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山月夜

巨流河●

第四
章

三江匯流處│
│
大學生涯

　　  8、眉山的明月夜   

 　　這一年的寒假開始，我和同班同學參加一個在五通橋活動中心辦的冬令營。
　　第一天晚飯時，突然有人找我，是一位工學院的南開學長，他們二十多人被征召去重慶作專業工程支持，車子直開重慶，我可以搭便車回家，他們開學時返校再帶我回樂山。

　　世界上會有這麽好的事情！由於樂山和重慶沒有直達車，我提著小小的行囊跟他們上車時，興奮得頭昏眼花，差點掉到路邊的土坑裡。車上有四位南開學長，所以很「安全」。
　　原是打算在午夜前開到成都，第二天直駛重慶。誰知開出九十哩左右到眉山郊外車子就抛錨了，全車的工程「專家」也脩不好，隻好分批找店過夜。

　　我和八位男生待在一間最好的旅舍，其實是一家大茶館，裡間有一些床鋪，給公路上經常抛錨的行旅過夜。
　　冬天的夜晚，沒有路燈，屋子大而深，有一股陰森森的寒冷。
　　老板安排我住在他們夫妻的外間，剛要收拾床鋪時，突然外面傳來呼喊說，「來了，來了，快收拾起！」

　　他驚慌地告訴我們，最近年關難過，山裡有些股匪夜裡出來到處搶劫，已經來過幾次了，給點錢大約可以應付應付，但是這個女學生可不大方便，怎麽辦呢？

　　老板娘急中生智，從櫃臺下面拖出一個很大的、古色古香的長方形木櫃對我說，「你就藏在我們的錢櫃吧……」叫我立刻進去躺平，蓋上巨大的木蓋，再請一位矮胖的學長打開鋪蓋睡在上面。——我們那時的青年人皆營養不夠，大多數都瘦，所以我記得他，他性情開朗，也很英俊。

　　幸好錢櫃把手下面各有一孔，我躺在裡面不致窒息。
　　外面呼喊槽雜的聲音，桌椅推翻的聲音令我恐懼得心髒幾乎停止跳動，來不及想睡在棺材裡的恐怖。
　　終於漸漸靜了下來，聽得出關上木大門沈重的聲音，那位余學長掀開錢櫃的蓋子說，「過去了，可以出來了。」

　　我出來的時候，發現所有躺著的同學頭下都有幾本書。
　　因爲他們知道四川強盜都不搶書，「書」、「輸」同音，而且據說四川文風鼎盛，即使盜匪也尊敬讀書人。

　　他們之中有人一年多前曾和我同船由重慶到樂山，看我從長江哭到眠江，這一晚遇到這麽可怕的事，居然沒哭，還問他們有沒有受傷，頗感驚訝。
　　實際上，我成年後，在遇到危險或受到威脅時是不哭的。

　　第二天天亮即開車，不經成都，採近路，直開重慶，有人去沙坪壩，可帶我到家門。
　　車子駛出眉山縣界的時候我頭腦才清楚，眉山，眉山……
　　這不是蘇東坡的故鄉嗎！不就是他悼亡詞《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的眉山！
　　昨天晚上，在那樣戲劇性的情境，我曾落腳在蘇東坡詩詞中鄉愁所系之鄉，但全然不知是否是明月夜，更夢不到短松岡，連三蘇祠堂都無緣一瞥。
　　那時也想，既在岷峨區域上學，再去不難。在當年，這其實是很難的事。年輕女子想望旅行，都是奢侈的。

　　意外地回家度了一個寒假，真是福分啊！父母關切，幼妹逗趣，每天豐衣足食，睡在溫暖的厚褥子上，常是充滿著感恩之心。
　　這是我在父母家中過的最後一個年，再能團聚已是到臺灣之後了。

眉山，蘇東坡當年載酒而歌於此地，對江而吟，一樽酒，一闕歌，何等詩意豪情矣。

　　  9、戰火逼近時——初讀濟慈  

　　我所回到學校最企盼的是重回英詩課。

　　寒假中我曾向孫晉三先生請教英國文學浪漫時期的詩，主要是雪萊（那時我尚不知濟慈），由他借給我的書上也抄了一些深層次的數據。
　　這樣的事使我全神貫注，忘了戰爭的威脅。

　　太平洋的英美盟軍已漸占上風，轉守爲攻，美軍收複菲律賓（麥克阿瑟當年撤退時，曾有豪語：「我會回來……」）登陸硫磺島後，逐島血戰開始。
　　但是國內戰線令人憂慮，已無路可回的日本人打通了我們的粵漢鐵路，全國知識青年呼應蔣委員長「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徵召，有二十萬學生從軍。
　　我在武大工學院的南開校友王世瑞，已在放寒假前投考空軍官校去了。
　　在那陸軍戰事失利，漸漸由貴州向四川進逼的危急時刻，隻有空軍每次出擊都有輝煌戰績，可歎人數太少，傷亡亦重，中美混合十四航空隊成爲人人仰望的英雄。

　　我已許久沒有收到張大飛的信了，我無法告訴任何人，那寄自奇怪地名的淺藍信紙的信，像神迹一樣消失了。
　　三江之外的世界，隻有舊報上的戰訊了。

　　回到英詩課，朱老師先講英國浪漫詩的特色，教我們抄八首雪萊的詩。
　　所有初讀雪萊詩的年輕人都會被他奔放的熱情所「沖激」吧，愛情和死亡的預感常在一行詩中以三個驚歎號的形式出現，那種坦白單純的喊叫是我在中國詩詞中沒有讀過的，如《印度小夜曲》（P.B. " The Indian Serenade "）中的，" I die！I faint！I failed "，（我死了……我昏了！我敗了！）而我那青春苦悶心情的最高共鳴是他那首詩《哀歌》（P.B. " A Lament " ）首句：
　　" O World！O Life！O time！"，（「啊，世界……啊，人生！啊，光陰！」後來的版本刪去驚歎號）
　　簡直就是我喊不出來的郁悶。
　　我所掂念的不僅是一個人的生死，而是感覺他的生死與世界、人生、日夜運轉的時間都息息相關。我們這麽年輕，卻被深深卷人這麽廣大且似乎沒有止境的戰爭裡！
　　朱老師說，這詩不算太好的詩，但有雪萊本色。
　　青年人爲情所困，想突破牢籠而如喊叫。
　　純宣泄性的詩總有點淺，經不起歲月的沖刷。
　　自從民國卅四年（1945）二月我讀了這首詩後，國家和我個人生命都不斷地在劇變之中，數十年間，" O World！O Life！O time！"，仍不斷地在我心中激蕩，沒有更貼切、更簡單的語言能如此直述迷茫。

　　英國哲人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 - 1970 ）七十五歲時寫完他的《事實與虛構》（ "Fact and Fiction ，1947 "），講述十五到二十一歲，心智成長過程中，影響他最大的書。
　　其中有一篇是《雪萊的重要》（"Shelley importance to me "），說他少年時讀到雪萊詩中如真似幻的情境，深感著迷。
　　成年後見識日增，遇到一些深沈甯靜的境界，會有似曾相識的感動。
　　雪萊短的情詩，他都熟讀在心，也渴望會産生那樣癡迷雖然有些苦澀的愛情，「我愛他詩中的絕望、孤立和幻想景致之美……」成爲他想象力和感情的光源。
　　據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談天時，最愛談雪萊，對這位出身貴族、才情飄逸的詩人的反傳統精神，十分傾慕。

　　朱老師堅信好文章要背誦，我們跟他唸的每首詩都得背。
　　英詩班上不到二十人，背書和私塾一樣，無人能逃。
　　「教」和「背」之際，每首詩由生變熟，有老師幾句指引，確能得其真意。
　　幾首小詩之後，教到雪萊那首自怨自艾，充滿悔憾的《沮喪》（ "Stanzas Written in Dejection - December near naples，1818 " ），此詩，亦因他相當正確地預言了自己溺海死亡，而令後世珍惜。

　　民國卅四年（1945），極寒冷的二月早上，我們四個同班同學由宿舍出來，走下白塔街，經過濕混混的水西門，地上已有薄冰，每人手裡捧著手抄的英詩課本，仍在背那首《愛字常被褻瀆》（ "One Word is Too Often Profaned "）和這首《沮喪》，牠的第三節有一行貼切地說出我那時無從訴說的心情：
　　「沒有內在的平靜，沒有外在的甯謐。」（Nor peace within nor calm around.）
　　四個人喃喃背誦，有時互相接續，從縣城轉入文廟廣場。
　　由寬闊的石階進了廟門，迎面看到壩星門旁石柱上貼了一大張毛筆布告，墨汁淋漓似乎未幹：

　　站在這布告前的數佰個中國大學生，經曆戰爭八年之後，大多數的人全靠政府公費生存；衣衫檻褛，面黃肌瘦，在大石板鋪的文廟正庭，無聲無言地站著，讀到這樣的複仇消息，內心湧出複雜的欣喜。

　　終於，這些狂炸我們八年的日本人，他嘗到自己家園被別人毀滅的痛苦，也知道空中災禍降臨的恐怖了。
　　自侵占東北以來，他們以徴服別人爲榮，洋洋自得地自信著，他們家鄉的櫻花秋葉永遠燦爛，卻驅趕別的民族輾轉溝墾，長年流離……

　　我也無言無語，沈痛而歡欣地站在那石柱之前，想象一仟八佰架轟炸機臨空時遮蔽日的景象，似乎聽到仟佰顆炸彈落地前尖銳的呼嘯，爆炸前灼熱的強風，房屋的倒塌和焚燒，地面土石崩濺的傷害……

　　啊，難以忘懷的青春歲月！
　　死亡在日光月明的晴空盤旋，降下，無處可以躲藏，……

　　那些因菊花與劍而狂妄自信的男人，怎樣保護那些梳著整齊高髻，臉上塗了厚厚白粉，大朵大朵花和服上栓著更花的腰帶，穿著那種套住大腳趾的高蹺木履的女人，踢踢踏踏地跑呢？
　　有些女人把在中國戰場戰死的情人或丈夫的骨灰綁在背袋裡，火海中，這些骨灰將被二度焚燒……

　　上課鍾把我們帶回現實人生，從石柱走向右排配殿第二間教室，又接續著背雪萊那首和我們完全不同的太平世界裡優美的《沮喪》。
　　我們所有的人都知道，若能像他那樣在往複的海浪聲裡死亡，是多麽美麗。

　　朱老師上課相當准時，他站在小小的講臺前面，距我們第一排不過兩尺。
　　他進來之後，這一間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間教室，而是我和藍天之間的一座密室。
　　無漆的木桌椅之外，隻有一塊小黑板，四壁空蕩到了莊嚴的境界，像一些現代或後現代的 studio（工作室）。
　　心靈回蕩，似有樂音從四壁彙流而出，隨著朱老師略帶安徽腔的英國英文，引我們進入神奇世界。
　　也許是我想象力初啓的雙耳，帶著雙眼望向窗外浮雲的幻象，自此我終生愛戀英文詩的聲韻，像山巒起伏或海浪潮湧的綿延不息。
　　英文詩和中國詩詞，於我都是一種感情的烏托邦，即使是最絕望的詩，也似有一股強韌的生命力。

　　這也是一種緣份，曾在生命某個飄浮的年月，聽到一些聲音，看到牠的意象，把心栓系其上，自此之後終生不能拔除。
　　當然，最強烈的原因是我先讀了雪萊《雲雀之歌》（P.B."To a Skylark，1820 "），再讀到濟慈（John Keats，1795 - 1821）《夜鶯頌》（"Ode to a Nightingale ，1919 "），忘記了朱老師英文中的安徽腔，隻看到人生萬萬仟仟的不同。
　　多年之內一再重讀，自己上講臺授課，讀遍了能讀到的反響，深深感到人生所有「不同」都可由《雲雀之歌》的歡愉，《夜鶯頌》的沈鬱找到起點。
　　命運、性格、才華，人生現實亦環環相扣，雪萊那不羈的靈魂，一面高飛一面歌唱，似星光銀亮與明月的萬頃光華，像甘霖、像流螢，像春日急雨灑上大地，而我們在人間，總是瞻前顧後。
　　在真心的笑時，也隱含著某種痛苦。
　　詩人說，「我若能得你歌中一半的歡愉，必能使世人傾聽！」（"Teach me half the gladness ,  ... The world should listen then !  "）

1939年5月，重慶平日的繁華鬧市，在日軍大轟炸後一片狼藉。

　　  10、雷、馬、屏、峨  

 　　壹年在讀和背《雲雀之歌》的時候，校長王星拱突然在文廟前廣場召集師生，宣布一個重要的訊息：
　　戰事失利，日軍有可能進犯四川，教育部下令各校在緊急時往安全地區撤退。指定武大由嘉定師管區司令部保護，在必要時撤退進入川康邊境大涼山區的「雷馬屏峨」彜族自治區。同學們都已成年，不可驚慌，但必須有心理准備。

　　在大學很少見到校長，更少聽他訓話。
　　我記得那天在初春的寒風中，中國早期的化學學者、武大創校人之一的王校長穿著他的舊長袍，面容清瘦，語調悲戚，簡短地結語說，「我們已經艱辛地撐了八年，絕沒有放棄的一天，大家都要盡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後一日，弦歌不輟。」

　　這之後六十年，走過仟山萬水，「雷馬屏峨」這四個字帶著悲壯的聲音在我心中不時響起，代表著一種最後的安全。
　　人生沒有絕路，任何情況之下，「弦歌不輟」是我活著的最大依靠。

　　我給父母寫了一封信，如果重慶失守，我到雷馬屏峨如何找到回家之路？
　　十天之後，爸爸寫來一封快信，簡短有力地寫著，「國內戰線太廣，目前確實費力，但盟軍在太平洋及歐洲局勢日漸好轉。吾兒隨學校行動可保安全，無論戰局如何變化，我在有生之年必能找到你。」

　　那是一段真正惶恐的日子，夜晚睡在木板床上，想著必須步行三佰哩旱路的艱困情景。
　　女生宿舍中有高班同學傳說，嘉定師管區的軍人說：這些女學生平時那麽驕傲，隨軍進山的時候，就驕傲不起來了。
　　也有人說，這是左派「前進份子」故意制造分化的謠言。
　　有些高班的男同學向學校建議，指派二佰男生和女生隊伍一起隨軍進山。

　　在這樣惶然不安的日子裡，民國卅四年（1945）四月初，在弦歌不絕的文廟，我第一次讀濟慈的詩，《初讀查普曼譯荷馬》（"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 ，1816  "）大約是所有人讀他的第一首，用人們稱爲「戴著腳鐐跳舞」的十四行詩的格律，寫他初讀史詩新譯時，如同探險家發現了新山峰的狂喜。

　　我讀不懂他的狂喜。炸彈正在我的世界四面落下，落彈的呼嘯和迸發的火海，由近而遠，又由遠而近，將我困在川西這座三江彙合的山城裡。
　　如今，連這裡也沒有安全了。
　　我不懂他怎麽能與朋友「發現」了新的詩體。由天黑讀到天亮，黎明時，在星光下步行三英哩回到寄居的小樓，一口氣寫了這十四行不朽的喜悅，托快郵送到朋友眼前……。自從這首詩後，他五年間用盡了一生的才華，二十六歲嘔血而死。

　　五年，對我是很長的時間，二十六歲也尚遙遠，而我過了今天不知明天是什麽樣子？
　　爸爸信中說在他「有生之年」必能找到我，他今年四十六歲，「有生之年」是什麽意思？
　　我心中有不祥之感。

　　朱老師再上課時，對我們的處境一字不提，開始進入第二首濟慈詩，《夜鶯頌》的講解。他說，世人讀過雪萊的《雲雀之歌》再讀這《夜鶯頌》，可以看到浪漫時期的兩種面貌，以後你讀得愈多愈不敢給 Romanticism 一個簡單的「浪漫」之名。
　　濟慈八歲時，父親墜馬而死，十四歲時母親肺病死，二十四歲時，在病重的弟弟病榻旁，面對漸逝的生命，悲傷無助，嘗試在藝術中尋求逃離人生之苦，遂構思此詩。
　　在溫柔之夜聽夜鶯之歌，如飲鴆毒而沈迷，如嚐美酒而陶醉，然而夜鶯必不知道人間疾苦：
　　" Here , 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other groan "（這裡，我們對坐悲歎的世界）。
　　詩人坐在花果樹叢，「在黯黑的濃郁芳香中傾聽，在夜莺傾瀉心靈歡欣的歌聲中，迎向富足的死亡，化爲草泥。」（"Still wouldst thou sing , and I have ears in vain - To thy high requiem become a sod . "）

　　閱讀和背誦這首《夜鶯頌》，都不是容易的事。
　　濟慈的心思，出入於生死之間，詩句長，意象幽深豐富。
　　相較之下，讀雪萊《雲雀之歌》則似兒歌般的輕快了。
　　此詩之後，又讀三首濟慈小詩，《懼詩未盡而死亡已至》（"When I Have Fears That I May Cease To Be  / Before My Pen Has Glean’d My Teeming Brain ，1818 "）另一首，《爲何歡笑》（"Why Laughter，1819 "）和《星辰啊，願我如你恒在》（"Bright Star , would I were stedfast as thou art，1819 "）。
　　在這短短的兩個月中，我經曆了人生另一種境界。對濟慈的詩，有心靈呼應的知己之感。

齊邦媛「英詩」課筆記手稿。

　　  11、前進的讀書會  

　　在樂山的兩年，我的生活似乎分成了兩個世界。
　　由水西門作界線，左轉出去往文廟走。
　　上課，看布告，讀牆報，看各種展覽（名家如徐悲鴻、關山月、豐子慎、淩叔華等，當然以地方人士和師生作品爲主）；從水西門右轉白塔街回到宿舍，則是一個喫喝起居與人共處的現實世界。

　　我與趙曉蘭搬到新房間不久，同房一位法學院同學邀我倆晚飯後去「讀書會」。
　　我想去讀些新書多麽好，便興沖沖地去了。

　　會場有三十多人，男生多於女生，那天正在討論俄國作家高爾基（Maksim Gorky，1868 - 1936 ）的《母親》（"Mother，1906  "），這本書我在南開時讀過，很感動。

　　下一次指定的是蕭洛霍夫（M.A.Sholokhov，1905 - 1984）《靜靜的頓河》（"And Quiet Flows the Don，1928 - 1940 "）。
　　書由大家傳著輪流看，女生宿舍由我同室的侯姐姐（她休學回來複學，比我們大二、三歲）負責。
　　我跟她去了三次，會場的討論非常激昂熱烈，充滿了政治控訴，唱很多俄國民謠和《東方紅》（"The East is Red，1944 "）等歌。

　　在南開中學時，沒有晚上的活動。
　　我周末回家，也從未聽說有讀書會，所以對我而言是新鮮事，在家書中很興奮地提到。
　　不久，父親來信說，「現在各大學都有『讀書會』，是共産黨吸收知識分子的外圍組織，如今爲了全民抗日，國共合作，所有社團都公開活動。吾兒生性單純，既對現在功課有很大興趣，應盡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圖書館多讀相關書籍，不必參加任何政治活動。國內局勢仍在低潮，前線國軍真可說是在浴血守土。吾兒隻身在外，務望保持健康，面臨任何事時都必須沈得住氣。」（這樣的信，這些年中我仍字字默記在心。）

　　自此以後，我便不肯跟侯姐姐去讀書會，推說功課忙要背書，還把抄的筆記給她看，濟慈的《夜鶯頌》又長又難。
　　我剛去圖書館借了本冷門的原文書，時時在查字典。
　　她便隻帶趙曉蘭去了。
　　回來後，更大聲地唱那些《喀秋莎》（"Katiusha，1939 "）、《東方紅》等歌。
　　從此不跟我說話，在走廊上碰到我，故意把頭猛然扭過去不看我。
　　而真正令我傷心的是，趙曉蘭也漸漸不理我了，住在咫尺之內卻形同陌路。

　　於今回顧，共産黨藉由讀書會吸收年輕學生是有迹可尋的。
　　抗戰時期，有一半的年月是國共合作的，毛澤東與周恩來都曾在重慶。
　　毛澤東本人曾被選爲民國廿七年（1938）成立的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張伯苓任副議長，當年任議長之汪精衛竟於一九四○年一月與日本簽訂賣國密約，不久去南京組成僞國民政府）之後，毛前往重慶開會表示支持一致抗日的立場，同爲參政員的我父親曾與他相遇有過簡短談話。

　　共産黨的《新華報》，自民國廿七年初在漢口正式出刊後亦移至重慶，直到抗戰快結束才停刊。在報紙是唯一新聞來源的時期，他們的言論，影響了許多知識分子與學生。

　　周恩來是南開校友，常到學校看張伯苓校長，也多次以校友身份在周會演講。
　　大家最喜歡學張校長介紹他時的天津腔，「現在，我讓恩（Neng）來跟你們講話。」充滿了對這位傑出學生的溫情。

　　他顧念老校長的立場，隻談建國強身，趕走日本倭奴，成爲世界上文化大國等等，似乎從未爲共産主義宣傳。
　　事實上，他本身獨特的吸引力就是最好的宣傳，很多人藉由他溫文儒雅、充實淵博的風格認識了共産黨。
　　青年人怎會想到當政府正規軍在全力抗日的時候，他們用種種方式滲透了後方；勝利後，再由傷亡疲憊的政府手中奪取政權，然後用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極權控制穩固了政權。

　　民國卅二年（1943）我唸高三，正是轟炸最厲害的時候。
　　高三時分到理組的傅綺珍，多年在校與我友好。她高高壯壯的個子，俊秀樂觀，終日笑口常開，功課人緣都好。後來她考上中央大學，留在沙坪壩，我遠走川西樂山。
　　暑假我回家，初時也見面談談，後來聽說她與陳春明等六人與中大的一些男同學去延安了，這件事當時令我非常驚詫與難過。
　　我一直認爲她是我的好朋友，看課外書，寫牆報，辦活動等等都常在一起。她跨了這麽一大步，竟然從不曾給我一點暗示，臨行也沒有一句告別。
　　直到武大這讀書會，我才漸漸了解，傅綺珍是不可能告訴我的。
　　她們也許早就參加讀書會之類的活動，被左傾團體吸收，成爲「前進份子」，而「幼稚」地癡迷文學的我，早已不是她的「同路人」，更何況趙曉蘭這新交。

　　就在這時，校長宣布了教育部命令准備緊急時撤退到「雷馬屏峨」的指示。
　　女生宿舍人人驚慌，幸好上課時老師態度穩定：他們都是有家眷的，說大家共患難，不要怕。有幾位四川本省的同學，請假回家去了（學校允許補課、補考）。
　　我們宿舍三樓，有兩間閣樓，因爲順著屋頂斜了一邊，裡面可以擺兩張平床。兩個小桌，隻有一面有窗，另一面開著一片天窗，愛熱鬧的同學不喜歡住，而且低班的也輪不上。她們和我這間，共享一座樓梯。
　　有一天，在樓梯上遇見曆史系的李秀英，她說，她的室友被未婚天接回敘永去了，說兵荒馬亂的，先結婚再說。所以，她那間閣樓空了一個床位。她知道我一直羨慕人少的屋子，歡迎我去與她同室。
　　我幾乎是跑步去舍監室，申請到了那個床位。
　　那小小的木板床、小木桌，頭頂上一尺半見方的天窗，對我簡直是華美的宮殿……

　　在我收拾行李和書籍搬房的時候，侯姐姐用她慣有的大嗓門，不指名地說，「有些人家長在重慶作高官，還每個月領公費，享受民脂民膏，真是臉皮厚！每天口中唸著雲雀夜鶯的，不知民間疾苦，簡直是沒有靈魂！」
　　其他的人都低下頭，假裝看書，沒有說話。
　　我想了想，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麽，隻有和趙曉蘭說聲再見，趕快把東西搬到三樓去。把新的鋪位安好，坐在床上想想剛才的那一幕，心中十份難過。
　　記得剛住進時，她要我們叫她姐姐，對我殷勤照顧，有時連洗澡小室都幫我先占一間，喫飯時在板凳上留個空位給我。還不到兩個月，怎麽就如此凶惡攻擊呢？
　　當天晚上，躺在小床上，看到天窗外，繁星滿天。
　　第一天想到，也許是上帝給我訊息，叫我看看廣大的窩蒼，原諒別人的傷害？
　　但是我年輕的心，卻無法吞噬那翻臉無情的攻擊。

　　第二天，到文廟上課，我到生活指導組去問，「夥食公費是給哪些學生？」
　　那位半工半讀的職員很不耐煩地說，「開戰以來所有公立大中學的戰區學生都有公費。」
　　我問，「如果戰區學生的家長在政府工作，有固定收入，也給公費嗎？」
　　他注意地看了我一陣子，說，「從來沒有人來問過這個問題，你叫什麽名字？什麽系的？」他寫下我的名字後，板著臉說，「你回去寫個呈文來說要放棄公費，學校給你轉呈教育部。」然後就把咨詢窗口關上了。

　　不到三天，文法學院同學間便傳說我去申請放棄公費。
　　魯巧珍問我，怎麽回事？
　　我告訴她，隻是去問了一下公費的資格而已，並沒有多說一句話。
　　她聽說，前進（左傾）的同學要拿這做個題目，攻擊教育部。
　　當天晚飯後，我上樓經過原來房間，那位姓侯的「姐姐」在她靠門的座位上看到我，大聲說，「有的人怕別人不知道他是權貴余孽，自己在到處炫耀！貪官汙吏的女兒！滾出去！不要以爲你有什麽了不起……」 
　　這是我獨立爲人，第一次見識到政治的可怕與謊言。
　　在我生長的家庭，革命與愛國，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義的。最忌諱翻臉無情，出賣朋友。

　　從此以後六十年來，我從不涉入政治。教書時，連校園政治也不參與。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