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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落伍與「前進」的文學
開學不久，我們教室門口貼了一張告示，剛由意大利回國的田德望博士來校任教，爲三、四年級開選脩課「但丁《神曲》研究」（Dante Alighieri，1265 - 1321，"Commedia，Divine Comedy，1321 "）。
我們很有興趣，七、八個人嚷著要選，結果隻有三個人去登記。
上課前幾天，有一人退選，隻剩我和一位男同學。他說，也要去退選，實在沒有心情深入研究這深奧的經典。
系主任叫我們去懇談，說，在此時此地，能爭取到真正有實學又闔教育部聘任標准的意大利文學教授，應該珍惜。你們三個人，務必撐著讓系裡開得出這門課，留得住人才。
我們走出來時，我又苦苦求他們勿退。
他們妥協，說，等到退選日期過了，再去以「沖堂」爲理由，退掉。
總之，隻剩下我一個人，面對一位老師。
九月的武漢，已是仲秋。剛剛裝上門窗的教室，雖是最小的一間，仍是冷風颯颯的。
田先生全套西裝，瘦瘦斯文的歐洲文人形態。他原站在講臺後面，也寫了些黑板字。後來，找了把椅子坐下、
我一個人坐在下面，隻看到他的肩部以上。聽講兩周之後，大約都覺得有些滑稽。
有一天，老師說：「你既然必須從女生宿舍走到教室來，到我家住的教師宿舍的路程差不多，不如你每周到我家上課，沒這麽冷。我家人口簡單，隻有內人和一個小孩。」
我去問了吳宓老師，他說，「你去試看看也好，教室實在不夠分配。田先生家裡是安全的。」
從此，我就爬半個山坡去田家。上課時，常有一杯熱茶。
田師母相當年輕，亦很簡樸溫和。
男同學們傅說，田先生是去梵蒂岡（Vatican）脩神學，未當神父；抗戰勝利前，脩得文學博士，回國娶妻生子的。他們又說，從前在樂山時，哲學系張頤（真如）教授的「黑格爾研究」課上，常見一師一生對坐打瞌睡，你到老師家書房研讀天書一般的《神曲》，不知會是怎樣一個場面！
我清晰地記得，那個一學期的課，一師一徒都盡了本份。
田老師確實認真地帶我讀了《神曲》重要篇章，當然，和一般文學課程的重點一樣，他力配在第一部《地獄篇》（"Inferno，Hell，1313 "）的時間遠多於第二、三部的《煉獄篇》（"Purgatorio，Purgatory，1313 "）和《天堂篇》（"Paradis，Paradise，1321 "），著重在詩文韻律之美和意象營造的力量。
在地獄第二層中，聽狂風疾卷中的情人，保羅和芙蘭切絲卡的故事，詩人但丁寫著：「爲此，我哀傷不已，剎那間像死去的人，昏迷不醒，並且像一具死屍倒臥在地。」（注：《神曲》，黄國彬譯，臺北九歌出版社，2003年出版。）使我在日後得以懂得西方文學與藝術中不斷重複的罪惡與愛情，其源自《神曲》的種種詮釋。
田老師也不斷出示他曲意大利帶回的各種版本與圖片，是一般教室所做不到的。他是位相當拘謹的人。在上課時間內，從不講書外的話，力求課業內容充實。
但是，他的宿舍並不大。田師母抱著孩子在鄰室，聲息可聞；而我，到底是個女孩子，常去熟了，她會在沒有人接手時，把小孩放在爸爸懷裡。田老師常常漲紅了臉，一臉尷尬。
我便站起去接過來，幫他抱著那七、八個月的小男孩，一面聽課。
後來，田師母到了五點鍾，就把小孩放到我手裡；自己去煽爐子，開始煮他們的晚飯。
有一次，一位同班同學來催我去開班會，他回去對大家說，看到我坐在那裡，手裡抱個小孩，師母在煽爐子，老師仍在一個人講著《地獄篇》十八層地獄不知哪一層的詩文，當時傳爲笑談。
但是，初讀《神曲》，算是打下相當紮實的根基，而且使我避開一門繆朗山教授的「俄國現代文化」的課。那在當時，是爆滿的大熱門（我已讀過必脩的俄國文學一年）。
我堅持選讀《神曲》，是一個大大的逆流行爲。在很多人因政治狂熱和內心苦悶，受惑於狂熱政治文學的時候，我已決定要走一條簡單的路。我始終相信，救國有許多道路。
在大學最後一年，我不選脩「俄國現代文化」而選脩冷僻的《神曲》，對我以讀書爲業的志願，有實際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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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雕塑家貝內托•羅紮的但丁《神曲》主題作品。
13、六一慘案
在教室、宿舍、餐廳甚至運動場上，左派同學們已半公開活動。
讀書會、歌詠團，既不再有抗戰心情，竟大半狂熱於蘇俄書籍和革命歌曲如《東方紅》等等。
那一年，在珞珈山最紅的女同學王雲從，大概是領導人之一，很亮麗，很酷，從不在女生宿舍與人作「小女子語」。
有一天下午，我從操場經過，看到一場排球賽，場外可以說是人山人海，大家全注目著王雲從，隻見她不但球技好，且全場指揮若定，絕非一般大學女生姿態。那種戰鬥的魅力，我至今記得清楚。
繆朗山教授所發揮的影響，則更巨大。
但比起西南聯大聞一多和李公仆、潘光旦等人，當然是小巫見大巫。他們在聯大罵現狀、批政府的演講、激烈活動，乃至身殉，引起全國學潮，幫助中共影響知識分子，意義是不同的。
繆教授自抗戰中期起，到武大任教，上課、演講、座談，都很吸引學生。由內容豐富的俄國文學作品引申至罵中國時局，罵政府，穿插許多詼諧言談以自嘲嘲人，聽時很「過瘾」，場場客滿，也引領許多不滿現狀的學生「前進」，投入左派陣營。但他自稱並非共産黨員。
民國卅四年（1945）二月初，警備司令部要逮捕他。他去見王校長，請校方保護。
校長說，無法保證，請他離開，以保安全。
學生對這件事的反應，很激烈；有些老師認爲，他太愛說話，在文學課上講太多政治，是不太妥當的。
系主任朱光潛老師想挽留他，但校方認爲，沒人敢保證繆教授究竟是什麽背景。
然而，因前線戰局轉折，正式公文並未發出。
寒假後開學，盟軍在歐洲大勝，蘇俄搶先進占柏林城，保住了繆教授的職位。
所以，我三年級，讀了他一年的俄國文學。
那一年，民國卅四年（1945）秋季到民國卅五（1946）年夏，他還很顧及課程的內容與進度，守住了文學教授的本份。但回到珞珈山，繆教授的課，演變成三分之一文學，三份之二政治。他的政治攻擊語言配合戲劇性動作，在中共由敵後到公開的攻城奪地開始之時，找到了著力點，更具有煽動力。外文系師資剛複員武漢，還不夠充實時，他的舞臺擴張至全校。
那是一種潮流，一種趨勢，幾乎沒有人敢公開批評他的言論。
袁昌英教授的丈夫楊端六教授留學英國，是貨幣理論專家，與劉乃誠教授連手將武大經濟系，辦成培養數代經濟人才的重鎮。
夫妻倆與武大相守二十多年，在抗戰艱困中，這一批學術報國的讀書人守住學術標准和學者尊嚴。
當他們研究「前進」的女兒楊靜遠攻擊現狀時，做父親的娓娓相勸，「固然現在政府缺點很多，可是轉過來想想，如果現在沒有牠，我們還能好好地在這裡過日子嗎？日本人早把中國滅了。國民政府雖不好，我們完全靠牠撐持，才打這七年仗。而且要說，牠沒有做一點好事，也是不公平的。自民國以來，已經有相當的建設。你隻和清代比一比，就可以看出這進步。」
女兒回說，「大學教育有什麽用？專門讀書有什麽用？一點不能和現實結合起來。」
父親說，「一個人不讀書，怎麽能懂得世界上的事情，怎麽曉得分辨對與不對？人對於問題的看法，完全要靠他的腦筋來判斷，而腦筋不經過讀書，怎麽訓練？」（注：引自楊靜遠《讓廬日記》，湖北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
楊教授這一席話，即是我在樂山三年，幾乎所有學校集會時，校長和老師們說的話。
危急時考慮把學生撤至「雷馬屏峨」山區去，教育部的指示也是說要「弦歌不輟」。
即使在俄國文學課上，繆教授也是規定我們讀那些重要著作，才能認識那個文化的深度和演變。也許，他對中國的文化演變反而沒有深思。
他和其他的左傾教師，如聞一多等，在各校園中煽動青年人反政府的效果，遠勝於共軍初期的兵力。
當年在校，如有人敢反駁他們的煽動言語，先會被嘲罵爲國民黨的職業學生，以後會有更實際的侮辱。
到了民國卅六年（1947）「六一慘案」發生之後，男生宿舍的同學已有人拳腳相向了。
民國卅五年（1946）起，國共內戰全面展開。至民國卅六年（1947），在共産黨領導下，高舉「反內戰、反饑餓」的學生運動風起雲湧，遍及各地，已具有燎原的態勢。
五月，京滬蘇杭學生六仟多人示威遊行，遭到鎮壓，隨後武大一仟七佰多名學生舉行另一波示威遊行、請願，隊伍沖進省政府，震驚武漢當局，埋下六月一日武漢警備司令部進入武大校園逮捕共産黨師生的行動。
「六一慘案」發生在那一日清晨大約六點鍾，男生宿舍靠校門的那一幢，有同學起床洗臉，發現門口停了幾輛軍車，荷槍實彈的士兵正把繆朗山教授帶上車。他大聲求救，一些學生沖出去攔阻，拉扯之間，兵士開槍，立刻有三人中槍倒地死已，有一人手裡還抓著臉盆，受傷者數人。
一時之間，學生愈聚愈多，拉回了繆教授，軍車受令疾馳撤離。
大家把傷者送醫務室，用門板將死者擡到大禮堂，以被單蓋住身體，全是頭部中彈，所以胸部以上露在外面，沒有遮蓋。
全校師生都擁聚到大禮堂，校長和老師帶著大家。全場一片哭聲。
這時，一位領袖型的同學跳到臺上，大聲地說，我們知道學校會處理後事，但是必須有同學代表參加。當時有人提了幾個名字，寫在講臺黑板上，女生宿舍也有三、四人被提名，其中有王雲從。
突然間，我聽到我的名字被清晰地提出來，在仟佰個人頭中，我看不到提名的人，隻看到我的名字被寫在黑板上。
散會後，這些人要留下來，參加校方的善後工作。
散會之前，所有的人排隊由死者身前走過致敬。
我記得其中一位的傷口很大，血還沒有凝住，在我數尺之外，雙眼也末闔上。
我在逃難路上看過不少死者，在武漢和重慶的轟炸中也看到很多炸死燒焦的屍體，但從未如此近距離地看過。那種震撼的感覺，是終生無法忘的，也不是哭泣可以紓解的。
留下來開會的時候，我因從未參加過南開校友會和團契以外的任何校園活動，不知爲何此時會被提名，心中明白並不單純。這是一個挑戰，也不能逃避。
想著爸爸常常訓示的「要沈得住氣！」先不要說話，看看再說。
果然，這十幾個學生代表討論一些大事項後，有人提議由齊邦媛寫追悼會的悼文。
我站起來，說，我恐怕沒這個能力在兩天內寫這麽重要的文章。
有一位男生大聲說，你不是朱光潛的得意門生嗎？這事難不到你吧。
另一個較小的聲音說，小布爾喬亞（Petite Bourgeoisie）的《神曲》裡沒有革命和暴行。
在近乎廢寢忘食兩天之後，我繳出了一篇悼文。
我寫的時候，眼前總閃著那流血的傷口和半闔的眼睛，耳旁似乎響著朱老師誦唸：
"O Captain ! My Captain ! "（啊，船長！我的船長！） 詩裡的句子，"The ship has weather’d every rack , / The prize we sought is won ; / The port is near , the bells I hear , ... "（我們的船渡過每一場風暴， / 追求的勝利已經贏得； / 港口近了，聽啊那鍾聲，……）
所以，我寫這三個年輕的生命，不死於入侵敵人之手，卻死於勝利後自己同胞之手，苦難的中國何日才能超脫苦難的血腥、對立仇恨，能允許求知的安全和思想的自由？如此，他們的血即不白流……。
那篇短短的祭文，是我以虔誠之心寫的。
他們拿去抄成大字報，又油印了許多份，反應都不錯。
我由人心開始寫起，到知識、思想的自由止，誠實地說出大多數人的想法，也預言了我一生的態度。
在激昂慷慨的追悼會上宣讀時，似乎也有一種至誠的尊嚴。
前進的同學也許不夠滿意，但是也沒法再罵我什麽。
我的導師吳宓教授，以外文系主任的身份，保全了繆教授的安全，並且親自護送他到機場乘飛機赴香港。
中央政府下令武漢警備司令彭善撤職，執行捕人開槍者嚴辦。
武大六一慘案，成了中共奪取政權的一大文化武器。然而，二十年後在文化大革命慘死的無數大學師生，又該如何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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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大「老斎舍」的第一道拱門處，留存有 「六一慘案」的紀唸銘碑。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