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的希望

巨流河●

第五
章

勝利│
│
虛空

，一切虛空

　　  4、學潮  

　　抗戰的勝利，是中國八年血淚堅持奮戰得來，但由于原子彈而驟然來臨，使政府措手不及，「勝利」二字所帶來的期待未能立即實現，前線後方共患難的日子一去不返。  
　　自華北開始，共産黨在戰線後方，以土共和農村宣傳的力量急速擴張，對不滿現狀、充滿改革熱情的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滲透與說服魅力。  
　　勝利後三個月，十一月二十九日，昆明的西南聯大、雲南大學等校「前進」學生，以反對內戰、反對美軍幹涉內政爲名發動學潮，有激進分子投手榴彈炸傷學生十三人，造成四人死亡。  
　　教授決定罷課，數十人發表告各界書，同情反內戰學生，至十二月十七日才複課。

　　學潮在全國各大學擴散，民國卅五年（1946）至民國卅七年（1948）大學校園充滿了政治動蕩與叫囂，民國卅八年（1949）共産黨占據全國，之後的四十年，中國大陸的大學教育成爲政治工具，學術傳授及專業標准近於切斷。

　　在我所親身經曆的學潮中，最具影響力的是西南聯大的聞一多（1899 - 1946）教授。  
　　他是著名詩人。其感時之作《死水》（"The Stagnant Ditch，1925 "）和哀悼夭折幼女的葬歌《也許》（"Perhaps - A Funeral Song，1925 "）是當年文藝青年爭誦之作，我至今仍能記憶《也許》十六行的全文，仍很受感動：

　　聞一多自幼有文才。十三歲由故鄉湖北考入清華大學前身的清華學校，讀完中學及大學課程，西學亦打下根柢。  
　　他的愛國情懷強烈，參加過「五四運動」，在美國進脩藝術時，與同學組織「大江學會」。奉行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回國後從事藝術教育，積極參與文化活動，豐富的詩作使他成爲名詩人。  
　　抗戰初起，他與清華、北大、南開的學生由湖南徒步跋涉到雲南新成立的西南聯合大學，任教文學院，研究《楚辭》（"Chu Ci "）頗有成就。  
　　戰時昆明，教授生活清苦，聞一多有子女五人，薪水之外刻印補助生活所需。  
　　日軍的轟炸，民生的困頓和中共對知識份子的積極滲透，使聞一多自民國卅三年（1944）起，由閱讀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1905 - 1972）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 : The Classic Account of the Birth of Chinese Communism，1937 "）一書開始研究共産黨制度，地下黨的朋友勸他參加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China Democratic League，1941 "），更有利於民主運動。  
　　《聞一多》（"Wen Yiduo，1999 "，作者聞立鵬、張同霞，爲聞一多之子、媳）書中提及，他是抱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精神迎接新的鬥爭生活。  
　　他的老朋友羅隆基說：「一多是善變的，變得快，也變得猛。」

　　聞一多開始寫文章、演講，激烈批評、攻擊政府及一切保守的傳統，如罵錢穆等爲冥頑不靈。  
　　民國卅五年（1946）七月十五日，在一場追悼李公樸殉難的紀念會後的下午，聞一多被暗殺，留下五個未成年孩子。

　　聞一多之死，成了全國學潮的策動力量，對延安的中共而言，他的助力勝過仟軍萬馬。對於中國的命運，更有長遠的影響。  
　　因爲他所影響的是知識分子對政治的態度，更值得文化史學者的研究。  
　　但是，在目前兩岸的學術界，尚少見有超脫自身範圍的回顧與前瞻。

　　我記得，常聽父親說，一個知識分子，二十歲以前從未迷上共産主義是缺少熱情，二十歲以後去做共産黨員是幼稚。  
　　我常想，聞一多到四十五歲才讀共産制度（不是主義）的書，就相信推翻國民黨政權換了共産黨可以救中國。他那兩年激烈的改朝換代的言論，怎麽可能出自一個中年教授的冷靜判斷？而我們那一代青年，在苦難八年後彈痕未脩的各個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號召，遊行，不上課，不許自由思想，幾乎完全荒廢學業，大多數淪入各種仇恨運動，終至文革……。身爲青年偶像的他，曾經想到沖動激情的後果嗎？

　　《聞一多》一書記載，他的遺物中有一枚沒有完成的石質印章，印面寫著「其愚不可及」！  
　　無論怎麽詮釋，說是他在生死關頭，「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留下這枚「自勵章」表白心志，決心以「追屈原、拜倫蹤迹的莊嚴表示」作最後的遺言，正常的讀者很難不聯想到懊悔與自譴；到底他曾經寫了許多情深意明的好詩，深研過文字的精髓，正要刻上石章的五個字，應是先在內心琢磨過牠的意義的。  
　　雖然，在那狂熱的兩年中，他未必預見到自己的死亡，並未能給他深愛的國和家換來幸福。

　　民國卅四年（1945）的中央政府，若在戰後得以喘息，民生得以休養，以全民凝聚、保鄉衛國的態度重建中國，是否可以避免數仟萬人死於清算鬥爭、數代人民陷於長期痛苦才能達到「中國站起來了」的境況？

　　這是多年來我回想在四川、武漢多次被迫參加遊行時，內心最大的困惑與悲憤。 

治印，乃聞一多先生的絕活。

　　  5、最後的樂山  

　　在這個喜憂無界，現實混亂的十一月，布道家計志文牧師應衛理公會（"The Methodist Church，1939 "）內地會之邀到樂山來。  
　　他勸我受洗，定下心來走更長的路，也可以保持靈魂的清醒。  
　　他的布道會既以武大師生爲主要對象，所講內容的知識和精神，層次頗高，未引起或左或右的政治嘲諷。  
　　那幾天，他常常用江浙國語帶頭唱贊美詩，其中有一首，我比較不熟悉的，一再重複一句副歌，「求主將我洗，使我拔草呼吸。」  
　　那時的教會，並沒有大衆使用的聖詩本。  
　　我在南開中學長大，聽慣了帶天津腔的「標准」國語（他們有時笑我的東北口音），心裡想，大約是如同我坐在河岸，心靈隨自然脈動而舒暢呼吸吧。  
　　後來到了上海，有人贈我一本《普天頌贊》（"Hymns of Universal Praise，1931 "），才知道原來是「白超乎雪」，喻洗禮使人潔淨之意。但「拔草呼吸」的初感，仍較難忘。

　　這一年的聖誕前夕，教會的美籍韓牧師請一些教友學生去他家共度佳節，晚餐後安排余興節目，其中一項是由男女生各抽一簽。同一數目的兩人一組，共同回答已寫好的一些問題，競賽答對的，冠軍。  
　　寫答案的時候，爲了保密，須用一件唱詩班穿的袍子蓋住兩人上半身，商量好了，寫出來再從袍子裡拿出來。  
　　我抽到和電機系四年級的俞君一組。  
　　他領了一件袍子走過來找我的時候，我心中有一陣從未經驗過的緊張與興奮。

　　記得剛到樂山那年冬天，對一切尚懵然不知的時候，有一天晚上在余憲逸、翟一我、馮家碌、魯巧珍的宿舍窗前，看著音樂會散場後男生舉著火把經過白塔街回工學院的第六宿舍。  
　　近佰人在石頭路上快樂地喧嘩呼應，中段有一大群人唱著當晚節目中的歌，這時，學姐們指著一個高高的漂亮男生說，「啊，看看，俞XX走過來了。」

　　他正在唱《茶花女》（"La Traviata，1848 "）中的「飲酒歌」（Libiamo），那充滿自信的男中音，漸漸淩駕衆聲，由街上行近窗下，又漸漸遠去。  
　　我可以清楚地看出窗內學姐的欣賞與傾慕之情。此後兩年，這名字在女生宿舍很響亮。

　　如今，我和這樣一個「陌生人」並肩罩在一件袍子下面，悄聲商量機密，簡直羅曼蒂克得令我窒息！  
　　更何況第一個題目我就答不出來，問的是寫出西方最重要的三個古典作曲家，第二個是寫出最重要的指揮家。  
　　在黑暗中，他寫了六個名字。  
　　接下來問幾個《聖經》（"The Holy Bible "）中的故事、神話的名字，我全不知道，隻答出了《簡愛》（"Jane Eyre，1847 "）男主角的名字，作一點點貢獻。那種羞愧，即使有袍中黑暗遮蓋，仍可列爲平生十大恨事之一。  
　　當晚我們得分最高，其實全是他贏得的。  
　　種種沖激之外，這樣的「聚首」奇緣，讓我看到了我二十年生命之外又一個世界。

　　南開中學的音樂教育在當年是比校好的，我們的歌詠團名聞後方，"One Hundred and One Songs "（「一佰零一首歌」），我們幾乎用原文唱了一半；抗戰歌曲，更是我們的看家本領。

　　我沒有讀過音樂史，課內和課外都沒有。  
　　南開和《時與潮》社的收音機隻播戰情、政論，沒有播系統性的音樂節目。

　　俞君是抗戰中期，不願受日本教育，輾轉由上海到後方來的淪陷區學生。  
　　和他同時分發到武大的，還有姚關福和蘇漁溪。  
　　我大學畢業時，姚關福自上海寄贈我一大本《莎士比亞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1905 "），至今仍在我書架上。  
　　蘇漁溪後來也成爲我的朋友，勝利初期，死於政治鬥爭。  
　　他們在上海受很好的教育，西方文化藝術知識豐富，是我的益友。  
　　俞君的男中音，是經過名師訓練的。他的父親，曾是上海聖公會的主教，當時已去世。

　　新年元旦黃昏，他突然現身女生宿舍（據說以前沒來站過），由老姚的宣告把我「喊」下來，交給我一本英文的《偉大作曲家》（"Great Composers "），祝我新年快樂。又說，考完了，我來找你好不好？  
　　我剛點點頭，他立刻邁著大步走出大門（後來他說，很多眼睛看他，很令人緊張）。

　　放寒假時，他來邀我到浸信會的草坡上走了幾圈，我倆二十年的人生，其實非常不同：他講上海淪入日本手中後的變化，我敘述南開中學的愛國教育和重慶跑警報的情況……。  
　　他說，寒假要到成都去看他二姐。她大學畢業和他一起來四川，在成都的美軍顧間團工作，很喜歡文學。

　　那年二月底，開學不久，遠在樂山的武大也響應了全國大、中學生愛國大遊行，抗議「雅爾塔秘密協議」（Yalta A reement，1945），要求俄軍退出東北，追悼張莘夫。 

　　張莘夫是工程專家，原爲我父東北地下抗日同志。勝利後，被派由重慶回遼甯接收全國最大的撫順煤礦，一月十六日赴沈陽途中，被共軍由火車上綁至雪地，同行八人全被殘殺。  
　　俄共迅速拆遷東北大型工廠的機器，每遷出一地即協助中共軍隊進駐。  
　　這是繼去年十一月底響應昆明西南聯大、雲南大學等校發動的反對內戰、反對美軍幹涉內政爲名的遊行後，第二次全國性學潮。  
　　同學中政治立場鮮明的，積極組織活動，口號充滿強烈的對立。  
　　遊行的隊伍擠塞在一九三九年大轟炸後仍未脩建的殘破道路上，路窄得各種旗幟都飄不起來，隻聽見喊至嘶啞的各種口號，「打倒……打倒！！！萬歲，……！！！」  
　　自此以後，隔不了多久就有遊行。隻是換了打倒的對象，除了經常有的「中華民國萬歲」之外，還有別的萬歲，每次換換即是。

　　我參加了張莘夫追悼遊行，因爲他是我父親多年的抗日同志，他們的孩子和我們一起在戰爭中長大。但是，我既未參加遊行籌備工作，又未在遊行中有任何聲音，隻盡量跟上隊伍，表達真正哀悼誠意。但是，從白塔街走到玉堂街，就被擠到路邊了。  
　　後來，我自己明白，原來我不屬於任何政治陣營。如果我不積極參與活動，永遠是被擠到路邊的那種人。  
　　如果我敢於在任何集會中站起來說，「我們現在該先把書讀好」，立刻會被種種不同罪名踩死。所以，我本能地選擇了一個輕一點的罪名，「醉生夢死」。

　　半世紀後，隔著臺灣海峽回首望見那美麗三江彙流的古城，我那些衣衫檻褛、長年隻靠政府公費夥食而營養不良的同學力竭聲嘶喊口號的樣子，他們對國家積弱、多年離亂命運的憤怒，全都爆發在那些集會遊行、無休止的學潮中，最終拖塌了抗戰的政府，歡迎共黨來「解放」。  
　　他們的欣喜，事實上，短暫如露珠。  
　　開放探親去大陸回來的同學說，當年許多政治活動的學生領袖，由於理想性太強，從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非死即貶，得意的並不多。  
　　我們這一代，是被時代消耗的一代。  
　　從前移民，出外流亡的人，多因生活災荒所迫，挑著擔子，一家或一口去墾荒，希望是落戶。  
　　而我們這一代，已有了普及教育，卻因政治意識形態的不同而聚散飄泊或淹沒。  
　　五十年後，我回北京與班友重聚。當年八十多個女同學，人人都有一番理想。但民國三十九年（1950）後，進脩就業稍有成就的甚少，沒有家破人亡已算幸運，幾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犧牲了。

　　在遊行隊伍中被擠到路邊的時候，我與原來勾著手臂一起走的室友也沖散了，我像個逃兵似地背靠著街牆往回走。

　　這時，隔著舉臂吶喊的隊伍，我看到了俞君。  
　　他站在水西門石牆的轉角，穿著一件灰黑色大衣，臉上有一點獅身人面的表情，望著我。隊伍過完了，他走過街來說，「你也參加遊行啊！」  
　　我說，「張莘夫伯伯是我父母的好友。多年來一起做地下抗日工作，我應該來參加這場遊行，實際地哀悼。」  
　　他說，他的父親在心髒病發突然去世之前，一直希望他們到自由國土來受教育，不要留在被日本占領、控制的上海。但是在這裡，政治活動無論左右都沒有找他。他們大約想，從上海來的人，隻是英文好、會唱歌吧。

　　當遊行越來越頻繁的時候，我們每天早上仍然從女生宿舍走到文廟去看看，有時有布告，有時沒有。  
　　課室、走廊寥寥落落地站著些人，有時老師挾著書來了，學生不夠；有時學生坐得半滿，老師沒有來，所以一半的時間沒有上課。全校彌漫著渙散迷茫的氣氛。

　　期待多年，生死掙紮得來的勝利，卻連半年的快樂都沒享受到。

中國地質學家、礦業工程師張莘夫（1898 - 1946）遺容。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