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母親的安息
進入民國七十二年（1983），八月，酷熱異常，真是農曆的七月流火季候。
母親的身體，漸顯衰退。我們送她到三軍總醫院（The Tri - Service General Hospital，Taipei，1946）看心臟科，做些檢查。
她出院第三天早上六點多鍾，內湖家中來電話，說，老太太過去了。
這樣突然，真是令我驚駭莫名。與妹妹甯媛奔回家，看到八十四歲的媽媽安詳地躺在床上。
她早上起來，自己梳洗，去陽臺澆了花；回房坐在床沿，吩咐女傭給老先生做午餐。然後，清晰地說：「主啊！你叫我去，我就去了。」
坐著，就逝世了。——那時，父親坐在門邊的椅子上，聽得清清楚楚。
她離世時，有如此確切的皈依感，是我們最大的安慰。
母親皈依基督教，是民國卅九年初，剛由我那甘蔗板隔間的陋室，搬到建國北路。
那時，南京東路的國語禮拜堂，也剛在一間舊木屋開始聚會。主持的吳勇長老用很強烈的語言講道，用天堂、地獄等鮮明的善惡對比，解釋世間喜樂與悲苦。
我的母親，半世憂苦。十年苦候之後，到了南京，隨著我父親，奔波漂流二十年，從來沒有自己的家。如今，渡海來到全然陌生的臺灣，與兒媳一家擠在三十個榻榻米大的日式房子裡，切斷了昨日，不知會有怎樣的明日，苦苦想不出苦難的意義。
雖然，她不相信天堂和地獄那麽強烈的賞與罰，但開始認真地讀《聖經》。
她把我結婚的禮物，一本大字《聖經》（父執董其政伯伯贈，扉頁寫「己所欲施於人」），三十五年間，捧讀萬遍；以紅筆勾劃，背誦經文。
這裡面，一定有一些解答她困惑的篇章。
也許，這是她真正崇拜的方式，是她爲丈夫子女活了一輩子之外，唯一屬於自己的心靈天地。
我應該是她最持久堅定的知音吧……我亦步亦趨地跟著她，走過一切寂寞的日子。
雖然，我們的時代和受教育的機會，那樣不同。六十年間，存在著各種不同的「鈎」。但是，我們都輕易地以愛跨過。
她在我最需幫助的時候，總適時地伸出雙手，助我脫困，得路前行。
我在臺中十七年，每次到火車站接她和送她都是生命的轉折；我的三個兒子，在我出去求學的幾年，因爲有她，從未缺少母愛。
她在臺中，得與聚居五廊巷的，當年逃難路上的老友重聚敘舊，每年有一段假期心情。
父親給我理想深度，而我的文學情懷和待人態度，卻是得自母親。
在我成長的歲月裡，顛沛流離的道上，躲避轟炸的樹下，母親講著家鄉原野的故事，家族的曆史。
我兒孫裡，知道她勉勵讀書向上的故事：「不可成爲打狼的人！」不能因怠惰而落後，爲狼所噬。佰年之前，她幼時的東北家鄉，猶是狼群出沒的草原。
她故事中的朔風寒夜，虎狼出沒的威脅，春夏牧草重生的歡樂，激發了我一生的想象。
母親猝逝之前，我們雖知雙親日漸老邁，卻似從未想到他們會死亡，更未談過後事。
倉卒之間，我妹甯媛隨著立法院的一位先生去淡水三芝鄉（Sanzhi Districts）找到了一塊山坡地。地勢開闊，面對太平洋，坡地依靠著巨大的面天山（Mount Miantian，977 米，位於臺灣的陽明山國家公園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Taipei，1937 - 1945 ] 西區，約四十萬年形成地理上屬大屯山 [Mount Datun ] 亞群寄生火山巖構成）。
如此，我齊家在臺灣似乎有了一個立足點。
母親火化後，埋骨於此；父親在世時，也常來墓前坐著，可以清晰地看到遠洋的船駛過。他說，往前看就是東北方，海水流向渤海灣就是大連，是回家的路，「我們是回不去了，埋在這裡很好。」四年後，父親亦葬於此。
裕昌與我，也買下了他們腳下一塊緊連的墓地，日後將永久棲息父母膝下，生死都能團聚，不再漂流了。
如今已四代在臺，這該是我落葉可歸之處了吧！
![]()
一九四七年，大學剛畢業時的齊邦媛〈右一〉與母親裴毓貞暨姊妹的闔影。
圖中，齊邦媛與母親裴毓貞〈中坐者〉、大妹寧媛、小妹星媛（左一）。
2、飛來橫禍——詩與疼痛
民國七十四年（1985）九月，我由德國柏林途中經過英國，在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1167）參加了一個國際文化研討會，我發表了煞費苦心寫的論文《臺灣中國現代詩的成熟》（"Chi Bang - yuan，The Maturing of Chinese Modern Poetry in Taiwan，1985 - 9 "）。
回到已是空巢的臺北家中，准備開學上課。
開學前的禮拜日清早，原與好友貽烈、俊賢和甯媛約定去登大屯山。
我們五個人一起登山已十年了，貽烈稱爲「阿呆登山隊」（"The Dumb Climbing Team "，「阿呆」取自美國影片 "Dumb & Dumber，1994 " 中那對「想做就去做」之兩個善良可爱活宝之一的阿呆）。五個在現實生活裡很有頭腦的人（貽烈是臺糖副總經理，俊賢是臺電會計處副處長，裕昌是臺灣鐵路總工程司，甯媛任中興票券公司副總經理，我在臺大教書）十年來風雨無阻，專找遊客少的景點，爬遍了臺北郊區的山。
裕昌是可靠的司機，自以爲已是半職業登山水平啦！
我們到了山裡，跳、叫、呼、嘯，全然回歸自然，進山後頭腦放空，如同呆人。
這個禮拜天清晨，這位可靠的司機必須去開會。我自己到麗水街口對面的師大人行道等出租車，沿路去接他們三人。
天太早，人車不多，我專注地往左看，有沒有空車。突然，十字路口一輛摩托車橫沖出來，被遵守綠燈行駛的出租車攔腰撞上。摩托車彈至半空，一些閃光的碎片在陽光下四散，朝我站立的樹下飛來。
我下一個知覺，發現自己頭枕在一隻破球鞋上。而我的左腳，不見了。我的右臂也不能動，勉強用左臂支持坐起，我看到我那穿了新鞋的左腳，像折疊椅腳似的，折斷了，被壓在左腿下面：右臂也斷了，空蕩在袖子裡。但是尚未大痛，隻感麻痹而已。
這時，有三、四個路人俯身來看我還活著，其中一個人問我名字。
我請他立刻打電話給我丈夫。
一輛汽車停下來，一個壯漢走下來，看到我血流如注，立刻將我抱起，放到他車上後座。
一位路人說：「你不能動她，必須等警察來。」
他怒吼道：「等警察來時，她已流血過多，死了。」
他一面開車，一面問我，要去什麽醫院。
我說：「三總！（三十年來一直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但請先在建國南路口轉一下，有人等我。」
到了橋下，看到貽烈焦急地站在那裡張望。
我還清醒地告訴他，去接我妹，再去三總！
我記得，到醫院拉住這位送醫者的衣袖，問他大名。但他不願說，勉強留下個地址。
我家人後來始終沒有找到他，但我一生忘不了他。
這一切，都發生在十五分鍾之內。那闖紅燈的年輕人，剛剛退役。被撞斷雙腿的他，和被撞解體的摩托車，由半空飛落到我站立的樹下。一些零件，擊中了我。
醫生說，右肩那一片離我頸動脈隻有一吋。
我倒地時，頭部倒在那騎士軟軟的破鞋上，下面是一堆石頭。所以，牠保護了我的頭。多年來，我百思不解。爲何像我這樣一生與世無爭的人，會遇到這種飛來橫禍？莫非那也是上帝的意思，教我親身體驗這一層的人生苦難？是懲罰我歐洲之行太快樂，縱情於曆史陳迹和山川美景，不知躲避這塵市街角的殺機？
在三軍總醫院八樓的外科病房一個多月，我似真正走過「死亡的幽谷」。
撞擊初期的麻木過後，全身劇痛。止痛針、呼喊訊咒，都沒有用，我仍能維持一些沈靜的自尊。那痛徹骨髓的疼痛，隨著日升月落運行全身。左腿折斷之處骨碎，不能接闔；膝蓋之下須植入約八吋長的鋼釘，加以固定；右臂手術接闔，盼能自然愈合。
爲我做這些手術的醫師林柳池，是神采煥發、英俊自信的年輕主治醫師。他除了手術檯上操刀，每天清早來查房，總是說：「今天我們要進行……。」
他的笑容，帶我回到人間，也是終身難忘的。
那個酷暑尾聲的初秋，漫漫長夜，我怎樣渡過的呢？
隻記得努力擺脫但丁《神曲》地獄十八層的景象，攀爬到華茲華斯《露西詩》（"William Wordsworth， Lucy，1799 "）中最寧靜的那首「當我靈魂暫息，我已無塵世憂懼。」（"A Slumber did my spirit seal, I have no human fears. "）
我必須站起來，重拾大步行走的快樂：不長期依靠止痛劑，必須靠自己的心智以抵抗這樣暴虐的疼痛。一年之後我按照臺大複健科醫師的指導，靠骨內鋼條撐持，回校上課。
感謝天主，媽媽已經安詳逝世，她不必再爲我流這一場眼淚 。
《巨流河》：一段溫婉回憶的政治想象——為歷史見證，發後人省思。
3、啞口海中的父親
但是，萬萬想不到，現在輪到爸爸爲我流淚了。
媽媽去世已經兩年，他從不知人生這一步的寂寞。
凡是他在家的日子，從來都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
媽媽全程照顧數十年，去世的早上，還在囑咐女傭中午要做的菜。
留下他一個人後，我仟方佰計求他，哄他，甚至騙他，搬來和我同住，但他堅持不離內湖的家。
我和甯妹每隔兩天回內湖去看他，都在下課、下班後。
但是，他早上九點起，就在臨街的陽臺上張望。
我車禍後，他多日不見我回去，就不斷問。
妹妹說：「臨時有事出國開會去了。」
他說：「她不是剛從德國回來嗎？」
如此，過了十多天，妹妹隻好說：「姐姐摔了一跤，不能走路。」
他說：「我可以去看她呀……。」
這樣，鬧了一個月，他突然腸胃不適，也送到三總內科，就在我病房的樓下。
我那時上半身已拆了石膏，左腿還裹著石膏，心中思唸病中的爸爸。
過幾天，得到醫師准許，坐輪椅去他的病房探視。
下半身用被單蓋著，已經不是最初那木乃伊的樣子了。
我進他的病房，叫了一聲爸爸。
他就哭起來，說：「你怎麽了？你怎麽摔成這樣？」
他緊閉了四十年眼淚的閘門，自此沖破，再也關不上了。
這位被尊稱爲「鐵老」的漢子，在所有逆境中，不曾被世人看到他的眼淚。這之後，他在世一年多的日子裡，每次看他「撿回一條命」的女兒，就流淚不止。
他有時會說：「那些年，我去革命，你媽媽帶著你可沒少跟我喫苦；這麽多年，我都不知道她幫我撐這個家多麽辛苦！」
他最後幾年孤獨的日子裡，回憶往事大約占據了他的心思意唸。
他有時對我說，心中常是仟軍萬馬在奔騰，慨歎中國命運的大起大落。
文革漸漸結束後，由各方面傳來許多人和事的消息，讓他更能從整體了解當年的情況。譬如說，民國七十年（1981）他在榮總（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Taipei，1958）住院時，張學良（Chang Hsueh - liang，1901 - 2001，政治家、軍事家）突然去病房看他。自民國廿四年（1935）漢口不歡而散，近半世紀首次再見，令他心情很不平靜。
當年，雄姿英發的青年，都已八十二歲了，鄉關萬哩，一生坎坷，仟言萬語都說不盡，也不必說了。
常常自問，「如果當年能夠闔作，東北會是什麽樣子？中國會是什麽樣子？」
事實上，時光即使能夠倒流，闔作亦非易事。張學良二十歲繼承奉軍地盤，毫無思考判斷准備，隻知權力，沖動任性地造成貽害大局的西安事變（The Xi’an Incident of December 1936，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內部一場政變行動），使東北軍數十萬人流落關內，失去了在東北命運上說話的力量。他和這個堅持人性尊嚴，民主革新的理想主義者齊世英，怎麽闔作？
那一天會面，兩人唯一共同心意，是懷念郭松齡將軍。
張學良想的是郭將軍對他權力的輔佐；我父親想的是，如果巨流河一役郭軍戰勝，東北整個局面必會革新，不會容許日本人進去建立傀儡滿洲國。即使有中日戰爭，也不會在戰爭勝利之後，將偌大的東北任由蘇俄、蔣中正、毛澤東、杜聿明、林彪，這些由遙遠南方來的人搶來打去決定命運！
這些憾恨，雖已還諸天地，卻仍折磨著他的餘年歲月。
晚飯時，我和妹妹總是給他斟一杯酒。
每端起酒杯，他就流淚。斷斷續續說當年事：明明不該打敗仗的局面，卻敗了，把那麽大的東北丟了。那些年，布滿東三省，一心一意跟著我十多年在敵後抗日的同志，都白死了。他們盼望勝利的中央會照顧他們的孤兒寡婦，也全落了空。沒有出來的人，能在共産黨手裡活著的，也很少。那些人，都是愛國的知識分子。如不去革命，原可以適應生存，養家活口。都是我害了他們，是我對不起他們！
這些話，他反反複覆地說著，折磨著他最後的日子。
媽媽去世後，他言語更少，近乎沈默。
正似從洶湧的巨流河沖進了啞口海——臺灣極南端鵝銮鼻燈塔左側，有小小一湖海灣，名爲啞口海。太平洋奔騰的波濤沖進此灣，彷佛銷聲匿迹，發不出怒濤的聲音。
正似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 - 1616）的名句。人的一生，「充滿了聲音與憤怒，全無意義。」（"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 " [William Shakespeare: Macbeth，1793 ]）
長日無言，有時他獨自坐在陽臺上，望著我們來時的路。
秋天白晝漸漸短了，我回去與他對坐，又唸起他也愛的濟慈《秋頌》（John Keats，1795 - 1821，"John Keats，To Autumn，1819 "）：
Where are the songs of Spring? Ay, where are they?
Think not of them, thou hast thy music too.
（春天的歌聲呢？春之聲在哪兒？
別想牠了，你也有自己的樂音。）
他又問，那些傻蜜蜂呢？
我們就是那些傻蜜蜂，以爲，隻要花仍開著，溫暖的夏日永無止境。
詩人記得那秋天，「燕子在秋天的弩蒼下回旋飛鳴」（"gathering swallows twitter in the skies "，John Keats，To Autumn，1819 ）。
他說，這一生在家鄉時間太少。
還記得，莊院瓦房的屋擔下，有許多燕子做窩；開春時，總盼望牠們回來。
民國七十六年（1987）八月父親節（Father’s Day，每個國家的日期不盡相同，臺灣為每年的八月八日）的下午，他勉強從床上起身，坐在床旁藤椅上，磕然逝世，甯靜地放下了這一生所有的理想、奮鬥和失落的痛苦。
我們將他的骨灰埋葬在母親身旁，面對著太平洋的穹蒼。
在這安居了四十年的島上，冬季無雪，夏季濕熱，太陽猛烈地照在他們埋骨的石座之上。 、
整理他們的遺物，真是容易的事。
我母親一生，沒有一件珠寶，也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她的櫃子裡，有一隻小破皮箱，裝了一些從南京到重慶，複員回北平又來臺灣都不肯丟的老照片（我的童年，一張照片都沒有）。最高一層，放了八床棉被。
我知道，她搬到內湖後，常去臺北長沙街一家傳統彈棉花被的店，訂做了各式厚薄的棉被。
她說：「現在我有自己的家，客人來可以好好招待了。」
事實上，她招待的人都已不在了。革命的，抗日的，守山海關的，打臺兒莊的，拼滇緬路的，逃難的鄉親，流落的青年……全都走過去了。
我留下她的兩床棉被，在麗水街的冬天蓋了十多年。
那傳統手彈的棉被時代，也走過去了。
收拾我父親遺物，更是容易。
他在民國四十三年（1954）離開國民黨後，一直有人跟監。民國四十九年（1960）雷震伯伯被捕前後，他已把所有通信函件、文稿焚毀，以免連累友人。以後多年，他也不留來信。
我在他書桌抽屜中，隻看到幾封張群（Chang Chun，1889 - 1990，中華民國開國元勳）爲日本斷交商談的信，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女兒麻生和子（Kazuko Aso，1915 - 1996，日本作家，政治活動家）謝我父去日本吊唁的信；還有一個木盒裝了吉田葬禮送的紅色包袱巾，上面有四行中文詩；還有孫子女們寄給他們的小貓、小熊的生日賀卡。
臥房內，找到一本日記：他從德國買的《哲學叢書》二十冊（一九二○年版精裝）；當年在上海購買精制的全套二十四史，一直在他書架上。母親死後，我們不知該去爲他曬書。這時，已被白蟻啃食得殘破不堪，隻剩上半頁和封面。木盒已觸手即碎，隻有焚毀。
雙親俱逝之後，在層層的失落感中，我掙紮奮鬥，遊不出他的淚海。
我的血液，繼承了他的飄泊之淚。
第二年夏天，我自臺大提前退休——車禍之後重回講壇，保持自己教書風格，連續兩小時站立已感辛苦，下課提著書本和試卷等等資料，由文學院走到大門口，寒冷或炎熱，站在新生南路口，攔不到出租車時，已無法走回家去。
這是我該坐下來，想如何寫的時候了。
![]()
在臺北「自己的房間」，齊邦媛拿筆讀詩，彰顯著天生的「東北傲骨」。
4、齊世英先生訪談錄
民國七十九年（1990）八月，父親逝世三周年。
我兄妹授權同意，由我整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
這項由首任所長郭廷以（Guo Ting - yi，1903 - 1978，中國歷史學家）教授擬訂進行的口述曆史計劃，開始於民國四十八年（1959）。民國五十八年（1969）沈雲龍（Shen Yun - long，1909 - 1987，臺灣近代史研究史學家，曾主持中研所近代史「口述曆史」工作）先生主持，林泉（Lin Quan，曾在中研所近代史參加「口述曆史」工作）與林忠勝（Lin Zhong -sheng，1941- 2012，臺灣宜蘭慧燈補習班創始人，曾在中研所近代史參加「口述曆史」工作）先生訪間我父（採訪於 1969 - 1970），共十九次。口述錄音之筆錄文稿，由林忠勝先生整理後執筆定稿。此稿雖完全保留口述原意，未予刻意脩飾，但林忠勝先生文筆流暢，思考達到敘述者複雜經驗的深度。
訪問前後，他對我父所處時代與理想産生了真正的興趣與同情，詳細檢查求證。亦不斷與我父討論、核對，全書人名、地名、事件，甚少錯誤。
書成後，不僅學術研究者肯定其價值，一般讀者也會因文字的明快、清晰、中肯，以及內容的豐富而感興趣。
林忠勝先生，宜蘭人，師大曆史系畢業，訪問時隻有二十八歲，有真正研究曆史的志趣。他後來經營大型補習班，事業有成；在宜蘭創辦慧燈高級中學（Huey Deng High School，Yilan，1997），作育家鄉子弟。出錢出力繼續做訪談工作，在美成立「臺灣口述曆史研究室」，出版了《陳逸松回憶錄：太陽旗下風滿臺》（前衛出版社，臺北，1994 - 6）、《朱昭陽回憶錄：風雨延平出清流》（前衛出版社，臺北，1994 - 6 ）、《楊基銓回憶錄：心中有主常懷恩》（前衛出版社，臺北，1996 - 3）、《劉盛烈回憶錄：我與臺大七十年》（前衛出版社，臺北，1996 - 3）、《廖欽福回憶錄：苦盡甘嚐詠福華》（前衛出版社，臺北，2005 - 5）及《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前衛出版社，臺北，2007 - 7）等。十餘年間，林忠勝獨力撰述，賢妻吳君瑩記錄，爲臺灣本土人物留下可貴曆史，文化深意，真令人欽佩。
在訪談錄「前言」中，林先生回憶當年訪問我父印象「先生英逸挺拔，氣宇軒昂。舉止溫文，談笑儒雅，有古大臣之風。……在整潔而不算寬敞的齊家客廳裡，從先生略帶沙啞而具磁性的言談中，留下了這篇訪問紀錄。……可歎人世滄桑，在本人離開近史所近二十年，先生訪問紀錄行將刊印之際，重校斯稿，而先生與雲龍先生皆已相繼辭世。哲人日遠，往事曆曆，前輩風範，永銘吾心。深信先生的見證，必能爲這動蕩紛擾、是非難窺的時代網住一片真。」
在這篇「前言」中，他亦簡潔提到，大陸淪陷，政府來臺，齊先生不僅結束東北工作，「甚且後來被迫離開他曾准備爲之身殉的此一政黨，心中感觸必深。惟先生雍容大度，處之泰然……。」
可惜訪問時，我父秉持理想，堅守原則，篤信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唸，與雷震（Lei Zhen，1897 - 1979，臺灣政治家、政論家）、李萬居（Li Wan - ju，1901 - 1966，臺灣知名的報人與政治家）、夏濤聲（Xia Tao - sheng，原名葵如，1899 - 1968，臺灣政治人物）、高玉樹（Gao Yu - shu，1913 - 2005，臺灣政治人物）等籌組「中國民主黨」未成；與郭雨新（Guo Yu - xin，1908 - 1985，臺灣民主運動領袖）、吳三連（Wu San - lien，1899 - 1988，臺灣「臺南幫」精神領袖）、許世賢（Xu Shi - xian，1908 - 1983，臺灣「嘉義媽祖婆」）等，鞠躬盡粹於撒播自由、民主的種種努力；訪談時，未肯談及，不無憾焉。
這種種顧忌與遺憾，大約是我父在世之日，不願訪談錄出版的主要原因吧……。
他的一生，犧牲奉獻，大半生有家歸不得，對所謂榮華富貴不屑一顧，亦從未爲妻子兒女安頓憂慮打算。在他逝世之前，更感一生虧欠，失落，一切隨風而去，不必再留個人痕迹。中央研究院的訪談錄也不必出版，世我兩忘即好。
訪談錄中以「淒淒吾行飛臺灣」一節告別大陸之後，未有一字談及臺北的政局，而以對日交往至民國五十六年（1967）參加日本首相吉田茂（Shigeru Yoshida，1878 - 1967，日本首相 [ 1946 - 1947，1948 - 1954 ]，日本戰後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巨人之一）國葬典禮結束。幸有梁肅戎（Liang Su - yung，1920 - 2004，臺灣立法院院長、東北硬漢）先生爲此書撰寫《立法院時期的齊世英——追懷四十年情誼》一文，不僅追懷革命同志情誼，也詳述我父與國民黨關係，及初來臺灣時立法院之狀況。他認爲，「鐵老一生，風骨嶙峋，對國家，對黨都有貢獻，對政治有極高理想了……。艱苦奮鬥、不屈不撓的精神，（我）理解最深，師承最久。」
訪談錄即將出版之時，我在臺大「高級英文」班上。
曆史研究所的學生李孝悌和陳秋坤已從哈佛（Harvard University，1636）和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1894）讀得博士學位，在中研院近史所任研究員。他們幫助我審閱全書，提供意見。
孝悌陪我去訪問正在辦《首都早報》（1989 / 6 / 1 - 1990 / 8 / 28）的康甯祥（Kang Ning - xiang，1938 - ，臺灣政治人物）先生。
康先生於民國六十一年（1972）當選爲第一批本省籍立法委員，與我父結爲忘年交。
當時，他三十多歲，我父七十三歲，在長達七年多的時間裡，每月兩次周末在我們內湖家中，喫我母親做的家鄉菜，對飲暢談。
我去訪問時，他與我對談，開始即說：「我一直想把鐵老與我個人，和臺灣政治前輩的關係，以及他對民主政治的關懷，留下一個紀錄。」
那一天，孝悌爲《紀念民主的播種者齊世英先生——康甯祥先生訪問紀錄》作了極好的記錄。
我父訪談錄，既未談及他來臺後爲民主、自由、法治所做之事；我遂將他逝世時，報章雜志幾篇不同角度之悼文，作爲重要附錄，可以客觀看到他後半生在臺灣經曆。
不僅是前半生理想的延續，亦是一種人格的完成。
民進黨創黨人之一傅正（Fu Zheng，原名傅中梅，1927 - 1991，臺灣政治家、政論家），爲《新新聞》周刊（"The Journalist，週四刊 "，臺北，1987 / 3 / 12 -）寫《東北最後一位鐵漢》；政論記者于衡（Yu Heng，原名于衡之，1921 - 2005，臺灣作家、記者）《悼念和中國現代史有關聯的齊世英先生》和田雨時《齊世英先生蓋棺論》，三篇追思之作，但各有重點，有相當史料價值。
田先生早年曾在張學長所組「四維學會」擔任秘書長，與我父在中央主持東北抗日之「東北協會」競爭。但在西安事變後，田先生進入政府工作，對我父有進一步認識。齊氏家族早期由山西移民東北，有山西人傳統忍耐而沈潛的性格。此文說：「他繼承了從關內移居東北的先民創業精神；而留學德國接受日耳曼民族熏陶，混合成其剛毅果敢的氣魄，實事求是的作風。對人熱情義氣，對事冷靜沈著，鑄有堅強意志，獻身革命，奮鬥不息……。自中年至老年，視野廣闊，胸襟放寬，邁進而深入於『中國問題”』。先後卻壹直全走崎區不平的道路，且越走越坎坷……但他卻有似『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此文不僅爲齊世英作蓋棺論，亦富有當年東北人進關的史料。
訪談錄後尚有一篇《吉田茂與齊世英》節稿，由林水補教授譯自豬木正道《評伝吉田茂》（東京，讀賣新聞社，一九七八年初版），詳述郭松齡反張作霖事件，兩人因此相識，彼此感到個性十分投闔。吉田茂對於齊世英磊落的人品，深具好感。中日戰爭時，各爲其國，但齊世英在日人眼中，卻是可敬的敵人。
書成之時，我也在致謝文《二十年的聲音》中，說明我隨侍一生的看法：「先父自二十七歲加入當年形象清新之國民黨，至五十五歲因拂逆權力中心，被開除黨籍。一生黃金歲月，盡在理想與幻滅中度過。個人得失、炎涼世態，皆可淡然處之。但一九四八年，東北再度淪陷，則終身傷痛。傷痛之心，長年在沈思之中。郭松齡兵諫革新，功敗身死，或可說是，時代尚未成熟；而東北，乃至全部大陸在勝利之後迅速棄守，核心原因何在？籌組新黨，絕非出於失意之情，而是對未來的期望。」
這篇致謝文，回溯《時與潮》在臺灣複刊，民國五十五年（1966）七月起連續選譯《艾德諾回憶錄》，我引用了宋文明先生執筆之社論《從艾德諾回憶汲取教訓》。
這位領導西德自戰敗廢墟中重建的老人，曾經曆德國兩次世界大戰的慘敗，對於他的國家的過去與將來，曾下過一番沈痛的思考：「民主政治是一種思想，牠的根源在於承認每個人的尊嚴、價值及不可讓渡的權力。」
宋文明說：「這些說法，雖然聽起來很簡單，很平實，但在實際的德國政治中，這一字一句，都代表了仟佰萬人的鮮血，仟佰萬人的眼淚，仟佰萬人的顛沛流離。」
這個基本卻必須堅持的政治理想，即是先父自學生時代至埋骨臺灣的心聲。
他生前常言，到臺灣來後，許多人仍在熱衷地追逐已不重要的權勢，他已脫離那個框架，求仁得仁，恢複了自由身。即使已經沒有當年革命維新的大天地，仍然恪盡書生本份，在立法院和革新俱樂部同仁推動加強民主法案的諸多法案。如出版法、言論自由、司法獨立、法官調度法制化、辯護律師之設立、人權之保障等，皆以人民福祉爲主要考慮。其他如建立國會圖書館、印行立法院公報及各種記錄、檔案之整理，以供民間參考……。
這一切，在中國政治史上有極大意義，卻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
他的前半世，曆經狂風暴雨。他尊敬蔣先生北伐和抗日的功勳，對目前小長安的局面，可以瞑目矣。
民國八十七年（1997）十月四日，我父親小友陳宏正先生發起，和梁肅戎先生在臺大校友會館舉辦了「齊世英先生佰歲冥誕紀唸會」。陳宏正經營商業有成，向來關懷民主、人權與文化。他對父親一生相當了解，熱心地提起此議。
那天到場的，不僅是師生故舊，還有許多政治上當年立場不同的人。會場擠得水泄不通。我父革命老友，已近佰歲高齡的陳立夫先生堅持親自到場，「有幾句話要說」。
他到的時候，已無通道可走，幾乎是被擡著到前排，他站立致詞。說的是，五十年前的革命感情，齊世英光明磊落的政治風骨，令人敬佩。
他也最了解我父對東北用情之深，失鄉之痛。
當日在紀唸會發言的，尚有高玉樹先生。談他一九五○年代參加籌組「中國民主黨」（當時一般人稱爲「新黨」或「黨外」）的往事。梁肅戎、康甯祥、杜正勝、劉紹唐、郭冠英等人出席談話，認爲，當年組新黨如成，今日臺灣政治對立或可避免，不致如此突兀生澀。胡佛、張玉法先生更由曆史看臺灣與東北同爲日本殖民地的影響，兩地民間對自已命運的挫折感與希望。
二十年來，我無數次坐在雙親墓前，望著太平洋浩瀚波濤，想著他的一生。
我多麽幸運和這樣的父母結緣，能有如此前世今生。
![]()
「超越了歲月的禁錮」的訪問記錄，使齊世英先生「一生事迹因此或不至與草木同朽」。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 | 
臺灣文學之母齊邦媛先生（1924年2月1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