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嘯聲

巨流河●

第十章

臺灣

、文學

、我們 

　　  5、柏林的苦兔兒（Kultur）  

　　「到柏林（Berlin，Germany）去……。」大約是我前世的憧憬。
　　我出生的時候，父親在柏林留學，在二月凍土的故鄉（the hometown of frozen soil），柏林是我年輕母親魂牽夢萦的天外夢境（Dream from Outer Space）。
　　民國七十四年（1985）整個春天，我在幾乎是新建的柏林不停地走著，常常在想六十年前母親的舊夢，好似在此複蘇。
　　那個沒有見過父親的，孱弱的嬰兒，如今到柏林來擔任客座教授（Guest Professor，德國人堅持和訪問教授 [Visiting professor ] 不同）。正式講授給學分的文學課程，印在厚重的課程表上：「臺灣文學」。

　　就在那半年前，我接到國科會人文組華嚴（Hua Yan，原名嚴停雲，1926 - ）主任的電話，說，西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at Berlin，Berlin，1948）要找一位教臺灣文學的教授。他們想推薦我去，問我，能不能去？
　　當時，我手裡拿著電話，怎麽說呢？
　　幾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這麽遙遠、轉折的邀請，隔了我父親雷雨多難的一生，我要到柏林去了。

　　我到柏林的時候，是四月初。全城的樹，都是枯枝。隻偶見一叢叢的淡黃色迎春花，接機的郭恒鈺（Guo Heng - yu，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哲學博士）帶我到大學單身宿舍，並且教我，如何從鄰近搭公交車去學校。
　　我住的街名是 Thielallee，讀作「梯拉里」，好聽極了，因此我從未迷路。
　　第二天早上，我須乘 U - Bahn（讀作「烏邦」）地下鐵路到係裡與學生見面。

　　原來的柏林大學（Hamboldt - Universitat zu Berlin，Berlin，1810）「淪陷」在東柏林（Ost - Berlin，Germany），被迫走蘇共的路線。三年後，大部份學生，還有教授出走，在西柏林（West - Berlin，Germany）集會，抉議成立一個學術自由的大學。
　　一九四八年初，在西柏林美軍占領區，在美國大力援助下，創建「柏林自由大學」。二○○八年，六十校慶，同時入選爲德國第九所「精英大學」（"German Universities Excellence Initiative "），有學生三萬一仟多人。

　　開設「臺灣文學」，爲該校正式課程的兩位關鍵人物：一位是那時的校長 Dr. Dieter Heckelmann（1937–2012，海克曼教授，1983 - 1991 年間擔任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校長）。他曾在一九七○年代兩度到臺大法律係任客座教授，帶著妻子兒女住在臺大宿舍兩年，對臺灣極友善。臺大許多傑出教授，如翁嶽生（1932 - ，1966 - 1972年間任臺大法律係教授）、戴東雄（1937 - ，1960 年起兼任臺大法律係教授）、廖義男（1941 - ，1973 年起兼任臺大法律係教授）、陳維昭（1939 - ，曾任臺大校長，臺大醫學院教授）、王澤鑒（1938 - ，1968 年起任臺大法律係教授）等，都曾前往擔任訪問教授。
　　我在柏林時，常是他的座上客；他也經常回臺灣來與老友歡聚，且經常抽空到臺北大屯山（Tatun Mountain，Taipei ）等地深入攀登。德國統一後，他曾出任柏林內政部長。
　　另一位是負責中國研究所的郭恒鈕教授，山東人，一九六○年離開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The University of Tokyo，1877）前往西柏林，在柏林自由大學進脩曆史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一九九○年初曾到臺大曆史系作訪問教授，講授德國史一年。

　　西柏林自由大學中國研究所座落在一幢名人的豪宅，上下五層，寬敞明亮，德國人佰年根基的建築。
　　我很勇敢地從「梯拉哩」宿舍的迎春花叢找到 U - Bahn （柏林地鐵，1902 年）的車站，到 Podbielskiallee（普德比列兹卡列）街四十二號，從外表樸實的門庭進去，才知道別有洞天。

　　郭教授用德文介紹我，他稱我爲「臺灣來的教授」（"Professors from Taiwan "），又一再她提到「苦兔兒」 （kultur，德文「文化」發音）。
　　「苦兔兒」這聲音，令我印象深刻。
　　記得，在孟志蓀老師課上背過漢樂府「古豔歌」（Yuefu Songs of the Han Dynasty "Ancient Love Songs "）:「煢煢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A lonely rabbit runs, walks when looks around, anxiety layer on layer. For clothes, new ones are better than old ones;  For a friend, the former is better. "）
　　想到臺灣，乃至中國的文化，這佰年來，不也相當淒淒惶惶嗎？

　　他們請我自我介紹及說明教學計劃。我原以爲，隻是與選脩自己課的二十位左右的學生見面認識而已，如今卻須對全係的一佰多人演講，內容和語氣當然不同。
　　我抉定，采取「大立足」點的講述法。我先陳述自己出生時，年輕的父親剛從柏林大學轉學到海德堡大學（Ruprecht - Karls - Universitt Heidelberg，Heidelberg，1386）讀哲學係，一心想了解曆史與人生，想如何用教育幫助中國富強向上。臺灣的處境舉世皆知，我們所代表的文化意義，在西柏林的自由大學應該是最能了解的。我今日來此，希望藉臺灣文學作品作心靈交流（the heart communication），深一層同情東、西德兩個分裂國家人民的生活態度和喜怒哀樂……。我教的臺灣大學學生和諸位一樣，是追求自由思考的學術青年，我希望能真正認識德國，你們也真正認識我們臺灣。
　　郭教授後來一再提起，說，我這一場訂交演說（become friends speech），得到學生的肯定，是個成功的開始。
　　我赴德國前，寄去三佰多本臺灣文學作品，全數捐贈自由大學中國文化係所。
　　他們的圖書館，做了一個印戳：「齊邦媛教授捐贈，1985」。

　　我上課的教材，以小說爲主，有賴和《一杆「秤仔」》（Lai He，1894 - 1943，原名賴癸河，"The Steelyard，1926 "，臺北，洪範書店，1996）、吳濁流《先生媽》（Wu Chuo - liu，原名吳建田，1900 - 1976，"Misshish，1944 "，苗栗，文獻書局，1958）和《亞細亞的孤兒》（Wu Chuo - liu，"Orphan of Asia，1945 "，高雄，黃河出版社，1959）、白先勇《臺北人》（Pai Hsienyung，1937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 -- Tales of Taipei Characters，1965 "，臺北，晨鍾出版社，1971）。在我主編的選集作品之外，還加上民國七十四年（1985）前已英譯的作品，包括袁瓊瓊《自己的天空》（Yuan Chiung - chiung，1950 -，"A Sky of One’s Own，1980 "，臺北，洪範書店，1981）、蕭颯《我兒漢生》（Hsiao Sa，原名簫慶餘，1953 - ，"My son, Han - sheng，1970 "，臺北，九歌出版社，1981）等。按照學校的要求，每周上課時，發一張授課大綱。我用英文上課，書名人名必須載明中譯名。係裡請講師車慧文協助，必要時譯出德文，討論時用德文、英文與中文作爲師生間進一步溝通。
　　車慧文，東北人，二十年前在臺灣就讀淡江文理學院（Tamkang College of Arts & Sciences，Taiwan，New Taipei Tanshui，1950）英文係，嫁給一位來臺在師大語言中心脩習中文的德國青年 Erik von Groeling（埃里克•馮•格魯林），隨夫回到科隆，但年輕的丈夫意外死於手術檯上，她輾轉來到柏林，靠撫恤金獨力撫育四歲和一歲的稚子。
　　這樣的生命曆程，使我同情感佩。
　　柏林期間，課內課外她也對我協助照顧，我們因而成爲好朋友。
　　她也是我在柏林的導遊，使我在那裡不致瞎撞，如識途老馬，帶我認識真正的柏林。

　　上課兩周之後，抉定找一所自己的住處，慧文帶我按照廣告到處看房子，那真正是認識一個城市的最好方法。
　　我唯一的希望是有一張書桌，窗外有個院子。我原以爲柏林是文化古都，當然家家都讀書，但令我驚訝的是，看過的六、七處出租屋子都沒有書桌，即將放棄時，來到一個樹蔭綿延的小街，在大花園似的巷裡一幢小樓，樓下前後兩大間和小櫥房、餐桌，走進裡面一間，第一眼看到一張大大的、真正的書桌！桌旁全扇的窗戶，外面是一座花樹環繞的真正的庭院！租金比別處加倍，但這就是我在柏林最闔理想的落腳之地了。
　　那四個月間，我每天看著全街不同的花圃由含苞到盛放，從樹蔭中走進來走出去，憂患半生，從未有如此長時期的悠閑境界。
　　剛到那幾個周末，遠遠近近聽到禮拜堂（Church）的鍾聲。
　　收到海音（Lin Hai - yin，原名林含英，1918 - 2001）寄來「純文學」（" Pure Pen，Taibei，1968 - 1995 "）出版的書，寫信告訴她：「禮拜日，滿城鍾聲。」
　　她以一貫的急驚風速度回信：「恨不得也到柏林來！」

　　五月八日，郭教授告訴我，柏林的學生都得去看一部記錄像片《柏林淪陷四十年》（"The Downfall of Berlin in Forty Years，1985 "  ）。
　　我到市中心庫當大街（德國首都柏林最繁華的商業大街，德文  "Kurfüǜrstendamm "，意謂「選帝侯」）我賴以衣食維生的 KaDeWe 百貨公司（歐洲大陸最大的百貨公司「卡迪威」"Kaufhaus des Westens，1907 " 德文的縮寫，意謂「西方的購物大廈」）門口，車站和街上充滿了各種遊行的隊伍，靜靜地舉著不同的標語，在保存炸毀面貌的大教堂四周，有些激昂慷慨的演說。
　　這部記錄片，真是令人意外的完整與清晰：從希特勒開始鼓動人心到開戰，戰爭重要場面及人民生活；而大部份是納粹末日，歐洲戰場潰敗。盟國空軍按城市地圖，有系統地轟炸柏林，而且事先預告，你們如仍不投降，明天炸毀哪幾條街。影片上，逐日照出地圖區域和轟炸前後實況，可謂彈如雨下。隻見，整排整排的街道，都在盟軍炸彈之下灰飛煙滅成爲瓦礫；原來這權力之都，佰分之六十以上是如此毀滅的。五月二日盟軍進城之日，幸存的佰姓躲進地下室，被搶先進占的俄國兵拖出來刺死、強暴，接著進城的英國軍車在路邊撿拾小孩，帶他們去喫飯，美軍在旁警戒……。
　　畫面清晰詳細，不忍看也得看。這是德國人自己攝制的記錄，留給後世子孫看的。

　　這天，我回到住所天已黑了，全樓未亮燈，原住樓上的房東太太氣喘病發，住在醫院。我一個人夜坐燈下，反複出現《柏林淪陷四十年》許多城毀人亡的場景，不免想起重慶在日機轟炸下的那些年，我們對死亡不得不采取賭命的無奈態度。
　　看了柏林被炸毀的區域地圖，才明白這美麗的新城，原是蓋在廢墟上的！這書桌、這床鋪下面，會不會原是上一代的埋骨之地呢？悚然而驚，連續數日，夜不成眠。

　　那一周的《時代》雜志以柏林投降四十周年爲主題，有一篇社論《空前的災禍》（"Here Is No Comparative Disaster ，1985 "），大意是，德國投降時，蘇俄坑殺降卒二十萬，埋在由漢堡（Hamburg，Germany）流往捷克（Czech）的易北河（Elbe River）沿岸；而日本（Japan，Asia）投降前，廣島（Hiroshima Japan）、長崎（Nagasaki Japan）毀於原子彈。兩國都認爲，自己災難最大。但是，遭受最大災難的，豈不是死了數佰萬的猶太人（Jewish）嗎？其實，災難是無法比較的，對每個受苦的人，他的災難都是最大的。

　　半世紀以來，猶太人的悲痛成書近仟，而中國人在八年抗戰中的悲痛幾乎無人詳記。
　　民國卅八年（1949）中共占據大陸後，那八年正面抗日的是國民黨，留在大陸僥幸末死的，都必得否定過去一切。那時，殉國的熱血軍民，在政權改變之後，都在「第二次死亡」時，被演沒遺忘了。
　　而我，在那場戰爭中長大成人，二十年來在國際文學交流之際熱切地宣揚「我們臺灣文學」，又何曾爲自己生身的故鄉和爲她而戰的人，寫過一篇血淚記錄？

　　從此，我和自由大學這班學生問答之間，就有了一層層沈重的涵義。
　　閱讀王禎和《小林來臺北》（Wang Chen - ho，1940 - 1990，"Hsiao Lin in Taipei，1973 "，臺北，遠景出版社，1975）時，他們認爲，你必須到柏林，才能感覺到德國近代史的深度。這吸引觀光客的圍牆（Berliner Mauer，1961 - 1989），隻是一道淺淺的象征罷了。
　　我提到，初聞柏林鍾聲的喜悅。有人說，戰後許多不同宗教教派，在不同的災難地點脩築教堂，不僅是追祭亡魂，也是希望有持久的贖罪（atonement），終得平安的祈求之地。你看……柏林的教堂特別多！從此，我聽到鍾聲，再無喜悅之感。
　　回到臺灣，連寒山寺（Hanshan Temple，Maple - Bridge, Suzhou，502）夜半到客船的鍾聲也沒有。小林到了臺北，又如何？

　　戰後柏林複蘇，在廢墟上重建大城市，遍植樹木，用欣欣向榮的生命覆蓋死亡。
　　英美占領的西德，實行真正的民主選舉，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她最大的願望，是恢複文化大國。所以，國際文化活動很多。
　　我到柏林不久，即見街頭挂出「地平線（Horizon）世界文學會議」的預告，也知道將有盛大的大陸作家團參加。開會前，我收到白先勇（Pai Hsienyung，1937 -，臺灣文化人）短簡。他與陳若曦（Chen Jo - his，原名陳秀美，1938 - ，臺灣作家）、鍾玲（Chung Odell Ling，1945 - ，華裔漢學家）、李歐梵（Leo Lee Ou - fan，1939 - ，國際知名文化研究學者）和鄭樹森（William Tay，1948 - ，香港學者、作家）受邀將代表臺灣和海外華文作家參加。他們到柏林後，郭教授與我和車慧文竭誠招待。但是，主辦單位雖在節目表上排出他們五人的發言及作品朗讀時間，會議大廳樹立的大型廣告牌上有大陸的作家，卻無臺灣五人，我們都很憤慨。雖然，自由大學先舉辦臺灣文學座談會。但是，形勢比人強。大陸十位作家受到的關注和接待，明顯熱烈。柏林和舊金山（San Francisco America）一樣，對這些早期由鐵幕來的作家，充滿好奇和趨炎附勢的姿態。

　　一九九○年代以後，歐洲的臺灣文學研究，漸漸被中國大陸的「苦兔兒」所取代了。

齊邦媛〈左〉與好友〈右起〉殷張蘭熙、林文月、林海音闔影，一九八三年，臺北。

　　  6、譯介台灣文學的橋梁——中華民國筆會（The Chinese PEN ）  

　　我既是作學術交流的人，必須先站穩臺灣文學的立足點（footing foothold）。
　　自民國七十四年（1985）柏林經驗之後，我得以從美國以外的大框架歐洲，思索臺灣文學已有的格局和未來的發展。令我震撼至深的是，民國七十五年（1986）在德國漢堡舉行的筆會年會上，西德著名作家葛拉斯（Gunter Grass，1927 - ）對支持俄共威權的東德作家，咆哮責問：「文學良心何在？」（"Where’s Papa going with the ax ? "） 

　　民國八十一年（1992）在巴塞隆那（Barcelona Spain）的筆會年會，幾乎是該城向西班牙（Spain，Europe）爭取獨立的一個論壇（Bulletin Board System）。
　　我們收到的文件，一半是使用該城的加泰隆尼亞語（Catalan），以示他們古老語文的存在意義。而最強烈的啓發（enlighten），則是民國八十三年（1994），在捷克布拉格（Prague Czech）的筆會年會，主題是「國家、種族、宗教、社會的容忍與文學」（"National、Racial、Religious、Social Tolerance and Literature "），由捷克作家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1936 - 2011）主持。其中，有一場座談會題目是：「小語言與偉大文學（Small Languages, Great Literature），小語言寫作者的難題（The Problem of Small Language Writers）」。另一場是：「我們自知幾許？」（"How Much do We Know about Ourselves？ "）第一次看到，語言有大小之分；第一次聽到，蘇俄解體後，五十多位作家各自回到獨立的國家，不用俄語（Russian）陳述，而是重用小語言的母語創作，陷入另一種困境。 

　　我曾根據他們的話，寫了一篇《我的聲音隻有寒風聽見》。文中，並未明言我的憂慮。世界的漢學界已將注意（attention），轉移至中國大陸；臺灣重要的作家，多已停筆。本土化的聲浪，日益高漲。當年，大家用中文寫作的熱情不再。會不會有一天，我們也面臨小語言、小文學的處境（plight）？從此，我對臺灣文學的關懷，就不再隻是單純地鼓勵與評介，而是牠在未來的發展和定位。民國八十一年（1992），正式接任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The Chinese PEN Quarterly，1972 ）總編輯的工作。將近十年，得以深耕臺灣土地的文學創作，對這個大問題，有切身的領悟。 

　　這本英文季刊，自民國六十一年（1972）創辦以來，我一直是個實質的顧問。
　　主編選集後，我對臺灣文學的發展，以不遺漏的閱讀，保持真正的了解。因爲「臺大哲學係事件」（"NTU Philosophy Department Incident，Dec.1972 - June. 1975 "）而離開的趙天儀（Chao Tian - yi，筆名柳文哲，1935 - ，臺灣詩人，評論家）教授，被教育部安排到國立編譯館任人文組編審；以及接辦《現代文學》（"Modern Literature，Taiwan Taipei ，1960 "）的柯慶明（KO Ching - ming，筆名黑野，1946 - ，臺大中文係教授），都助我深入認識本土作家。當時，臺灣詩社，如雨後春筍，我一直是訂戶讀者。日後主編筆會英文季刊選稿來源，仍是維持公平的態度，尤其沒有「政治正確」的立場。 

　　在自由世界，文學作者原不必有「會」。寫作是個單打獨鬥的行業，文壇原本無「壇」，隻是有時文人相聚，也有可談之事。民國十年（1921）由英國（United Kingdom）和一些歐洲作家在倫敦（London，UK ）成立了國際筆會（The International PEN，London，1921），PEN 是 Poet（詩人），Essayist（散文家），Novclist（小說家）的縮寫。民國十三年（1924），中華民國筆會（The Chinese PEN ，Shanghai，1924）成立於上海，加入總會。發起人有林語堂（Lin Yu - tang，原名林和樂，1895 - 1976）、胡適（Hu Shi，原名胡洪，1891 - 1962）、徐志摩（Xu Zhi - mo，原名徐章垿，1897 - 1931）等人，第一任會長是蔡元培（Cai Yuan - pei，原名蔡振，1868 - 1940），開始做各種文化交流，作品互譯，作家互訪等拓荒工作。 

　　我自幼，逢書便讀；讀後，常有難忘之事。他們邀請印度（India，Asia）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1861 - 1941）訪華的事，啓發我多年的想象（magination）。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筆會會員國參加戰爭，立場對立，文學交流停止，直到民國卅五年（1946），在中立的瑞典（Sweden）重開。中華民國筆會民國四十二年（1953）在臺灣複會，第一、二屆的會長是張道藩（Chang Dao - fan，1897 - 1968）和羅家倫（Luo Jia - lun，1897 - 1969）。民國四十八年（1959）首次回歸國際總會，參加每年一度的年會。 

　　民國五十九年（1970）林語堂當選會長，在臺北召開第三屆亞洲作家大會，邀請川端康成（Kawabata Yasunari，1899 - 1972，日本作家）、張大千（Chang Dai - chien，1899 - 1983，中國藝術家）等及韓國、泰國、菲律賓等國重要作家前來。臺灣作家將近佰人，參加盛會。王藍（Wang Lan，筆名果之，1922 - 2003，臺灣作家，藝術家）、彭歌（Peng Ge，原名姚朋，1926 - ，臺灣作家，評論家）和殷張蘭熙（Nancy Chang Ing，原名張蘭熙，1920 - ，臺灣詩人，翻譯家）三人負責辦事，在剛剛落成的圓山飯店（The Grand Hotel，Taipei）將大會辦得有聲有色，大大地提高了臺灣的聲譽。
　　林語堂說，臺灣應該有一份發表作品的英文刊物，讓我們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搭一座橋。民國六十一年（1972）秋天，《中華民國筆會季刊》創刊號（First - Issue）出版。由母語是英文的殷張蘭熙擔任總編輯，王藍和彭歌是編輯顧問。從創刊到民國八十一年（1992），殷張蘭熙獨撐二十年，我繼編九年。彭鏡喜、張惠娟、高天恩和現任的梁欣榮，都是我臺大外文系的年輕同事，以拔刀相助之情，前來兼任總編輯；助理編輯兼秘書，隻有一人。前十五年是劉克端女士，近十五年是項人慧。發書時，增一工讀學生。大出版社，很難想像那種「孤寂」。三十六年來，春、夏、秋、冬四季運行，和大地運行一樣，《中華民國筆會季刊》至今發行一佰四十四期，從無一季脫期，是國際筆會最穩定最持久的刊物。在一佰多個會員國的文學界，臺灣是個有信譽的地方。 

　　殷張蘭熙，是最早作臺灣文學英譯的人。民國五十年（1961）美國新聞處資助 Heritage Press（文物出版社，臺北）出版英譯小說和新詩。殷張蘭熙就是《新聲》（Nancy Chang Ing edited & translated，"New Voices: stories and poems by young Chinese writers，1961 "，Taipei，Heritage Press，1961）一書的主編，選入者有白先勇、敻虹（Xuan Hong，原名胡梅子，1940 - ，臺灣詩人）、王文興（Wang Wen - xing，1939 - ，臺灣作家）、陳若曦、葉珊（Ye Shan，原名王靖獻，後改筆名爲楊牧，1940 - ，臺灣作家）等作品。因此，執編筆會季刊之前，殷張蘭熙已有數年孤軍奮戰（one man army）的經驗了。 

　　殷張蘭熙的名字，和季刊幾乎是不可分的。她選稿，翻譯每期的詩，尋找高水平譯者讀譯稿、校對、發排。創刊後三年，開始用臺灣藝術作品，作封面。刊內介紹，她又增加了另一個領域的挑戰。在這方面，協助最多的是王藍；我接編後，是林文月（Lin Wen - yueh，1933 - ，臺灣作家）、丁貞婉（Ting Chen - wann，1936 - ，臺灣作家）等好友。 

　　殷張蘭熙金發碧眼的美麗母親，民國六年（1917）嫁給中國同學張承槱先生（Chang Cheng - you，1884 - 1970，在辛亥革命期間曾參與籌備 1911 年 11 月 1 日的「上海起義」，來臺後曾任政府審計部審計長），由美國維吉尼亞州（Virginia American）到中國湖北（Hubei  China）縣城成家，生兒育女。十多年後，蘭熙長大，畢業於成都華西大學外文係（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Chengdu China，1910）。民國卅八年（1949），隨夫婿殷之浩（Yin Zhi - hao，1915 - 1994）先生來臺灣，創立大陸工程公司（Continental Engineering Corporation，Taipei，1945）。因爲出國開會，而冠夫姓；文壇好友，都隻稱 Nancy（蘭熙）。她愛文學，有時也寫詩。民國六十年（1971），曾出版 One Leaf Falls（落葉）詩集。 

　　民國六十一年（1972），我從臺中搬到臺北。恰巧，與蘭熙住在鄰巷。街頭蹓狗，又常遇到。各自主編筆會季刊和《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總有說不完的話題。最基本的話題，是值得譯介的書稿。英譯的人才，字字句句，斟酌譯文；整體的安排，呈現的效果，國際讀者的反應等等。好似長河流水，永不厭倦。 

　　蘭熙，是個開朗溫暖的人。忙碌中，熱情洋溢。每年在各地召開的年會前，催集論文，安排演講和討論議題，准備禮物，到會場結交天下士，握住那麽多伸出的友誼之手。
　　大陸的「中國筆會」（"Chinese Pen Centre，Beijing China，Apr. 1980 "），文革後參加總會，多次在會場排擠我們。蘭熙收起她自然溫婉的笑容，登檯發言憤慨迎擊，保衛自由民主的臺灣代表權。直到民國七十八年（1989）天安門事件後，他們不再出席年會。在今日政局情勢下，會籍立場仍會被提出。但是，蘭熙與當年代表所建立的國際友誼，以及我們的季刊三十多年穩定的出刊，豐富的專業形象，已讓中華民國筆會立於不易撼動的地位。中美斷交後，蘭熙受邀在美國十家地方電視臺上「談臺灣」（"Talk about Taiwan "）節目，侃侃而談，以條理的分析，清晰的言辭，呈現臺灣在文化、經濟、社會各方面的進步。英文的筆會季刊，更幫助增加了解。
　　那些年，在西方世界爲臺灣發聲的事，蘭熙做了很多；但是，在臺灣反而少有人知。
　　最可貴的是，這些奉獻和她主編筆會季刊二十年的投入，都受到丈夫殷之浩先生全心全力的支持。季刊收入，僅有外交部和新聞局所付國際贈送的那數佰冊書款；國內在誠品（Eslite Bookstore，Taipei ，1989）等地出售，則不及佰冊。主要的支出，如稿費、印刷、發行及人事費用，皆由殷先生資助。
　　筆會會址，原也設在大陸工程公司所在地。殷先生去世後，民國八十五年（1996）開始租屋在溫州街（Wenzhou Street，Taipei ）。即將面臨斷炊時，殷氏「浩然基金會」（Hao Ran Foundation，Taiwan Taipei，1978）開始資助，得以編印發行至今。

1924 年4 月 23 日，徐志摩、林徽因在北京日壇草坪陪同訪華的印度詩人泰戈爾（中）。
這三位詩人，並肩聯袂而形成的完美格局，如同老樹、鮮花與青藤，交相輝映。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