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品《蛙》,能容納「百川」之涵。其從一系列「小」「故事」著手,內中那大「苦悶」、大「悲憫」、大「抱負」,以及「天馬行空」般之大「精神」,落了個片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之大「感悟」。即,隻「揭示」別人心中之惡,不「袒露」自我心中之惡,不是「悲憫」,甚至是「無恥」。
竊以為,隻有「正視」人類之惡,隻有「認識」到自我之醜,隻有「描寫」了人類不可克服之「弱點」和「病態」「人格」導致之「悲慘」「命運」,才是真正地「悲劇」,才可能具有「拷問」「靈魂」之「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地「大悲憫」。
在本分享之章節中,莫言之筆觸重回到其之主題——「我」「姑姑」和「我」之人物上:
我彎腰去拉姑姑,小獅子在一旁低聲說:
讓她哭吧,她憋得太久了。
我看著小獅子,看著她關切的神情,心中感到一陣溫暖。
姑姑終於哭夠了,自己爬起來,擦幹眼淚,對我說:
小跑,楊主任與我通電話了,說你想轉業?
是的,我說,我已遞上了轉業報告。
楊主任讓我勸你,還是不要轉,姑姑說,她已跟你們幹部部門說好了,調你到計生辦工作,當她的部下,提前晉升副營職。——她很賞識你。
這已經沒有意義了,我說,我甯願去掏大糞,也不會去幹計劃生育工作。
這就是你的不對了,姑姑說,計劃生育也是黨的事業,是重要工作。
竊以為,在《蛙》中,莫言「書寫」了「蛙」。實際上,其之「書寫」,不是此「蛙」,亦不是彼「娃」,而是「媧」——「我」「姑姑」。莫言將「漢字」之精髓,發揮得「淋漓盡致」;以「我」——自己之「影子」作為「映像」,引出「蝌蚪」對「姑姑」種種「經曆」之「回憶」,以「獨到」之「視角」,「刻畫」著當年「震旦」大地所發生之「重大事件」。
在莫言這部作品中,那個時期,「蝌蚪」之妻子「王仁美」在「計劃生育」手術中「命喪黃泉」;藉著,「蝌蚪」又失去了「母愛」。這一切,讓「蝌蚪」「心灰意冷」,並提出了要求「轉業」之報告。
以故,在本分享之章節中,「蝌蚪」在聽到「我」「姑姑」之竭力挽留時,莫言「義無反顧」地寫道:「我甯願去掏大糞,也不會去幹計劃生育工作。」
竊以為,莫言之作品《蛙》,以「震旦」大地之「計劃生育史」爲「反思」對象,再現了其中一幕幕最慘烈而悲壯之「場景」,凸現著其強烈之「生命意識」與「悲憫情懷」。
當莫言回顧其「諾獎」作品《蛙》之創作過程時,「不無感慨」地說:「這本小說確實是觸及到了我靈魂深處很痛的地方。八十年代的時候我是軍隊的一名軍官,在計劃生育問題上我也是想不通的,家裡的老人也希望我能有很多小孩,最起碼應該有個兒子。但如果我生了第二胎,就像小說裡所描寫的,那我很可能要被開除黨籍,我好不容易提了幹也可能要被剝奪,最後趕回家繼續做農民。當時我們部隊的很多戰友,也是因爲這樣的原因而隻生一個孩子。」「到了老年我們可能會想,當初爲什麽要那麽聽話呢,我不要那個黨籍、不要當那個軍官又能怎麽樣呢?我爲什麽不能讓孤單的孩子有一個伴?這個東西肯定是觸及到了人內心深處的很多東西。我們實際上在很多時候非常懦弱,像小說中的蝌蚪,他的妻子懷孕懷到了六個月,這時候嚴格地說是不能再做引産,再過幾個月,孩子就要生出來了。蝌蚪這個人物爲了個人的所謂前途,而把自己的妻子推上了手術床。結果讓他的妻子和妻子腹中的胎兒一起死掉了。他這樣做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爲了國家、爲了集體的榮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遮掩下的內心深處的私欲,這其實不僅僅是觸及了我一個人的內心的痛苦,也觸及到了我們這壹代人、許許多多人的內心深處的痛苦。」(莫言:《小說「蛙」的出爐與計劃生育政策的松綁有關》)
嗚呼!仟言萬語,何若莫言!
在文學上,「意象」之「內涵」,應略高於「形象」,方能更蘊含主觀之「情意」,才能更具有一定之「思想」與「意味」。而「作家」,就其「本義」而言,為不能把「曆史」描繪成「太平盛世」。作家們總應「先人一步」地揭開那些被社會所捂住之「傷口」滴。而莫言則「身先士卒」,不愧為「大家」之手筆。竊以為。
不知諸君以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