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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北印象
民國卅六年（1947）十月，第一次乘螺旋槳飛機過臺灣海峽時，心中很是興奮。
因爲這是地理書上的地名，好似在地圖上飛行的感覺。兩小時，很快就到了。
臺北這名字很陌生，飛機場相當簡陋，大約也是「臨時」的吧。
既然大家都說臺灣是個很小的海島，應該立刻可以看到比較熟知的「雞蛋糕」（吳振芝老師地理課上的基隆、淡水、高雄），至少可以先看到真正的香蕉與菠蘿。
初見臺北，真是有些意外。既沒有椰樹婆娑的海灘，也沒有色彩鮮豔的小樓，整體是座灰撲撲的小城。少數的二層樓水泥房子，夾在一堆堆的日式木造房子中間，很少綠色，也沒有廣場。
來到臺北，我借住在馬廷英叔叔家。
馬廷英叔叔，號雪峰，光緒廿八年（1902）生於遼甯金縣農家。少年時立志科學報國，考取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博物科，以第一名畢業入仙臺東北帝國大學地質系。
畢業後，跟隨著名地質古生物學家矢部長克（Yabe Hisakatsu ，1878 - 1969）博士研究，專攻古今珊瑚礁生長率變化及相關古生態、古氣候、古地理及占大地構造問題，發表多篇卓越論文，獲德國柏林大學、日本帝國學術院雙重博士學位。
民國廿五年（1936）沖過日人之阻撓，以所學回報祖國，擔任中央大學地質系教授。第二年蘆溝橋事變起，內陸各省缺乏食鹽，馬叔叔應政府之請，親赴沿海及其他各産鹽地勘量，並指示開探井鹽和岩鹽之道，有功於抗戰之國計民生。
戰起，京滬各機構學校紛往西南後方遷移。
自九一八事變後，我父親在中央負責東北地下抗日的東北協會主持人，敦請馬叔叔出任東北中學校長（該校成立於沈陽，不留在滿洲國而遷移到北平，原有自己的師生，與後來成立專收流亡學生之國立東北中山中學不同）。帶領該校出山海關到北平又移南京的原有師生跋山涉水，由湖北、湖南、貴州各省到四川，辛苦跋涉，他到自流井靜甯寺複校。
他辭職後，回到研究工作，抗戰八年間登山下海，研究冰川問題、准平原之成因、紅土化作用、珊瑚礁之古生態與變化等，完成七部專業巨著。
抗戰勝利，他應教育部之請，擔任接收臺灣教育機構特派員，尤以臺北帝大爲重要工作。因他在日本二十年，深知日本民族之心理，以中國知識分子的豁達大度，對臺大的一切設備、數據、制度乏維護，可謂盡心盡力。
當時日本人尚未遣返，對馬教授之學術地位及處理方式皆極尊重，但他堅不任官職，創辦地質系、海洋研究所，帶領學生，潛心研究，並紐調查團隊前往蘭嶼、南沙、釣魚臺各島，寫《石油成因論》，對臺灣資源之開拓有莫大影響。之後，發表「古氣候與大陸漂移之研究」系列近二十篇論文，證明地殼滑動學說，引起國際地質界的研討與肯定。
馬叔叔的家在青田街，當時是三條通六號。
一條條窄窄的巷子，日式房子矮矮的牆和木門，門不須敲，推開就進去了。
有個小小的日式庭院，小小的假山和池子，像玩具似的，倒是沿牆一排大樹有些氣派。開了門是玄關，上面跪了一個女子（不是坐，也不是蹲的，是跪的），用日本話說了一大堆大約是歡迎之類的話。
那位名喚「錦娘」女子的面貌，我至今清晰地記得，因爲她那恭謹中有一種狡黠，和她的日本話一樣，是我以前未見過的。
每個人都脫了鞋，穿上錦娘遞上的草拖鞋，進了房間。
走在榻榻米上，好似走在別人的床鋪上一樣，連邁步都有些不安。
她做的菜，是真正日式的魚，烤、炸、味噌湯，第一次喫頗覺得可口。
坐在廚房外面走廊上，有一個很瘦的中年車夫，腰帶上系了一條白色毛巾，他們稱他「秀桑」。
側院裡停了一輛黃包車，是臺大派給馬叔叔的公務座車（他那時代理理學院長）。
馬叔叔大約重八十公斤，高一佰八十公分左右，秀桑大約重五十五公斤，高一佰七十公分。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那輛公務車的手拉杆，馬叔叔第一次坐上就斷了，脩複後再坐又斷了，所以不能脩好後再坐，而車夫是校方正式名額的員工，每天要上下班。
我到後，去臺大外文系「看」工作。馬叔叔吩咐秀桑拉我去學校，下午送我回青田街，他即可以「履行公務」，否則，可能被刪除名額。而他一家數口，靠此薪水活命。
我坐了兩次，秀桑一路用日本話（他們不懂中文國語）對我表示感謝之意。
我「就職」後，把米、煤、配給票都給他，還引起同住馬家的一對助教嘲諷「擺闊」。我第三次坐院長座車時，「行駛」在新生南路的田野小路上，突然警覺：
幼年時，父親不許我們坐公務車的原則，立刻下車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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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於於1931年的「青田七六」——馬廷英故居，為日治時代的建築。
日式「青田七六」，庭院幽幽，綠意蔥嚨，泥地上青石鋪出寫意小路，
與端莊精致的木屋合成養眼的圖畫。
2、新天新地——友情
我來臺大，隻是一個懵懵懂懂的助教。
因爲初到，落腳住在馬家，卻看到臺大初具規模的大局。
不久即出任校長的陸志鴻教授和另外幾位早期教授，住在前面兩條巷內。幾乎每天往返與馬叔叔等討論校務，有時也與尚佳青田街等待遣返的日本教授詢問原有各事。
走到門口，就常聽到馬叔叔宏亮的笑聲。他們想的都是未來遠景，最早重點是保持臺北帝大最強的熱帶生物科學研究和醫學院，切實地充實臺大醫院的教學與服務。
當年奠下的基礎，至今仍是堅強的。
到臺灣三個月之後，在臺大外文系面對著那兩屋的書，開始一堆一堆地整理，一本一本地看，大致作個歸類。其實，是個很能忘我的幸運工作。
但是，我的心是飄浮狀態的。下了班，沿著榴公圳往和平東路、青田街走，心中是一片空虛，腦中起起伏伏想著：寒假要不要回上海的家？回去了要不要再來？
再來，除了搬書，沒有任何需要我的事。
在臺灣，大約隻有六個人知道我的存在。滿懷愁緒，落寞孤獨的一個人，在黃昏的圳沿，走回一個鋪著日本草席的陌生房子。
除夕那天，鎖上外文系的門往回走，天黑得早，到了青田街巷口，靠街的一間屋子燈已亮了，由短垣望見屋內一張桌子圍坐了一家人，已開始喫年夜飯。
那情景之溫馨，令我想念北平的媽媽、妹妹和上海的爸爸，思及我自己這種莫名其妙的「獨立」，眼淚湧出。
疾行回到馬叔叔家，餐桌坐著幾位單身來臺的長輩，喝著日本人的溫熱的清酒。
新年後某一天午後，我這全然的孤獨，有了改變。
那天，雨下得不停，佰無聊賴之際，我穿上厚重的雨衣，到巷口和平東路搭公共汽車去榮町（今衡陽路、寶慶路、博愛路一帶）買一些用品。
那時，隻有三路公交車在警察派出所門前（六十年後的今天仍未變）。
雨下得不小，隻有我和另外一個女子等車。她全身裹在雨衣裡，雨帽也拉得很低。車子許久不來，我就看看她，在那一剎那，我看到了一張似曾相識的臉，她也看我，我們幾乎同時問道，「你是武大的楊俊賢嗎？」，「你是武大的齊邦媛嗎？」
如此奇妙，我找到了連綴過去的一環。
楊俊賢是早我兩屆的經濟系學姐，在女生宿舍見過，但並沒有交往。她隨姐姐來臺灣，進入電力公司會計處工作。
同來臺灣的，還有她的同班同學余貽烈，在臺灣糖業公司營業處工作。
兩人已訂婚，那時都住在姐夫戈褛江（我們叫他戈桑）農林處的日式宿舍。大約是青田街九條通，與馬家隻隔三、四個巷口。
楊大姐希賢在師大家政系任教，是前三屆的系主任。
他們夫婦二人豪爽熱誠，女兒戈定瑜（乳名甯甯）當時四歲，和父母一樣經常笑口常開，有時給我們唱個幼兒園新歌加上舞蹈。
戈家，漸漸成爲對我最有吸引力的溫暖之家。
許多年後，我教英國文學史時，每讀到八世紀比德（Beda Venerabilis，672 - 735）的《埃德溫皈依記》（"The Conversion of King Edwin，731 "），唸到他們形容信奉基督教前後的景況，就如飛進宴飲大廳的麻雀，廳裡有爐火有食物，飛出去則隻有寒冷和朔風，正如我一人在臺初期的感覺。
過年後，俊賢和貽烈邀我同往參加武漢大學旅臺校友會。那時在臺數十人，多數是理工學院和法學院的早期學長，在政府機構工作，或者教書。
知道我剛畢業，來臺灣不久，會長李林學（化工系畢業，在石油公司任高職，對來臺校友幫助謀職安頓，照顧最多。享高壽，可以說是校友會的靈魂人物）請我報告一下近兩年母校情況。
我站起來，就我所知作了個報告。
當時在座的，有一位電機系學長羅裕昌，在鐵路局工作。
據他日後告知，當天他在校友會看到我，下定決心，要娶我回家。
校友會後三、四日，他和譚仲平校友（機械系畢業，在樂山團契與我見過）到青田街馬叔叔家來看我。
客廳中坐了一陣，我並末在意。但下個星期，又來一次，邀我去拜訪楊俊賢。在她家坐坐，談談來臺校友近況。
他們三人同屆，是在樂山畢業的最後一屆，又都是最早來臺灣的技術行政人員。所以共同話題很多。
對我這不知世事的文藝青年，都有些識途老馬的架勢。
我們在臺灣相聚整整五十年，他們對我的這種保護心理，始終未變。
這時是寒假了，我自除夕在街角看到那家人喫年夜飯的情景，心中就盤旋著回家的唸頭。
先回上海，也許媽媽終會和爸爸再回南京重建我們自己的家，我也可以安定下來找一個工作。所以，我就去航空公司，用回程票訂了一個一周後的機位。
回到青田街，馬叔叔說，「臺大給你發一年的助教聘書，你才來了一學期就走，學校不易找到人，外文系一共不到十個人，你應該做到暑假再說才好交代。」
俊賢也說，「你還沒看到臺灣是什麽樣子就走，太可惜了。」
過了兩天，羅裕昌和譚仲平也到馬家，說了許多挽留的話。
我正在猶豫難決的時候，到馬家來拜年清談的郭廷以教授（臺大曆史系任教，後轉中央研究院創辦近代史研究所）是我父親朋友，勸我留下幫外文系整理那些散滿兩室的書，自己也可以靜下心看看書。
他說，「現在大陸情況相當混亂，北方尤其動蕩不安，各大學都仍在複員過程，你到那裡也讀不了書。」
郭伯伯正好要退掉臺大溫州街的一間單身宿舍，搬到家眷宿舍。他去和總務處說，把那間宿舍撥給我住，可以安定下來，走路上學也很近。
在這樣多的規勸聲中，我去退了機位，准備搬到單身宿舍去。
那時，臺大和許多公務機構一樣，仍在「接收」過程。
我收到那張毛筆寫在宣紙上的是「臨時聘書」，今日大約有一點「文獻」價值。
人事和校産也尚未有明文規章，所以我以一個助教身份，可以正式接住一位教授的單身宿舍。
我原曾申請一間單身宿舍，是臺大剛剛在榴公圳旁空地用水泥蓋的一幢軍營式平房，一溜八間，但當時均已住滿。
經濟系的助教華嚴，中文系的裴溥言和廖蔚卿也住在那裡。
搬去溫州街宿舍那早晨，俊賢來幫忙。
實際上我並沒有什麽可搬的，仍隻是一個小皮箱，前兩天在榮町買了一床棉被和枕頭。還有，剛來時在騎樓下，日本人跪在那裡擺的地攤上買的一個一尺高的小梳妝箱，有一面鏡子和兩、三個抽屜，像份家家酒用的衣櫃，可以放一些小對象，秀桑幫我用洋車拉了送去。
以前，郭伯伯住在裡面，所以我並沒有去看過。第一次看到沒有桌椅和床的日本屋子（馬家有床和一切家具），真是憂愁。
早上，俊賢來的時候，羅裕昌也與她同來。
他看了那房間一下，和俊賢說了幾句話，就走了，說，他等一下再來。
在中午之前，他又來了，帶來一床厚重的日式榻榻米用褥子，一把水壺，一個暖水瓶，兩個杯子和一個搪瓷臉盆。並且在小小的公用廚房給我燒了第一壺開水，灌在暖瓶裡。
這些東西，我從來沒有買過，也沒想到牠們是生活的基本要件。
中午，戈家請我們午餐。
我出去買了一些必需品，晚餐回馬叔叔家喫飯，俊賢和貽烈送我回溫州街。
他們走後，從屋外走廊的落地窗往院裡看，假山和沿牆的大樹，隻見森森暗影。
第一次睡在榻榻米上，聽窗外樹間風聲，長夜漫漫，真不知置身何處。
那時期的我，對黑暗的來臨，又恢複在西山療養時的恐懼。
我住那間在最右端，大約有八坪，外面還有單獨的走廊，與別的房間有些距離，白天也很少看到人走動。直到兩個月後，鄰近那間住進了一對助教夫婦，夜半他們家的嬰兒哭聲，成了我每夜期待的甜美人間訊息……
過了幾天，羅裕昌與另外兩位同學來看我，他帶來一個木盒的自制收音機。
他們說，他現在是臺北朋友圈中有名的脩收音機專家。
他說，在校時電機系公電力、電訊兩組，他主脩電訊（Telecommunication），所以來臺灣前考取經濟部技術人員的交通部門。分發志願填的是鐵路，因爲在四川時受到外省同學嘲笑沒有見過火車，決心從事鐵路通訊的工作，而不去電力公司。
在當時，電力公司的一切條件都比鐵路局好，那時的鐵路通訊設備還相當落後。
閑暇時，他自己裝設收音機玩，也免費爲熟人服務。
他送我的這一臺，大約是比較成功的，可以收聽臺北本地電臺的節目。
牠大大的驅散了我寂靜中的孤獨感。
每晚，除了新聞、音樂，多爲日人留下的古典音樂和日本歌。其中。我多年不能忘的是夜間聽《荒城之夜》（"Kojo No Tsuki "）。在音樂中，忘記牠是日本歌。
有時，會想起逃難時，荒郊寒夜的風聲犬吠。想想那數佰萬死在侵略中國戰場上的日本人，雖是我們痛恨的敵人，家中也有人在寒夜等他們回家吧。
初到臺灣時，處處仍見待遣送的日本人。
看著他們瑟縮地跪在臺北街頭擺地攤賣家當，心中實在沒有什麽同情。
但是，也知道，他們不是該償還血債的對象。
臺北「青田七六」——屋外，屋瓦青苔，詩意獨具；
屋內，陳設簡單，但一桌一椅，皆古樸有韻。牆上馬廷英的舊照，光彩奪目。
3、哺育著——戈福江先生
臺大外文系數十個學生，主要的課仍由兩個日本教授上課，他們從末到系辦公室來。
我搬書到樓下圖書室，看到有幾個中年人出入，無人介紹也從未打招呼。
不久剩下一位，第二年也遣送回日本了。
周末，我總是回青田街，馬叔叔常在臺大醫院餐廳請大陸新來的教授喫飯，有一些也是我父親朋友。
那位大廚是臺大剛由大陸請來的，在臺北很有名。
那時，幾乎沒有內地口味的營業餐廳。所以，去臺大醫院喫飯是很高興的事。
有時，我也會到戈家喫一頓家常晚餐。
那時，貽烈和俊賢開始迷上橋牌（他們後來代表臺糖和臺電橋牌隊，賽遍臺灣，是常勝軍）。
我在大學四年級，曾和理工學院幾位助教在團契學過，當然技藝不精，但他們請羅裕昌與我一組，耐心配合。
有時，戈桑在家有空，亦與其他同學另成一桌。
我以研究貫注的態度投入，也跟著他們看些專書，興趣大得很，直到後來搬到臺中，夏然而止。
那一年，四月一個周末，我又去戈家。
剛進門，俊賢說，來看看貽烈的房間。
我說，「他不是已搬去臺糖的宿舍了嗎？」
這時，戈桑從另間出來，打開那房間的紙拉門，眼前景象真令我驚訝莫名：
在那原是八個榻榻米的地板上，繁花開遍似的是一簇簇，金黃的，啁啾叫著的小雞。
原來是戈桑近日來神秘忙碌，期待的第一批人工孵育的來杭雞，我們有幸成爲這戲劇性成功的第一批見證人！
這些在手釘木箱，拉了電燈泡在固定溫度下孵出的雛雞，對長年饑餓的國人而言，簡直就是黃金！
由此開始，兩年後，戈桑辭去臺大畜牧獸醫系的專任教職。
四十歲到臺糖，創辦最新科學養豬事業。利用蔗糖生産過程所有資源，生産飼料，又與美國合作成立氰胺公司，研究畜産生長及防疫酵母粉，改良品種，大規模外銷日本和香港，使臺灣的豬肉更充裕。
當中國大陸正在土法煉鋼，數佰萬人死於災荒的那些年，臺灣實行九年義務教育，民國五十九年（1970）至民國六十九（1980）年，國民中學的教師薪津，是由全省的屠宰稅支付的！
戈福江先生（1931 - 1983），河北人，河南大學農業系畜牧組畢業。
民國卅五年（1946）來臺灣農林處工作，成立畜産公司、畜産試驗所。因多年擔任聯合國發展之山坡地畜牧發展計劃的我國代表，而臺灣的研究成績已引起國際注意，所以很早即開始做國際科技交流。
之後，創立臺糖公司畜産研究所、養豬科學研究所，在竹北增設牛養殖場，三十六年間全心一志投入。因工作長年辛勞，罹患氣喘痼疾。即使夜晚病發不能睡，白天仍奔波赴竹北，親自照料初創的各種試驗，觀察評估各項成果。
民國七十年（1981）退休後，客居美國加州。原以爲加州氣候，有助於氣喘的療養。未料兩年後，突以心肌梗塞症猝逝，剛滿七十歲。
噩耗傳來，我也十份悲痛。
數年後我們再去竹北，走進學生爲紀念他所蓋的福江樓（後爲新計劃所拆），似乎看到壯碩的戈桑迎面走來迎賓，又似聽到他洪亮的笑聲，如同民國五十九年（1970）研究所初創時，他親自爲我們講解他的理想時一樣。
我一生，以曾分享那個理想，且見證其實現爲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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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的校門，出奇的小，如同童話中的積木，所搭建起來的。
大學之大，不為校門之大。
「我們每天需要深思 3 小時。」此為國立臺灣大學的無形理念和精神。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