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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臺中，冒煙火車的年代
我在臺大的助教工作，忙碌起來，大陸來的教師多了。
文學院長由沈剛伯先生接任（錢歌川先生回了大陸，後來轉赴美國），外文系由英千里先生擔任系主任。他由北平輔仁大學來，單身在臺，初期也不定時上班。
我仍須每天早上去開門，黃昏鎖門下班。系上的公文、教材仍由我經手，打字、分發，新來的助教侯健和戴潮聲在樓下研究室上班。
臺大在舟山路與羅斯福路一巷內，新接收了一批小型的日式教員住宅，「資深」助教可以申請。
經濟系的華嚴配得了一戶，告訴我快去申請。
外文系隻有我一個資深助教，所以我也可以配到一戶。
那小小的榻榻米房間，有全扇窗子開向種了花木的院子。我很開心地向裕昌說，這好消息。原以爲他也會高興，不料，他聽了沈吟不語。
第二天，他很正式地對我說，他不能剛一結婚就作妻子的眷屬。我們兩個公教人員，隻能分配到一處公家宿舍，他若去住臺大宿舍，今後便不能申請鐵路局的房子。最重要是，他的工作是全年無休，要隨時保持鐵路暢通，不可能每天搭換兩路公共汽車准時上班，唯一自己能調度的是腳踏車（我的嫁妝裡有一輛菲利浦腳踏車，在那時很帥，差不多像今天的汽車一樣），若遇到工程有急需，從景美到臺北站需騎半小時，會耽誤公事。
臺北段近佰哩鐵路，實在責任太大，所以他不贊成搬到臺大宿舍。
他的意見，我父親完全同意，他在我由上海回臺灣前已多次鄭重贈言：「不能讓丈夫耽誤公事，也不能傷他尊嚴。」
不久，鐵路局臺中電務段長出缺，裕昌和我商量，想調到臺中段。他認爲，那裡的段長宿舍很好，有相當大的院子，我們在那裡養育兒女比較舒服，臺北段公事忙，事務多，局裡局外的人事複雜，厭於應付，而臺灣面臨的政治局勢，也令人憂慮。
到了臺中，我們可以靜下來過自己的生活，靜心看看自己的書，再想前途。臺灣若能安定下來求發展，鐵路運轉的樞紐在中部而不是臺北，也許將來電務段的工作並不隻是脩脩行車沿線的電線杆和通訊而已。
他請求調臺中時，鐵路局的人都說，「這個老羅真奇怪，在臺北首席段長做得好好的，卻自動要調往小段去！」
我向臺大辭職時，前一任的系主任王國華教授說，「Miss 齊，沒有人在臺大辭職。」
但我一生工作皆隨夫轉移，如此，我便隨他遷往臺中，一住十七年。
民國卅九年（1950）六月五日，我第一次走進臺中市複興路二十五號的前院，玄關門外的那棵樹，開滿了燈籠花，好似懸燈結彩歡迎我們。
大約二十坪的榻榻米房子，分成兩大一小間，走廊落地窗外，是個寬敞的院子。一端是一棵大榕樹，樹須已垂近地面。我立刻愛上了這個新家。
這時，我已懷孕六個月，九月十九日在張耀東婦産科，生了第一個兒子。
由於分挽過程太長，掙紮至第二天夜晚，已陷入昏迷狀態。
我母親驚嚇哭泣，在旁呼喚我的名字，和當年舅舅在漢口天主教醫院呼喊她的名字一樣，從死神手中搶回我的生命。
醫師用産鉗取出近四公斤的胎兒，我約二十多天不能行走。
嬰兒近三個月時，我母親必須趕回臺北，嫂嫂在十二月底生她的第二個孩子。
媽媽走後數日，裕昌下班時間仍末回家，屋內黑暗陰冷。
我大約氣血甚虛，竟不敢留在屋內，抱著孩子拿個小板凳坐在大門口。
房子臨街，複興路是條大路，有許多腳踏車和行人過往。
靠鐵路調車場，一直到臺中糖廠，有大約三十戶鐵路宿舍。
我坐在門口，將近九點鍾，電務段的同事廖春欽先生走過，他不知我因害怕而坐在門口，告訴我，「段長今天下午帶我們去漲水的筏子溪搶脩電路，橋基沖走了一半，段長腰上綁著電線，帶我們幾個人在懸空的枕木上，爬過去架線，一個一個、一寸一寸地爬，這些命是揀回來的！」
不久，遠遠看到他高瘦的身影從黑暗中走到第一盞路燈下，我就喜極而泣，孩子餓了也在哭。
他半跑過街，將我們擁至屋內時，他也流淚地說，「我回來就好了，趕快沖奶粉喂孩子吧。」
我的婚姻生活裡布滿了各式各樣的鐵路災難，直到他民國七十四年（1985）退休，近四十年間，所有的臺風、山洪、地震……，他都得在最快時間內，沖往現場指揮搶脩。
午夜電話，至今令我驚悸。我得把沈睡中的他搖醒，看著他穿上厚雨衣，沖進風雨裡去。然後我就徹夜擔心，直到他打電話告知身在何處。
實際上，在他退休之前，凡是天災或火車事故之後，他都不在家。
十大建設，凡是鐵路所到之處，都是他的責任。
他那衣物漱洗的隨身包，放在辦公室。任何時間，一個電話，他就奔往高雄；再一個電話，奔往花蓮。
去幾天呢？不知道。
擴建蘇花線的時候，坐工程車沿線看著，車上放個板凳，可以坐在軌道旁監工：隧道塌了再挖，他就多日不回家，逢到假期節日他們奔波操心更無甯日。
我們在臺北麗水街的鄰居，陳德年先生，也是電機工程師。任局長五年內，從末在家過年。除夕晚上，他坐慢車沿線到各站慰問回不了家的鐵路員工。
他的太太病重去世之前，正逢鐵路電氣化工程一個重要關頭，他必須到現場打氣，不能整日陪在病榻前。
我對普天下的工程人員，充滿了同情與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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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在流逝，希望隨著鐵軌延伸，駛向遙遠的未來……
8、永恒漂流的父親
我們搬到臺中後二十天，外面世界突然發生劇變：韓戰爆發。
美國杜魯門總統宣布，太平洋第七艦隊協防臺灣，遏止對臺灣的任何攻擊，使臺灣中立化。接著，美國海、空軍及地面部隊加入戰爭（漢城已陷落），抗阻北韓越過北緯三十八度線進攻南韓。七月底，由聯合國授權統帥亞洲聯軍的麥克阿瑟將軍訪問臺灣，受到極盛大的歡迎。
他一年後解職回美時，紐約七佰萬市民夾道歡迎這位二次大戰最偉大的美國英雄。
蔣總統敗退來臺，困頓數年之後，又回升至反共盟國夥伴，不僅有了安全保障，也開始真想反攻了。
那時，臺灣的人口一仟萬左右﹝民國卅五年（1946）民政廳統計六佰三十三萬﹞，民國四十三年（1954），大陸人口統計有六億五仟六佰六十三萬人，如何反攻？
同年八月四日，自北伐後定都南京起即負責國民黨黨務的陳立夫受命去瑞士參加世界道德重整會民國卅九年（1950）年會，會後自我流放。轉往美國在新澤西經營農場養雞〔至民國五十九年（1970）回臺養老〕。
在他啓程後第二天，召開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全部摒除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幹部，代之以政學系或青年團部的人，選陳誠任行政院長，蔣經國正式登場。負責紀律、幹部訓練等忠貞、情報工作。檢討戰敗過程中，認爲軍人背叛和共黨煽動民間的不滿是主因，必須展開綿密的反共防諜網，鞏固蔣總統的領導權。
初到台灣時，立法院最大的同仁組織是「革新俱樂部」，約有一佰七十人左右（東北籍立法委員來臺的有三十多人），由陳立夫、蕭錚、張道藩、程天放、谷正鼎、邵華及齊世英等人召開，以民主、法治、人權、自由爲主張，希望國民黨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陳立夫流寓海外後，部外人士進入陳誠的內閣，專職立法委員的革新俱樂部成員，對於戒嚴體制的施政有時會提出一些批評。
民國四十三年（1954）底，齊世英在立法院公開發言，反對爲增加軍費而電力加價，令蔣總統大怒，開除他的黨籍。
這件事是當時一大新聞，臺灣的報導當然有所顧忌。香港《新聞天地》的國際影響較大，標題是《齊世英開除了黨籍嗎？》，認爲，國民黨連這麽忠貞二十年的中央委員都不能容，可見其願碩獨裁，而蔣先生不能容齊，不僅因爲他在立院的反對，尚因他辦《時與潮》的言論較富國際觀，灌輸自由思想與國民個人的尊嚴，對確保臺灣安全的戒嚴法不敬。
民國四十四年（1955）元旦，電力公司遵照立法院決議，電價增加百份之三十二。
立法院當然會通過電力加價案，那反對加價者齊世英的政治生命和當年老革命者的頭顱一樣，砍下來挂在城門上哪吶。
在家裡，我那五十五歲的爸爸，泰然自若地看書、會客。客人少些，書看得多些。
開會的時候，早上精神抖擲地搭交通車上班。自嘲房子越住越小，車子越坐越大。
那十多年間，監視他的人在門外「執勤」，家裡沒有小偷光顧。
他原未曾利用身份，做過生意，也從未置産，幸而尚有立法委員薪水，家用不愁。
我母親隨著他顛沛一生，清樸度日。
以這種方式離開了國民黨，在我父親來說，那時可以說是一種解脫。
他自二十八歲以志趣相投入黨，一生黃金歲月盡心投入，當年將愛鄉觀念擴大爲國家民族觀念，抗日救國，誰知勝利不過三年，失去了一切！
蔣總統身邊的江浙政客，怎能了解東北獨特的傷痛！
齊世英一生理想，豈是在這小長安的功名利碌！
但是，君子絕交，不出惡言。
他尊重領導抗日、堅持到底的蔣委員長，終生稱他爲蔣先生。
在《時與潮》上論政，也對事不對人。他對多年政壇上的友情、義氣、風範，仍很珍惜。
他當年在沈陽同澤中學、黃埔軍校、政校、警校、東北中山中學的學生到臺灣來的不少，多在教育、黨、政、軍方面工作。
我父親與雷震、夏濤聲、李萬居、吳三連、許世賢、郭雨新、高玉樹等人聚會籌組新黨。
民國四十九年（1960）雷震因《自由中國》案入獄之後，立法院革新俱樂部數十位資深委員共同公開表示，「如牽連到齊世英委員，我等不能緘默，請轉告當局。」
也許，因此保護了我父免受牢獄災難。
當時，年僅三十四歲的梁肅戎在《立法院時期的齊世英》一文（見《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中說，此舉「表達了早期政治人物同志愛的節操，使人永世難忘。」
梁肅戎先生（1920 - 2004），二十四歲在沈陽秘密參加國民黨，以律師身份掩護進行抗日地下工作，被日本人追捕入獄，幸兩年半後勝利出獄，次年當選遼北區立法委員。
不久，東北淪陷，他帶著老母幼子一家七口來臺，與我父親關系最爲密切，政治牽連也最大。
但他是位有情有義有理想的人，最受中外政壇重視的是出任雷震叛亂案辯護律師；雖然雷震仍被判十年牢獄，但他在中外記者采訪及有關人士佰余人旁聽的法庭上侃侃爲自由人權辯護，寫下臺灣法制史的新頁。
後又慨然擔任黨外前輩彭明敏教授之辯護律師，並且協助彭離開臺灣前往美國。
他爲法制人權挺身而出的膽識與情操，展現了知識分子的風骨。
可惜，彭明敏在民進黨成立後回到臺灣，竟然因爲梁肅戎堅守國民黨體制內政革的立場，而否認梁對他曾做有效協助……
統獨之辯起後，梁甚至成爲他們的敵人了。
他自立法院院長任滿退休後，以個人名義成立「海峽兩岸和平統一會」時已七十五歲，早已不計個人得失。
他忠誠對待一生投入的政治信念和朋友，更不可能相信共産黨，抱病猶在奔走呼號兩岸和平，希望幫助建立一個民主，自由，普享人權的和平世界，這也是他對東北故鄉半世紀懷唸所化成的大愛。
不論是他魁梧的身軀或是洪亮的聲音，生前死後，都令我想到「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在家鄉原野上馳馬仟哩的豪邁漢子。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父親對蔣之不滿，起源於東北勝利後的變局。
東北地區廣袤，其曆史、民族背景，與中國兩仟年來的興衰，密不可分。
二十世紀初清亡前後，接壤數仟哩的俄國和隔海近鄰日本對這塊土地，侵擾不已。
民國廿年（1931）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前，他們知道必須先炸死張作霖和他的軍事高級將領才能侵占東北；因爲張作霖用最了解當地民情的「智慧」建立了他的權力，維護地方安定已二十年，他集威權於一身。
他若不死，日本人想占沈陽都辦不到，遑論全東北！
抗日勝利來臨得太快，蔣先生也許來不及多加思索，派熊式輝作東北行轅主任，主持東北接收大局。
熊既無任何大局經驗，又無政治格局，即使在軍中，他連個儒將也不是，最高資曆是江西省主席，曾協助過蔣經國贛南剿匪工作，所以得到蔣家信任。
東北這一大塊疆土，他大約隻在地圖上見過，既無知識基礎也毫無感情根基。
這匆促或者私心的一步棋，播下了悲劇的種子。
對創深痛巨的東北，在這關鍵時刻，蔣先生如此布局的態度，令有識者，心知東北大禍即將來臨。
熊式輝就任之初，對原受中央黨部東北協會指揮的地下抗日的東北人士保持疏離，理由是不願引起搶先接收的俄國人誤會。
民國卅五年（1946）春，蔣經國以東北外交特派員身份由長春致私電給蔣先生，謂：東北黨部不受約束，有反共情事，影響中俄外交（署名「兒經國叩」）。
蔣先生下令給組織部，謂：不受約束即押解來渝（重慶），並附上電文。
組織部把牠，交給我父親去「約束」。過去二十年服膺三民主義思想、抗日以求複國的地下工作者，在各個分布遙遠的革命據點接到命令，全然迷惑不解；他們不懂爲什麽苦盼到勝利了，竟然眼睜睜地看著老毛子（俄國人）來家鄉劫收，甚至奸殺虜掠。
老毛子走了，中央派來的軍隊對東北多年的痛苦卻毫無體恤。
《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談到東北接收大局敗壞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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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熊式輝是小官僚而非政治家，有小聰明，善耍把戲，對東北根本不了解。
那時中央調到東北的軍隊，除孫立人部而外都是驕兵悍將，熊一點辦法都沒有，而熊又不能與杜津明、孫立人合作。
中央派到東北去的文武官員驕奢淫逸，看到東北太肥，貪贓枉法，上下其手，甚至對東北人還有點對殖民地的味道，弄得怨聲載道……
中央在東北最大的致命傷莫過於不能收容僞滿軍隊，迫使他們各奔前程，中共因此坐大。
林彪就是利用東北的物力、民力，配上蘇軍俘來的日軍和僞軍的武器組成第四野戰軍，一直從東北打到廣州和海南島。
據說一直到現在（一九六八年），湖廣．壹帶的地方官不少是東北人，都是第四野戰軍。
我們的人自已不用給人用，說起來實在痛心。
我們那時東北黨務（主要是以地下抗日工作作核心）做得很好，如果能把這些人用在地方上做號召，我想共黨在東北是起不來的。
中共過去在東北的組織力量微乎其微，早在張家父子時代對共黨就絕不優容，張作霖在北平就曾抄過俄國大使館、殺李大钊。就是日本進占中國也是反共，而僞滿又是執行日本的命令……
一直到我們收複東北時，中共在東北還沒有什麽力量，以後依賴俄國的扶持才坐大。
俄國扶持中共固然是促成東北淪陷最主要的原因，而政府用人不當，方法不對，也須承認。尤其，勝利後。
東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皆傾向中央，隻要中央給點溫暖或起用他們的話，他們一定樂意爲國效勞。 |
「溫暖」，在東北人心裡是個重要的因素，那是個天氣嚴寒、人心火熱的地方，也是個爲義氣肯去抛頭顱灑熱血的地方。
蔣先生自民國廿五年（1936）張學良「西安事變」後，即不信任東北人，任用來自江西的熊式輝接收東北。
政府經略東北，欠缺深謀遠慮，致使抗戰勝利後，中共在東北的軍力遠勝於國軍。
國共「三大會戰」之一的「遼西會戰」（又稱遼沈會戰）即在東北：
從民國卅七年（1948）九月至十一月，五十二天，中共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以傷亡不到七萬人的代價，消滅、改編了國軍四十七萬餘人，占領東北。
會戰期間，東北已進入冬季，天寒地凍，難道不會令那些來自雲南、兩廣、湖南等地的軍隊感到困惑？
勝利了，剩下這條命，不是該還鄉了嗎？
他們進駐地廣人稀的東北各地，一天比一天寒冷，凍徹骨髓的酷寒，倒下的士兵幾曾夢過這樣的日子？
在那一望無垠的黑土白雪地上，沒有一塊這些軍人的墓碑，因爲他們是奪取了政權者的「敵軍」。
民國卅七年（1948）十一月，東北全部淪陷。
我父親致電地下抗日同志，要他們設法出來，留在中共統治裡沒法活下去，結果大部份同志還是出不來。
原因是，一則出來以後往哪裡走？怎麽生活？二則，九一八事變以後大家在外逃難十四年，備嘗無家之苦，好不容易回家去，不願再度飄泊。從前東北人一過黃河，就覺得離家太遠；過長江，在觀念上好像一輩子都回不來了。三則，偏遠地區沒有南飛的交通工具，他們即使興起意願，亦插翅難飛。
這些人留在家鄉，遭遇如何？
在訊息全斷之前，有人寫信來，說：
「我們半生出生人死爲複國，你當年鼓勵我們，有中國就有我們，如今棄我們於不顧，你們心安嗎？」
我父親隨中央先到廣州，又回重慶參加立法院院會。
民國卅八年（1949）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重慶開了一次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議，會後備了兩桌飯，喫飯時，大家心情非常沈重，有散夥的感覺，次日搭上最後飛機，飛到臺灣。
初來臺灣時，肺部長瘤住院。
手術後一夜，自噩夢驚醒。夢中看見挂在城牆上滴血的人頭張口問他，「誰照顧我的老婆孩子呢？」
二十年的奮鬥，將我父親由三十歲推入五十歲。
理想的幻滅，成了滿盈的淚庫，但他堅持男兒有淚不輕彈。
五十歲以後安居臺灣，我終於可以確確定定的有了爸爸，風雨無間阻的能和父母相聚。
他去世前兩年，我因車禍住院，他看到傷兵似的我，竟然哭泣不止。
從此以後，他的淚庫崩潰了。
我一生懂得，他每滴淚的沈重，那男兒淚裡巨大的憾恨，深深的傷痛。
《齊世英口述自傳》——除了是一部個人史，亦寫滿了東北半世紀的滄桑。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