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葉映山

巨流河●

第八
章

開拓與改革的七○年

　　  2、文學播種——國文教科書改革【一】  

　　人世所有的幸福時光，都似不長久。
　　編譯館第二年，我那運指如飛的打字機上，擁有唱歌心情的日子，就驟然停止了。

　　原任教科書組主任黃發策因病辭職，而業務不能一日停頓。教科書組不僅須負責中小學所有各科教科書的編、寫、印刷、發行，還有一把「政治正確」的尚方寶劍祭在頭頂。
　　王館長令我先去兼任，以便業務照常進行，他努力尋找合這的人。
　　於是，我勉爲其難兼任教科書組主任之職。

　　那時，所有教科書，都隻有部定本一種。
　　民國五十七年（1968），蔣中正總統下手令，實施九年義務教育，由國立編譯館先編暫定本教材。民國六十一年（1972），正式編印部定本。
　　這一年，也就是我隨著王館長走進舟山路那座門的時候。

　　全國萬所國民中學，要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因此，教育部明智抉定：
　　教科書有三年暫用本的緩沖。緩沖期間，教學的實際建議和民間輿論的具體反應，都是編部定本最有幫助的根據。
　　我們接任之初，國立編譯館是輿論最大的箭靶。樣樣都不對，最不對的是教科書。編、寫、印刷、發行，全有弊病。
　　惡罵國文教科書，更是報章大小專欄文章的最愛。從「愚民誤導」到「動搖國本」；從種種文字，討伐到立法院質詢。
　　館裡，有專人搜集。一周，就貼滿一目冊。

　　我們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國民中學的第一套部定本國文教科書。
　　牠幾乎是衆目所視、衆手所指的焦點。
　　三年來，社會輿論對已編國中三年六冊的暫定本，有許多不滿的指責和批評。表面上，都隻說選文不當、程度不對；也有稍坦白的說，學生沒有興趣。究竟哪些課不當、不對？爲什麽沒有興趣？沒有人具體地指出，隻是轉彎抹角繼續呼籲：
　　救救孩子！給他們讀書的快樂！培養他們自由活潑的人格……。
　　這些批評，沒有一個人敢直截明白地說：暫用本的教材太多黨、政、軍文章。
　　即使有人敢寫，也沒有報紙雜誌敢登。

　　我到國立編譯館之前，對自己的工作已做了一些研究。
　　臺中的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的「民間」。
　　國民中學的各科編審委員會全是新設，可聘請切合時代精神的專家學者，而不似過去隻以聲望地位作考慮。
　　在這方面，王館長和我在大學校園多年，應已有足夠的認識和判斷能力。
　　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掌理人文社會各科的編寫計畫。既被迫兼掌教科書組，又須負責計畫的執行，包括各科編審委員會的組成、編書內容的審訂。
　　在民國六十一年（1972），那並不隻是「學術判斷」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斷」的工作。

　　我第一件事是仔細研究，分析暫定本國文的內容編排。每學期一冊，各選二十篇課文。
　　翻開暫定本第一冊篇目表，前面兩課是蔣中正《國民中學聯合開學典禮訓詞》和孫文《立誌做大事》，接續就是《孔子與弟子言誌》、《孔子與教師節》、《民元的雙十節》、《辛亥武昌起義的軼聞》、《示荷蘭守將書》、《慶祝臺灣光復節》、《國父的幼年時代》、《革命運動之開始》。
　　政治色彩之濃厚，令我幾乎喘不過氣來，更何況十二、三歲的初一學生！

　　是什麼樣的一群「學者」，用什麼樣「政治正確」的心理，編出這樣的國文教科書？
　　這時，我明白，我所面臨的革新挑戰，是多麼強烈巨大了。但是，走到這一步，已無路可退，隻有向前迎戰。

　　第一件事，是組成一個全新的編審委員會。
　　最重要的是，聘請一位資望深、有骨氣、有擔當的學者擔任主任委員。不僅要導正教科書的應有水準，還需擋得住舊勢力可能的種種攻擊，編出符合義務教育理想的國文。
　　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選，是臺大中文系主任屈萬里先生（1907 - 1979）。

　　屈先生字翼鵬，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從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1746）講學返臺，擔任中央圖書館（National Central Library，1940）館長，其後轉任臺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Academia Sinica，1928 ）所長，而後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Academician），學術聲望很高。

　　這時，我在臺大文學院教「高級英文」課，已經三年了。
　　我的學生，一半是中文研究所的學生。
　　有一位學生認爲，我課內外要求閱讀太多，隨堂測驗不斷，對他本系的研究無用，徒增負擔。寫信，請他的系主任屈萬里先生向外文系反映。
　　屈先生與文學院長和外文系主任談過之後，認同我的教法。回去，安撫了抗議的聲音。因此，屈先生對我有一些印象。

　　屈先生在學術上，屬於高層的清流。
　　我在文學院迴廊上看到他，總是莊重俨然、不苟言笑的清瘦學究形象。
　　國文教科書，是爲中學生編的。
　　那時，又正是各界嬉笑怒罵的箭靶子。我怎麽開口向他求援？

　　天下凡事，也許都有機緣。
　　我剛回臺大教書的時候，除了外文系幾位同事之外，尚有一位可以談話的小友，中文系助教柯慶明。認識他的經過，非常戲劇化。

　　民國六十年（1971）入秋，我在中興大學擔任外文系主任。
　　施肇錫先生氣沖沖到系辦公室告狀：「上課二十分鍾了，學生都不見，一個也沒來！我派人去查，全班去聽演講了，至今未回。」
　　我心想，何方神聖有此魅力？連受他們愛戴的施先生，居然都集體蹺課！
　　我與施先生到演講廳一看，果然座無虛席。
　　臺上的演講者，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人，興高采烈地從《詩經》講到現代文學的欣賞。

　　我悄悄地坐在最後一排，聽完這一場吸引「新人類」（"The New Human "）的演講。看到一個年輕文人對文學投入的熱情，也忘記「抓」學生回去上課了。
　　這位演講者，就是何慶明。應中文系陳癸淼主任和中興文藝青年社之邀，而來演講。
　　他那時，剛從金門（Kinmen County）服役退伍，已由晨鍾出版社（Chenzhong Press，1970）爲他出版一本散文集《出發》（Starting ，1970），擔任臺大中文系的文學期刊《夏潮》（"China Tide，1976 "）的主編和外文系白先勇（1937 - ）等創辦的《現代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1960 "）執行主編。對臺灣文學創作、評論，已經投入頗深。
　　他回臺北後，寫了一封信，謝謝我去聽他的演講。

　　機緣是連環的。
　　那時，柯慶明是屈萬里先生的助教。誠懇熱情的二十七歲，初入學術界的助教，與外表冷峻內心寬厚的屈主任，在中文系辦公室，日久産生了一種工作的信托。
　　師徒之情，可以深淺交談。在《昔往的輝光》（"The Last Glow，1999 "）散文集之中《談笑有鴻儒》（"Chats has the great Confucian scholar "），柯慶明寫下這份情誼。

　　柯慶明對於文學，是個天生的「鼓舞者」（"Inspirator "）。
　　自從在中興大學聽他演講，三十七年來，我與他無數次的談話中心是書。
　　教書、讀書，三十年來西方文學理論的創新與冷卻，圍繞著臺大和重慶南路書店的特色及其新書，可談的事太多了。
　　他很耐心地聽你講述心中的觀念，然後，興高采烈地響應。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許多老、中、青三代的朋友，都記得他鼓勵別人寫書的熱誠。包括林文月（1933 - ）初期翻譯《源氏物語》（"The Tale of Genji，1001 - 1008 。「中外文學」，1978 "），以及我的散文寫作。
　　他使遲疑的人，産生信心；使已動筆的人，加快速度。而他自己，自從建國中學讀指定課外書，讀到林語堂所說：「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起，就大展思維疆界；讀梁啓超（1873 - 1929）的《飲冰室文集》（"Ice - drinking Room Collected Works，1926 "），熱血沸騰，感動落淚。以第一志願考入臺大中文系，從文藝青年到文學教授，豈止讀了萬卷書！
　　書中天地，海闊天空，更增強他助人「精神脫困」的能力。小自行文，有時卡住一句，過不了門，轉不了彎，他總是擅於引經據典，引出一條通路來：大至人生困境，他常有比較客觀的勸解，助人走出低潮深谷，找回一塊陽光照耀的小天地。

　　柯慶明對我在國立編譯館要做的事，很有興趣，也深深了解其重要性。
　　所以，他以接續編輯《現代文學》的心情，提供許多幫助，助我建立了第一批臺灣文學作品的書單，開始公正而不遺漏的選文作業。譬如，他最早告訴我，司馬中原早期作品如《黎明列車》（"Dawn of the Train，1960 "）等，由高雄大業出版社（Cause Bookstore，Kaohsiung）印行，已近絕版。
　　我寫信去，才買到他們尚稱齊全的存書。
　　因他的協助，我們建立與作者的聯絡與認識。日後選稿，能站住國家編書的立場。對於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的改進和定編，他有更真摯的關懷。
　　他深感民間普及教育的重要，願意幫我說動屈先生領導這艱巨的工作。
　　終於有一天，屈先生同意我到中文系辦公室一談。

　　在那次相當長的面談中，我詳談舊版的缺點和民間輿論的批評與期望。
　　這原也是王館長和我在臺中淳樸校園，未曾深入了解的。
　　現在，不僅是基於職責而編書，更是為國家文化的前途，為陶冶年輕世代的性靈，必須用超越政治的態度。當然，這樣一套新書是與舊制為敵的，雖無關學術立場，但將來不免會為主持者引來一些政治立場的敵人。但是，不論付出什麼代價，為了未來國民教育每年每冊三十萬本的教科書，是義不容辭的。
　　我清晰地記得，屈先生坐在那間陳舊的辦公室，深深地吸他的煙斗，然後，嘆了口氣，說：「好罷！我答應你！這下子我也等於跳進了苦海，上了賊船。」
　　他語氣中，有一種不得不然的複雜情緒（resignation）。
　　我覺得，其中有種一諾不悔的豪情和悲壯，從潔淨超然的學術天地，走進政治、文化立場的是非之地，應是也經過許多內心交戰的思量決定。

　　屈先生主持「國民中學國文教科用書編審委員會」，由臺大、師大、政大各三至五位教授和幾位中學老師組成。
　　主編執筆者是臺大中文系張亨教授、師大應裕康教授、政大戴璉璋教授。他們都是中文系普受肯定四十歲左右的年輕學者。

　　爲了一年後即須使用正式部編本教科書，第一、二冊必須編出定稿，在次年八月前出版。國立編譯館所有會議室，日日排滿會程。有些委員會，晚上也開會。
　　國文科委員開會，經常延長至黃昏後。當時，還沒有便當簡餐。
　　編譯館就請屈先生、執編小組和編審委員到隔壁僑光堂喫很晚的晚飯。
　　屈先生有時主動邀往會賓樓，杯酒在手，長者妙語如珠。

　　民國六十二年（1973）以後，數代的國民中學學生，至少是讀了真正的國文教科書，而不是政治的宣傳品。
　　想來屈先生未必悔此一諾，他當年付出的心力和時間，是值得的。
　　可惜屈先生逝世後的追思文章，甚少言及他在這方面的貢獻。

　　三位主編初擬國文課本第一、二冊目錄之後，我們的編審委員會才算真正開始運作。
　　屈先生掌舵的船，才開始牠的苦海之旅。
　　在那政治氛圍仍然幽暗的海上，他不僅要掌穩方向，注意礁巖，還要顧及全船的平穩航行。
　　開會第一件事，是由主編就所選二十課的文體比例及各課內容、教育價值，加以說明。然後，逐課投票。未過半數者，討論後再投票。
　　如我們預料，這個過程，是對屈先生最大的挑戰。
　　有兩位委員嚴詞責問：為什麼原來課本中培育學生國家民族思想的十課課文，全不見了；現擬的目錄中，隻有兩篇；由二分之一變成十分之一，其他的都是些趣味多於教誨的文章。楊喚的新詩《夏夜》怎麼能和古典詩並列？《西遊記》〈美猴王〉、沈復（1763 - 1825）《兒時記趣》（"Children Fun，1808 "）和翻譯的《火箭發射記》，都沒有教學生敦品勵學……。
　　解釋再解釋，投票再投票。冗長的討論，爭辯，說服，幾乎每次都令人精疲力竭。
　　最後，審訂兩冊目錄時，屈先生、三位主編和我的欣喜，隻有附上新舊課本目錄的對照表，可以表達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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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太平山的松蘿步道，鐵楓林在雲霧中，更有一種朦胧的美感。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