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嘉年華」般之木鐸之聲

文學是一字一字地救出自己。

木心作品：孤山夜宴

關於木心之生平，在他之作品《魚麗之宴》中，吾有自己想要知之答案了。

木心先生之《魚麗之宴·戰後嘉年華》，真實細致之描寫，讓人覺得這是「獨一無二」之文筆。

木心在《戰後嘉年華》中，談及自已青年時代自以爲是之「藝術」，「一切都還表不及里，但『里』是什麼，四顧茫然，要及也不知從何及起，是故我隻能徘徊在『表』上，即使『里』真的跑出『表』來及我，我也認不得……」在行文中，他之文字充滿了哲理，充滿了睿智，卻又那麽平易，而不做作。

記得木心先生曾在《雲雀叫了壹整天》中，說：「從明亮處想，死是不再疲勞的意思。」由此可見，木心也曾往「暗處」去想過關於「生與死」之問題，而且是經久之想，抑或是木心先生之「終極思考」。然而，他之文字與畫作，仍然一直以一種最茁壯健全、優雅而強勁之方式，與「時間」來抗衡。正如他在《雲雀叫了壹整天》中所說，「文學是一字一字地救出自己。」

誠然，每個孩童幾乎均在懵懂時期想到過死亡、永恒和宇宙之無限，且越想越想不明白——不單是木心。童年之木心，見到一隻「碗」從手中逐浪飄失，便想到「童年」之「逝去」。而況他之體質孱弱若詩人，患有結核與輕度胃疾，便就更容易受到關於「死亡」之慮而煎熬，迹近於童年之法國意識流作家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又譬如，挪威畫家愛德華·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17時患上結核，此後一生皆活在死亡之陰影裏，隨時准備赴死，結果卻活到了70餘歲高齡，順便造就了他帶有「死亡氣息」之「非凡藝術」。世上故有藝術中有「死亡之美」一說。斯堪的那維亞諸國之繪畫、音樂、戲劇，都因這種「死亡氣息」之專利而「著稱於世」。除蒙克外，還有音樂之西貝柳斯（J·Sibelius，1865-1957）與戲劇之易蔔生（H·Ibsen，1828-1906）和梅特林克（M·Maeterlinck，1862-1949）和電影的柏格曼（E·Bergman，1918-2007）；當西貝柳斯爲梅特林克之某一劇本譜曲時，就更爲「開門見山」；其中有一段就直接描寫「鬼魂」之乍現，後人稱之作為「憂郁圓舞曲」。因而，木心屢屢提及這段節拍不多之音樂。

然而，木心先生則是如此幹淨滴。他有思想，卻沒有「同志」，一如含苞欲放之花朵。對於人，對於藝術，對於世界，皆有著深邃之洞識，並賦以精美、廣博之文字。他雖對這個逐漸爛去之世界，難免時有憤世嫉俗，但總以其機鋒情感和胸懷教養，予以一一化解，留下一個「行過」，漸而「完成」之世界。

雖然他已然仙逝了，恰如他在魯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時所撰文說，「我總以爲有兩種方式是對魯迅先生最好的記念：一是記住他的話，『趕緊做』，身體力行的做比空洞的思想更爲要緊；二就是要汲取這『做』的力量的源泉，直接閱讀魯迅先生的文本足矣。」這是木心書寫《魯迅祭》一文時之感想，紀念魯迅最好方式就是讀他之書。

故此，當下亦可用他之話語回贈予他：紀念木心最好之方式，就是閱讀木心。

吾以為，木心之文字，猶若一股輕靈之泉水，溫和地滋養著人們。身浸其中，吾竟然真的是不能言語其中之妙處。隻能默默地念叨，那些智達而又柔軟之文字：  

　　「我曾見的生命，都只是行過，無所謂完成。」  
　　人們不介意這句話，我又何嘗不知有的生命確實是完成了的。在世界各國的名城首都，我巡禮所及，多的是完成了的、永恒了的生命的化石或結晶，然而近百年來的中國卻無此等景觀，上海美專的消失，只是極微弱的象征。「蘭心」也曾除名，現在又複了名，倒顯得有表不及裏的反諷意味。「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是一番得理的感慨，「早知當初，何必今日」是一點忘情的滑稽。曆史這種東西，即使短短一段，也充滿寂寂的笑聲，多少人還想以「行過」算作「完成」，其實稱之爲「行過」，乃是爲沒落者代庖措詞，所以還想重複說：   
　　「我曾見的生命，都隻是行過，無所謂完成。」
　　以示我希望有所「完成」的個人和時代的出現，這是一個額外的殘剩心願，揮之不去……

子曰：「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磋乎！木心。「戰後嘉年華」般之木鐸之聲。   

【作品舉隅】

　　我曾見的生命，都隻是行過，無所謂完成。
　　                                 ——木心

　　二次大戰結束，中國內爭繼起，哪有嘉年華可言，而是個人的青春期，一半雖被灰燼淹沒，還剩一半算是劫後馀萶，兀自蓬勃不已。現在回想起來，不無「好時光」的感喟。青春，理應是迷離惝恍的，在追思中卻顯得水清見底，那「底」，都分別超越了個人性，像碎鏡子中的紛紜世界，一片一世界，加起來，通常就把牠們叫做「時代」。
    幾年前《雄獅美術》編輯先生來紐約時，興奮而懇切地邀我寫點「中國近代美術史」那樣的東西，我語焉不詳地道了數則苦衷。編輯先生慰勉有加、色辭動人，似乎是非寫不可的了。然而真要投入作業，那便得：

    制高點破共識事解構臧否人物……
    好一役大陣仗。蓋治美術史，其實與修國史的原則並無二致，通之也罷，斷代之也罷，總歸要：

    別嫌疑定猶豫明是非善善惡惡……
    事情十分麻煩，而且，政治上倒可不以成敗論英雄，藝術上則非得以成敗論英雄不可。「意識形態」雲雲，已是強弩之末。可怕的「媚俗的潮流」（Tideof Kitsch）早就成了集體潛意識，這種「史」呀「論」呀的大塊文章，最惹眼，容易觸犯潮神和弄潮兒。對付「俗」，明哲的態度是：你媚，我不媚，你有四面楚歌，我有三仟弱水。生逢商品社會文化工業的盛世，誰家出了良史之材，可去記記日記，或兩三子晤言於一室之內，私下自還公道，願亦足矣。
    於是，決定不擔當「大題目」，心弦為之一松，而稿約不可不償，便改道寫寫我所隸屬的那代人中之美術青年們，是怎樣囂騷渾噩過來的。所見有限，且故意自限，悄然避開當時或後來號稱「大師」「名家」之流者，否則又要涉嫌「中國近代美術史」了——吾祖籍紹興，暫貽「會稽雞，不能啼」之譏，是頗為剴切的。將來呢，要啼也得別有個啼法。
    我曾見的生命，都隻是行過，無所謂完成。
    日本侵佔中國江南，始時國民紛紛逃難，到了全部淪陷，人們又各回故鄉，謹慎苟且度日，忙於對付各種苛捐雜稅，臉色凝重，道路以目。大小城市百業蕭條委頓，偶有偽飾的繁華，所謂「共榮圈」的騙局把戲，顯得力不從心，心不從力。被侵略者與侵略者都漸漸知道局面既長而不會維持太長，你的好夢就是我的噩夢，那麼你的噩夢便是我的好夢，一種八年變得又僵硬又軟靡的等待心情，彌漫整個江南。亂世必有的普遍的虛幻感，使「時值非常，一切從簡」成為那年月最流行的禮節性的托辭。自然景象雖則四季如儀，而清明節掃墓，同時祭奠為國捐軀的陣亡將士，中秋節賞月，家破人亡能有幾處稱得上團圓，山川卉木都一色憊頓恍惚，是人的心情的投影吧。而我的年齡規定我沒心沒情，天資魯鈍，稍遇凶釁便如魚失水。也因為我已一廂情願地沉湎於藝術的水里了，可是我還沒有鰓，隻宜浮汆在霧氣的夢想里。
    抗日戰爭爆發之前的那幾年，中國江南風調雨順連歲豐登，市場一派旺相。每當春秋佳日，坐劃子游西湖，溫拂面，波光耀目，那清秀恬靜的白堤上，藝專學生正在寫生，A字型的畫架，白的畫衣，芋葉般的調色板，安詳涂幾筆，退身看看，再上前，履及劍及，得心應手——在我的眼里，我的心中，這便是陸地神仙。很可能當時我所看到的是個混跡藝專的蠢材，那張風景寫生畫得一塌糊涂，然而我坐在船中，看到的是畫架畫板畫箱畫衣，以及那張玲瓏可愛的帆布三腳凳……
    我家坐落於幽僻的水鄉古鎮，難得隨長輩到都市來游覽。自幼隻可能在紙上用水墨寫寫梅蘭竹菊，若要以五色油彩借麻布表現湖光山色，這輩子，太渺茫了。然而兒童心理匪夷所思，會將其渴欲得到的東西，置於不合常情的高度難度上，假裝畏懼退卻，激起滿心冤憤之氣，看吧，我一定要在西湖的白堤上撐起三腳架，手托調色板，風吹畫衣——兒童的虛榮心結實有力，青春呢，一上來就是反叛，反叛什麼是不知道的，況且那光景青春還沒有來，魚還沒有鰓。
    童年的我之所以羨慕畫家，其心理起因，實在不是愛藝術而是一味虛榮，非名利上的虛榮，乃道具服裝風度上的興趣的虛榮，因此仍可還原為最低層次的愛美。西方十九世紀的音樂家、詩人，起初打入我心坎的也是郁茂的鬈發，百合花瓣似的大翻領，瀑布般的圍巾，緊身而灑脫的黑外套，認為隻要長得稍稍有點像他們的模樣，再加上如此這般的一身打扮，那麼，作曲寫詩是沒有問題的。我之所以艱難困苦，都在於得不到這全副穿著，同樣道理，我之所以不成其為畫家，自應歸咎於沒有畫架畫箱調色板帆布面的三腳凳白色的畫衣，畫，當然畫得好，不好也不要緊，反正已經是藝術家了。
    十多歲時讀《文天祥傳》，讀到「自奉甚豐」，覺得很投契，讀到「軒眉入鬢，顧盼曄然」，覺得很漂亮，很喜歡他，再讀到他年輕時有一次走進宗祠，看到先祖們都曾有官銜有封贈的稱號，他嘆道：「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我便感到索然無趣——一是我的年齡使我不向往「俎豆其間」，二是我生性頑劣，本能地感到功名富貴很麻煩，勿開心。古代的英雄豪杰似乎在童年就非常自覺，真是這樣的嗎？即使到了現在，我仍然懷疑都是成人灌輸教唆出來的，我也仍然相信小孩子隻有虛榮心，一直要虛榮到深感虛榮乏味了，才轉向追求光榮。
    故鄉先遭轟炸、炮擊、燒殺奸掠，後來就淪陷了，由汪偽政府組織的「維持會」來撐局面，百姓過的是近乎亡國奴的生活。我們小孩子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動是，不上日本憲兵隊控制的學校，家里聘了兩位教師，凡親戚世交的學齡子弟都來上課，畢竟沒有一般小學中學的熱鬧生動。我就愈加偏愛于繪畫、看課外書。畫，已是「西洋畫」，素描速寫水彩，書，是「五四」以來成名的男女作家的散文和詩，以及外國小說的翻譯本，越讀越覺得自己不濟，人家出洋留學，法蘭西、美利堅、紅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隻見過平靜的湖。人家打過仗、流過浪、做過苦工、坐過監牢，我從小嬌生慣養錦衣玉食，長到十多歲尚無上街買東西的經驗——盡管這樣地慚愧絕望，還是貪看別人精致豪放的生活，心里嫉妒得發慌，卻也羨慕得恭而敬之，隻指望戰事快快結束，出洋留學是不言而喻的。因為一旦大學畢業，毋需任職做事，閑在家里當然不如漂洋鍍金。日本太寒酸，美國太粗俗，要去總歸去法國巴黎……十多歲這個年齡的特征是自卑、妄想，無人處的高視闊步，有人處的沉著寡言笑，實在都是聰明不起來的大志若愚，這樣的一個無知無能的少年終于離開故鄉小鎮，到浙江省會杭州市來了。
    什麼原因使我拋棄家庭，憑什麼我能在戰亂之中獨自生存在陌生的都市中，這里到底不是我個人的回憶錄，只認定要寫的是「藝術」「時代」，一些人的犧牲，一些人的毀滅，一些人的救贖。
    杭州畢竟是「天堂」，至少它曾經是東南形勝三吳都會。我明知國立藝專遷到內地去了，然而我是抱著投考藝專的心情和意圖來的，時常在平湖秋月、羅苑、孤山、西泠印社那一帶踽踽獨行。藝專的學生宿舍是白公祠，住著些小戶人家，兒童在雞鴨群中枯寂地玩耍，門口晾著衣褲、芥菜、筍乾，這景象與「藝術」正相反，唯其相反，使我凝視不去，似乎可以從中討回藝術來。
    我幾乎三日兩頭走在白堤上，從來沒有見過「畫家」作寫生，那年月杭州就沒有人畫畫了麼，他們膽小怕事不敢出來嗎？那麼我自己為何不提了畫架畫箱來，柳蔭下擺擺樣子，一酬童年銘心刻骨的夢想呢？但我也竟是一個徒手的步行者。
    那時，我對於藝術，除了虛榮，別無角度可以介入，杭州舊書店多多，多到每天隻要我出去逛街，總可以選一捆，坐黃包車回來。最嗜讀的是「歐洲藝術家軼事」之類的閑書，沒有料到許多故事是好事家捏造出來逗弄讀者的，我卻件件信以為真，如誦家譜，尤其是十九世紀英、法、德、俄的文學家音樂家畫家的傳記，特別使我入迷著魔。泛覽既多，自以為「雖不中，不遠矣」，實則那時候我幾曾沾著「藝術」的邊？一切都還表不及里，但「里」是什麼，四顧茫然，要及也不知從何及起，是故我隻能徘徊在「表」上，即使「里」真的跑出「表」來及我，我也認不得，幼稚無知，導致我剛愎自用，一個人在暗中埋怨：藝術，有「表」就好了，何必要有「里」呵！
    一九四三年，我住在鹽橋附近的「南書屋」，女佣料理日常瑣事，我獨進獨出，一心要做那種知易行難的藝術家，書越買越多，畫則全作油畫，走的大致是印象派的路子，喜歡尤特里羅，他的街頭風景，也不是實地寫生的。下午三時至六時，照例在「思澄堂」範牧師那里練琴，鋼琴，每月付學費。
    藏青嗶嘰學生裝、黑呢西裝、花格羊毛衫、燈芯絨褲子……意思是我當初一襲長袍揖別故鄉的，到得此時在外表上全盤西化了，這是四十年代初的浙江小鎮上所做不到的。某日家信至，內示凡有從杭州回鄉的親戚長輩，都認為我單身在外，無人督導，顯得華而不實——我深感委屈了，與我所夢想的「藝術家」相比，我真是表不及里、里不及表……更滑稽的是，我自以為處於「流浪」、「失戀」、「奮斗」的進程中，藝術家不是都要這樣折騰，仟錘佰煉，然後一舉成名的麼，家書中之所以有此一番旁敲側擊的「庭訓」，猜想是「南書屋」主，袁老夫子對我的譏評，他是我姐夫的業師，精監賞，富收藏，而對「西洋畫」無知識，有成見。我初入「南」，老夫子每來夜譚，看了我帶出來的山水花卉和隸真行草，以為然，孺子可教。不久，我棄長衫布鞋，取西裝革履，滿屋油彩氣味，畫具畫材狼藉，難怪老夫子要在他給我姐夫的信中，來那麼一句「華而不實」。好在他怕聞油彩氣味，夜譚從此不繼。
    居有頃，母親來杭州辦事，當然也是為了要看看兒子，我想不免要甄檢「華」與「實」的公案，結果陪母親游山泛舟，逛街選物之余，添置了秋冬大衣各一、英國紋皮皮鞋、瑞士名牌金表，還印了幾匣名片，母親說：「先一步步學起來，以後就老練，獨個子在外面，要懂交際，別讓人家瞧不起。」我趁勢問了那譏評的來源，誠然是「南書屋」主人的高見，母親笑道：「真的華而不實倒先得一『華』，再要得『實』也就不難，從『華』變過來的『實』，才是真『實』，你姐夫，實而不華，再說也華不起來，從前你父親是正當由華轉實，無奈去世了，否則我們這個家庭也不致如此，我是說，你要『華』，可以，得要真華，浮華可不是華……」
    母親歸去後，我嘗試與杭地的幾許名門世家的子弟輩作交游。其中擅書畫的那些個，都各有師承，謹守傳統「六法」，一派仿作，毫無才氣，更使我惶惑不解的是，他們在藝術上根本無視「現代」，意識不到歐羅巴（世界性藝術）的存在和發展，而生活享受呢？卻來得個會趕時髦，西方物質文明的種種新鮮玩意兒，他們捷手先得，自命不凡，男男女女湊在一起時，像是談戀愛，又不見得真相干，這種場合和氛圍，使我廢然退出，仍舊回到「南書屋」，在「印象派」、「野獸派」、「立體派」的概念叢里，走我自以為是的「路」，而且有點明白何以「西湖邊上沒有畫家在寫生」的道理了，既然「藝專」因戰事遷去內地，杭州就沒有主流的「洋畫」，隻有支流的「國畫」——我像離群之雁，隻等「藝專」回來，才有入群齊飛的可能。而就這樣孤雁單飛，也不失為一種自強的訓練，與所謂名門世家的後代的交游經驗，使我知道「浮華」真的隻是「浮」而不是「華」。
    那年秋天，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喜訊突如其來，杭城一片爆仗聲，入夜萬人空巷提燈慶祝，在近乎昏暈的歡欣中，我冷冷地看到一己的命運面臨轉機。
    似乎到了這時杭州才有「文化界」，呼地冒出許多畫畫兒的、編報兒的、演戲兒的……大抵兵分三路，一是從內地「大後方」趕程而至，二是在浙江山區作游擊隊于今整編入城了，三是原本隱蔽身份至此就站了出來，反正一時人才濟濟，都顯得精明強干，唯獨這個蟄居於「南書屋」、寢饋於歐羅巴文化觀念的慘綠少年，一入「文化界」，確實難於適應，但我還是看樣學樣地努力周旋。
    很快，杭州成立了「美術工作者協會」，我也就此成為會員，開會時，這些「美術」的「工作者」，個個能說會道，握起手來，緊得發痛，還要上下左右搖幾搖，自道姓名時，叫「阿大」，叫「阿羊」，在畫上簽名也就是「阿大」、「阿羊」，衣著一概平凡樸素，談論所及，「某某，人很熱情」，「這張畫，趣味好」——我不免發愣，「熱情」，怎麼就放在口頭上，「趣味」，我卻看不出來。他們都畫農民、小販、碼頭工人、鄉村集市、城市路邊攤……那事事為首的「阿大」者，畫風很像豐子愷，隻是太像了一點，而更多更精彩的是搞木刻的，題材總與「革命」有關，我注意看，覺得自己是望革命之塵而莫及，尤其因為讀過不少俄羅斯小說，「革命」，非常悲壯，非常羅曼蒂克，轉而對于中國式的革命，我有的是好奇心和求知欲，然而一九四幾年那光景，杭州地區的「美術工作者協會」，似乎並無特殊的內在性質，大致是一些畫畫的青年中年人，想在長期的壓抑苦悶之後，吐吐氣揚揚眉就是了。
    果然，未到年底，就在民眾文化館舉行了集體性的畫展，參展的作品居然很多，國畫佔頗大的面積，而木刻漫畫泱泱乎成了主流，我拿出的幾幅油畫風景，都上選，畫的是樹木、教堂、橋、河，不足指名是什麼地方，似乎巴黎，似乎倫敦，反正從照片上的印象並合起來的。
    展覽會很熱鬧。籌備期間我每天去工作，感到自己實地投身社會，又懷疑這種事務性的忙碌算不算「藝術活動」，與之一同工作的幾位年長者，在我眼中都是飽經風霜、深諳人情世故的老大哥，有的似乎病著，有的似乎貧著，我不病不貧卻比他們自卑，因為我幼稚無知，雖然讀書已不算少，可是書本上所得來的有關藝術的常識、知識、概念、觀念，與眼前所接觸的人物事物，全對不上號，「阿大」、「阿羊」、「熱情」、「趣味」等，與希臘雅典、意大利文藝復興、浪漫主義、印象派……毫無關系，他們大概生來就是畫豆腐漿攤、碼頭工人、玩雜耍的。
    但我還是很興奮，看到自己的畫掛在牆上，男男女女走過，停步，指指點點——初步圓了我童年以來縈心不釋的「畫家」夢。接著，便是《東南日報》的報道和評論，認為此次展覽十分成功，選出幾位畫家作為贊美推薦，其中竟然涉及我，大意是那幾幅風景清麗脫俗，且能以中國畫的筆法入油畫，洵為難得雲雲。
    「藝專」遲遲不遷回，「上海美專」倒先復校，登報招生了，我立即去信報名，很快就收到通知，按期去上海應考。在這個號稱人間「天堂」的西子湖畔，我認識了很多人，卻始終無友誼可言，遇事隻是在「南書屋」中默默地想，默默地決定，窗下一條混濁的小運河，對岸的織席工廠，終日機聲軋軋，景況是很淒愴的，而全憑十八歲這個年齡，使我麻木而自信，不過我隱隱看到母親對世道的估量已不符實際，我父親的一代，確鑿要善於交際，講究體面，而戰後的新生代就全然平民化了，且以此為標榜，為「革命」的前提，我靠在窗欄上凝望慢流的河水，想起那些「軼事」、「傳記」中的藝術家，他們的不幸，也還是幸。
    赴上海應考的前夜，我獨自走上湖濱的一家餐館的頂層，算是餞行，要的是西菜，一杯葡萄酒。當年很流行的一個勵志的說法：「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未來種種譬如今日生。」我原是覺得文字累贅詞義傖俗，此時想起，倒許為剴切——始於懵懂的虛榮心，胡亂地畫起油畫來，得機會就率爾拿出去展覽，那報載的好評無非是記者的例行故事而已。
    除卻個人的短距離的「生世之嘆」，「藝術究竟是什麼」這大疑題更使我不安（因為我已經知道藝術是什麼，才決意永別故鄉），到了杭州，先遇的是一伙摩登的紈褲子弟，後遇的是成群「美術工作者」，是八年戰亂使中國自外於世界藝術潮流？抑中國就沒曾進入過世界藝術的行列之中？十八歲的頭腦加上一杯葡萄酒就更糊涂了。
    上海是國際性的大都會，冒險家的樂園，一個非魚非龍的年輕人，即將投入魚龍混雜的黃浦灘。
    「望湖樓」獨自晚餐，極目黑沉沉的夜湖，白堤的柳絲間燈光閃爍，是我離家以後，第一次感到實而不華的悲涼。
    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坐落于斜橋菜市路底，那是大都會的南邊陲，接近市郊鄉村，空曠安靜自不必說，待到親臨實地，此區域不僅是一個龐雜的果蔬魚肉市場，而且周遭密布著小喫店、路邊攤、裁縫、鞋匠、煙紙什貨……煙霧迷目，腥臊刺鼻，時值春初雨季，街上滿是人、滿是傘、滿是水潭泥濘、一片可以使街面震動的喧囂市聲——杭州西湖此時柳絲嫩黃，柔媚如夢，這裡可真是紅塵亂世了。

    後來才知道起造校舍的年代。斜橋一帶確是樹木蔥蘢、小河流水，遲來者隻好俯首認命，命中注定要在人間地獄中追求藝術天堂。
    校舍，正面看是一幢相當寬闊的四層西式大樓，無奈臨街，顯得商業氣，黑漆的鐵柵門頗為威嚴，我跨進去的剎那，心想：這是我的藝術之門，門外漢的階段就此結束。抬頭又眺見里面的照壁上設有長龕，水泥塑出一個「美」字，由肥肥的十二隻尖角組成，校徽便采此為圖案。
    我本能地推開「會客室」的門，五六隻雞咯咯亂叫，破舊的沙發上全是雞糞，可見八年抗戰，這里一直是荒廢著的。
    教務處光線幽暗，隻有一個臉色蒼白、須眉烏黑的中年人，是教務主任，我報名三年制西洋畫專修科，大學程度。
    主任一口紹興官話：
    「那麼你的高中畢業文憑繳來！」
    「我考同等學力。」
    「喔……可以可以，可以的，不過，我們這裡學費，每學期要五擔米，按五擔米折價……」
    他上下打量我，我一身藏青嗶嘰學生裝說明性不強，便道：
    「五十擔我也付得起。」
    教務主任笑逐顏開，搓搓手，指指旁邊的椅子：
    「請坐請坐，我想，你一定會錄取的，考插班生還是新生，可以住宿，伙食是由學生會自辦的。」
    這樣便成為上海美專的一年級學生，從此日益明悟最不懂美術與美術最無緣分的人，都是在美術學校里。
    同時也認為有志於藝術的青年，應得入學校去「科班」一番。學校，是籌備期的「世面」，而且永遠處於籌備期，真刀真槍的「世面」殺傷力太大，學校里的總還是紙刀紙槍；許多聚在「學校」的名義下，便煞有介事，便可以比較，且是不舍晝夜地在比較，你就能連續收到各種自知之明與知人之明的訊息，是靠這些甜酸苦辣來使天性趨於成熟，「科班」者，意義在於此而非教師的耳提面命當頭棒喝。上海美專無疑是我快樂的淘氣競技場，與往昔踽踽獨行在西子湖畔的慘綠少年已經判若兩人，青春必須動，靜的青春往往流於自殘。
    那時的所謂「西洋畫專修」，上午一概是實習課，從石膏素描漸進到人體素描及油畫創作，其他如水彩、粉筆、速寫是間隔性的穿插。下午，理論課，美術史、透視學、解剖學、色彩學，生意清淡，因為翻翻書就可以應付考試，而教師講講就講到物價高、薪水低、老婆又要生孩子，勸大家不要學藝術。實習課的風氣則不然，我至今還留連那時候的學生的生活習慣，晨起盥洗，早餐既畢，換上漿洗一清的襯衫（多數是純白），打好領帶，擦亮皮鞋，梳光頭發，挾著畫具健步經長廊過走道上樓梯進教室，教授總是先在那里了，衣著更為嚴謹。我們的C教授終年一身黑西裝，白襯衫、黑領帶，無懈可擊；薄型皮鞋和狹邊呢帽，一望而知是法國帶回來的；右手無名指上白金的鑽戒款式古雅，巴黎十年養成的飄逸深沉，先成了我們的楷模。課間休息時，我們拿出畫冊來請C教授品評講解，他娓娓道來如數家珍，分別等級毫不假借。他認為膽大：大畫家，膽小：小畫家，使我們這群男孩女娃氣壯神旺、自負日高，而論素描基礎之奠定，他又說畫桃子要連桃的茸毛也畫出來，大家又為之瞠目結舌。
    同學們，來自各地的青年，說是魚龍混雜，好像只見魚而沒見龍，魚則類別多矣。
    本地幫：洋派得厲害，我剛把行李搬進宿舍，便有一位黑膚方臉的矮個兒倚門招呼：「哈！我姓堂，勃令堂，抽煙嗎？」
    他遞上一包茄立克，我謝了，也通名報姓，他藹然關照我：「閣下初到上海，當然來不及改換新裝，霞飛路馬斯南路轉角上一家叫『雷蒙』的，有一件法蘭絨夾克，我想起來覺得與你很合適，藍的，明線，貼袋，不妨去看看，我有一條領帶很相配，可以送給你。我姓堂，勃令，堂。」
    他姓譚，名正明，當時我欽佩感激非常，到底是上海人，如此委婉大方，再看他的發型打扮無疑是超潮流的，後來日子久了，雖然他的熱誠始終一貫，而我覺得他不是在學藝術，是在學藝術家。另外如姓徐的小貓、姓姚的野貓、姓王的鍋蓋、長腳的黃沙、涂脂抹粉的魏賢，都各有儀態風調，可見先是地靈，然後人杰，把我這種浙江來的嫩頭比得黯然失色。尤其是那位外號「強盜王」的郭姓者，更使我心驚肉跳，隻見他頭發蓬勃、頰須鬈曲，而且也戴小小的橢圓眼鏡，活像舒伯特，來校時總是懷抱一疊樂譜，身材魁梧，神采飛揚，直覺得十九世紀卷土重來，於是他閃入琴室，大把大把地猛敲鍵盤；他還寫詩，筆名「奧耶」，自費印了一本集子叫《蔥色的山群》，用紅絲帶纈起來，我誠惶誠恐地開讀：

    夜，夢
    我拿起調色板的筆

    突然我對這些海派人物的景仰羨慕一起垮掉了——本地幫的同學未必是本地產物，不過是生活在上海的日子久了，或者其家庭已經落地生根了。租界上數十年殖民地的洋風歐雨，再加日本人佔領前後的「孤島」妖霧，使年輕一代成為浮離實際的夢游者，他們不愛「藝術」，隻愛「藝術家」，似乎藝術家是可以脫開藝術而獨立的，比我兒時的虛榮心還要空中樓閣、全無根蒂，看著他們的健美活躍、顧盼自雄，我一個也不想接近。
    外地幫：浙江、江甦、四川、河南……以浙江來的居多。諺曰：「鄉下第一，跑到城里第七。」使人覺得他們會不會走錯了校門，然而他們個個臉色凝重地下功夫了，不是藝術上的功夫，而是怎樣做個「上海人」的功夫。三年後，仍然一望而知「鄉下人」，鄉下人本來沒有什麼不好，鄉下人要學上海人而學不像就顯得別扭，頗有幾個民間詩人，筆名「白花」、「白草」、「白影」、「白痕」的，一樣練鋼琴，畫希臘雕像，在浴室中唱起歌來，分明是：「三輪車上的小姐真美麗，西裝褲子短大衣……」他們人數多，做事克實，聯絡密切，佔上海美專的半邊天，使本地幫的勢力日見萎縮，而這也是時代氣數將要轉變的一點先兆。
    潛在的還有兩類神秘人物，一是「職業學生」，由執政黨指派在各大專院校的特工人員，另一是「文藝工作者」，外地來的搞木刻漫畫的同志，已經有協會、有刊物、有知名度，一身藍布學生裝，車胎厚底的皮鞋，速寫夾子是用粗麻布包起來的，讀魯迅的書，時事精通，消息靈通。但素描很難得到門徑，因為他們已經在「創作」了，希臘羅馬，裸裎的人體，與工人農民實在格格不入，不入也罷。
    與「海派」的輕薄花俏相比，此類「文藝工作者」就顯得樸實正經。他們較年長，有相當豐富的社會經驗，因而深諳人情世故，看準中國將要「大變」，他們選擇的是「大路」，無疑算得是胸懷「大志」的了，他們自有駕輕就熟的生活方式，幾個「自己人」聚在寢室里，男的旁邊是女的，女的旁邊是男的，差不多全屬同鄉，抽煙，打趣，一碗陽春面你喫一口我喫一口，蔥油大餅我半隻你半隻，煙霧彌漫，人形東倒西歪……萬一你有什麼事找他們，敲敲房門，里面就轟然大笑，認為外面敲敲門里面說「請進」是「資產階級」，而他們自己是直闖別人的寢室，根本不先叩門，以示與「資產階級」決裂。
    這樣，那樣，我從杭州來，但不屬外地幫，我幼年生活在上海，卻自外於本地幫，我無黨無派，與「職業學生」素無瓜葛，我向往「世界大同」，難於與不懂禮貌的「文藝工作者」廝混——我是快樂的，沒有虛度嘉年華，我受的藝術教育少量是在校內，多量是在校外，校外之外就茫無際涯了。
    上海交響樂團成員多數是西歐人，指揮者富華，英國籍，每周之末在法租界「蘭心劇場」演出。「蘭心」純為法國小劇場古典風格，衣帽間、休息廳、盥洗室，整潔優雅，一落大派——我青春年月的聖地，藝術的禮拜堂，不僅指揮、演奏夠水準，听眾也夠水準，衣冠濟楚，舉止文靜，曲目編排也極有系統，國際著名大演奏家蒞臨申江，就是由這個管弦樂隊伴奏。
    赴「蘭心」，我們習慣步行，菜市路雜亂不堪，一上辣斐德路便漸入佳境，再經法國公園，呂班路，霞飛路，連綿的法國梧桐的綠蔭，而「蘭心」所屬的慕爾鳴路是法租界的精華之地，書店、時裝店，一色巴黎情趣，淡雅怡靜，好像不準備做生意。學生時期最寶貴的是「無憂無慮的心情」，青春都具有不知從哪里來的「錦繡前程」的保證，誰都是天才、準天才，天才的偌大的萌芽，藝術殿堂門戶洞開，隱隱望見其中有自己的位置，我們真是把「人生」誤作為一場音樂會了，哪里就想得到不出五年十年，自己要為「藝術」而身系圇圉、而絕望投海。我們被那些演奏家、指揮家騙了，被「蘭心」朦朧的燭形壁燈、鈴蘭和康乃馨的甜香迷了心竅。但是，當時隻知「藝術」使人柔情如水，後來浩劫臨頭，才知「藝術」也使人有金剛不壞之心，每次音樂會終場出來，夜深街靜，滿身的音符紛紛散入黑暗的涼風中，肉體在發育時期感到肌腱微微脹痛。智力在充實催酵，也有微微的脹痛，別人從音樂中得到什麼我不知道，我得到的是道德勇氣，貝多芬曾經用文字直白說出來的。
    一九四六至四八年，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文藝狀況有點像俄國十月革命的前夕，西方個人主義的哲學思想所凝結的文藝作品，偏偏在這集體主義行將駕到的當口橫斜激蕩起來，像是天鵝絕唱，像是西風殘照，好些西歐的文學名著然翻譯而出版。執政黨認為這類書多也無害，在野黨認為這類書越多越好。所謂無害，是個人主義不可能動搖江山；所謂越多越好，是民主傾向的個人主義者最容易上當受騙，被牽著鼻子走而還要提供別人的鼻子。讀者呢？青年正處於苦悶彷徨之中，矯健的一類夜奔「革命聖地」，或化名轉入地下「工作」，荏弱的一類心向往之卻走了邊門，他們認作「革命」、「先進」、「民主」、「自由」的配套概念，其實是無政府主義色彩的東西，是白面書生戴紅帽，非常羅曼蒂克的。霞飛路呂班路角子上有一家「生活書店」，規模不小，明朗有格調，新書連連上市，譯筆精到，裝幀清麗，這又是我們無知青年的福地洞天。西風東漸，漸到這時節可不是「五四」當年的ABC了，大學生已能搖搖晃晃地迎風獨立，結結巴巴地各尋宗旨，這是表面之現象，內在的性質卻是青年們還不知取舍而忙于取的取、舍的舍，先知先覺者不知不覺地被潮流卷去，果然三年容易，第四年就東風壓倒西風，那些西方資產階級反動腐朽沒落的玩意兒不見了，書店也不見了，後來那轉角上開出一爿綢布店，雖然也是五色繽紛，不復是民主色彩、個人主義色彩了。
    上海之北虹口區，向來是日本僑民聚居之地。太平洋戰爭結束，日僑一概踉蹌歸國，臨走匆促，剩下的物件用品，堆積如山，經商販粗略整理，羅列在虬江路的一片廣場上，規模洋洋大觀——這又成了我們不必冒險即可進入的樂園。各種美術道具、各式古典摩登的書框，從希臘、埃及到意大利文藝復興、浪漫、印象、野獸、達達、抽象……一路下來的各流派的畫集《世界美術全集》，價廉物美，如夢是真；還有大量的唱片，可以挑選你最喜歡的樂隊、指揮家和演奏家，譬如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樂」，我買得六個版本，听六位指揮六個樂隊的較量，對著總譜，大體上我知道「命運」是怎樣一回事了，這樣就迫使我逃掉下午的理論課，直奔虬江路。不能不佩服日本人在接納西方文化這一維新大業上，投入的功夫之大之專之精，單以這個地區性的廢品舊貨的市場而論，中國近百年來出版印刷的業績，加在一起也無可與之倫比。同學們都瘋狂選購，「戰利品」雇車載回來，以致學生宿舍中家家戶戶堆滿畫冊唱片。
    上海的私立學校，社會輿論稱之為「學店」，校長是老板，教師是職員，學生是顧客，名義是「作育英才」、「讀書救國」，實質是謀利斂財，誤人子弟。理科工科文科的私立大專固泛泛如此，上海美專雖不例外，而我卻十分贊賞牠的傳統作風，那就是：雖然沒有什麼可容可包卻儼然兼容並包，雖然無所謂學術自由你完全可以學術自由，就是由你自己去好自為之，這倒不期然而然地遵循著蔡公孑民先賢的遺箴。對於頑劣成性散蕩成習的我，天時地利人和足夠足夠了，我在上海美專所享用到的「自由」，與後來在歐美各國享受到的「自由」，簡直天海一色，不勞分別，如果你有一分才具，那麼再加一分自由，別的還要什麼呢？美術學校的概念是畫室、圖書館、宿舍、食堂、衛生間，就好了，教師的話中听則姑妄听之，不中听的他自己听，「自由」，就是誰也別奈何誰。三年五載生息其中，是一枝玫瑰便會開玫瑰花，園丁的臉是不像玫瑰花的，所以我至今還在喜歡還在感激上海美專，那光景，學生奇裝異服、瑋意琦行，一概不遭物議，遲到缺課隻要繳足學費安然無恙，大意是：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校長教授就此特別顯得慈眉善目、神閑氣定，師生相敬如賓，宿舍簡陋，食堂寒傖，那你可以自己去租房，可以上白俄開的小西餐館，或者說到底，學生時期的艱辛是必修是「天降大任」之關鍵一課，缺了倒是難補的。
    我要心香輸誠謹致悼詞的是美專的圖書館的夜晚，壁上掛著倫勃朗的大幅油畫，德拉克洛瓦、基里柯、柯羅、塞尚、凡高……是西歐的職業性臨摹品，功夫極好，直逼原作，其他是前任和在任的教師的代表作，代表他們個人的黃金期，等於告知：後來這些作者越畫越那個了。
    一壺咖啡，一袋鄰近的泰康公司剛出爐的體溫猶存的奶司餅乾，燈光安謐，作為戰利品的諸大畫冊平平攤開，外面是菜市路，老式有軌電車價響，嘶嘶地駛過，嚴閉的窗戶使大都會的市聲營營然和悅可愛，意味著俗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必要性。這兩間立滿書櫃陰森屋子，常由我一人獨佔，我亦隻亮一盞燈，倫勃朗的亨德里克耶（Hendrickje Stoffels）憑窗相望，柯羅的樹梢如小提琴的運弓，塞尚的隻果一副王者相，基里柯的木筏欲沉不沉。本地的走讀生回家喫好飯好菜去了；「外地幫」要麼在寢室里開下流玩笑，要麼混跡游樂場，「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個不夜城」，等等；「職業學生」拉胡琴，喝五加皮，洗腳洗襪子；「文藝工作者」有的去探望已婚的未婚妻之類，有的參加協會的討論，「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極為重要。其實每個人的道路都是曲折的，前途呢？無論如何自以為是光明的。
    年輕，真像是一個理由，一個實際上毫無用處的理由，而且當時也惘然不知用這個理由去年輕個夠，我隻懂得獨自利用圖書館的桌椅和燈光。在校外是匆匆的吞食，在圖書館才開始靜靜地反芻，再則電燈壞了的琴室中燃燭而彈奏的夜晚，杜美路藍頂教堂邊電影院連看七遍《羅密歐與茱麗葉》的夜晚，萬國公墓月光照著大理石天使的翅膀的夜晚，風雪交加竄進「亞洲」西餐館羅宋湯加牛排及沙拉的夜晚，寒暑假回西湖「多謝長條似相識」的孤山背坡的夜晚，好像我是憑夜晚而長大的。大白天，社會、人性、哲學，鍛煉周旋，消耗甚巨，所以只能在夜晚成人長大。
    一九四九年後，上海美專變為華東藝專，地點已在無錫，再變就變成南京藝術學院，顧名思義是在石頭城了。一九八一年秋，我在南京的醫院中會晤謝海燕先生，老校長一見就叫響我的名字，藹然前輩之風使我感到自己仍然是不安分的壞學生，于是紛紛揚揚地共懷一番舊：包了火車去旅行寫生哪！蔡先生的那些話到了今天反而更有現實意義哪！醫生著護士來干涉，我們抗命又繼續半小時才悵然結束。回上海，故意選定初春的雨日，驅車去菜市路，一路的地名歷歷在目，景物也依稀如舊，近校情怯，我提前下車步行過去，東一條街，西一條路，弄堂也不缺少，就是沒有那幢深灰色的四層樓，問問附近店家，「什麼上海煤磚」，似乎很生我的氣，我情怯而膽也怯起來，隻好立在綿綿的春雨中，定心凝神，捉摸方位，徐徐認出那一座方頭方腦的有門無窗的冷藏倉庫，便是當年的上海美專了。如果改建為別的民房或商店，也許還能走進去，搭訕著瞧瞧內里是否猶存若干舊觀，唯獨這龐大的倉庫，使我的記憶力和想像力隻能死限於嚴寒和漆黑……一切建築物中，以冷藏倉庫最為飽脹、窒息、顢頇無情。
    「我曾見的生命，都隻是行過，無所謂完成。」
    人們不介意這句話，我又何嘗不知有的生命確實是完成了的。在世界各國的名城首都，我巡禮所及，多的是完成了的、永恆了的生命的化石或結晶，然而近百年來的中國卻無此等景觀，上海美專的消失，隻是極微弱的象征。「蘭心」也曾除名，現在又復了名，倒顯得有表不及里的反諷意味。「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是一番得理的感慨，「早知當初，何必今日」是一點忘情的滑稽。歷史這種東西，即使短短一段，也充滿寂寂的笑聲，多少人還想以「行過」算作「完成」，其實稱之為「行過」，乃是為沒落者代庖措詞，所以還想重復說：
    「我曾見的生命，都隻是行過，無所謂完成。」
    以示我希望有所「完成」的個人和時代的出現，這是一個額外的殘剩心願，揮之不去，草此蕪文，時美東風雪，一九九三年歲雲暮矣。

【轉自木心：《魚麗之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