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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編纂文學與和文化叢書
我在國立編譯館（Nation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1932）五年，在那個年代，使命感很強，當然有許多可記憶的事。
小學、國中、高中各科教科書都有編審委員會，聘請的學者專家至少有五佰位，學術界菁英甚少遺漏。
每書定稿，都有許多「聲音」和「憤怒」。常有人辯論未抉時，拂袖而去，館員追到樓梯上勸回。音樂科和美術科因選取代表作，而爭論甚多。
曆史科主編王德毅教授謙虛溫和，編輯委員暢所欲言。書出後，沒有引起政治風暴。
錢穆先生推薦杜維運教授編輯高中《中國文化史》教科書，也在民國六十二年（1973）由國立編譯館順利出版。使用期間，未聞有太多批評。
我的本行英語教科書編寫過程，雖有技術辯論，卻是最穩妥順利的。
那時，研究英語教學的師資，幾乎全在師大。民國六十二年（1973）八月出版的國中英語教科書，大約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套自己編寫的英語教材，幾位有理論、有實際經驗的青年學者反複討論，慎重定稿，對臺灣的英語教學，有切實的影響。
當時，由朱立民先生擔任主任委員，編輯小組有李敞、陳永昭、傅一勤、黃燦遂；直到二十多年後（1997年），我擔任主任委員，聘請張武昌、周中天、施玉惠、黃燦遂等編審委員，都是師大最優秀的英語教學名師。與他們討論，是我最愉快的經驗。
我的另一個工作是征詢、閱讀所有相關的重要的審查意見書。
那時，國立編譯館的權責是編審國小、國中、高中教科書和大學叢書，委托編譯館出版的學術用書和館內自行編纂的書也在被審查之列，基本上以「政治正確性」與「專業正確性」爲原則。由此，我看到了當時及往後也成爲各科系權威學者的審查意見書，幾乎全是親筆手稿。在複印機普遍使用之前，將爭議性強烈的審查意見交給原著者，唯一的方式是由館員抄寫，才可以「保護」審查人，不致因同行認得手稿筆迹而引起爭端。
如今，想象那些「落後」到原始的文書工作，頗有啼笑皆非的感覺。
在閱讀審查意見中，我對臺灣學術界，甚至各校師資，有深一層的認識。
各種領域的爭論，雖頗爲嚴苛，但大多數是認真可敬。
至今，我仍記得中文係幾篇派系分明的審查意見，讓我們難以處理。也仍記得，有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審查文章，令人感動。
師大英語係湯廷池教授，開會不停發言。他的審查意見，往往長達十余頁，用極小的字手寫，讀來感到他精力無窮，但他的確是真正關心，對應用語言學理論與批評方面的建議，相當中肯。所以，雖然態度嚴峻，堅持己見，仍是可敬的學者風格。
另一位是臺大中文係張亨教授，原是國文教科書執編小組成員。他傾全力搜集可能用上的資料，篩選讀物，盡心致力，極爲投入。然因對編審委員會的意見無法協調，憤而離去，是我在教科書編寫工作上的一件憾事。
我在編譯館，除了負責教科書，對不同領域的經典著作同時進行編譯計劃。
我清清楚楚地記得爲「大學用書」出版的第一本書《西洋哲學辭典》（沃爾特•布魯格 [Walter Brugger，1904 - 1990 ] 編著，項退結 編譯，國立編譯館，臺北，1976），項退結教授帶著編譯計劃和部份初稿來到這間屋子，坐在這張桌子前的情景。他說明，根據布魯格（W. Brugger ） "Philosophisches Wörterbuch，Freiburg im Breisgau，1947 " 德文中譯，刪去過多的宗教辭語。凡是經過脩改的條文，都注明項退結（Hang）英文署名。
在那個出版不易的年代，我當時確知這樣的書，就是一個國家出版者，一個歸屬教育部的國立編譯館，值得做的事。
這本重要而巨大的參考書，民國六十五年（1976）出版以來，仍是相當實用的。
我親自邀集增訂（updating）《經濟學名詞》（"Economics Nouns "），將民國卅年（1941）國立編譯館編訂公布的三仟六佰二十五則中文名詞，增補爲四仟一佰五十六則，民國六十六年（1977）由臺北正中書局（Cheng Chung Bookstore，Taipei，1931）出版，適應世界經濟三十多年變遷的新時代。
將近一年的工作時間，幾乎每周參與編訂會議的學者，有施建生、于宗先、田長模、侯家駒、陳昭南、陳超塵、華嚴、楊必立等經濟學教授，由施建生先生擔任主任委員。
每次開會，認真斟酌定稿，卻總是笑語盈盈。
據年輕學者說，那是經濟學界少有的盛會，留下的是珍貴成果。
在翻譯英美名著方面，我自認最有價值的，一本是侯健翻譯《柏拉圖理想國》（Platos ，ca. 427 B.C. - 347 B.C.，"The Republic ，B.C. 387 "，聯經，1980），一本是張平男翻譯奧爾巴哈《模擬：西洋文學中現實的呈現》（Erich Auerbach，1892 - 1957， "Mimesis :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1946 "，幼獅文化，1980 ）。
侯健先生是我那一代外文系出身之中，中英文皆有深厚根柢的人，專長中西文學比較批評。
《柏拉圖理想國》不僅是哲學與文學批評，也是文學創造，是西方分析哲學相知識論的淵源。
高友工教授在中譯序稱贊侯健的中譯本完整，而且詳加注釋，「文字流暢而忠實，通俗而典雅，是件值得大書特書的文化史上大事。」
我與侯教授在臺大同事多年，常在各種聚會聽他用濃重的山東腔發言。如高序所言：「能倚馬萬言，文不加點，聽衆往往有無法完全領會的苦處了……。因爲他的思路敏捷，而學識過人，他的旁征博引如同天馬行空。」
侯教授一生辛勞，未及退休即早逝，盛年譯出此書，不枉此生。
張平男先生翻譯《模擬》時，是以嚴謹慎重、如履薄冰的態度，全力以赴。
正如此書副標題：「西洋文學中現實的呈現」所示，牠是語言學、文體學、思想史與社會學，可說是精細學問、藝術格調、曆史想象及當代意識多方面極爲成功的結闔。
一九四六年德文本出版後，一直以各種文字譯本作文學課程的必脩讀物。
書中所用語文多達七種，譯者虛心求教，得以解抉。此書之出版，實有重大意義。
社會科學方面，最大的計劃是編纂「現代化叢書」。
我邀集中央研究院的楊國樞、文崇一、李亦員先生主持編纂「現代化叢書」，希望將世界關於現代化的理論介紹到臺灣。
既要推行現代化，就得對「現代化」的意義有基本的了解，這實在是一件很困難、很重要、很龐大的工作。這個計劃很大，當年也隻有國立編譯館可以推行。
曾經邀集許多相關學者共同擬定出書計劃，可惜出版的書不多，但總是做了一些，包括：《當代社會問題》、《開放與封閉的心理》、《現代化：抗拒與變遷》、《寂寞的追尋：美國文化瀕臨斷裂邊緣》、《邁向現代化》。
這五本書總名爲「現代化叢書」，都由國立編譯館主編，四年間陸續出版。
這段時間，也是我在文學界之外，與文化界最大的連系。
我記得《當代社會問題》和《開放與封閉的心理》要出版時，特別邀請楊國樞先生寫篇總序。
楊先生用兩個星期的時間，寫了一萬字的序。序文寫到，「現代化」，是對過去舊社會的一種挑戰。從清朝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因各種原因積弱到民國，現在我們開始做現代化工作，一定要用新觀念克服積弱的原因。使臺灣經濟起飛。
因爲王天民館長已經離職，換了印刷事務起家的熊先舉館長，也是原來的教科書組主任。新館長看了之後，說，楊國樞一直不是很忠黨愛國，覺得這篇序文把中國舊社會說得好像一文不值。
我說，現在已不是反共抗俄時代。
熊館長說，「我不跟你辯論國策，我不能接受，換個人寫。」
我說：「他專爲這兩本書而寫，我不能退稿。」
他說：「我不能接受，反正不能印。」他非常堅持。
我知道，「現代化叢書」已經做不下去了。
後來，翻閱出版的「現代化叢書」，楊先生那篇序文，果然未被采用。
新館長反對，就是因爲楊國樞是「自由派」。
我對楊國樞說明了這件事，未定的計劃等於風流雲散一樣。楊國樞序文事件，是我最後的防線，我不願意再退讓。這不是一篇序的問題，是我爲了學術理唸與尊嚴作去留抉定的時候。我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我下定抉心，離開國立編譯館。
當時，臺灣社會科學的理論知識很少，我們擬定文化叢書的書單，非常輝煌，可以幫助新思想有系統地深入紮根。但是，新館長接任後，文化叢書已無法有所作爲了。
所謂「三日京兆」（"Three Days Jingzhao "），中國官場的新人新政意義，大約就是沒有延續性，沒人關心紮根的未來。
我辭職之後，所有建立的出書計劃，都被一掃而空了。
離開編譯館之後，我唯一具體牽挂的是寄望甚高的馬克•吐溫（Mark Twain，本名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1835 -1910 ）長篇小說中譯本全集。當時已交稿的，有四本：翁廷樞翻譯《乞丐王子》（"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1882 "，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 ）、蕭廉任翻譯《古國幻遊記》（"The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1889 "，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 ）、丁貞婉翻譯《密西西比河上的歲月》（"Life on the Mississippi，1883 "，臺北，國立編譯館出版，茂昌圖書有限公司印行，1980 ）、林耀福翻譯《浪迹西陲》（"Roughing It，1872 "，臺北，國立編譯館，1989 ）。
譯者和校訂者，都是臺灣最早出國研究美國文學而最可靠翔實的譯筆。
多年來，我一直推動西方代表性作家作品能有完整的中譯，讓國人看到不同文化的真貌與深度。這方面，日本的翻譯成就，令人佩服。
我們處處看到、聽到，中文著作言談中，膚淺地引用馬克•吐溫的幽默（humor）。
美國這位十九世紀的幽默大師，可說是，無人不曉。但有多少人知道那「幽默」裡面，蘊含多深的辛酸與批評；諷勸新興的美國文化，建立自信與自己的風格。
我離開之前，曾一再拜托館裡承辦書稿印刷的單位，把這套書交由同一家出版社，不要分散標售。
但是，牠們和其他的書一樣，交稿之後，銀貨兩訖，除非有人有權追蹤，否則就是落入圖書室某一個陰暗的角落，不見天日。例如林耀福精心中譯的《浪迹西陲》，從未上市。
牠們成了我多年痛惜的，唸唸不忘的「馬克•吐溫孤兒」（"Mark Twain’s Oliver Tw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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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下，「一○一」那炫目燈火，點亮了「霧都孤兒」的心。
5、欒樹的啓示
民國六十六年（1977）夏天，在臺大外文係教英國文學史的李達三教授（Professor John J. Deeney）到香港去教書，侯健邀我回臺大專任教這門主課，這是我終身志趣。
在編譯館的歲月，風夜從公，我非常認真而勇敢地做了很多改革，完成文學文化的計劃，包括：翻譯中國現代文學創作進軍世界文壇，放下「政治正確」的尚方寶劍，從文學的角度新編國中國文教科書，以及編纂西方文化經典和「現代化叢書」。
很多人以爲，我會繼續這份工作。但我內心真正喜歡的是，回校園教書。因此，當我離開時，也就無所眷戀了。
離開國立編譯館那早上，我獨自一個人站在曾度過五個夏天的辦公桌前，望著窗外那棵美麗的欒樹。
在一切俗務煩惱之外，我曾多少次從那臺新的電動打字機上擡頭，看到日影移動的神奇，多少次不由自主地在心中升起《樹》歌（ Joyce Kilmer [1886 - 1918 ] : "Trees，1913 "）之中的贊歎：
A tree that looks at God all day.
And lifts her leafy arms to pray.
（這樹整日仰望上帝。
高舉枝葉茂密的手臂禱告。）
啊！牠使我想起，這些年中我曾度過多少「難苦關頭」，尋找了多少解抉難題的方法，請教了多少學者專家，折沖（subdue）、討論，達到一個「國家出版人」的穩妥結論。
他們的審查意見，在那個沒有複印機，沒有計算機的時代，都是一頁一頁的墨寶……。這些學者的大名，可以說涵蓋了六○到八○年代的臺灣文化史。
他們的聲音笑貌，這棵欒樹隔著窗子，看得真切。
民國六十六年（1977）暑假，王館長已退休，我從編譯館全身而退，他全心而退，回到臺大那甯靜的文學院老樓，斑駁而明亮的迴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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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處「臺大文學院」迴廊外枝葉繁茂秀麗的欒樹，等冬末時就會驟然落葉滿地；
隻剩下無數根黑色枝枒指向天空，會展現出截然相反的季節變貌。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