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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淺藍色的航空信
由於南開學長帶領，我在一年級下學期參加了珞珈團契。
由重慶去樂山的江輪停在宜賓的那一夜，我們在馮家碌家遇見了基督教傳教會內地會陳牧師的兒子陳仁寬。他在武大讀法律係四年級，第二天與我們同船去樂山。
他不漂亮，也不太高大，但是有一種青年人身上看不到的俊逸、自信，在衆人之中十分挺拔出衆。
大約有人告訴他，我從上船哭到宜賓。
他就以傳教者的態度，坐到我旁邊對我說了一些安慰的話。說他去重慶唸南開的時候，多麽想念宜賓的家。
我將隨身提包中的《聖經》給他看，不知他那時說了什麽話，使我又眩然欲淚地告訴他，我不僅十份想家，也十分掂念送我《聖經》的人，他正日夜在空中逐敵作戰……。
世界上大約確有一些緣份，使你在第一次相遇，即敢於傾訴心中最深的感覺。
學校開學之後，他介紹我給珞珈團契的顧問，武大理學院長桂質廷先生。帶我參加了團契，使我經常獲得溫暖的照顧。
在校四年之間，我在每年例行的慶祝聖誕演出「耶稣誕生」啞劇中，被指定演瑪利亞（Blessed Virgin Mary，《聖經•新約》和《古蘭經》裡耶穌的生母）。
契友說，我瘦瘦高高，有一種憂鬱的神情，所以適合此角。
陳仁寬在畢業之前一年，除了在團契聚會之外，從末到女生宿舍找我，始終維持一種保護者的兄長態度，畢業後立即去歐洲留學，常寫長信給我。信中鼓勵我成熟地融入真正的大學生活，常說些讀書、思考之事。歐洲和中國一樣，在翻天覆地的激戰分裂之中，他也有深於年齡的觀照。
多年後，他回到共黨中國，全斷了音訊。大約十年前。校友通訊《珞珈》有楊靜遠的文章，說民國六十九年（1980）間與已改名爲公綽的陳仁寬小聚。他在對外翻譯公司和外交學院工作，想來應是順遂吧。
那一年間，我內心生活的重心，集中在與南開同學的通信上，從不同的學校寫來不同的活法。共同之點，當然是懷念沙坪壩。
在我踏進女生宿舍，向門房老姚報到的時候，他看了我的名字，從左邊一個櫃格取出一封信給我，說，「人還沒來，信就先到。」然後看了我兩眼，好似作了特殊登記。
信封上的字迹是張大飛的，寄信地址是雲南蒙自一個軍郵的號碼。
同樣淺藍的航空信箋，多了一種新的，濃密又壓抑的牽挂，不言相思，卻盡是情思。
他掂念我的長江航程，掂念我離家後的生活，「你作了大學生是什麽樣子呢？寄上我移防後的新通訊處，等你到了樂山來信，每天升空、落地，等你的信。」
據我多年的了解，他所說的「落地」，就是作戰平安歸來的意思。
他的信，幾乎全是在備戰室裡寫的。
在褥熱潮濕的雲南邊陲之處，面對著搶工脩複的飛虎隊跑道，一個身經佰戰的二十五歲青年，用一貫寫家書的心情，安慰著一個十九歲的想家女孩，不要哭哭啼啼的，在今日烽火連天的中國，能讀大學，是光明前途的開始。
每個星期一下午由文廟回來，老姚都笑吟吟地給我一封寄自雲南的信，淺藍的紙上除了想念，更多是鼓勵。也寄來一些照片，全副武裝和漆著鲨魚嘴的戰鬥機的合照：
三個精神奕奕充滿自信的漂亮人物，起飛前在機艙裡的照片。
很難令人聯想，「生命是死亡唇邊的笑」。
飛虎隊在那些年，是傳奇性的英雄。陳納德說，「昆明的中國人，怎麽會從 P - 40 飛機頭上的鲨魚徽得出飛虎這個名字的，我永遠也鬧不清。」
美國參戰後，飛虎正式改編爲中美空軍混合大隊。
他收到我那些蒼白貧乏的信，大約也無話可說，和我一樣共同懷念起南開中學的詩詞課了。
每次升空作戰，風從耳邊吹過，雲在四圍翻騰，全神凝聚，處處是敵機的聲息，心中別無他想。但是，一切拼過，落地回來，一切的牽挂也立刻回來。
營地有三天前的舊報，戰爭陷入苦戰階段，川西離戰場遠，什麽消息都沒有。
他說，「我無法飛到大佛腳下三江交彙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麽愛你，多麽想你！」
連續兩周，末接航信。
白天擁擠的小小方庭，月亮照進來的夜晚，可供憂思徘徊，困在山水邊城，與世界隔絕，隻剩下遐思噩夢。
終於收到他由昆明來信，說，受了點傷，快好了，下周就回隊上去。
從此，我寫信再也不寫自己太平歲月的煩惱。也不敢寫自己擔憂，盡量找些有趣的事說，如邏輯課的白馬非馬之辯；如經濟學各派理論的沖突，樂山土話把一切單位皆用「塊」：一塊星期，一塊房子，一塊筆記本……；男生第八宿舍是兩年前大轟炸後罹患昏睡症死亡的學生公墓等等。
最大的浪漫，是告訴他，我去找了叮咚街水滴落地發出叮咚聲音的樹洞……。
無知如我，終於開始陳然警覺，正因爲我已成年，不論他鍾情多深，他那血淋淋的現實，是我所觸摸不到的。
他回到隊上，信上郵戳又是蒙自、個舊、雲南驛、騰沖……。
我在地圖上追蹤，從戰報上看到，飛虎隊正全力協助滇緬公路的保衛戰，保持盟軍對日戰爭補給的生命線。
傷愈之後，他對死亡似乎有了更近距離的認識。他的信中，亦不再說感情的話。隻說你已經二十歲了，所有學習到的新事物都是有用的，可以教你作成熟的判斷。
剛進大學的我，自己的角色都扮演不好，除了想家念舊，私對偏遠隔絕的抱怨。
一切都沒有想清楚的時候，一年就要過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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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邦媛兒時的「玩伴」、飛虎隊員張大飛。
5、大成殿上——初見朱光潛老師
我這樣的飄浮狀態，到了一年級將結束時有了急遽的變化。
全校的大一國文和英文最初是考試後不分院係以成績編班，最後以共同考試算成績作升級或轉係的標准。
武大沒有醫學院，一直以外文、經濟、法律和電機系爲最熱門科系，淘汰率也最高。
考試後不久，有一天一位同學回宿舍說，在文廟看到剛貼出來的布告，大一英文全校統考我考了第一名，分數很高。
我聽說後，並沒有太大的意外或激動，因爲心中隻想著如何對父母說，允許我去昆明，轉西南聯大外文系。
此心已不在樂山，明知是十分難於開口，也不易得到同意，當晚一夜難眠。
全宿舍的人，都在收拾行李。過十幾天就放暑假，大家都要回家了。
我面臨這一生第一次自己要解決的難題。
第二天下午，老姚鄭重地給了我一份毛筆寫的教務處通知，命我去見教務長朱光潛先生。
朱先生當時已是名滿天下的學者。
十五歲以前。他在安徽桐城家中已背誦了十年的經書與古文才進入桐城中學，二十一歲公費就讀香港大學。畢業後到上海教書，和匡互生、朱自清、豐子愷、葉聖陶、劉大白、夏衍等人辦雜志，創立「達學園」，創辦開明書店。二十八歲，公費進愛丁堡大學進脩英國文學，也脩哲學、心理學、歐洲古代史和藝術史，又到法國巴黎大學脩文藝心理學，在德國萊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大學加強德文，並寫出《悲劇心理學》論文。留歐八年中，他經常流連大英博物館圖書館，一面讀書一面寫作，官費常斷，爲了稿費在開明書店《一般》和《中學生》刊物寫稿，後來輯成《給青年的十二封信》，這本書和《談美》是中學生以上都必讀的「開竅」之書。
這麽一位大學者，怎會召見我這個一年級學生呢？
說真的，我是驚駭多於榮幸地走進他那在文廟正殿。
大成殿，森然深長的辦公室。
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裡並不壯碩的穿灰長袍的「老頭」（那一年朱老師四十七歲，我那時的年紀眼中，所有超過四十歲的人都是「老人」）也沒有什麽慈祥的笑容。
他看了我，說，「你聯考分發到哲學系，但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你爲什麽不轉外文系呢？」
我說，我的第一志願是哲學系，沒有填本校的外文系，不是沒有考上。高中畢業的時候，父親和孟老師都希望我上中文系。
他又問了我，爲什麽要「讀」哲學系，已經唸了些什麽哲學的書？
我的回答，在他聽來大約相當「幼稚無知」（我父親已委婉地對我說過）。
他想了一下，說，「現在武大搬遷到這麽僻遠的地方，老師很難請來，哲學系有一些課都開不出來。我已由國文老師處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沒有鑽研哲學的慧根。中文系的課你可以旁聽，也可以一生自脩。但是外文系的課程必須有老師帶領，加上好的英文基礎才可以認路入門。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決定。你如果轉入外文系，我可以作你的導師，有問題可以隨時問我。」
這最後一句話，至今萦繞我心頭。
東湖珞伽蘊書香——多山江城的武漢大學，櫻花燦爛，滿園蒼翠。
6、外文係的天空
暑假，我與同伴歡天喜她由五通橋搭岷江江輪到宜賓，由長江順流而下回了重慶。
家，對於我有了更美好的意義。
被聯考沖散的中學好友也都在各家相聚，有說不完的別後經驗要傾訴。
一年前，我獨自一人被分發到遙遠的川西，回到沙坪壩，好似失群的孤雁回到大隊棲息之地，歡唱不已。
戰事方面，日本飛機因爲美國參戰而損耗太大，已無力再頻繁轟炸重慶，主力移到滇緬路，每次出襲都被中美十四航空隊大量擊落。
這一年夏天，重慶雖然仍是炙熱如火爐，因爲不再天天跑警報，重建與脩複的氣氛，很適合我們這群嘰嘰喳喳到各家重聚的大一女生。
有月亮的晚上，我們常去嘉陵江邊唱歌和談心。
那大約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夏天，也是真正無憂的假期。
回到家，當然要和父母商量轉系的事。
爸爸雖末明說「我早就知道你唸不了哲學系」，但他說，你感情重於理智，唸文學比較合適。
我又故作輕松地說，西南聯大去年發榜後曾歡迎我去外文係，南開同學在那裡很多。我也很想去，如果戰爭勝利，我也可以回到北大、清華或南開大學……。
爸爸面色凝重地說，美國參戰後，世界戰局雖大有轉機，我們國內戰線卻挫敗連連；湖南淪陷，廣西危急，貴州亦已不保，「你到雲南，離家更遠。樂山雖然也遠，到底仍在四川，我照顧你比較近些。其實，以你的身體，最好申請轉學中央大學，留在沙坪壩，也少讓我們懸念，局勢如變更壞，我們一家人至少可以在一起。」
我回家不久，收到大飛哥的信，他堅決不贊成我轉學到昆明去，他隨時遷移駐防基地，實在沒有能力照顧我；戰爭現況下，連三天假期都沒有，也沒有辦法回四川看我，望我安心地回樂山讀書，大家唯一的生路是戰爭勝利。
這時，他的口氣又是兄長對小女孩說話了。
在這期間，我也曾請教《時與潮文藝》的主編孫晉三教授，有關朱光潛先生的建議。
孫先生當時是中央大學外文系的名教授，極受我父親的尊重。
在他主持之下，《時與潮文藝》登載沈從文、巴金、洪深、吳紐缃、茅盾、朱光潛、聞一多、朱自清、王西彥、碧野、臧克家、徐訏等的新作品，他們不僅當時廣受讀者歡迎，亦是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而柳無忌、李春野、方重、李長之、徐仲年、于匱虞、範存忠、陳瘦竹、戴榴齡、俞大綱、葉君健等人翻譯的各國經典作品，也都可以看出那個時代文人的高水平。
每期都有文壇動態和國內外藝文情報，是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間的珍貴記錄。
可惜抗戰勝利不久，國共戰爭即起，我父親已無力支撐三份期刊，《時與潮文藝》於民國卅四年（1945）停刊。
孫先生說，「一九四四年五月版，朱光潛先生有篇《文學上的低級趣味》，是從文學教育者立場寫的，很清楚也很中肯，在武大外文係上朱先生的課，該是很幸運的事，何況他親自勸你轉係，還自願擔任你的導師，更是求之不得的事了。文學教育貴在靈性（或慧根）的啓發。武大外文係有方重先生、陳源（西瀅）先生、袁昌英先生、陳寅恪先生等，根基是很充實的。西南聯大外文係並不更強，而且也沒有朱先生注意到你的這種緣份。」
孫先生的分析使我下定決心回武大，說不出什麽原因，那溯江數佰哩外的江城，對我也有一些世外桃源般的魅力吧。
暑假結束，我早一周回樂山，准備辦轉係手續，而且與趙曉蘭約好，早些去登記宿舍房間。
二年級已升至餐廳上木造的一排新屋，希望能有一靠窗書桌。
父親安排我與一同學搭郵政送信快車去樂山；戰時爲了公務和大學生便利，每車正式收費搭載二人，需驗證件，以保障信件安全。
我們兩人和郵務員輪流坐在駕駛臺和數十袋郵件之間，覺得自己都重要起來。
靠在鄭重捆紮、綁牢的郵包上打瞌睡，想像袋中每封信的情懷與收信人的喜悅。
每到一站，郵務員呼叫郵袋上的地名，然後他姿態優美地擲下一包，下面投上一包。
我後來讀到一本清朝史，說中國郵政是最早現代化的政府制度，服務人員水平高最可信賴。到臺灣後，郵政仍是安定的力量之一。
仟佰年來書信傳遞由驛馬到綠色郵車，在陪都引起我的豐富想象，我曾有幸被當作郵包由川東快遞到川西，這段特殊經驗不可不記。
第一晚到成都，我們去住南開好友的宿舍。
戰時遷去成都華西壩的有北平的燕京大學、南京的金陵男大和金陵女大，山東的齊魯大學，加上當地的華西大學，十分熱鬧。
第二天清晨再上車，郵政車絕不抛錨，沿路有保護，安全穩妥，經過眉山也裝卸郵袋，但隻能在飛馳而過之際看看路樹而已。
當日全天不停，直接駛往樂山郵局門口。
這一次旅程我已知道前面的生活是什麽樣子，自己將如何面對，到成都又見識到四川真正的古都風貌，心情較去年舒緩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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櫛風沐雨曆春夏，篳路藍縷玉汝成——位於江城的國立武漢大學佰年校門。
7、朱光潛先生的英詩課
進入外文系二年級即有朱老師的「英詩」全年課，雖是緊張面對挑戰，卻也有些定心作用，立刻開始用功。
朱老師用當時全世界的標准選本，美國詩人帕爾格雷夫（Francis T. Palgrave，1824 - 1897 ）主編的《英詩金庫》（" The Golden Treasury，1861 " ），但武大遷來的圖書館隻有六本課本，分配三本給女生、三本給男生，輪流按課程進度先抄詩再上課。
我去嘉樂紙廠買了三大本最好的嘉樂紙筆記本，從裡到外都是夢幻般的淺藍，在昏暗燈光下抄得滿滿的詩句和老師的指引，一年欣喜學習的筆迹仍在一觸即碎的紙上，隨我至今。
朱老師雖以《英詩金庫》作課本，但並不按照編者的編年更次序——分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 - 1616 ）、彌爾頓（John Milton，1608 - 1674）、葛雷（Thomas Gray，1716 - 1771）和浪漫時期（The Romantic Period，1798 - 1832 ）。
他在上學期所選之詩都以教育文學品味爲主，教我們什麽是好詩，第一組竟是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 -1850）那一串晶瑩璀璨的《露西組詩》（"Lucy Poems，1799 " ）。
那幽雅靜美的少女露西是誰，至今兩佰年無人確定，但他爲追憶這早夭的十八歲情人所寫的五首小詩，卻是英國文學史的瑰寶，平實簡樸的深情至今少有人能超越。
最後一首《彼時，幽黯遮蔽我心》（"A Slumber Did My Spirit Seal，1799 " ），是我六十年來療傷止痛最好的良藥之一。
我在演講、文章中背誦牠，希望證明詩對人生的力量，當年朱老師必是希望以此開啓對我們的西方文學的教育吧。
這組詩第三首《我在陌生人中旅行》（"I Travelled among Unknown Men ，1799 " ），詩人說，我再也不離開英國了。因爲露西最後看到的是英國的綠野 ——這對當時愛國高於一切的我，是最美最有力的愛國情詩了。
朱老師選了十多首華茲華斯的短詩，指出文字簡捷，情景貼切之處，講到他《孤獨的收割者》（"The Solitary Reaper ，1805 " ），說她歌聲漸遠時，令人聯想唐人錢起（710 - 782，字仲文，今浙江湖州人。詩風清奇，與郎士元、司空曙、李益、李端、盧綸、李嘉右等稱「大曆十才子」）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的餘韻。
直到有一天，教到華茲華斯較長的一首《瑪格麗特的悲苦》（"The Affliction of Margaret，1799 "），寫一婦女，其獨子出外謀生，七年無音訊。
詩人隔著沼澤，每夜聽見她呼喚兒子名字，"where are thou, my beloved son, ..."（你在哪兒，我親愛的兒啊……）逢人便問有無遇見，揣想種種失蹤情境。
朱老師讀到 "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 ... 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天上的鳥兒有翅膀 ，鏈緊我們的是大地和海洋），說中國古詩有相似的「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之句，此時竟然語帶哽咽，稍微停頓又繼續唸下去，唸到最後幾行：
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n,（若有人爲我歎息，）
they pity me，and not my grief. （他們憐憫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
老師取下了眼鏡，眼淚流下雙頰，突然把書闔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滿室愕然，卻無人開口說話。
也許，在那樣一個艱困的時代，坦率表現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對於仍然崇拜偶的大學三年級學生來說，這是一件難於評論的意外，甚至是感到榮幸的事，能看到文學名師至情的眼淚。
二十多年後，我教英國文學史課程時，《英詩金庫》已完全被新時代的選本取代，這首詩很少被選。
不同的時代，流不同的眼淚。
但是，朱老師所選詩篇，大多數仍在今日各重要選集上。
英詩課第二部份，則以知性爲主。
莎士比亞的幾首十四行詩，談到短暫與永恒的意義，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1792 - 1822）的《奧茲曼迪斯》（"Ozymandias，1818 "） 也在這一組中出現；威武的埃及君王毀裂的頭像半掩埋在風沙裡，" boundless and bare, the lone and level sand, stretch far away "（寂寞與荒涼，無邊地伸向遠方的黃沙）。
朱老師引證說，這就是人間仟年隻是天上隔宿之意，中國文學中甚多此等名句，但是你聽聽這，"boundless " 和 " bare " 聲音之重，" lone and level "，聲音之輕，可見另一種語言，不同的感覺之美。
至於《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1819 " ），老師說，中國自有白話文學以來，人人引誦牠的名句，「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 ）已到了令人厭倦的浮泛地步。
雪萊的頌歌所要歌頌的是一種狂野的精神，是青春生命的靈感，是摧枯拉朽的震懾力量。
全詩以五段十四行詩合成，七十行必須一氣讀完，天象的四季循環，人心內在的悸動，節節相扣才見浪漫詩思的宏偉感人力量。
在文廟配殿那間小小的鬥室之中，朱老師講書表情嚴肅，也很少有手勢，但此時，他用手大力地揮拂、橫掃……口中唸著詩句，教我們用， "the mind’s eye " 想象西風怒吼的意象（imagery）。
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了西方詩中的意象，一生受用不盡。
![]() 齊邦媛恩師、一代國學大師朱光潛（1897 - 1986）。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