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花生樹 花事凋零

巨流河●

第五
章

勝利│
│
虛空

，一切虛空

　　  14、大學畢業，前途茫茫  

　　我參加學生代表會後一天中午，與同寢室的況蜀芳、謝文津和她的丈夫孟寶琴，還有幾位常參加英語會的香港同學，一起到校門口一家小餐館聚餐，慶祝畢業且惜別。

　　大家興致頗高，居然要了一大瓶高梁酒（大約那裡隻有那種酒）。 
　　店家拿來的是小茶杯作酒杯，並且端來小碟子的花生米和豆腐幹。連那粗瓷碟子上的花紋，都與樂山河堤下茶館的相同（大約是長江文化吧）。

　　三江彙流的古城，暮春三月，雜花生樹的美景。攜手漫步的朋友，已成陌路。 
　　一年之間，我竟置身這樣喧囂複雜的情境，恍如隔世！ 
　　大家舉杯之際，我竟端杯全幹，一連幹了六杯，把大家嚇得不知如何是好。文津和蜀芳把我挾著，走回宿舍。 
　　路並不近，大家連腳踏車都沒有，我兩隻腳好似騰雲駕霧一般，踩著虛空，竟然走了回去。進了宿舍房間，倒在床上，立刻人事不知。

　　第二天醒來，思前想後，今後何去何從？

　　大學畢業了，工作、愛情皆無著落。 
　　蜀芳先回四川家鄉，文津急著回山西與家人團聚。 
　　我從有記憶以來，就沒有可回的故鄉。 
　　父親在京滬忙碌，媽媽在北平暫居，哥哥在國共拉鋸戰的東北戰場作隨軍記者。 
　　那時，女子就業的職場極窄，我仍想讀書進脩。桂質廷院長因團契的關系爲我申請到美國霍利約克學院（Mount Holyoke College）的入學許可，但父親不同意我出國。 
　　他認爲，我應先考慮婚姻再談出國進脩，否則以國內局勢之變幻莫測，一生與家庭隔絕，會成爲孤僻的「老姑娘」。

　　繳了畢業考試最後一張考卷出來，是個炎日當空的正午。 
　　如今，連最後奮鬥的目標也沒有了，我大學畢業了，身心俱疲回到宿舍，在半空的房間裡，痛哭一場，爲自己茫茫前途；也爲國家的迷茫，悼亡傷逝。 
　　我父親在我這年紀，一心要救的中國；如今處在更大的內憂外患中，不知何去何從？ 
　　當年幼稚狂妄地想讀哲學，了解人生；如今連自己這渺小無力的心靈，都無處安放了。

　　尚好在迷茫之中，理性末滅。父母尚在，他們在世之日，我就有家可歸。

　　終於，到了最後航行長江之日。 
　　六月下旬，我與幾位香港僑生同學余麟威等人由漢口搭船回上海。 
　　那艘江輪有船艙，艙裡悶熱，令人坐臥難安，而沿著全船的欄杆，用粗麻繩連環綁著近佰名年輕男子（新兵），去支持在北方的剿共戰爭——那時不可以說「國共戰爭」。

　　船行半日一夜，艙門外綁著的士兵看到我們喝水，眼睛裡的渴，令我們連水都喝不下去。有時，就偷偷給他們喝一些。另一段的兵，就求我們也給他們一些。

　　這舉動，被巡察的軍官聽到，過來察看。他說，會定時發放飲食，請我們不要破壞軍紀。軍隊調動的時候，最怕松動和逃兵。

　　在那樣的大太陽下，有些兵的臉和嘴，焦黑幹裂；我們把悶熱的艙房關上門，才敢喫飯喝水。因爲，喫喝每一口，都自覺有罪惡感。

　　當天晚上，倦極睡去，朦胧中聽艙外人聲喊，「有人跳水了……」 
　　軍官用大電筒往水裡照，長江正在漲水期。滾滾濁流中，一個小小的軀體，哪有生路？

　　有一個兵，開始哭泣，引起更多哭聲。 
　　一個粗重的聲音厲聲說，「再有人哭，就開槍！」 
　　哭聲戛然而止，黑暗中一片死寂。

　　在我有生之年，忘不了他們枯幹的顔面，忘不了他們眼中的渴。 
　　有時，在電影看到西洋古戰場上，威武戰將後面舉著盾牌奔跑的兵，我都流淚。 
　　古今中外，那些在土地上沙沙地跑，「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兵，都令我悲傷，牠具體地象征了戰爭對我心靈的傷害。

　　又見上海……不過是一年時光，對於我卻似隔世前生，不堪回首。

　　我有了家，爸爸在上海複刊《時與潮》，由北四川路遷至原英祖界的極司斐爾路〔勝利後改名梵王渡路。（即萬航渡路——原來為蘇州河邊的一個渡口，為紀唸梵帝岡天主教教皇，這個渡口到靜安寺的這段路，就叫「梵王（皇）渡路」。當年在這個渡口邊上有個公園——「梵王渡公園」，便爲當下上海的「中山公園」。〕的一所大房子，是租住的市産。曾是市長官邸，日據時期，有許多神秘的傳說。 
　　《時與潮》與東北協會在重慶的工作人員和家眷住了大半房間，給爸爸留了三間。 
　　漸漸有許多當年地下抗日的同志，到上海來也住在裡面，人氣旺盛，每天進進出出，無數多年睽隔的老友重逢，說不盡別後的驚險曆練……。

　　我在上海住了一星期，就去北平與母親相聚。 
　　爸爸希望我在北平找個工作，也幫忙照顧家庭。 
　　在那時，似乎也是我唯一合理的路。

　　我大學畢業回到北平，對於我母親是一大安慰。 
　　「在她心中，我長大了，可以自立了，而且也成了她可以商量心事的女兒。」

　　她回到北平一年，似乎所有的「還鄉夢」都幻滅了。 
　　東北家鄉的剿共戰爭打得激烈，兩軍在長春四平街四出四進，真正在血戰。 
　　許多在滿洲國那十四年中忍氣吞聲作「順民」的人，也往關裡逃難。 
　　我家在北平大羊宜賓胡同的家，成爲親友投奔的目標。所有的房間都住滿了人，每頓飯開兩桌，有時還開第二輪。兩位姑姑家十口，我家四口。三位堂兄弟（振庸、振飛、振烈），兩位表兄和家鄉新來的鄉親。 
　　那時物價已經不斷漲高，我們餐桌上的菜已隻能有三、四種大鍋菜：茄子炖土豆、白菜炖豆腐加肉塊，量多就不是小鍋精致的好菜了。 
　　姑姑的孩子和我兩個妹妹，都是十四、五歲到十歲左右，正在成長又不懂人間疾苦的年紀。

　　爸爸每月寄來的錢，都跟不上物價波動，我母親的角色就很難演了。 
　　她趁我回去，就跟因公回東北的父親，走了一趟東北。而且冒險一個人回了她的娘家新臺子，給姥爺、姥娘、三位舅舅上墳，住了幾天。 
　　在那段時期，我幫兩位姑姑買菜，應付開門七件事，才知道開銷之大，我父親每月定時彙來的錢，已不敷支出。

　　北平城裡謠言四起，津浦路常常被挖了路基或起了戰事而不通。 
　　我母親從家鄉回到北平，萬分憂愁。她連可以變賣的首飾都沒有，當年陪嫁的首飾和多年節儉存下不過數仟元銀洋，都在抗戰末期被銀行奉命換成當時貨幣，後來隻夠買一匹陰丹士林布。 
　　津浦路若斷了，飛機票更別想買得到。 
　　爸爸那時在京滬工作，她一個人帶兩個小女孩，如何生存？更何況，還有兩個姑姑的十口人？ 
　　夜晚，我睡在她房裡臨時搭的床上，聽見她一直在翻身、歎氣。 
　　我就說，「媽，你不要歎氣好不好，我都睡不著。」 

一九四七年，大學剛畢業時的齊邦媛（右一）和母親（中坐者）、大妹寧媛、小妹星媛。

　　  15、渡海  

　　過了幾天，我到北京大學紅樓，看朱光潛老師。

　　他見到我，十分高興，帶我去看他新配的宿舍，說，家眷不久可以由南方來。 
　　那幾間臨時宿舍，空蕩蕩新蓋的水泥平房。其實，還不如他在樂山聽庭院落葉雨聲的老房子溫馨，但他似乎很滿意，說，如今勝利了，以後可以好好做些學術發展。 
　　他也問了我，畢業後的計劃。 
　　我隻說，想繼續讀書，家裡又不讓出國，但沒提想做助教的話。 
　　也許，當時不願朱老師認爲，我是爲了找工作才去看他；或是，我內心並沒有決定要留在北平。 
　　自童年起，我記憶中的北平古城，就是一座座陰鬱的古城門，黃沙吹拂著曲曲折折的胡同，往遠看就是荒涼的西山和撒石灰的屋子……。

　　當天晚上，媽媽問我到北京大學拜望老師的情況。她很嚴肅地，說，「既然你末向老師求職，我希望你到南京或上海去找事。北平和京滬切斷的話，我和你兩個妹妹活命都難。你哥哥在東北戰地，到時候也不知什麽情況。你去跟著爸爸近的地方，也讓我心裡少一份牽挂。」

　　我又回到上海，因爲《時與潮文藝》的孫晉三先生的關係。 
　　我向南京的中央大學外文系申請助教工作，但他們已留了自己的畢業生。 
　　在上海教書，我不會上海話，實用英語也不夠，想都不要想，所以也沒去申請。 
　　何況，我不喜歡上海那種虛妄的繁榮。

　　八月過去了，九月也過了一半，我在上海，思前想後，真正不知何去何從。

　　突然有一天，在南來北往的客人中，看到了馬廷英叔叔。

　　抗戰初起，他放棄了在日本長達十七年地質學者的工作，回國獻身文化報國，曾任由沈陽南遷的東北中學校長。 
　　自民國廿六年（1936）起，每次到南京、以及後來到重慶，都住在我家。 
　　因他一直單身，我母親特別照顧他的衣食。 
　　他身軀壯碩，笑聲洪亮，我們全家都很喜歡與他親近。他曾帶給我一小袋我一生第一次看到的海貝蚌殼，講他去海底探測珊瑚礁的故事，很給我們開眼。他到四十歲，才結婚。生了一兒一女，男孩馬國光，筆名亮軒。在臺北長大，成爲作家。

　　我在上海再看到他，倍感親切。 
　　他看到我在那十裡洋場的邊緣晃悠傍徨，就說，他此來，爲臺灣大學找理學院教授。聽說外文系也正在找助教，「他們什麽都沒有，隻剩下兩個日本教授等著遣送回國……你就去作助教吧。」

　　對我父親和《時與潮》的叔叔們來說，我一個單身女子要渡臺灣海峽去剛發生二二八動亂的臺灣，是不可思議的事，都不贊成。 
　　但在我心中，孤身一人更往南走，有自我流放之意。至少，可以打破在南北二城間徘徊的僵局。況且，整個中國都在非左必右的政治漩渦中，連駝鳥埋頭的沙坑都找不到了。 
　　每一個人都說，那去看看吧，當作是見識新的天地，看看就回來吧。 
　　大家都給我，留一個寬廣的退路。 
　　民國卅六年（1947）九月下旬，我隨馬叔叔渡海到臺灣，想望著一片未知的新天新地。

　　爸爸給我買的是來回雙程票，但我竟將他埋骨臺灣。

2012年，作家亮軒在臺灣自己的書房中， 
　與已故父親、中國地質學家馬廷英的大照片闔影。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