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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級英文」課和革命感情
我回到臺大另一座安身立命的基石，是自民國五十九年（1970）到民國七十七年（1988）擔任中文係和歷史係研究所共同開設的「高級英文」課程。
牠是我最穩定、最強大的挑戰，也是我最樂意接下的挑戰。
那個年代，幾乎所有文學院研究所的學生，都有進脩的企圖心，除外文系稍好。中文系、歷史系的外文能力不夠深入研究文化，因此閱讀的幅度、深度和速度都必須加強。
民國五十九年（1970），我開始教第一班時，為測量他們的思考和英文深度，先油印一些有關世界文化的英文單篇文章，給他們讀後回答我一些問題。我驚訝地發現，這些研究所一年級的學生，很少讀過西方文化觀念的作品，更未曾有過與一本本英文原著奮鬥的經驗。
我認為，要達到任何語文的深處（advanced depth），必須由完整的書，才能看到比較完整的看法，不能隻閱讀零星的選文。
所以，我希望上學期至少讀兩本，下學期讀三、四本。
當我說出這個計畫時，引起一陣輕聲的驚呼：「怎麼？要讀五六本原文書嗎？」
但是，我了解，臺大研究所學生不會承認什麼是「困難」的。
我自幼讀書，最愛那些令我反覆思索的書。
在美國讀書或到歐洲訪問，關注比較文學的領域，以東方人的心態（mentality）看西方多思辨的文化；再由西方的觀點看中國豐美的文學。往返之間，天地極寬。
可以與這班學生認真討論的甚多，很值得我悉心計劃。選取內容豐富、文字優美的書，對我不是難題。
對我最大的難題，卻是如何在同時對不同領域的人說話。
中文系和歷史系，是我所尊重的專業領域。他們在校選脩的課程不同，未來進脩和工作的目的也大不相同，我如何能引起他們共同的興趣，達到「高級」英文的程度？
唯一可行之路，也許是訴諸於共同的文學心靈。
那時是以美蘇為主，冷戰熾熱的世界，臺灣在反共抗俄二十年後，禁書名單很長。可作為教材的英文資料，多來自美國。最「前衛」的新書，隻有極少數在臺大附近，如歐亞、雙葉等幾家書店，照相盜印文化、心理或哲學方面的書，裝訂非常簡陋。
幸好，可以流通的《時代》（"Time，1923 "）雜誌，每期有十大最暢銷作品（Ten Best Sellers）的名單，分為小說與非小說兩種。
照相本，常常可以在中山北路幾家書店買到。據說是有一些越戰美國軍人需要，所以我經常到中山北路尋書。
常去的是敦煌書店，書單出來後就，可以買到翻印本。「效率」極高，也是一種盛況。
我至今記得，自己精神奕奕地提著新出的樣書走在中山北路人行道上，回家連夜讀著。
我能用作教材的書，必須言之有物，能引起青年人興趣的書，文字優美清晰，政治立場並非那時流行的狂右或狂左派，不能太厚，也不可太薄，必須是學生買得起的臺灣翻版。
雖然我並未按年詳記，但即以今日記憶搜集所及，我們用的教材竟也可以某種程度地反映那二十年間西方文化關懷的變化，牠們在臺灣被翻印和閱讀，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我講授的第一本書，是赫婿黎（Aldous Huxley，1894 - 1963）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 "）。
在我大多數學生看來，這本必須在數周內讀完的原文書，大約是他們「苦惱的新世界」。
在書中，科技計劃控制人性的世界、如何摧毀自然生存的故事，不免使用一些科技名辭，令人生畏。但是，在我詳細導讀前兩章之後，學生就克服了語言的障礙，漸漸進入書中對未來世界的種種假設與懷疑。
作者的祖父老赫婿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 - 1895）是位科學家，爲捍衛達爾文進化論在十九世紀與偉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 - 1833）主教和詩人阿諾德（Matthew Arnold，1822 - 1888）等人，對宗教與科學教育，有長期激烈的筆戰。
佰年後，讀來，他們攸關生命起源和發展的辯論仍令人興奮！
而幾乎所有的文學史，都會在結束時，提到老赫婿黎的兩個孫子：一個是生物學家裘連•赫婿黎（Julian Huxley，1887 - 1975），一個就是兼具評論家、劇作家的此書作者阿爾多士•赫婿黎。他們雖然經由兩種途徑繼續老赫婿黎的辯論：但著作中，都承續老赫婿黎在爭論中堅持的信唸，就是：人雖是動物，卻生而具有道德意識和自由意志。
《美麗新世界》成書當年，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 - 1945）和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1878 - 1953）尚未肆虐，作者可以相當從容地從文化大沖突宏觀布局，引經據典。有時，甚至優雅地鋪陳一個科技控制的烏托邦，以一個女子琳達（Linda）和她的兒子約翰（John）爲中心，寫人性的掙紮和失敗。約翰是個生長在印第安部落的俊美青年，被新世界的人稱爲野蠻人。但是，他隨日月星辰，四季運轉所見的世界，卻是全書最美的篇章。
閱讀《美麗新世界》時，必須同時讀奧韋爾（George Orwell，1903 - 1950）的《一九八四》（Ninetten Eighty-four，1949）。
這兩本小說，都隻有兩佰頁左右，無論在故事取材和文字風格，都大大不同；但卻同被認爲是反極權或反共最成功的文學作品，往往一起閱讀、一起討論。
寫《一九八四》的奧韋爾，曾在緬甸的英國殖民地作過警察，參加過西班牙內戰，被集體出賣，回到英國當記者，以社會主義的同情觀察低層社會的思想和疾苦。因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I，1939 - 1945）之後書寫《我爲何寫作》（"Why I Write，1946 "）說：「我討論嚴肅問題的作品，無一字一句不是直接或間接反抗極權主義，擁護民主的社會主義。」
《一九八四》預言老大哥政府（Big Brother，一般認爲是直指斯大林的極權統治）是運用懲罰，和對懲罰的恐懼。
而民國四十八年（1959）赫婿黎又出版《重訪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1959 "），檢視二十七年間世界的變化和隱憂，指出，在他的新世界裡，政府並非暴力的控制，而是運用科學與技術，有系統地達成宰制全民的極權。
殷海光（1919 - 1969，原名殷福生，殷海光為其在抗戰結束後踏入出版界時采用的筆名，湖北黃岡團風縣人。著名邏輯學家、哲學家）的評論文章《一九八四評介》（殷海光，《殷海光全集》，p. 23 - 121，桂冠出版社，臺北，1990），說到，那個極權政府的三句標語：「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愚昧即力量」。其中「愚昧即力量」之說，真可算驚天動地的偉大發現，引起知識分子高度的關注。
在民國五十九年（1970）的臺灣，我把這二十多位青年帶到這個辯論的海邊，把他們用英文推進注滿高級思潮的海洋中，任他們漸漸發現海洋的深度。
文學不同的風格，如同泳渡的方式一樣，也是仟變萬化，值得研究思考的。
《美麗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一直在我的教材書單上，有時是讓學生自行閱讀。
但民國七十二年（1983）起，我又在課堂上講解這兩本書。因爲真正的一九八四年來到了。
那真是件奇妙的事，這本著名的政治預言於一九四八年寫成後，作者即逝世。他以爲把那可怕的世界預設在三十多年後，已夠遙遠。但歲月轉瞬即過，在一九八四年前後兩年的時間，全世界都在熱烈地比較、評量、檢討這個預言和實際的世界的情況，議論文章如潮水勇現，真是文化史上盛事。
我得以多年追蹤詳情，有許多可以講的事，真有躬逢其盛的興奮。
民國六十三年（1974）起，我在國立編譯館主編馬克•吐溫長篇小說中譯系列。我認爲，馬克吐溫《古國幻遊記》鮮明的文化對立手法，很適宜這班學生研讀。
馬克•吐溫以特有的幽默手法，將一個十九世紀的美國北佬置身於英國中古世紀英雄美人傳奇的亞瑟王朝宮廷卡美洛，極生動、誇張地嘲諷那傳奇世界繁華、虛誇的迷信，同時也彰顯出美國新興現代社會的庸俗膚淺。他最成功的嘲諷，是解構了傳奇宮廷巫師（預言家）呼風喚雨的魔術。可憐的默林，被十九世紀美國北佬的現代科學知識拆穿，隻是一個小醜和騙子。
此書和馬克•吐溫另一本《老憨出洋記》（"The Innocents Abroad，1869 "）都是用犀利的對比方式，創造出於種迥異於歐洲文學的美國文學，和同時代的詩人惠特曼等，都是鼓勵美國人追求自己文化的自信。
馬克•吐溫簡潔有力的幽默特質，具有一種罕見的吸引力，對後世卡通文化（Cartoon Culture）也有很大的啓發。
我隔三、五年，使用此書一次，相當受到學生歡迎。
教書三十多年，我沒有發黃的講義，英國文學史不斷改版，必須重新備課，除了核心選材之外，新的選文、新的評論以及新的理論年年增加；而「高級英文」教材，我從不連用三年以上。以這樣的希望，我也勤於備課如備戰。
我曾用過托馬斯•曼（Thomas Mann，1875 - 1955）的《魔山》（"Der Zauberberg，1909 "）和法國哲學家勒維爾《沒有馬克思或耶稣》(Jean-Francois Revel，1924 - 2006，"Without Marx or Jesus，1970 ")。讀這兩本書，學生需要補足的背景文化，實在太重。
我在教室帶路的工作，令我常感唇焦舌躁，用過兩年，再不敢用作教材。
越戰（Vietnam War，1955 - 1975）後期，《時代》雜志介紹一本《湖上之火》（弗朗西絲菲茲傑拉德 [Frances Fitzgerald ]，"Fire in the Lake : The Vietnamese and the Americans in Vietnam，Amazon.co.UK，1972 "），是一位美國女記者采訪研究，分析甚爲中肯的書。
不久，臺北亦有翻印。我買了一本，認爲可用。
隔周，即有學生告訴我，該書因反對美國政府，在臺灣已列爲禁書。
民國六十六年（1977），我開始講授菲利普•史萊特《寂寞的追尋》（Philip Elliot Slater，1927 - 2003，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1970），這是一本涵義豐富的小書，隻有一佰五十頁，用一些有趣的美國社會現象，檢討現代人對寂寞的追尋。
對於曾經長年在大家庭制度，甚至對於在皇權籠罩之下生長的中國人，熱鬧和互相牽涉是安全感的表現。如今放著這種日子不過，卻去追求寂寞孤獨，是個奇怪的觀念。
獨處，亦須付相當代價。「寂寞」的觀念，吸引我已許多年了。
早在我高中時期，開始有自己的心事，常有渴望逃出那十八張床鋪宿舍的唸頭。睡在那床上，左翻身右翻身都面對別人。
小小的喜怒哀樂，都沒地方躲藏。
大學四年住宿舍，後來結婚生子，從沒有獨處的空間；到了五十歲，才有一間小小的書房，安放一顆耽溺讀閱忘情思考的心。
我注意，以寂寞爲文化主題，始於六○年代。
我在中興大學教書時，曾在美國新聞處借到黎士曼（David Riesman，1909 - 2002）律師和法學院教授葛拉澤（Nathan Glazer）、鄧尼（Reuel Denney）等人闔寫的《寂寞的群衆》（The Lonely Crowd :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1950 ) 。
當年，這是一本頗爲轟動的書，很受文化界好評。
我將此書介紹給當時就讀臺大外文研究所的蔡源煌，他的中譯本於民國六十三年（1974）由臺北桂冠圖書公司初版。
該書討論世界大戰後，美國繁榮社會中，個人性格與社會的關系。社會性格的三種典型是適應型、離異型和自律型。自律型行爲上有順從能力，能自由決定是否順從，也有足夠的自覺認清自己的想法和能力，不必總是依賴與一大夥人厮磨才能解除寂寞感，可以保留獨自思考和生活的空間。
這種追求獨立思考的「寂寞」，在文學上是常見的。
中國詩詞甚多經典名句，如唐代錢起（Qian Qi，ac. 710 - ac. 782）《省試湘靈鼓瑟》（Of the provincial exam, Xiang Goddess’s Harp，750）：「流水傳潇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Roxy drifting on the Xiang River, sad wind flew over the Dongting Lake. The harp’s music dies, the player missing, watet have only a few green mountain. "），營造了隻聞其聲，不見伊人的惆悵迷離。
湘靈鼓瑟的樂聲，在遼闊的湘水上空回蕩，瞬間煙消雲散。這就是中國詩歌文學的淒清寂寞，朱光潛老師在英詩課上談過。
魯迅（1881 - 1936）曾爲他對此詩之美學詮釋，大加抨擊，說，他不知民間疾苦。
但在近代西方，即便是梭羅散文集《瓦爾登湖（又譯《湖濱散記》）》（Henry David Thoreau，1817 - 1862，"Walden，1854 " or "Life in the Woods ，1854 " ），同樣被作爲是一本遠離喧囂、寂寞孤獨的書，其背後也隱藏著對社會的批判。
如，伍爾芙《自己的房間》中的名句：「一個女人想要從事文學創作，必須有錢和一間她自己的房間。」（"A woman must have money and a room of her own if she is to write fiction."）又如朵麗絲•萊辛《第十九號房》（Dons Lessing，1919 -，"To Room Nineteen，1978 "），主人翁蘇珊（Susan）一直希望保住一些自我的空間，終因無法掙脫家庭責任和社會的束縛陳規，精神上也找不到更好的路，最後在私下租用的旅館房間「第十九號房」自殺。
這些具有強烈女性意識的作品，所要追求個人的空間，即是所謂「寂寞」，想印證一個女子也有自己心智獨立的價值，在困境中隱隱存在的不平、不安和終身的渴望。
真正維繫這堂課的教材，其實是純文學作品，最好而且最有效的是小說。在教室用短篇小說，較易講解。
最早，我用的是薛伍德•安德生（Sherwood Anderson，1876 - 1941）的《小城故事（俄亥俄州的溫斯堡）》（"Winesburg, Ohio，1919 "），詹姆士•喬伊斯《都柏林人》（James Joyce，1882 - 1941，"Dubliners，1914 "）及其《一位青年藝術家的畫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1916 "）。後來，買到兩本美國短篇故事。其中，有幾篇極好的作品，由很寬闊的不同角度，寫現代人生各種故事。
不久，臺灣又取得版權，出版一本權威選集《現代傳統》（"The Modern Tradition: An Anthology of Short Stories，ED. By Daniel F. Howard，1975 "），選錄二十三位作家四十九篇小說。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歐洲人。
如，契珂夫（Anton P. Chekhow，1860 - 1904）、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 - 1924）)、喬伊斯、卡夫卡（Franz Kafka，1883 - 1924）等，最具原創性與影響力。
其中，契坷夫《苦惱》（"Misery，1886 "），敘述一位俄國雪撬車夫遭逢喪子之勵卻無人理他，隻有在深夜卸車時，對馬喃喃訴說他的悲淒。
我的讀書經驗是：好小說是最有效的語文教材，牠有情節和情境，而且有發展和結局。本身就導引讀者看下去、走進去，不知不覺接受了牠敘述的語言。
大多數好散文，用現代的觀點看，其實都有小說的格局。《苦惱》也可以算是很好的散文，牠幾乎沒有任何明顯的情節。多年以來，是我學生最後一堂課票選最愛讀的小說。
但是，我也希望「高級英文」課程的學生，能認識重要的長篇小說。
所以，每年導讀幾本經典之作，如康拉德的《黑暗之心》（"Heary of Darkness，1899 "），伍爾芙《燈塔行》（"To the Lighthouse，1957 "），薇拉•凱瑟（Willla Cather，1973 - 1947）兩本《安東妮亞》（"My Antonia，1918 "）和《總主教之死》（"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op，1927 "），佛斯特《印度之旅》（E. M. Forster，1879 - 1970，"A passage to India，1924 "），福克納《熊》（Willliam Faulkner，1897 - 1962，"The Bear，1942 "）等英文極好的作品 。
第二學期後半，我開始講授一些英美詩。
最早幾年，印講義；後來，買到派瑞編選《聲韻與意義》(Ed. Laurence Perrine，1915 - 1995，"Sound and Sense : An Introduction to Poetry，1956 ")。
此書自一九五六年初版，每數年即出新版，隨時間增刪甚多。全書十四章，從「詩是甚麽」起始，逐章討論如何讀詩，最後一章「甚麽是壞詩或好詩」。
關於詩的意境、象征、明喻與暗喻、寓意、反諷、含蓄、典故、意義與觀念、聲韻、意義、形式等，都有舉例說明。尤其以將近一佰頁三分之一的篇幅，舉例說明「好詩與重要的詩」（"Good Poetry and Great "）和「詩的深層閱讀」（"Poems for Further Reading "）。
這也許是，中文和曆史研究生最簡捷可靠的英詩入門了。此書，非當適合課堂使用。不但有助讀詩，書中詳敘詩學名辭，也有助於將來讀西方文學的一切批評文章，對他們有相當長久的參考作用。
那十八年上我那門文學院「必選」的高級英文課的學生，被我逼迫研讀原文書，必須回答我隨堂測驗的無數個「為什麼」（"why "）。
那些問題，必須要讀完全書才能用英文回答，沒有逃避或取巧的門徑。一年中，大約問答了近佰題。
十八年歲月，我竭心盡力將這門課達到可能的「高級」程度。
那四百多位青年，而今都約五十歲左右。按人生自然的栽種和收穫現象，多數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他們今日戲稱為「黃埔一期」的學生，多數在學術、教育、文化界服務，不乏在文史領域有傑出成就者，黃俊傑、陳萬益、呂興昌、張淑香、陳芳明、陳芳妹、杜正勝、陳秋坤、林馨琴、周伯戡、葉其忠、林瑞明等，至今三十多年仍常有聯繫。
顏娟英與陳芳妹為我主編的筆會英文季刊（《中華民國筆會季刊》，"THE TAIPEI CHINESS PEN，1972 "），撰寫文化藝術資產專論十多年。李孝悌在我編輯《齊世英先生訪談錄》（沈雲龍，林泉，林忠勝 訪問 / 林忠勝 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北，1990）時，大力協助。陳幸蕙多年來伴我，飲茶談心。民國九十三年（2004）我去美國小住，她在臺北與隱地全力主編，將我的散文集《一生中的一天》（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臺北，2004）出版；民國六十九年（1980）以後的鄭毓瑜、洪淑苓、梅家玲，助我筆會季刊選材，真是「有事弟子服其勞」最真實美好的例子。最晚到了陳昌明、康韻梅、張鈞莉那一班教完，正逢我遭遇車禍。他們不停地去汀州街三軍總醫院看我，令年輕醫生們非常羨慕。
如今，他們都已是社會中堅分子。即使我最後一班學生，也都各有成就了。
這十八年間，無論各人遭際，政治立場等等如何不同，我們師生之間的「革命感情」是不變的。
離開我的教室之後，他們投入了現實的人生。
那些青年人之中，總該有幾個人是我的知音。在他們中年的喜怒哀樂中，記得一些句子，一些思想，似在不同的落葉林中聽到的聲音。
若如此，我的一生即未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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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北溫州街一弄小堂裡的殷海光先生故居，院中先生親手所種的樹，如今已是滿院綠蔭。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