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生活中已無歌聲

巨流河●

第五
章

勝利│
│
虛空

，一切虛空

　　  9、再讀《啓示錄》  

　　南京，是我記憶中最接近故鄉的地方。 
　　除了在那裡讀完小學，最重要的是我看到父母在南京重逢，母親經營一個舒服幸福的家，三個小妹妹平安地誕生，家中充滿歡笑。甯海路齊家，曾是黃埔軍校無數思鄉的東北學生星期天來喫道家鄉菜，得到我父母關懷的地方。 
　　因此，民國廿六年（1937）初冬，我們倉皇地逃離，國破家亡的悲傖和日軍進占後的南京大屠殺，不僅是我的國仇，也是我的家恨。

　　到南京後，住在政府的臨時招待所。 
　　那時許多機構都加上「臨時」兩字，擠在南京和上海等地。 
　　早上爸爸去上班，我就一個人在雨中出去走路，尋找八年前的舊居和小學。

　　經過八年異族盤據後，逃生又回來或者新遷入的居民，其「臨時」活著的態度，在曾經倡導新生活運動、充滿蓬勃氣象的首都，變得一片殘破。 
　　年輕如我，也不免腳步躊躇了。 
　　隻有鼓樓仍可辨認，由牠的草坡下來右轉，漸漸走進一條破舊的大街，擠滿了破房子，是當年最繁榮的市中心，新街口。這裡是我從小學三年級起每周日由爸爸那不苟言笑的聽差末逸超帶著去買一次書，跟姥爺看了第一場電影（默片《聖經的故事》）的文化啓蒙地。 
　　往前走了不久，突然看到一條布帶橫挂在一座禮拜堂前，上面寫著大字：

　　紀念張大飛殉國周年

　　那些字像小小的刀劍刺入我的眼，進人我的心，在雨中，我癡立街頭，不知應不應該進去？不知是不是死者的靈魂引領我來此？ 
　　不到十天之前，我剛剛意外地飛越萬哩江山，由四川回到南京——我初次見到他的地方——是他引領我來此禮拜，在上帝的聖堂見證他的存在和死亡嗎？

　　教堂敞開的門口站立的人，看到我在雨中癡立許久，走過街來問我，是張大飛的朋友吧，請進來參加禮拜，一同追思。

　　我似夢遊般隨他們過街，進入教堂，連堂名都似未見。 
　　進門有一塊簽名用的絹布，我猶豫了一下，簽了我哥哥的名字，齊振一。 
　　至今六十年我，仍在自我尋思。那一瞬間，我爲什麽沒有簽下自己的名字？ 
　　也許自他民國卅三年（1944）秋天停止寫信給我，到民國卅四年（1945）五月他由河南信陽上空殯落。那漫長的十個月中，我一直不停地猜想。 
　　什麽樣的一些人圍繞著他生前的日子，如今又是哪一些人在辦他的追思禮拜呢？ 
　　這些人能夠明白我的名字在他生命中的意義嗎？

　　戰爭剛剛停止，萬仟顆流血的心尚未封口。 
　　那場禮拜極莊嚴肅穆，有人追述他在軍中朝不保夕的生活中，保持甯靜和潔淨，因而被尊重。 
　　在許多經文之中，又有人讀《新約•啓示錄》（"The Book of Revelation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爲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爲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這些經文，在我一生中，幫助我度過許多難關。 
　　我坐在後排。禮拜結束，立刻就離開了。

　　那一天，我爲什麽會走到新街口，看見那追思禮拜的布條，我終生不能解答。 
　　每個人生命中，都有一些唯有自己身曆的奇迹，不必向人解說吧。 
　　我自民國廿六年（1937）底逃出南京城，今生隻回去過兩次。這一次，參加了大飛哥的追思禮拜。第二次，民國八十九年（2000）五月，去了三天。由中學好友章斐之助，找到了航空烈士公墓。
　　拾級上去，摸到了那座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上面刻著他的出生地和生卒年月。 

座落於南京紫金山北麓的抗日航空烈士公墓。

　　  10、北平，「臨時」的家  

　　三天後，爸爸又帶我回上海，他正積極籌備《時與潮》在上海、北平、沈陽複刊。 
　　他料想不到的是，在勝利的欣喜中大家各自離開重慶，抱著今後有全國發行的宏偉遠景，誰知輝煌的歲月竟一去不返。

　　在火車上，我告訴他張大飛追思禮拜的奇遇，父女相對嗟歎不已。

　　爸爸說，自從郭松齡兵諫失敗之後來到南方，幸能在中央有說話力量，負責組織地下抗日工作，使淪陷滿洲國的百姓不忘祖國。當年招考青年入黃埔、讀中山中學，即是爲了培植複國力量。如今十五年，許多當年由東北出來從軍，像張大飛這樣以身殉國連屍骨都不能還鄉的，盼望我父能早日回去，設法撫恤他們的家人。蘇俄在日本投降前一星期才對日宣戰，十三天後，日本關東軍接受盟國波茨坦宣言，在哈爾濱向蘇俄投降。蘇俄俘虜滿洲國皇帝溥儀，並將日軍五十九萬四仟人全部俘走，宣稱「滿洲全部解放」。勝利後一整年，搶拆境內工業設備運往俄國，將重要地區、港口、軍事設備交給中國共軍，幫助他們與中央軍對抗。今後東北的局勢相當艱困，抗戰中的犧牲尚未必能換來家鄉的安甯和幸福，對殉國者遺族何日才能照顧？

　　火車上這一席話，是父親第一次把我當大人看待，與我長談。 
　　直到他在臺灣去世，我們一生中，有許多對人生、對時局值得回憶的長談。

　　回到上海，我仍住在俞家。那似乎是我與俞家的約定。 
　　我雖隻走了三天，但南京之行給我的沖擊，使我重見上海的心情和十天前初來時不同。 
　　那虛張聲勢的繁華，令我不安。知道自己是融不進去的局外人。 
　　希望帶我見識上海的俞君，仍是那個舉著火把從白塔街窗下高歌走過的他，是那在河堤上有說不完「外面的故事」的他。但是，他已漸漸走回他原來的朋友圈子，走回他生長的城市。 
　　走在繁華的街上，我竟常常想念重慶，想念三江彙合處的樂山。

　　大約一星期以後，爸爸給我買到運輸物資的軍機票（戰後複員，允許公務人員和大學生搭乘），讓我去北平與剛由重慶回去的母親、妹妹團聚。 
　　上海郊外那座臨時軍用機場，隻有幾間鐵皮平房。除了條跑道之外，四周長滿了半人高的蘆葦。 
　　俞君送我到門口，看我跟著全副武裝的士兵進入停機坪。 
　　螺旋槳的飛機起飛前滑行時，我由小窗往外看。看見他穿著卡其褲的兩條長腿在蘆葦中跑著，向飛機揮手，漸漸消失在視野之外。

　　這架小型的運輸機在駕駛艙後面裝了兩排靠牆的鋁板，八個座位，上面有帆布帶把人拴穩，後半艙裝貨。 
　　飛行一段時期，我仍在恍神狀態，想著在蘆葦中跑著的人。 
　　但是，也知道鄰座的人一直在看我，終于，他說話了。

　　他說，「小姐，你的安全帶沒有拴緊。」 
　　我看看那帆布帶的環子，已經拉到最後一格，仍然有些松動，隻好歉然地說，「大約我體重隻有四十多公斤，不合軍機座位標准吧。」 
　　他居然大笑起來，連機艙的人都回頭看我。 
　　他又道歉又安慰我，飛機還末過黃河，他已查清楚我的姓和學曆。他給了我一張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收到的名片，上面的頭銜是「東北保安司令部少校參謀」。 
　　他說，大學畢業時，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參軍的。 
　　我說，我是東北人。 
　　他立刻問，「齊世英先生是令尊吧？」 
　　我大喫一驚說，「你怎麽知道？」 
　　他說，「我雖然是廣東人，但跟著梁華盛將軍派駐東北。勝利不久，令尊代表中央回鄉宣慰同胞，報紙上有顯著報導。他自滿洲國時期即組織領導地下抗日工作，大名鼎鼎，我當然知道。姓齊的人不多，能拿到這軍機票的更不多。」

　　飛機到北平機場降落的時候，他堅持用他的吉普車，送我到東城大羊宜賓胡同。 
　　我母親看我從天而降似地突然回家，身旁站了一位全副戎裝的漂亮軍官對她立正敬禮，大概差點昏倒（以前她常常昏倒）。 
　　她花了好幾天時間，也沒有想明白，像我那樣勉強長大，瘦幹巴巴的女兒，怎麽會有人從四川帶到上海，從上海坐飛機下來，還有人堅持送我找到家？

　　北平的「家」，從來沒有給我家的感覺。不僅因爲我隻住了兩個暑假，而是那種沈鬱的氣氛。 
　　我母親由重慶直接乘民航機回到北平，有兩個重要的目的，第一個是和爸爸盡早安葬浮厝在廟裡的祖母，第二個是去安排今後如何照顧兩位姑姑。

　　大姑父石志洪，原是鐵嶺縣世家子，是富有、英俊的知識分子，夫妻一同到日本留學回國，因我父親而參加了地下抗日工作，捐了很多錢。二姑父張釀濤原來已是工作同志，蘆溝橋事變後，不得不離開北平，留下大姑姑帶五個小孩，二姑帶兩個小孩。八年中極爲艱困，還侍奉我祖母至逝世。兩位姑父到四川不久，竟然相繼病死。 
　　我父親對兩位妹妹，有極深的虧欠感。先到北平租了一個足夠三家人住的大院子，雇了一位做家務的劉媽，看門的李老頭，和爸爸的司機李鑫。 
　　我回到北平第二天，就換回了四川的布旗袍，適應北平城的沈鬱格調和我自己的心情。

　　在那個時代，北平和上海真是天南地北，一封信往返需十天。 
　　南北分離之初，俞君差不多每天都有信來，說不盡的想唸。 
　　他的姐姐收到我的謝函，也立刻有信來，說，她弟弟在我走後那幾天，連上樓梯的力氣都沒有了。 
　　他給我那十歲的小妹，寄了幾本英文的精美童話。 
　　正好爸爸由上海、哥哥由沈陽同時回到北平，我們去照了唯一的全家合照。 
　　我和小妹合照，主張小的。心想，是專門寄給他的。 
　　不久，他說，在上海發電廠，找到工作了，每天到郊區的真如上班。 
　　漸漸地，他每天晚上寫些長長短短的工作環境的信息，寫他去參加的 parties（社交聚會）和朋友，開始生活在一個我完全不知道的上海了。 
　　而我生活在一個他完全無法想象的大家庭裡，很少有獨處的天地。 
　　我們在北平那大宅院，隨著東北戰況的惡化，漸漸變成了親戚、朋友、地下工作同志們出山海關的一個投靠站，一批又一批狼狽的逃難者，無數淒愴的故事。 
　　我們的信，漸漸缺少共同的話題。不同的生長背景，不同的關懷，對未來有不同的期待。我們終於明白，也許傾三江之水，也無法將我融入他在上海的生活。 
　　我不能割掉我父母的大關懷。

　　九月中旬我去漢口，回學校注冊上學，漸漸信也寫得少，甚至不再寫了。 
　　我去漢口前，已把他所有的信包好，放在讀交通大學的南開好友程克詠處。 
　　十一月間，我托她幫我送還給俞君，寫一短簡，說，今後路途將不同，就此別過，寄上祝福。

　　四年級的那一年，我的心也渙散了。 
　　三個月的暑假中，發生了太多的事情。多到我年輕的心，幾乎無法承受的程度。 
　　三個月內，我從長江頭到長江尾，又回溯了一半長江航程，在中國的三大火爐——重慶、南京、武漢之中，經驗了我生命中最早的真正悲歡離闔。常常似到了一種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真幻之界。 
　　自幼崇拜的英雄，已天人永隔，留下永久卻單純的懷念。 
　　這乘著歌聲的翅膀來臨的人，在現實中，我們找不到美好的共駐之處。 
　　我常在歌聲中想唸他，當年歌聲漸漸隨著歲月遠去，接下來的現實生活中，已無歌聲。 
　　中年後，我認真聽古典音樂。 
　　隻有在心靈遙遠的一隅，有時會想起那林中空地的鳥鳴。 

顛沛流離的年代，拍張全家福極為難得，抗戰勝利後在北平，這是唯一的珍貴紀唸： 
前排左起：母親裴毓貞，父親齊世英，小妹齊星媛。
後排左起：大妹齊甯媛，哥哥齊振一，齊邦媛。

　　  11、珞珈山——一九四六  

　　我們是複員第一批回到武漢大學的學生。

　　初次踏進著名的武大校園珞珈山，充滿了失望。牠不僅滿目荒涼，且是被日人與村鄰破壞得不宜居住的狀況了。

　　在四川的時候，總聽名師們說宮殿式的建築，多麽宏麗；面臨的東湖，多麽浩瀚美麗。 
　　但是，民國卅五年（1946）九月，我找到女生宿舍的時候，工人仍在趕工裝窗玻璃和木門。 
　　我被分配在最後一間，同室原有同班的況蜀芳。在校四年，她一直對我很好。 
　　不久後，複學的謝文津由山西來住。

　　那一年間，我們三人一起上課。周末常常搭渡輪由武昌到漢口去，在沿長江邊的大街上地攤買美軍軍用剩余罐頭。最常買大罐的冰淇淋粉，回宿舍沖開水喝，代替比較貴的牛奶。 
　　冬天晚上，舍監查房之後，偷偷生個小炭火盆，烤許多不同的東西喫。 
　　小番薯和白菓，真是人間美味啊，比起樂山宿舍生活，簡直是富裕了。 
　　謝文津兩年前與青梅竹馬的情人孟寶琴結婚休學，生了一個兒子，後來複學。她心情安定，一心讀完書與夫、子相聚，所有的功課都認真，給我們寢室帶來一種穩定的力量。 
　　蜀芳與我，都很羨慕她那樣的婚姻。

　　武大的校訓是「明誠  弘毅」，和大多數學校的校訓一樣。四個字，原都有些深意，卻記不得牠的真意。但至少其認真務實的態度，是處處可見的。 
　　民國卅六年（1947）的中國，好似有一半的人都似螞蟻搬家、東西南北地奔跑，卻又似看不到來去的目的。 
　　我們外文系的老師，有一半都另有高就了。朱光潛老師已在北大文學院籌劃新局，他臨行聘請吳宓（字雨僧）教授來武大，作系主任。

　　吳先生未隨西南聯大回北平清華大學，而來到武漢，大約是與朱老師的私誼。 
　　我大四這一年，選了他兩門課，一門是「文學與人生」，開放全校選讀。 
　　據說，是他當年由哈佛大學回國，在清華大學開的很著名的課。在武大重開，也隻教了兩年。 
　　他自己讀書既多，理想又高，所列課程大綱和講課內容，真是縱橫古今中外。如在太平盛世，當可早啓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可惜民國卅六年（1947）的學生，多是憂心忡忡,。在現實中找不到安頓的早衰的青年人，不如上一代那樣能單純地追求被稱爲「現實主義的道德家」的理想。 
　　他辦《學衡》（"The Critical Review，1922 "）雜志，一生主張文學須「宗旨正大（Seriouspurpose），脩辭立其誠（Refining Language to Establish Truth）」。但是，他癡情的故事，也是當時傳說不已的。

　　我所記得的吳老師，更鮮明的是他爲本系三、四年級開的「長詩」，似是接續朱老師的英詩課。

　　剛開始教彌爾頓（John Milton，1608 - 1674）的《歡愉者》（"L’Allegro，1632 "）152行和《憂郁者》（"Il Penseroso，1632 "）176行，用字精深，用典甚多，對於我們是難極了。隻有篇名意大利文，讀起來順暢好聽。所以，我至今記得。

　　由于朱老師課上背詩，記憶猶深。這兩首我們以爲也得背，所以一面唸咒一面背，至今仍記得大半。對我後來進脩與所教的英國文學史課，頗有用處。

　　彌爾頓的《失樂園》隻能教些梗概，讀些關鍵名句，直到他教到柯立芝的《古舟子詠》（"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1798 "），才知道長詩，是不要背的。 
　　但是，考試的題目，卻要求從更廣的角度和觀點加以詮釋。 
　　後來讀了雪萊的，"Alastor "（《阿拉斯托，1816 》）、"Adonais "（《阿多尼，1821》）和濟慈 "Endymion "（《恩底彌翁，1818 》），解說這兩位詩人早期的浪漫思想和現實的沖突。

　　吳名師開學後，宣布接下指導朱光潛先生導生的論文，包括我的。 
　　朱老師去北大臨行前，曾告訴他，我很想進一步研究雪萊或者濟慈作論文題目。 
　　朱老師很可能也告訴他，我正困在悲傷中走不出來——老師們背後也會談到關心的學生們的「私情」吧！

　　吳老師建議我，以雪萊的長詩，"Epipsy Chidion "（希臘文，意爲「致年輕靈魂，1820」）作論文。 
　　我寫信請爸爸托人在上海幫我找了一本，因爲學校的圖書還沒有完全複原。 
　　《時與潮》已在上海複刊，主編鄧蓮溪先生是外文系出身，後來見面調侃我說，「怎麽研究起雪萊的愛情觀來了，原來是換了吳宓作指導教授啊。」 
　　我收到書，先翻了一陣，覺得雪萊那種戀愛觀和我的「鍾情派」不同，很想換濟慈的一篇，但是時間和知識都不夠。

　　不久，吳老師召我去，把我擬的大綱，幾乎改了一大半。 
　　他用毛筆寫了兩頁英文大綱，並且加上一句中文：「佛曰：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告訴我，要朝一種超越塵世之愛去想，去愛世上的人，同情、悲憫，「愛」不是一兩個人的事。

　　我努力讀一些相關的書，按老師脩改過的大綱寫了幼稚的初稿，四月中旬繳上去，然後將脩改近半的初稿，工工整整地手抄（當時尚未見過打字機）成我的畢業論文。

　　袁昌英先生教我們四年級的「莎士比亞」課，她仍以一貫的穩健步伐，定了全年進度。 
　　莎氏的三十七本劇本，分悲劇、喜劇和曆史劇三種，選代表作逐本介紹。但是沒有書，隻有講義上的梗概及專心聽講作筆記。 
　　在作筆記方面，我頗爲專長，如能進一步閱讀，確有幫助。 
　　莎士比亞一課，廣博精深，需一生時間，這是我未敢嘗試的。

　　袁老師領我們進了殿堂的大門，正如三年級「戲劇」課一樣，先教導讀，再讀一些劇本，所用課本 "Coninental Dramas "（《哈佛金典，1909 》），和英詩課的《英詩金庫》（"The Golden Treasury，1861 "）一樣，也是世界性的標准課本。 
　　我清楚地記得她導讀霍普特曼（Gerhart Johann Robert Hauptmann，1862 - 1946）《沈鍾》（"Dieversunkene Glocke，1896 "）和羅斯丹（Edmond Rostand，1868 - 1918 ）的《西哈諾》（"Cyrano De Bergerac，1897 " ，王若璧 / 譯：《大鼻子情聖》，遠流，1994）等劇的神情，生動感人，給我終身的啓發。 
　　後來，讀到同學孫法理寫的《恩師遺我莎翁情》一文，更具體憶起袁老師當年分析劇本時常用的「第五象限」（The Fifth Dimension），線、面、體三個象限是空間象限，時間是第四象限，而關係（結構）是第五象限。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戰時，我的文學生涯有那樣高的起步，實在幸運。

1946年，齊邦媛在國立武漢大學留下那知識女青年的甜美笑容。 
「當時舉國艱困，腳上穿的都是輪胎底的厚重皮鞋。」 
背景是武大著名的宮殿式建築。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