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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戰後新局——失落的開始
在舉國歡騰的那幾天，我父親竟然常常深鎖眉頭，沈思不語。
有一天在晚餐桌上，他對幾位老友說，蘇俄在停戰前五天搶著對日宣戰，立刻就越過邊界攻人我國滿洲里，深入東北境內佰餘公哩，十天內占領哈爾濱、長春、沈陽等城市，俘虜滿洲國傀儡皇帝溥儀。
斯大林在八月二十三日宣稱：
「滿洲國全部解放」，完全不顧我國的政治主權。
中共的朱德以「延安總部」名義，連發七道命令，指示共軍全面發動，爭城奪地。並命呂正操、張學詩、萬毅等及若幹朝鮮人，率人開赴東北，配合蘇俄軍作戰，先奪東北三省。
然而，毛澤東卻在一個月後的九一八紀念日來到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對蔣主席邀其前來重慶表示感激。致詞說：「今後當爲和平發展，和平建國之新時代。必須團結統一，杜絕內爭。因此各黨派應在國家一定方針之下，蔣主席領導之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以建設現代化之新中國。」
這是我今生聽到的最大謊言之一。
爲了行政管理之效率，國民政府設立軍事委員會東北行營，將東三省份成九省——遼甯、安東、遼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龍江、嫩江、興安（中共占領後，恢複爲原三省）。 當年興沖沖去「接收」那九省的人，夢想不到三年半之後會被中共「內爭」戰敗，逃到隻有東三省疆域三十五份之一的臺灣，終生末得返鄉。
勝利日不久，各級學校即將開學，教育部公告說，戰區各校多遭日軍破壞或徵用，校舍設備須待脩複，遷至大後方各校留在遷居地，待明年暑假複員原校，本學年按學曆開學，安心上課，詳作複校計劃。
這一年我哥哥已由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等待分發駐外使館工作，最初派往南美烏拉圭大使館三等秘書（因爲那個國名，他成爲朋友取笑的對象）。
他一直以未能參加什麽革命爲憾，一年前參加「十萬青年十萬軍」被阻，耿耿於懷，既不想去烏拉圭，就去報考《中央社》作隨軍記者，要求派往東北戰區，與戰士同甘共苦，體驗作戰生活。
我大妹甯媛已經小學畢業，上了南開初一，愛打壘球。
小妹星媛上南開附小三年級。
父母也決定留在四川，明年等我們放假再搬回北平第一件事是安葬我的祖母，她於民國廿六（1937）逝世後，棺木浮厝在北平郊區一所廟裡。
1945年9月4日，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重開重慶談判。
在宴會上，毛澤東與蔣介石頻頻舉杯，相互敬酒致意。
2、再遇名師
嘉定距峨嵋山隻有佰哩，山水鍾靈自古聞名。
大渡河、青衣江、岷江三江沿岸，世代有文人雅舍，如眉山的蘇東坡，樂山的郭沫若。
抗戰時期，在武大任教而住在樂山的有，朱光潛、陳西瀅、淩叔華、袁昌英、蘇雪林等作家。
民國卅年（1941）武大聘請錢穆先生講學，主題是中國曆史上的政治問題。
因是全校講座，又爲避警報，上課時間爲早晨六點到八點（前一年日機大轟炸，樂山城區半毀。死傷很大，之後又流行一種「趴病」及傷寒，埋葬病死的武大學生之地被稱爲「第八宿舍」）。
當時全城電力尚未恢複，學生由各宿舍去最大的那間教室，須拿火把照路，摸黑去聽錢穆先生的課，往往晨光初露時座位已被火把占滿，後來者即無法進去。
女生宿舍低班學生，似乎無人敢去。
我升入高班三年級時，抗戰勝利，錢先生回到重慶。
我聽高班男同學講當年盛況，非常羨慕。然而，當時絕末想到三十年後在臺灣： 我爲國立編譯館公事拜謁錢先生，且有二十年單獨請教，暢談，傾聽的緣份和榮幸。
當年國學大師馬一浮先生在岷江對岸烏尤山上設複性書院，熊十力先生亦曾在書院居住講學，書院研究者一佰人，亦曾請錢先生演講。
錢先生晚年回憶，當年有一段時間與朱光潛先生同進中、晚餐，「暢談甚相得」。
九月初我回到樂山，覺得學校的氣氛全變了。
原來凝聚著共患難、同歌哭的維系力，如今似乎渙散了。
由全國聯考招來的學生，將回到天南地北的家去，每個高年級的人有著寬廣的就業理想（那時的大學生占人口比例太小），而政治的氣氛已經籠罩到所有的課外活動了：牆報、話劇，甚至文學書刊都似乎非左即右，連最純粹的學術講座也因「前進」程度而被劃分爲不同的政治立場。
二十年後，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利用這種劃分方式作爲殘酷鬥爭的根據，隔著臺灣海峽所聽到的一鱗半爪，和在海外讀到的鐵幕消息，都令我有似曾相識之感。
大學三年級開學後，朱光潛老師已辭掉院長，專任外文系教授兼主任，他邀我們幾個導生去他家喝茶。
那時已秋深了，走進他的小院子，地上積著厚厚的落葉，走上去颯颯地響。
有一位男同學拿起門旁小屋內一把掃帚，說，我幫老師掃枯葉。
朱老師立刻阻止他，說，我等了好久才存了這麽多層落葉，晚上在書房看書，可以聽見雨落下來，風卷起的聲音。
這個記憶，比贊頌許多秋天境界的詩，更爲生動、深刻。
由於是同一年的事，我一生都把那一院子落葉和雪萊的《西風頌》中的意象，聯想在一起。
在我父親去世之後，更加上濟慈的《秋頌》，深感歲月凋零之悲中有美，也同時深深感唸他們對我生命品味的啓發。
外文系的學術功課，到三年級才算開始。以朱老師的水平，原也安排很好的陣容，可惜最重要的「英國文學史」名師陳西瀅和方重教授民國卅二年（1943）前均已離校去了英國。
新聘來教我這班的孫家誘先生，剛從英國回來，應該可以勝任。
她上課不久，即把重點放在喬叟（Geoffrey Chaucer，1343 - 1400 ）《坎特伯瑞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1387 - 1400 "）的中古世紀英文上。
她是位很壯的女子，用渾厚的嗓子唸中古英文（ Middle English）的原文，唸了大約兩星期，把我們震懾住了——用一句今日臺語來形容是，「鴨子聽雷」。
好不容易到了郎蘭（William Langland，1332 - 1400）的《農伕皮爾斯》（"The Vision of Piers Plowman，1360 - 1399 "）和瑪拉瑞（Sir Thomas Malory，1405 - 1471）的《阿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1485 "）。從十五世紀到了十六世紀的穆爾（Thomas More，1478 - 1535）的《烏托邦》（"Utopia，1516 "），匆匆掠過最早的十四行詩，飄過史賓塞（Edmund Spenser，1552 - 1599），就放寒假了。
下學期介紹了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 - 1593）的《浮士德》（"Doctor Faustus，1589 "），讀了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Sonnet 14）幾首代表作、重要劇本的名單和梗概，彌爾頓（John Milton，1608 - 1674）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1667 "）與《聖經•創世紀》（"The Bible : In the Beginning "）的關係，即到了德雷登（John Dryden，1631 - 1700）。
不到三堂課，突然老師請了病假。她和我們再也沒有回到英國文學史那門課，然後，大家都「複員」回下江去了。
四川人稱所有外省人，都是「下江人」。
我大學畢業時，主課英國文學史隻脩到一七〇〇年，對德雷登之後兩佰五十年的無知，是我多年的憾恨。
第二次到美國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1820）進脩，我用一整年時間，苦脩英國文學斷代史四門課：十五世紀以前，十六、七世紀，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我自己教英國文學史時（臺灣國立大學外文系已改爲兩年課。大二、大三必脩），用一切安排，使時間足夠教到二十世紀中葉，絕不讓我的學生有此憾恨。
另外兩門課比較穩定， 在現代文學課上，佰次認識了繆朗山教授。在那幾年，他大約是對學生最有魅力的人了，專長是俄國文學，所以幾乎全以俄國文學做爲現代的代表。
他的課，很受學生歡迎。抗戰國共合作時期，這樣的課，比任何政治宣傳都有用。
繆先生身體壯碩，聲音洪亮，對俄國文學確有研究，所以授課演講內容豐富，上課時如上舞臺，走過來跑過去，從不踱步，臉上都是表情，開口即是諧語，一男同學形容他是「大珠小珠落鐵盤」。
他熱切地介紹高爾基的《母親》，蕭洛霍天《靜靜的頓河》，和伊凡•岡察洛夫（Ivan Goncharov，1812 - 1891）的《奧蔔洛莫夫》（"Oblomov，1859 "）。此書是一本極精彩的寫懶人之書，說到，那貴族懶人的仆人，因爲太懶，伸出的手掌和鞋底一樣髒。
繆教授居然把他的破鞋脫下一隻，與手掌並列——在他之前和之後，我從未見過那麽起勁的教書人。
齊邦媛「自己的房間」內的書桌——文學，乃其到達生命至高境界之天梯。
3、奏錯了的樂曲
大三開始，我在樂山的生活，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有人到女生宿舍，給我「站崗」了。
三年級，我參加的課外活動，隻有南開校友會和團契。
在那小小的圈子裏似乎都知道我已心有所屬，在那個尊重「感情專一」的時代，從未有任何人能邀到我出遊。
勝利不久，我將由重慶回校上課前，突然收到一封信，寄來一首以我的名字譜曲的創作，作曲者是剛畢業的黃君。
他在信中說，已愛慕我一年多了，看我那不理人的態度，鼓不起勇氣去找我。
畢業後，認識他的人少些。如不被峻拒，他會在就業前悄悄回到樂山來看我，試試能不能培養出感情。
武大除了幾個大合唱團之外，有一個比較接近專業水平（或者是受過專業訓練）的愛樂團體，由三人到五人不定期開個小型音樂會。
在那個沒有任何音響的時代，很受歡迎與尊重。
兩把小提琴，一個男中音。
黃君是第二小提琴，他拿著琴上台時，碩長儒雅，許多女生爲他著迷。
南開校友話劇社民國卅三年（1944）六月初爲歡送畢業同學公演話劇《天長地久》，是由《茶花女》劇情改編的抗戰名劇。
他們敢於演出而且轟動全校的原因，是有魯巧珍和幾位在沙坪壩即已演出成功的校友。
在幾乎完全沒有音響設備的學生社團，全靠幕後的真人支援；他們說，演曹禹的《雷雨》時，後臺幾位男同學站在梯子上拿盆子往地上倒水，一位壯漢架好一大塊鐵板，另一位用錘子拼命的敲。
又有閃電，又有雷聲。
而這位第二小提琴黃君，雖不是校友，但性情溫和（另一位不好伺候），被請來在幕後奏樂。
導演同學跟他說，你們提琴的曲名我不太懂得，你隻要准備一首輕快的，一首悲傷的，到時候我告訴你拉哪一首就是了。
那晚上，我們所有校友都被派了工作，我和另一個大一新生王世瑞，上臺在揪鏈上坐了兩分鍾，代表純潔無憂，然後就到後臺去幫忙提詞。
不知是導演喊錯了，還是提琴手聽錯了（後臺又黑又窄又髒），當男女角戀愛幸福的時候，有人推黃君說，彈那個「悲的」，他就很有情調地拉起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 - 1856）的《夢幻曲》（"Träumerei，1938 "），前台演員聽了簡直笑不出來了。
第二天城裡小報說，南友話劇社這次演出一塌糊塗，男主角不知愛爲何物，隻有女主角魯巧珍一人獨撐全劇。
黃君雖未表示震怒，但是南開校友看到他有些尴尬，有些虧欠。
開學不久，他就仟哩迢迢地由重慶回到樂山，專程看我。
那實在是令我很有光彩，也令知道的人都很感動在那小小的縣城，很快地大家都「知道」了。
他每天下午必然到老姚門房報到，老姚以他那令人忘不了的權威口音，向三樓大喊一聲，「齊邦媛先生有人會！」
老姚「喊」所有二年級以上的女生爲「先生」，他說女生上了大學就得有個樣子，但是在宿舍裡面他很少這麽稱呼，大約看透了女孩子日常生活中的真面目吧。
我到了三年級，才第一次跟男生單獨坐在江邊的木排上。
樂山是岷江口的木材集散地，山裡的林木紮成木筏形式，推成一排排的，等水漲了由岷江順波而下到長江大港城市去。
黃昏後是同學們喜歡攀上去坐著，唱歌說話的、有情調的地方。
不久，雙十節，他突然又來。
黃君如此熱切表示愛慕，卻在最糟的時候來……。
自六月以來，我心中對張大飛的悲悼之情，沈重又難言。
我不知如何恰當地稱呼他的名字，他不是我的兄長也不是我的情人，多年鍾情卻從未傾訴。
想到他，除了一種超越個人的對戰死者的追悼，我心中還有無法言說的複雜沈痛與虧欠，談到他的任何輕佻語言，都是一種亵犢。
正如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 - 1834）《沮喪：一首頌歌》（"Dejection: An Ode，1802 "）所言的悲痛（gr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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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ief without a pang , void , dark , and dear ,
A stifled , drowsy , unimpassioned grief ,
Which finds no natural outlet , no relief ,
In word or sigh , or tear ...
（沒有劇痛的哀傷，是空虛幽暗而沈悶的，
這種窒息，呆滯，又不具激動的哀傷，
既找不到自然的宣泄途徑，也無從得到慰藉，
不管在言詞，歎息甚或是眼淚中……。） |
在正常情況下，任何一個女孩子，在我那個年紀和見識，都會被一個風度翩翩，爲你譜曲作歌，爲看你溯江三日或是跑五佰哩旱路的人感動乃至傾心吧。
但也許凡事早由天定，當黃君爲《天長地久》配樂的時候，在快樂幸福的場面誤奏了悲傷曲子，即是一個預兆吧。
我們注定無緣。
在樂山的最後一年，至少上學期，大家還認真地上課。
武大維持著相當高的水准，以外文系爲例，朱老師不僅自己教英詩、現代文學批評和翻譯，擔任系主任時規畫的課程也夠強，使前六年的畢業生出了社會進可攻退可守。
可惜到了下學期，很多老師都有了新的工作，三、四月就開始趕課，提前走了。
而那時，也開始許多大大小小以遊行方式出現的學潮。
1947年，齊邦媛在國立武漢大學留下那知識青年的甜美笑容。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