是天主教在美國的一個脩會（order），座落在美國中部印第安納州的脩院，有一片占地三仟畝的樹林。
一八四○年，在樹林中創辦了這所女子文理學院。在那一區，是有名的貴族學校。
十年前，我已見識到美國的地大物博。這次，在這「小小」的學院，更感受到土地的實力。那一望無際，郁郁蒼蒼的樹林，簡直就是世外桃源（Arcadia）！
右邊是梨樹園，左邊是蘋果園。十月開始，蘋果成熟，沒有人採。落在地下草叢中，如一片紅花。
我們初去時，會驚呼，彎腰去拾最紅的大蘋果。後來，才知道自己拾起的，隻是滄海之一粟。
採蘋果的人，是開著小貨車去的。車子開出來時，輪胎是輾過萬仟蘋果的鮮紅色！
我臺中家前院一棵龍眼樹，每年結實時，鄰裡小孩用長竹竿劈了鉗形頭，越牆摘取。我的孩子追出去時，一哄而散。大家都很興奮，成了每年初秋的慶典一樣。
最初，看到那果汁浸透的輪子時，心想，他們若來到這蘋果園，會怎樣想？
初到時，又有一天黃昏前，餐廳外樹林外緣，一片楓樹紅了，林裡升起輕霧，夕陽照來，實在是中國山水畫（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中極妙境界（terrific）。
我與一個由臺灣靜宜去的學生韓韻梅從餐廳出去，想靠近楓林（maple woods）看看。
正在歎賞歡呼的時候，一輛警車從後面追來，把我們「押」回宿舍。
我對他們說，你們看這樣的美景，怎能不盡情觀賞？
校警板著臉說，樹林太大了，我們的責任是，保護年輕女子，不要走失。
從充滿魅力的樹林走進學院，可憶唸之事更多。
第一個，讓我震驚的是，我的朋友 Sister Mary Gregory 的身份。
我一生，對官位相當遲拙。在臺中，她聘請我到美國她的學校教書時，拿大雨傘掌靜宜一切大權的 Sister Francis 在旁，一直大力贊助。我以爲，那是她的權力，也是她的行事風格，「說了就算話」；而 Sister Mary Gregory，是我談文學的朋友。隻是出面邀請我的人。
九月初，我由紐約乘飛機到印第安納波利斯（Indianapolis），再換灰狗公交車（Greyhound，1914）到特雷霍特市的汽車站。
她邀了在學院圖書館工作的胡宏毅小姐，來接我。
她見我風塵仆仆地帶著行李等她，立即過來擁抱歡迎，幫我提了行李上她的汽車，開三十多哩小路進了樹林。
校園不大，卻很有氣派。高大的數幢紅磚大樓，不遠處有一所小小庭院和淺綠色的小樓，即是我將層住一年的極舒適的教職員宿舍。
她提著我的箱子，送我進了一間舒適的套房。要我休息一下，六點鍾會請鄰室的胡小姐〔Janet（珍妮特）〕帶我去餐廳。
餐廳在叢樹深處，高敞明亮，可供全院師生近仟人進餐。
靠近聖母瑪麗抱著聖嬰的校徽的壇前，有一區是教職員區，也是校務會議的場所。
在這裡，我相當深入地看到了一九六○年代天主教一個脩會在某些體制上的改變，和改變過程的辯論、沖突與痛苦。
我們進了餐廳，坐在第二排長桌。
晚餐極正式，總院的一位年長脩女帶領謝飯儀式之後，說：「現在請校長介紹新來的老師。」
此時，隻見我的朋友 Sister Mary Gregory 利落地由正中間的座位站起來，引我向前，向全廳介紹了我。
我想，我當時必是滿臉困惑、張口結舌，不知說什麽才好的樣子。因爲我不知道她由臺中回到美國，是出任校長的（給我的聘書上簽名的是上一任校長）。到那餐廳之前，沒人告訴我。在我們多次談話和通訊中，她自己也沒有提過。原來，邀請我開中國文學課程，也是她的「新政」。
我上課的內容和資料，都與她充份討論，適合學生程度，省去雙方摸索的苦惱。
選課的學生近二十人，算是很不錯的了。
上課不久，又舉辦了一個東方文化展，很成功地加深了我們文學課的背景。而在生活上，她對我處處照顧。
和我同住宿舍的胡宏萊小姐，會煮一手精致的中國菜。
這位新校長和一位韓國學生丁英慧（後來才知道她是韓國總理丁一權的女兒，也上我的課）與另兩位中國脩女（其中的蔡瑛雲，回國後在靜宜大學工作至今）常是我們座上高朋。她也幫我找了幾位定期去印大上課的教員，開車去時帶我去。
但是，時間的配合並不容易。每周去一、二次，是不可能的。
從特雷霍特到印大開花城（Bloomington）之間，沒有公共汽車。更何況，須先走出三仟畝的樹林！
在美國人看，區區七十哩小事情。
對於我，卻似不能逾越的河漢。所以，我去印大比較文學系（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拜訪了系主任 PrOf. Horst Frenz，談了我的困境，取得了所開課程表，回到樹林。認命專心教書，下學期再說。
那四個月，是我一生有系統地讀書的開始。樹林中的聖瑪麗學院辦學態度，相當事業，教學亦是水平以上，絕不是隻爲養成高貴淑女而已。所以，其圖書館雖不大卻質量不差，尤其英美文學方面，藏書相當充實，是主力所在。
爲了教課，我遍讀館中所有有關中國文學的書，看到中國現代文學部外，除「五四」後的新小說，如魯迅的幾本，有茅盾的《春蠶》（"Silkworms，1932 "），巴金的《家》（"Family，1929 "），老舍的《駱駝祥子》（"Camel Xiangzi，1936 "），《貓城記》（"'Cat City，1932 "），甚至還有中共的樣板作品《金光大道》（"The Golden Road，1970 "）等，隻是沒有臺灣的任何資料。
當然，那時我們也沒有任何英譯作品，這也是我後來發願作臺灣文學英譯的心願萌芽之地。我卻在此意外地親自看到天主教脩女制度在一九六○年代面臨形式與內涵「現代化」的一段過程。
我抵達樹林的第三天午餐後，脩會在會場有一個曆史性的投票，決定是否卸除頭紗。
投票前後，都有激辯，充滿了「聲音與憤怒」（"sound and fury "）。主張廢除頭紗的年輕脩女一派得到勝利，有人甚至歡呼；而保守的元老派明顯地顯得悲傷、憤怒。
過了幾天，又將長裙藉投票縮短至膝下三寸。不久，校園上即見到新裝脩女步履輕快地來去。那些始終不變的面容，更加嚴肅了。除此外，脩院生活內規，也放松了許多。
第二年暑假，有相當多的年輕脩女退會、還俗。
西方文化與宗教，息息相關。
我有幸在近距離看到最核心的奉獻形式與內涵的變遷過程，以自己來自古老文化，真是感慨良多。也因此結交了幾位天主教脩會的朋友，終生可以談學問、談觀念，也談現實人生。
一年後，我由印大又回樹林，教了一學期書，頗有賓至如歸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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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參差的脩女們那「基本的愛」（"Radical Love "）——對宗教（religion）篤信不移。
7、開花的城
既然無法克服那七十哩的困難，我在民國五十七年（1968）一月初便辭職，去到位於開花城的印大注冊，專心讀書。
出國前，在臺北辦簽證時，遇到我在東海大學外文系教翻譯課上的學生郭志超，他正好也要到印大讀書。所以，知道我先到「樹林中的聖瑪麗」教書。
印大的宿舍，是他幫我接洽的。以我學者的身份及年齡，配得一間眷屬宿舍。
在那寒冷的一月初搬進去的時候，看到門上釘了一張紙，用中文寫著：
「齊老師：我們是郭志超的朋友。他今天出城去了，我們上午十一點鍾來看你。徐小樺、蔡鍾雄留言。」
進屋不久，由那扇大窗子看到，外面薄雪覆蓋的山坡上，有兩個二十多歲的中國男子擡著一個臣大的籃子朝我這面走上來。
這兩位我終生的小友擡著的籃子裡，裝著大大小小的鍋、碗、杯、盤、水壺、瓶罐，還有一條真正的窗簾。一個人基本生活所需，全有了。
這間單間的宿舍，有大幅的玻璃窗，窗前芳草鋪至山坡之下，總有一種僅小於鴿子的紅胸鳥（Sitta canadensis），在上面散步，據說是知更鳥。
但是，我在英國文學中讀到的知更鳥，是一種頗有靈性的小鳥。
也許在美國中西部的谷倉，變種，壯碩難飛了。
民國五十七年（1968），是我今生最勞累、也最充實的一年。
自從一月八日我坐在那窗口之後，人們從草坡上來，總看見我俯首讀書或打字。
我自己最清楚地知道，每一日都是從妻職、母職中，偷身得來！
在一學期和一暑期班時日中，我不顧性命地脩了六門主課：「比較文學和理論」（"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ory "）、「西方文學的背景與發展」（"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of Western Literature "）是必脩。「文學和現代哲學」（"Literature and Modern Philosophy "）、「十六世紀前的西方文學」（"Before the 16th Century Western Literature "）、「文學與文化」（"Literature and Culture "）、「美國文學——愛默森時代」（"The American Literature -- Emerson Era "）是選脩。
「文學與文化」的穆勒教授（Prof. Mueller）上課有一半時間問 "Why？"（「爲什麽？」），催迫聽者思考書中深意，譬如由托馬斯•曼《魔山》（Thomas Mann，1875 - 1955，"Der Zauberberg，1924 "）和以歌德《浮士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 - 1832，"Faust，1831 "）主題不同書寫所呈現的文化變貌等，這種教法對我後來教書很有影響。「美國文學」（American Literature）由愛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1803 - 1882）的「自信」（self - confidence）作爲連系一切的至高存在，輻射出去，將美國文學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層次。
他講得翔實生動，我更是有備而來，一點一滴全都了解吸收，那寶貴的求知歲月，隻有在戰時的樂山有過——而如今我成熟冷靜，確切知道所求爲何，也努力抓住了每一天。
當年印大的文學課，即使在美國，也是一流的水平。
我上這些課，凝神靜氣地傾聽，盡量記下筆記，常覺五十分鍾的課太短。
「十六世紀前的西方文學」全班二十多人，說五種以上不同母語。在如此壓力的「災難」中，互相安慰。
有一位真正嫺熟法、德、拉丁語的俄國同學，被師生羨稱爲「怪胎」（monster）的大胡子，竟然問那剛從哈佛拿了文學博士的教師 Gros Louis（格羅斯•路易斯），英國曆史上的阿爾弗雷德國王（King Alfred，849 - 899）是誰？
那簡直和問中國人，秦始皇（First Emperor Qin，259 B.C. - 210 B.C.）是誰一樣丟臉。
旁邊來自各邦國的同學，幾乎快把他推到椅子下面去了。
這些課最可貴的，不僅是上課言談所得，尚有參考用書書單，少則數頁，多者竟達八十頁。
這些參考書單，是我回臺灣後，最有益處的指導；尤其「西方文學的背景與發展」一課，是全院必修，教授是英文系大牌，一刷白色的胡子，給人很大的安全感。
他那滿座的演講課，在很大的教室。
三個月間，爲我搭建了一個心智書架（Mental Bookshelf ）。教我把零散放置的知識（Knowledge）和思想（Thought），放在整體發展的脈絡上，不再散失（be lost）。日後讀書，尋得來龍去脈，也啓發我一生愛好研究史詩和烏托邦文學（Utopia Literature）的路徑。
先識得源頭，再往前行。
在五月二十日學期結束之前，我沒日沒夜地在那小打字機上趕出了三篇報告。
參加了一場考試後，回到宿舍立即倒床大睡。昏天黑地睡到午夜醒來，窗外竟是皓月當空。想到《紅樓夢》中，寶玉醒來所見，當是同一個月亮。
我這個現代女子，背負著離開家庭的罪惡感，在異國校園的一隅鬥室，真不知如何在此紅塵自適！
起身，在淚水中寫了一信給父母親，敘此悲情（當時父母已年近七旬，我怎末想到如此會增加他們多少牽挂……）。第二天早上，走下山坡將信投入郵筒，往回走上了一半山坡，就走不動了。坐在草地上，俯首哭泣許久。當時，心中盤旋著《春江花月夜》〔"A Moonlit Night on the Spring River "，By Zhang Ruoxu（666 - 720 ），The Tang dynasty〕：「昨夜閑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Last night he dreamed that falling flowers would not stay . Alas ! He can’t go home , although half spring has gone . "）
詩中情境，正好此時。
小友蔡鍾雄和幸玑夫婦駕車經過，他們上來帶我去文學院 Ballentine Hall（巴倫坦教學樓）後面。
全條路，盛開著樁花。紅白交植的樁花，茂密而不擁擠，每一枝都能自在潇灑地伸展，恬適優雅，成了我一生詩境中又一個夢境。
過了幾天，去系裡拿學期成績單。四門課：三個 A，一個 A-，總計 4.0。
我問另一小友徐小樺，這 4.0 代表什麽？
剛拿到物理系博士學位的他，說，是 straight A （全優）啊！是我們中國人的光榮啊！
我說，且慢光榮，你們剛開始人生，無法了解，我這麽晚才能夠出來讀這麽一點書，所付的代價有多高……
暑期班各處來的名師如雲，我照脩三門兇猛的課。
我背負離家的罪惡感，得以入此寶山，一日不能虛度。
這段苦讀時間，我最大的世界，是那扇大玻璃窗外的天空和變化萬仟的浮雲：臺灣的消息，來自家信和七天前的《中央日報》（"Central Daily News，1928 "）航空版。
開花城那間陋室，是我一生中，住過最接近天堂（Paradise）的地方。
我的唯一生活或社交圈子，是幾位中國同學和他們的家庭。
印大，那時有大約三佰個中國學生，十分之九是臺灣去的，香港和東南亞的約占十分之一，尚沒有一個大陸學生。那一年，他們的文革噩夢剛開始；臺灣政治上，尚未分本省、外省。大家心思單純，互相照顧。離校的人，把可用的家庭物件裝在大紙箱裡，開學時，分批送給新來的人。
開花城外，有幾個樹木蔥籠的小湖。他們開車去時，常邀我。有一次，爲了撮合曾與我同住的楊巧霞和曾野的姻緣。曾有六車人開到湖畔「看月亮」，大唱中文歌，太晚了，被警察「驅離」。有幾次，隨徐小樺、蔡鍾雄、胡耀恒幾家開車到芝加哥（Chicago），到俄亥俄州（Ohio）、愛荷華州（Iowa）……
長途所見，使我見識到美國地大物博的中西部，廣裹萬哩的大谷倉，令我懷想我父祖之鄉的沃野。
印大著名的圖書館和她的書店，是我最常去的地方。
在占地半層樓的遠東書庫，我遇見了鄧嗣禹教授（Teng Ssu - yu，l906 - 1988），是學術界很受尊敬的中國現代史專家。
他的英文著作《太平軍起義史史學》〔"Historiograph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Cambridge， Mass .，1962 .）"〕、《太平天國史新論》〔"New Light On the Distor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Cambridge， Mass .，1950 .）"〕、《太平天國宰相洪仁軒及其現代化計劃》〔"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Cambridge， Mass .，1971 .）"〕皆爲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Cambridge， Mass .）出版，是西方漢學研究必讀之書。
鄧教授，湖南人，雖早年赴美，已安家立業，對中國的苦難，關懷至深。
我們有甚多可談之事。他退休時印大校方設盛宴歡送，他竟邀我同桌。
在會上，校方宣讀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 - 1991）的信，信上說，他剛到哈佛唸漢學研究時，鄧教授給他的種種指引，永遠感唸這位典範的中國學者。
這樣單純、幸福的讀書生涯，到民國五十七年（1968）寒假，即被迫停止。
當初申請傅爾布萊特資助進脩的條件是，必須有教書工作，而且期限隻有一年，不可因脩讀學位而延期滯留在美國。
我已申請延長半年，所以，先必須回到樹林中的聖瑪麗學院再教一學期。
那學期，我去特雷霍特的州立大學讀了「十六、十七世紀的英國文學」（"16th、17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任課的 Mullen（莫倫）教授是研究史賓塞（Edmund Spenser，1552 - 1599）詩的專家。另一「文學批評」（"Literary Criticism "）課，也非常充實。對我日後研究，幫助甚大，而且，印大承認這六個學分。
我且回到開花城去參加碩士學位考試通過，隻待再脩六個法文課的學分，即可得碩士學位——但是，我今生竟未能回去脩學位。
交換學者簽證到期之時，我仍在猶豫，要不要再申請延長半年。
這時，我父親來了一封信。他說，裕昌工作繁重辛勞，你家中亟需你回來。
簽交換計劃的合法期限既已到期，已承諾的話，即須遵守。
《聖經•創世紀》（"The Bible：In the Beginning "）裡，雅各布（Jacob）夢見天梯（Ladder）。
我在印第安納大學那開花城的春花冬雪中，也似夢見了我的學術天梯。
在梯子頂端上上下下的，似乎都是天使（angel）。
而在我初登階段，天梯就撤掉了。牠帶給我好多年的惆悵，須經過好多的醒悟和智慧才認命。
這世間，並無學術的天梯，也無天使。
我雖被現實召回，卻並未從梯上跌落。
我終於明白，我的一生，自病弱的童年起，一直在一本一本的書叠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從未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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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開花的城」，校園裡美麗而富有厚重底蘊，引人駐足。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