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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姻緣
在戈家的聚會日益增大，因爲謝文津與孟寶琴帶兩歲的兒子也來臺灣了。
她原是俊賢好友，到臺北建國中學教英文，孟兄進鐵路局機務處工作，住在羅裕昌的單身宿舍。大陸局勢不好，漸漸地來臺灣的人更多了。
羅裕昌有時和同學一起，有時獨自一人，常常去溫州街找我，而且幾乎每天上午打電話到臺大。
那時文學院隻有兩座電話，一在院長室，一在共同辦公的總務室。電話一來，那位中年的陳秘書會到走廊上喊一聲，「齊小姐電話！」
我在衆目注視之下實在很不舒服，更不知說什麽才好。
有一天，約在中山堂對面的朝風咖啡室見面（也許是唯一或僅餘的有古典音樂的她方），我坦白說，勝利後這兩年我無法投入新的感情，到臺灣來是對大陸政治情況不滿，父母南北分離，自己隻身一人來此，明知有許多不方便，但既是自我流放心情，甘於孤獨，暑假仍想回去隨父母生活，不能接受他的好意。
過了幾天，他寫了一封長信來，說他剛看了《居禮夫人傳》（"Madame Curie "，美國米高梅 " MGM "1943 年出品）電影，感動得流下熱淚，很欽佩她的毅力與堅忍不懈的努力。
他信上，寫人的理想，應有計劃，有步驟去實現：
先決定生活的重心，講求效率，節省精力，甚至於無意義的交談亦應當盡量減少。
這樣的人生態度，是我過去從未聽過的；這樣的宣示，伴隨著強烈的愛情語言，在當年仍是文藝青年的我讀來，是「很不一樣」，甚至很有趣的。
將近六十年共同生活之後，我在整理一生信件時重讀，才恍然明白自己當年對現實人生之無知。
在我們相識之初，他已清晰地寫下他處事爲人的態度，和我敏感、好奇，耽於思慮，喜好想象的天性是很不同的。
但是，喫夠了自己「多愁善感」的苦，處在困境中的我，心中也佩服別人的理智與堅強，甚至是願意得到那樣的保護吧。
我在臺灣的朋友，俊賢、文津，和在基隆港務局工作的程克詠，都覺得羅裕昌穩妥可靠，勸我應該少些幻想，早日安定下來。
民國卅七年（1948）暑假快到時，我給父親寫信，希望他來臺灣看看這個人如何。
我信上說，「羅君二十八歲，武大電機系畢業，來臺灣即在鐵路管理局工作，現在任臺北電務段長。九歲喪父，家境清寒，有姐妹四人，弟一人，母親現居四川資中縣家中。他很努力上進，很有毅力……。」
我父親兩次訂期來臺，都臨時不能來。
到了暑假，我必須決定下學期是否留在臺大。
這時，我母親終於離開北平，到了上海。
連我那一向樂觀的父親，也承認大陸局勢不好，囑我暫不必回去謀職，可先收下臺大聘約。媽媽希望我放假先回上海商量，不能一人在台灣結婚。
所以我八月回上海，得了父母同意，十月十日在上海新天安堂由計志文牧師證婚，定此一生。結婚前三日，裕昌受洗爲基督徒。
那時，許多人已從北方到了上海，有些是政府派往東北，尚未接收，已經失守（或淪入土共手中，或仍在拉鋸戰中）。大多數都隻能困坐愁城，不知何去何從。那時上海的物價每日早晚都不一樣，法幣已貶值到提一袋也買不到食物的地步，所有的物資都被囤積起來。
我們的結婚戒指是叫 K 金，因爲金子已買不到了。
婚禮的賀客坐滿了禮拜堂（原不想鋪張的宴客飯店，臨時加不出雙倍人數的食物，分兩批上菜，令人窘甚），其中有抗日地下工作最後的「十大天王」中的六位。
我父母去世後，我在遺物中看到王非凡先生在獄中寫的《鑼鼓喧天》及一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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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公，我敬愛您，十五年如一日。
十五年來，於快意時未忘您。於失望時未忘您，
饑時寒時哭時笑時更未忘您。
今在獄中遙祝您身體如春風般的強健，
默禱您事業如秋月般的光輝：
王非凡敬書 於北平敵牢
一九四五、七、七 |
這幅字寫於勝利前一個月，我珍藏至今。
這些人在僞滿洲國做國民政府的地下抗日工作，九死一生，終熬到抗戰勝利，由廣闊的東北家鄉到上海來，我的婚宴是他們最後一次聚會。
幾十條熱血漢子，大聲地談著「挾著腦袋打日本」的艱辛往事。
在上海所見，他們心中大約也明白將進入另一場噩夢。
這些當年舉杯給我祝賀的人，也就是我父親晚年萦繞心頭，使他端起酒杯就落淚的人。
婚禮後十天，我乘船回到臺灣。此時已全無猶豫，回到原有工作，在已熟悉的臺北建一個自己的家。父母不再擔心，朋友們覺得我離開人心惶惶的上海，在「海外」有一個生活的目標竟是可羨之事。我也從此對人生不再有幻想。
回到臺北，先借住在鐵路局電務科長鄭兆實先生的家。
大約一個月後，帶著我們最早買的家具，一桌、兩椅、一張雙人床和小櫃，搬人我們的第一個家——奉准將臺北電務段一間大倉庫用甘蔗板隔成兩家，暫用宿舍靠街的一戶，另一戶是新科長李枝厚先生一家，有六個小孩，全是很好的中小學生。
臺灣糖業公司出産蔗糖，賺回大量外彙是國家收人最大的經濟來源之一。榨糖副産品用來大規模養豬，制甘蔗板等等，對臺灣的貢獻真是巨大無比。而臺糖生産的甘蔗板，在當年解決了無數新來人口的居住問題。唯一缺點，當隔壁家孩子嬉戲玩鬧，推了隔間用的甘蔗板，我這邊的屋子就變小了……。
我記得那隔成三小間的新家，外面是厚重的木板牆，位於很熱鬧的延平北路口，右邊是警察派出所，與鐵路局隔街棺對。牆外一條街通往後火車站，半條街擺滿了攤販，最多是布販，還有一些菜。早上買菜人潮之後，布販開始大聲用閩南語吆喝，「一尺二十塊！一尺二十塊！真俗！」伴隨著把裹著木板的布匹展開，啪啪地摔在攤子上的聲音，十多個聲音此起彼落地一直喊叫到下午兩點左右，拉黃包車的嚷著「邊啊！邊啊！」灌滿了我的陋室。
不去上班的周末，牆外的生意更是鼎沸，常常我隻得逃出去到處逛，沿著延平北路往下走，到迪化街，再遠望淡水河入海口。看熟了臺北開埠的商業舊街，和在湖南、貴州、四川逃難時所見的城市很不相同。
臺北的店面比校小，緊緊靠著，很少門洞、橫匾之類的間隔。前半段以布店和金店最多，後半段以幹貨爲主。
有時，我們會走一半路右轉到圓環，開始喜歡肉羹和炒米粉。但這些喫食和東北人的餃子一樣，在四川人心中，是不能當飯喫的。
我們晚上一定要在那加搭的小竹棚廚房燒飯煮個湯才像個家。
晚上飯後，裕昌去脩各種送來的真空管收音機，我讀著帶回家的書。
有時，我會寫一點日記。每提起筆，心中就洋溢著悲秋意味的憂傷，過幾天再看看，就撕掉，不合自己的文學標准。
這樣的日子過了將近兩個月，突然接到爸爸寄來快信，說媽媽帶兩個妹妹將在月中到臺灣來看看，上海生活已很不易應付了。
聖誕節前數日，媽媽先帶小妹乘飛機到，大妹跟韓春暄伯伯一家帶著家中行李搭太平輪隨後亦到。住在我那陋室雖不夠舒適，卻是我民國卅三年（1944）離開重慶去樂山上二年級之後，真正和媽媽一起過自己的日子，喫自己想喫的「小鍋飯」，喜怒哀樂可以如此單純，幸福的團聚。
大陸是回不去了，爸爸在臺灣的朋友幫我兩個妹妹辦臺北一女中插班手續。
寒假後，甯媛上初三，星媛上初一，比後來的人早一些安頓。
京滬漸漸撐不住了，政府遷至廣州辦公，事實上已作遷臺打算。
爸爸直到大勢已去，才搭最後飛機來臺灣。
「臺鐵之父」羅裕昌（1920.2.19 - 2012.9.20）。
5、一九四八，接船的日子
大約自民國卅七年（1948）底起，我們開始忙於「接船生涯」。
差不多每次中興輪或太平輪由上海開來，裕昌就用臺北電務段的卡車去基隆碼頭裝回一車行李。最多的時候，堆在另一個倉庫的行李有一佰多件。包括曾經參加我們婚宴的長輩，《時與潮》同仁，勝利後回鄉當選立法委員、國大代表者，有一些是來教書的，辦報和雜志的文化人，大多數都來臺灣了。
爸爸囑咐我們，盡力幫忙。
省政府也下令各運輸單位協助，所以裕昌向鐵路局報備用卡車接船，也是責任範圍。
我們那距臺北火車站，隻有三佰公尺的家，就成了一個最方便的聯絡站。
那小小的三坪左右的「客廳」，總是坐滿等人、等車的客人。
最初，媽媽還留人喫飯，後來實在應付不了。就隻能准備永不枯竭的熱茶。
客廳甘蔗板牆上，釘了無數的聯絡地址，遍及各市的客棧、機關名字……。那種情況和十年前我們逃難到漢口的情況，十份相像，隻是臺北沒有警報，沒有轟炸而已。
由勝利的歡愉到如今這般景況，很少人想到從此將在海島度過一生。
幸運的帶了父母和妻子兒女，有一些是單身先來「看看再說」，自此與家人終生隔絕。
那堆在臺北電務段倉庫的幾件行李，就是他們全部的故鄉了。
我最後一次去基隆接船，是民國卅八年（1949）農曆除夕前，去接《時與潮》社的總編輯鄧蓮溪叔叔（鄧熔璇因生産，先帶兒女已來臺灣）和爸爸最好的革命同志徐箴（徐世達，戰後出任遼甯省主席）一家六口。
我們一大早坐火車去等到九點，卻不見太平輪進港，去航運社問，他們吞吞吐吐地說，昨晚兩船相撞，電訊全斷，恐怕已經沈沒。
太平輪船難，前因後果，至今近六十年，仍一再被提出檢討。
我兩人當時站在基隆碼頭，驚駭悲痛之情，記憶猶如昨日。
這一段「接船生涯」，是個很奇特的新婚生活！
我們兩個原是相當不同的人，天南地北來到海外島嶼相逢，還沒來得及認識彼此，也幾乎還沒有開始過正常的小家庭生活，就投入我父親最後的「革命行動」的激流了。
他自民國廿年（1931）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開始，就組織、動員抗日革命，如今一切努力成爲泡影，而有些多年同志仍說，在他領導下東渡臺灣，續求再起。
在我父親心中，女婿全力接待來臺之人，和我母親在南京每周照顧黃埔的東北學生一樣，都已被他納入革命組織成爲支持義勇軍，潰敗時上陣去擡傷兵的。
我那時看著裕昌在基隆、松山機場輪流跑，倉庫裡行李堆積至房頂，工人們搬進搬出，他指揮、安排一切，從末對我抱怨，與我母親和兩個妹妹也共處融洽。
這個局勢，絕非結婚時所能預見，奠定了我們婚姻中的「革命感情」，我稱牠爲「穩定基金」的第一筆存款。
這一年，我父親終於來到臺北。哥哥隨《中央社》到廣州，與新婚的嫂嫂王序芬，也先後來臺。在我陋室落腳一陣子後，父子合力以十多兩黃金在建國北路小巷內「頂」了一所日式房子，比我甘蔗板隔成的宿舍略大一些而已。
兩代同住至爸爸得到立法院配給的板橋自強新村一戶水泥平房，將建國北路房子「頂讓」出去。所有錢投入遷臺後《時與潮》複刊，他仍然樂觀地認爲奮鬥必有前途。
數月後，鐵路局在臺北調車站後方空地蓋了幾幢水泥牆和地板的宿舍，配給我們一戶。
我們喜孜孜她去住了三天左右，才知道每次調動火車頭，黑煤煙就灌進屋內，尚未消散，下一輛又來灌滿。
我咳喘複發，無法住下去，又逃回甘蔗板的家，但也沒有權利再要求配發宿舍：
臨時住此，當然不是長久之計，我的身體竟日漸贏弱。
那時，有一位大陸來的名醫韓奇逢，他在抗戰時曾捐飛機報國，在火車站前方應診。
爸爸覺得，中醫不夠科學化，媽媽半強迫帶我去看他。
他不費勁地把把脈說，「你這女兒，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我母親連連點頭說，「對，對，這孩子先天不足月，小時候長年生病。」
他叫我喫他那著名的烏雞白鳳丸，一定強壯。
我回去也沒有認真喫多久，身體瘦到隻有四十公斤出頭，卻在新年前發現懷孕了，必須找個定居之所。
臺灣基隆碼頭舊影。
6、青春作伴還不了鄉
這時大陸已全淪陷，毛澤東在天安門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北京（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時改爲北平），聲言要「解放」臺灣。
臺北成了謠言之都，在我們「接船生涯」的極盛期（實際上，六十年後明白，那是中華民國最衰敗的年月），經常在我們那甘蔗板客廳出沒的，有幾位《中央社》的記者，是我哥哥的朋友。他們在勝利那一年大學畢業，對國家前途充滿了樂觀的期待。
全國都認爲，八年艱困的抗日戰爭都打過了，延安出來的共産黨不是太大的問題。
而這些年輕記者向往著自己也有機會像他們所欽佩的《中央社》名記者律鴻起，在抗戰初期冒長江上日艦之炮擊與槍林彈雨，隨守軍步行於硝煙瓦礫中，通過即將炸毀的橋口，寫出著名的采訪稿《暫別大武漢》鼓舞國人：「我們決在長期抗戰中戰勝日軍。」
全國報紙均予刊載，一時洛陽紙貴。
陳嘉骥和我哥哥這一代的隨軍記者，在另一場戰爭中，看到杜津明、關麟征、孫立人、鄭洞國、廖耀湘等名將。指揮作戰，深入戰場，見證那數十萬人在嚴寒中的艱苦與犧牲。其中，與我全家最好的楊孔鑫，自重慶時代孤身離開河南家鄉到大後方讀書，與我哥哥政大外交系同學，抗戰時是我沙坪壩家中常客，是我母親記著不能讓他餓著、凍著的人。
他後來派駐巴黎、倫敦特派員。回臺北公差時，到我家如同回家。
另一位我全家老少全喜歡的鄭棟，戰後派往希臘大使館，已升任二等秘書，跟著文學譯著名家溫源甯大使，練就一身極好語言、外交基礎，可惜隨著國勢，失去了發展的機會。
他未來臺灣，在國外謀生、漂流，未能伸展志業。
和我哥哥同去東北的隨軍記者陳嘉骥，性格明朗，河北人，但是他的國語也不合北京人標准，速度也不夠快捷。對事愛作研討，最愛辯論。
他辯論有一獨特難忘風格，即奮戰不休，今日輸了，明日再來。繼續辯個暢快，但是他語不傷人，不傷和氣.來臺灣之後，仍難忘情東北戰地記者三年所見，曾寫了《白山黑水的悲歌》、《廢帝，英雄淚》、《東北狼煙》等書。民國八十九年（2000）自費重印《東北變色記》，以親臨目睹且曾報導之史實整理成一份相當翔實且客觀之信史。
在自序中說，「退休多年，轉眼已屆八旬，每在閑時閉目遐思，仍多爲東北往事。在撰《東北變色記》時，每因東北不應變色，而竟變色，擱筆長歎！始則誤於蘇俄背信，再則誤於美國之調停，三則誤於將帥失和……終導致號稱三十萬大軍，在俄頃之間崩潰於遼西！」
那三年所見，場面之大，風雲之詭谲，是他三十年也忘不了的血淚史。
這些《中央社》的記者，當然有許許多多新聞。能上報的和不能上報的，洶湧而至的傳聞；共匪說，解放臺灣之時，不降者北經淡水跳海，中部去新竹跳海，南部去鵝銮鼻。
這時，我在武大團契的契友彭延德在臺灣找不到合意工作要回上海，裕昌和我送他去基隆碼頭搭船。
那艘船上擠滿了人，連船尾都有人用繩子綁著自己的身子半懸在外，隻求能回到上海，至少可以和家人在一起面對變局。
我們有穩定的工作，已經決定留在臺灣，把僅有的六個銀洋送給他作盤纏。分別時，末想到今生不能再相見。
在失去一切之後，來到臺灣時，他們全仍未滿三十歲。那時尚不知，輝煌的大篇章永遠無緣寫出了。
臺灣局勢最混亂的時候，我哥嫂第一個女兒出生，爲了應變，他在臺北南昌街租了一間小木屋准備開一小型輾米廠（在西南逃難途中，他看到在變局中，各地的輾米店皆可存活）。
那木屋上有一個相當矮的二層樓，他的幾位好友和我們常常在晚飯後去看看；他們的辯論會與棋局同樣熱烈，記者資料多，對往事，對現狀，意見充沛，言語激烈。
青年人的豪情在那陋室中回蕩不已，有時客人一面走下木梯，一面仍在回頭辯論，相約明日黃昏再來，大家悲憤、傍徨之心暫時得以纾解。當日情景，半世紀後回首，反而成了溫暖的記憶。
之後，各自成家四散，再也沒有那般風雲際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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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7日，農曆蠟月廿九，上海——基隆，「太平輪」最後一趟航班。
「上了船，就是一生。」
隨著「太平輪」一起沈沒的，除了人的生命，還有對未來的期盼。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