芍藥花開

巨流河●

第十

一

章

印

證

今

生│
│

從巨流河到啞口海

　　  5、爲訣別而重逢  

　　民國七十六年（1987）十一月，開放大陸探親。六年後，我終於也回去了。 
　　那幾年間，幾乎所有「外省人」都回去過了。 
　　熾熱的探親文學已由重逢相擁的痛哭激情漸漸冷卻，甚至開始出現了幻滅的敘述。 
　　隔著臺灣海峽，漂流者日思夜想的是故國山川和年輕的親友，即使父母也應尚在中年，隔了四十年，回去時所見多是美夢的骨骸。 
　　還鄉者已老，仍是斷腸。所以，我更遲遲不敢回去。不僅我無親可探，也因怕幻滅毀了珍藏的記憶，更是近鄉情怯。 

　　民國八十二年（1993）五月，我在武漢大學校友通訊《珞珈》上讀到魯巧珍肺癌已至末期的消息，如遭電擊，立刻決定去上海和她見最後一面。 
　　巧珍是在通郵後最早由大陸寫信給我的好友。 
　　她和我的友情，也是我最美好的青春記憶，嵌在四川樂山的三江彙流之處。 
　　我怎能這樣無情，不早一點去看她，竟拖到已經太遲的時候……。 

　　定了去上海的日期，我先與她的丈夫許心廣學長通了電話，約好時間。 
　　電話裡知道，一直住在上海的俞君，已於一年前因心臟病去世。當年若嫁給他，我黑五類的身份必然是他的噩運。 
　　樂山老友姚關祖、蘇漁溪、彭延德，都已前後去世。 
　　我在上海可以看到的，隻有巧珍一人；而巧珍，已至彌留階段。 

　　那時的上海機場，還相當混亂。 
　　我沒有找到接我的武大校友，將近五十年歲月，恐怕對面也不相識了。 
　　我幾乎上了一輛由女子帶路的假出租車，幸好到了車旁，感覺不對勁。 
　　回到大廳，找警察招來一輛真出租車，到了原定的希爾頓飯店，放下行李，即由在大廳等我的許學長帶著到了郵政醫院。 
　　巧珍被扶著坐起來，眉眼靈秀仍在，她說：「知道你要來，我一直等著。」 

　　她從枕下拿出一張紙，隆重地，像致迎賓辭似地唸杜甫《贈衛八處士》（"Du Fu，For Wei the Eighth，759 "）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複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鬓發各已蒼。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How rarely together friends are! As Morning Star with Evening Star. O what a rare night is tonight? Together we share candlelight. How long can last our youthful years? Grey hair on our temples appears. We find half of our friends departed. How can we not cry broken-hearted... "） 
　　她氣息微弱地堅持唸下去，直到「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Mountains will divide us tomorrow. O What can we foresee but sorrow! "） 
　　我俯身在她床沿，淚不能止。 
　　她斷斷續續在喘息之間，說了些別後五十年間事，青春夢想都已被現實擊破，「你到臺灣這些年，可以好好讀書，好好教書，真令我羨慕。」她勸我珍惜已有的一切，好好活著。 
　　我茫然走出醫院時，知道這重逢便是訣別。 
　　回到臺灣，便接到她去世的消息。那年，她六十九歲。 

　　對於上海，我本無甚好感。此行更無逗留心情，由醫院出來，坐車在原是最繁華街上慢慢駛過，想半世紀前我穿著抗戰衣裳與他們格格不人的情景，真有啼笑無從之感。 
　　故人往事都已消逝，這時的我，已見過世上許多重要都市，看遍各種榮華；而最重要的是，讀了許多當讀的書，做了一些當做的事，一生沒有白活。 
　　當年上海的虛榮（pomposity），若是吸引了我留下，我早已成黑五類而被鬥死；即使幸存，也必須耗盡一生否定真正的自我。

 上海佰樂門——曾經充溢著「十哩洋場」的縱情歡歌。

　　  6、鐵石芍藥的故鄉  

　　由上海我立即飛往北平（如今稱爲北京），由外甥甘達維買到火車票，到遼甯鐵嶺去看我生身之地。 
　　白天班的快車，早上八點鍾開，晚上十點到。我可以和六十多年前一樣，看到每一吋土地，可以真真確確地看到那些聽了一輩子的地方，車過興城、葫蘆島市、錦州、溝邦子、新民……，我幾乎一直在興奮的心情中，身體疲勞，卻半刻不願閉上眼睛。 
　　民國十四年（1925）冬天，我的父親曾隨著郭松齡將軍率領仟軍萬馬攻占了這片江山。 
　　車過巨流河鐵橋的時候，天已經黑了。鐵橋很長，什麽也看不到。 
　　我買來回票，希望回程時可以在早上過橋時清楚看看。 
　　誰知，回程換了飛機，未能在那長長的鐵橋上，看到巨流河東岸，懷想我那年輕的父親，在雄心壯志的郭將軍身旁，策馬布陣，一心相信明天會進沈陽城，想不到一夜之後逃亡終身，脫身之時，曾一吋一吋地爬過這座鐵橋。 

　　這一趟還鄉之旅，原已令我激動得目不交睫，竟還有驚異的奇遇。 
　　我用臺胞證，買到的是一張軟臥頭等票。 
　　一間車廂四個人，同車廂內是兩個俄國人和一位通譯。他們是從俄國海參歲到中國安徽省包工程的工程師，我是從臺灣來的英國文學女教授。 
　　他們看我，好似火星人；我看著他們，想著三十多年來反共抗俄的大口號，如今竟然和敵人十四個小時關在一間疾行快車的車廂裡……。 
　　四個人局促對坐，好似不同星球的人精遇於太空。 
　　他們對臺灣好奇的範圍，超過了那位通譯的字彙範圍。所以，有時用幾個英文字，攤開他們隨身帶的世界地圖，他們不停地問我問題：臺灣的地理、曆史、教育、家庭、女子地位、衣、食、住、行……。 
　　我也問他們俄國的問題：從托爾斯泰到斯大林……。 
　　那真是一場豐富的交流。 

　　車過沈陽大站，上上下下，大大熱鬧一場。 
　　再過一小時，已夜晚十點半，車進鐵嶺站。但是，除了站牌以外，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車上播音說，正在更換電力設備。 
　　車外是月台吧，隻見一個站員提著一盞風燈走過來，好似從黑暗的深淵中冒出來，看不見旁邊還有沒有人。 
　　我提著小箱子下車，那兩位外層空間的俄國人說，「太暗了，別去！」（"Too black, do not go! "） 
　　我說，有人接我。 
　　他們說，「但是，看不到人啊！」（"But, not to be seen! "） 
　　隨後，竟然跳下車，用手比劃，叫我跟著他們到哈爾濱，明早讓他們的通譯帶我回鐵嶺。 
　　他們臉上充滿不放心的關切和誠懇，就像托爾斯泰書中的俄國農民那般樸實。 
　　在猶豫中，我對著黑暗的站臺喊我堂弟的名字，「振烈！振烈！」 
　　這時，聽到遠遠有人喊，「三姐，三姐！」（我在老家大排行為三姐） 
　　然後，就是一陣腳步聲。 
　　振烈帶著他一家人跑過來。雖然都已老了，還是認得出來的。 
　　俄國人回到車上。車開了，他們伸出手來拼命揮著，在車廂的燈光中，可以看出來他們放心的感覺。 

　　多年來，有時回想，那真是一趟奇異的，充滿象征意義的還鄉之旅。 
　　我們到臺灣反共抗俄，恨了他們半輩子，而在我家鄉黑茫茫的車站，是這兩個俄國人跳下車來要保護我！而他們帶回俄國的臺灣印象（在地圖上和俄國比，是極大和極小的國土），應該是一個現代化「人民有充分自由的地方」。 
　　所以，一個女子能一個人攜著手提包，萬哩了出山海關，尋找睽別六十年的故鄉。

　　我能找到齊振烈，得以重回故鄉的路，該是天意吧。 

　　民國七十六年（1987）臺灣開放探親時，我父親已去世了，內湖的家空置沒人居住，漸漸也疏於整理，院子裡的草長得掩住了花床。
　　我與妹妹已無能力維持一所沒人住的空院，隻能有時回去看看那滿目淒涼。
　　第二年過年前，我回去在已裝滿落葉的信箱看到一封信，封面有遼甯鐵嶺的地址。 

　　振烈和我同太祖，抗戰勝利後我母親住在北平的兩年，他兩兄弟爲了上學，曾去同住。四哥振飛讀輔仁大學，六弟振烈讀中學。
　　他記得，我兩次暑假回家總是逼他唸書，嚴格地給他補英文。
　　我記得，這哥倆都長得很英俊，很有精神。
　　民國卅六年（1947）我一個人來了臺灣，家鄉的人和事對於我，像鐵嶺那晚的車站一樣，黑茫茫的一片。我們必須大聲呼喚半世紀前的名字，才找到我回鄉的路。
　　大陸被共産黨「解放」後，振飛哥輾轉到了江蘇鎮江。因爲大學資曆，或因當年曾參與美國調停國共之戰的馬歇爾計劃外圍譯事工作，在江蘇理工大學找到工作。娶了賢慧妻子，三個女兒女婿都很孝順顧家，是少數幸福的人。振烈中學畢業後投考空軍，已經到飛行階段。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因地主家庭背景被停飛，命令回鄉耕地，在小西山種莊稼十多年，終得「平反」到鐵嶺市石油公司工作。妻子在衛生所作護士，一家得以溫飽。但「從天上掉到地裡」（東北人稱「田」爲「地」），對他心理創傷很大，一生未能平息怨忿。 
　　臨別時，弟媳請我勸他脫掉那件空軍皮外套，已經磨得發白了，他就是不肯丟掉。 
　　那是他一生最輝煌的紀念。 

　　另一位堂兄齊振武，原在家鄉種地，淳樸本份。 
　　民國卅九年（1950）韓戰（Korean War，1950.6.25 - 1953.7.27，又稱韓朝戰爭）爆發，大陸一片「抗美援朝」聲。他參加村民大會時，冬天大家坐在熱炕上。征兵的幹部請志願參軍者（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與朝鮮戰爭者）站起來，一面叫人在炕下加火，熱得坐不住的人剛一起身就被鼓掌，歡迎參軍……不由分說拖上了瓦罐車（運貨的火車廂）。 
　　第二天早上，車已過了鴨綠江，到了韓國的新義州車站，從此是暗無天日的生活。不斷的血戰，不斷的轉移，人隻是個拿槍的機器，敵人是誰都不清楚，家鄉當然不能聯酪。 
　　民國四十二年（1953）七月韓戰結束後，幸存者選擇自由退伍或回鄉：不願回大陸的一萬四仟多官兵來臺灣，成爲全球矚目的「一二三自由日」（即「世界自由日」，"World Freedom Day "；原為臺灣制定於 1954 年 1 月 23 日一個具有反共意義的政治性節日，1993 年改名）。 
　　這些義士給蔣總統的反共力量，增加了很大的聲勢。 

　　全世界的記者都到義士村訪問，臺北采訪記者發現名單上有位齊振武，遼甯鐵嶺人，回來問我哥哥，「會不會是你的家人？」 
　　我哥哥即親自去探訪。臨去時問我父親，如何相認？ 
　　父親說，你問他爸爸的小名叫甚麽。 
　　他說，他爸爸的小名是「老疙瘩」。 
　　我父親自己也前去相認，是同曾祖兄弟的兒子，我們稱他五哥。 
　　他退伍後，找了個守倉庫的工作。民國五十九年（1970）後期，死於腦溢血。我哥哥和我大姑的兒子在高雄傳教的毛中穎表哥，把他葬在高雄燕巢鄉的基督教公墓。 

　　又三十年後，振武哥的親侄子齊長凱不知如何由一本筆會季刊看到我的名字，由沈陽打電話到臺北筆會找我，取得聯系。 
　　他說，自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之後，就不知他伯父齊振武生死存亡或流落何方，已到處打聽多年了；如今得知他已死，埋葬臺灣。 
　　電話中，哭了起來，說:「他怎麽死了呢？怎麽會是這樣呢？」（我請中穎表哥托人照了墓地的照片寄給長凱，他們看到白石墓的照片，似乎感到一些安慰。） 

　　怎麽會是這樣呢？ 
　　當我回到小西山時，我也問，怎麽會是這樣呢？ 

　　我獨自從北京坐白天的火車回遼甯鐵嶺，就是爲了要看見每一吋土地。 
　　堂弟振烈帶我由鐵嶺回去小西山。 
　　我回到村莊舊址問人，「鬼哭狼嚎山在哪裡？」 
　　所有的人都說，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山名。 
　　我才明白，幼年時聽母親說的「鬼哭狼嚎山」，原來就是她當時的心情。 

　　由於父親一直在國民政府做事，祖居莊院早已摧毀，祖墳也犁平爲田，村子已並入鄰村茨子林。 
　　我曾滿山遍野奔跑、拔棒槌草的小西山，半壁已削成采石場。 
　　各種尺寸的石材，在太陽下閃著乳白色的堅硬冷光。據說石質甚好，五哩了外的火車站因此得名「亂石山站」。 
　　齊家祖墳既已被鏟平，我童年去採的芍藥花，如今更不見蹤影，而我也不能像《李伯大夢》（Washington Irving，華盛頓•歐文，1783 - 1859，美國小說家，"Washington Irving，Liban’s Winkle，1820 "）中的 Rip van Winkle（音譯瑞普•凡•溫克爾，歐文短篇小說《李伯大夢》中的主角），山裡一睡二十年，鬓發皆白，回到村莊，站在路口悲呼，「有人認得我嗎？」。 
　　我六歲離開，本來就沒有可能認識的人。 

　　這萬哩還鄉之旅，隻見一排一排的防風林，沃野良田，伸向默默穹蒼。 
　　我父祖鐵石芍藥的故鄉，已無我立足之地了。 

　　許多年來，我到處留意芍藥花，卻很少看到：在臺灣，大約因爲氣候的緣故，更少看到。 
　　幾乎所有的人都住在公寓大樓裡，沒有庭院，也沒有閑情逸致去種那種驕貴的花吧？ 
　　我記得，陪著哭泣的母親去的祖墳，四周種滿了高大的松樹，芍藥花開在大樹蔭庇之下，風雪中有足夠的擋蔽。 
　　我記得，祖母把我採回的一大把花，插在大花瓶裡，放在大飯桌上，整個屋子都好像亮起來了。 
　　祖墳松柏，隨著故園摧毀，那瓣瓣晶瑩的芍藥花，卻永遠是我故鄉之花。

從「廢園」到「燕京」，「一塔湖圖」。
莫名乎？未名乎？未名湖！此非「妄語」焉！？
有詩曰：「未名湖是個海洋 / 詩人都藏在水底 / 靈魂們都是一條魚 / 也會從水面躍起」。

　　  7、一九四三春風遠  

　　我在大陸住了二十三年，半世紀後回去，真正認識我的隻有一起長大的同窗好友。 
　　抗戰八年，重慶是我的家。 
　　到臺灣之後，回憶最多的是沙坪壩：家和學校之間三哩路，無數的水田，一條樸實的街，接著到小龍坎公路口，是我感恩難忘的母校。南開中學一九四三班同學，見證了我成長的過程。 

　　開放探親之後，大約是由在美國的同學開始，有了油印手寫的通訊簿。 

　　我收到的第一封信，來自加拿大的潘英茂，隻是一張簡樸的明信片，上面寫了兩行近況和她的住址。 

　　英茂是我高中三年的好友，總是排在鄰座。宿舍床鋪，也常靠著。 
　　她的母親是法國人，所以她是雙語的人，有時又似徘徊在兩種文化之外的夢想者。 

　　熄燈後，輪到我講新看的書或電影故事。她是那最忠誠的，「我愛談天，你愛笑」的聽衆。 
　　我記得，最早講拉瑪爾丁《葛萊齊拉》（Lamartin，Alphonse - Marie - Louis de Prat de，1790 - 1869，法國詩人、作家，1790 - 1869，"Lamartin，Grazella，1849 "）的初戀與殉情，她一直不停地哭。 

　　拉瑪爾丁是法國浪漫詩人，而書中的葛萊齊拉，和我們那時一樣，也是十六歲。 

　　勝利之後，英茂與我們失去聯酪，她的明信片到臺灣時，我們都已七十歲。 
　　我原擬去歐洲開會，回程到紐約會晤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總編輯康珍馥（Jennifer Crew），再到加拿大去看望英茂。 
　　誰知，正逢美國的感恩節，安排旅程的人說，「所有的人都在公路上趕路，回家團聚去了。」所以，我就未去美加，想著明年開會再去。 
　　誰知，第二年收到呂文鏡由北京來信，說，英茂因病已去世。

　　這封長信，祭唸我們戰火下的青春；依悵取暖時，不能遏止的悲與樂。 
　　我也將此信寄給了不斷催促我回大陸團聚的一九四三班的好友，不久《四三通訊》將此信刊出，由此得到更多的訊息和催促。 

　　促使我終於在民國八十七年（1999）去北京參加四三班的年度聚會，是我另一位好友賴叔穎去世的消息。 
　　她與我，小學、中學兩度同學。她的父親是江西人，卻在奉直軍閥戰爭中，與我祖父相識，是我同學中最老的父親。 

　　我記得，她家好像住在重慶曾家巖的山坡上。我父親帶著我，很恭謹地拜望他。 
　　叔穎不是我那多幻想型的死黨，卻是我沙坪壩家中的常客，與我父母更多一層親切。 
　　兩岸開放探親後，她即寫信給我，請我幫她尋找當年隨政府來臺的哥哥賴光大的下落。我尚未打聽到，卻遠方的班友通訊中突然得知她因病去世。 
　　我知道，她嫁給北京的吳姓名醫，「解放」後受中共高層信任，大約未受折磨。 
　　但是，怎麽七十歲就死了呢？我再不回去聚會，還能看到多少人呢？

　　我回到北京時，是農曆暮春三月的夜晚。北國的春天，仍有相當寒意。 
　　負責一直與我聯酪的邢文衛，已在旅館等我。 
　　我進了大廳，遠遠看到她在人來人往的接待櫃檯前站著的樣子，臉上等待的神色就是與衆不同。 
　　迎向我走過來的，就是邢文衛！ 
　　南開中學真正的校花，男生宿舍「遙望受彤樓（女生部）」的焦點，她是我所見過最端莊美麗的中國少女。 
　　高一時，我座位、排隊在她與英茂之間，羨煞許多人。 
　　如今，緊緊握住我的，當然已不是那冷豔、矜持的少女。明亮的眼睛也黯淡了，但是她仍然與衆不同。 
　　與她同來的是余瑜之（與柳志琦和我是班上三文友）。 
　　她們說，柳志琦住在天津，這幾年她一直說，等齊邦媛回來時，她一定來北京開班會。 
　　她們離開我的旅館時，我說，此行專爲歡聚，一不談病痛健身靈藥，二不談臺灣回歸祖國之事。

　　第二天早上，我到邢文衛家（她大學畢業後，嫁給我們同班的男生康國傑，終身是她的仰慕者）。 
　　當年同班女同學到了十多位，見面都已不識，都是老太太了。隻有在說出名字時，驚呼一番。 
　　我們急速地把五十年前的影像，延伸到眼前的現實。 
　　無數的「你」，記得嗎……都似在解答我在臺灣難解的謎，驗證了我今生確曾那般歡躍活過的青春。 
　　這些人，這些事，那魚池，那默林，都真正存在過。 
　　歲月能改變，但並不能摧毀。 

　　快到中午的時候，門鈴響，邢文衛把我叫到門邊，對我說，「柳志琦從天津來看你，你不要說，你認不出她。」 
　　門開處，一對年輕人扶著一個勉強站立的老婦人走進來。 
　　我實在無法想象那倔得一吋都不肯讓的柳志琦，會彎腰！ 
　　在進門的甫道，她抱住我，哭著說，「想不到今生還會看到你！」 
　　昨晚，她們沒有告訴我，她脊椎的傷，已不能坐火車。 
　　爲了與我們團聚，她的女兒爲她雇了一輛出租車，一路上可以半躺，由天津開了一佰多公哩路來北京。 
　　半世紀前，她與友伴去了中共的解放區，我隻身來到臺灣，兩人不同的命運已定。 
　　吟誦清代顧貞觀《金縷曲》（Gu Zhenguɑn，1637 - 1714，清代詩人，"Gu Zhenguɑn，The Burial Song，1657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Are you all right out there? Are you safe or not? Will you return to life? Everything is not worth looking back on? Everything is real and so many things are hard to explain in details, which make you feel difficult to look back on. "）的詞句，不勝唏嘘。 

　　民國卅五年（1946）暑假，勝利複員的各大學，開始由四川、雲南遷回原校。秋季上課，柳志琦也興沖沖地離開四川家鄉到了北平。她讀的燕京大學（Yanching University，1889），戰時遷往成都華西壩。 
　　我們同班大約有十人在那裡，都隻差一年大學畢業。 
　　我在複員到武漢上學前，與她在北平重逢，也同遊歡聚。 
　　她初次到北方，充滿了好奇，古都的政治文化場面很大。 
　　柳志琦應是親身目睹燕京大學末日的人，因是「美帝」的基督教會大學，解放之初即被斷然廢校，美麗的校園。 
　　著名的未名湖（Weiming Hu，多不吉祥的名字！）硬生生地變成了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1889）校園；民國卅九年（1950）以後，寫未名湖畔大學生活回憶的，是北京大學校友。 
　　我相信，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沒有人敢於公開懷念燕京大學和她的優雅傳統。 
　　政治力量便如此斷然消滅了一個共同的回憶！ 
　　我那充滿文學情懷的好友，在五十年激蕩之後，如何回首我們分手的一九四九年？

　　這一場，令我一直近鄉情怯的重聚啊！ 
　　時時刻刻都那麽寶貴，說不盡的當年趣事，唱不夠的當年歌曲，蒼老的聲音，疲憊的記憶，努力重燃南開精神……。 
　　第二天下午分手之前，她們開始唱當年的班歌，那是我十八歲文藝青年情懷寫的班歌，「梅林朝曦，西池暮藹，數載無憂時光在南開，而今一九四三春風遠，別母校何日重歸來……。」

　　當年，在後方風起雲勇的學潮，由街頭遊行演進成實際參與。 
　　我們班上大學後有幾位也去了延安（Yanan，Shaanxi），每一位都有很長的故事吧。 
　　其中一位是傅綺珍，她從山西太原來，仍是高大爽朗，我立刻想起她在校時和我談話響亮的笑聲。 
　　上大學不久，聽說她與幾位友伴到延安去了。在中學時，幾乎看不出誰「前進」，誰「反動」，原來都是深藏不露的人啊！——這半世紀來，延安的人在中國當家，她的境遇應該是幸運的吧！（五年後，曾接到她寄來南開時代的照片，有一張是她穿著解放軍制服，旁邊注「隨軍入太原城」，她信上說那不完全正確。） 
　　我充滿了想問的問題，但是在十多個人團團坐的場合，確是不知怎麽問這些純屬個人攸關生死（Vital）的大問題。 
　　如今在近六十年後，用憶起的熱情一遍又一遍地再唱少女時的歌，這些飽經憂患的心啊……。 
　　你們怎麽還記得呢？ 
　　我們這一代，在抗戰的重慶長大，在荒郊躲警報時爲《天長地久》（由塞德利克•哈德威克等執導、喬治•科比  / 肯特•史密斯主演的英語劇情片："Forever And A Day，1943 "）、《葛萊齊拉》裡的癡心愛情而神往。 
　　但是，我們的一生，何曾有過蔚藍的海灣？何曾有「黑發隨風披散，腮際掠過帆影，傾聽漁子夜歌」的可能？ 
　　留在大陸的，曆經政治動蕩，很多嘗過苦難；到臺灣或到國外的，又總感到在漂流中，如此相見，真如隔世。 
　　當一切都是「一言難盡」時，一遍又一遍地唱著「如今一九四三春風遠」時，記憶與遺忘似雙股柔絲，層層繞著這一屋子白發的小友。 
　　這些當年菁英中的菁英，因爲政治的斷裂、婚姻的牽拌，失去了許多正常生活的歲月，成爲失落的一代，吞沒在「春風遠」這麽簡單直率的歎息之中，無需記憶，也無法遺忘。 

　　那一天中午，我們從邢文衛家走到巷外大街的飯館喫飯，街名我忘了問，隻記得沿街種的是楊柳或馬櫻花。 
　　四月，正是柳絮飄飛的季節，撲頭蓋臉地落下。 
　　我和余瑜之在後面牽手而行。 
　　我看著前面七、八位同學的白發上和肩頭灑著零零落落的柳絮，不禁憶起當年在孟志蓀老師詞選課上，背過蘇東坡詠楊花的《水龍吟》（"Su Shi，Water Dragon’s Chant，1079 "）。 
　　她說，記得開頭是「似花還似非花……。」（"Looking like flowers yet non - flowers... "）。 
　　我們接力背誦下去，「也無人惜從教墜，抛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一池萍碎。春色三份，二份塵土，一份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You are pitied not but let fall like snow. Roaming far away from your bowers. To me, you are full of sorrow, senseless though.Your tender heed is broken. ... Of the three graces. Of the colorful spring. Two have turned into dust already, And the other, water flowing. I gazed at you more closely Only to find you are not catkins of willow, But tear-drops of the people parted in sorrow. "）  
　　站在這陌生的北京街頭，白茫茫的柳絮中，人生飄零聚散之際，這鋪天蓋地的惆悵，是詩詞也無法言說的啊！

　　兩年後，我在臺灣收到新的《四三通訊》，登著「邢文衛病逝」的消息。 
　　初看時，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把牠拿近燈光再讀，牠是真的了。但是在悲傷之外，邢文衛變成了邢文衛，令我惱怒，似乎也助我抗拒牠的真實性。 
　　到了我們這年紀，死亡原已臨近。但是，我竟不知她已生病，對她無一句慰問！ 
　　而她的死訊，卻是用這個我不認識的名字宣告。 
　　最後一次相聚人多，無法說明白各人遭遇，歌聲笑語，好似都不怨尤生不逢辰的痛苦和遺憾，早已將苦杯飲盡了——那樣六十年後的聚首，對於我隻是印證今生果真有過的青春吧……。

　　漸漸的，班友的通訊也停了。一九四三的春風，不但遠了，也永久消逝了。 

　　四三班會之後，我去朝陽門看兩度與我同學的楊靜遠（Yang Jing - yuan，筆名苑青，1923 - ，作家、學者）。 
　　她在南開比我高兩屆，曾住同寢室。 
　　我到武大的時候，她已上外文系三年級，是朱光潛老師的高徒。 
　　在樂山，我曾去她家喫過年夜飯。 
　　她的父親楊端六（Yang Duan - liu，原名「楊勉」，後易名「楊超」，1885 - 1966，中國經濟學界名人）教授，是經濟係貨幣學專家；母親袁昌英教授，自民國十八年（1929）由歐洲回國，即在武漢大學外文係教戲劇和莎士比亞（我曾受教兩年），被稱爲「珞珈三傑」之一。另兩位是淩叔華（Lin Shu - hua，原名「凌瑞棠」，筆名「叔華」、「瑞唐」、「瑞棠」、「SUHOA」、「素心」，1900 - 1990，中國的曼殊菲兒、才女）和蘇雪林（Su Xue - lin，原名「蘇梅」，筆名「瑞奴」、「瑞廬」、「小妹」、「綠漪」、「靈芬」、「老梅」等，1899 - 1999，作家、學者）。 

　　在這樣家庭長大的楊靜遠，書讀得紮實，思想相當有深度，天性善良、浪漫。在正常的時代，應可成爲她向往的真正作家，也必然是作學術研究的知識分子。但是，在民國卅四年（1945）大學畢業前，她已卷入困惑著每一個大學生的政治思潮。 
　　同學中傾向共産黨的，自稱爲「前進」，稱傾向保守的爲「反動派」。 
　　那時，正面抗日的中央軍在苦戰六年之後，正陷入湖南、廣西、貴州保衛戰最艱苦的階段。四川太大，一般城鄉的人過著平靜的日子。但是，逃難來的下江人，又陷入戰火逼近的恐慌中。 

　　楊靜遠在民國九十二年（2003）出版《讓蘆日記》（楊靜遠 / 武漢大學出版社，武漢 / 2003 - 11 ）裡，記述她早期受吸引，覺得政府已經「徹底腐敗」，必須改組。 
　　左派同學借給她《延安一月》（趙超構 / 重慶《新民報》社 / 1945 - 1）和《西行漫記》（Edgar Snow，埃德加•斯諾，1905 - 1972，美國記者，"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1936 "，戈蘭茨公司 [Left Book Club, Victor Gollancz,London ]，1937 - 01），使一直用功讀英美文學作品的她，說，「我必須看牠，我得抓住每一個認識共産黨的機會。」 
　　父母苦口婆心隨時勸她先讀書，不要沖動卷入政黨之中，「政治和戀愛很相像，相處久了，就不能脫身。」 
　　她從武大畢業後，父母全力助她去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1817）英文係深造。但是，她在「解放」的浪潮下，因愛情徑自放棄學業，回來建設新中國。 
　　五十年後，她將當年兩地情書，結集出版《寫給戀人——1945 - 1948 》（楊靜遠 / 河南人民出版社，鄭州 / 1999 - 2 ）。 

　　那一年，我在北京看到她與戀人嚴國柱（武大工學院，與我大學四年同屆），知她一生在愛情中是幸福的。 
　　但是，她的父母所受的政治迫害，那般慘痛，也許是難於釋懷吧！ 
　　民國九十一年（2002）她主編《飛回的孔雀——袁昌英》（楊靜遠 / 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 / 2002 - 1），相當詳細地敘述了袁老師晚年極悲慘的遭遇：在校園掃街，被逐回鄉，年老孤身寄居親戚家，她自稱爲坐「山牢」的歲月，孤淒至死。 
　　令我這當年受業的學生，淚下不已。 

　　我也想到，親自召見勸我轉入外文系，慨然擔任我指導教授的朱光潛老師。 
　　臺灣開放回大陸探親初期，我在武大校友通訊《珞珈》讀到一位王築（Wang Zhu，1916 - 2006，學者）學長寫《朱光潛老師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的片段》中得知，四年「牛棚」生活之後，一九七○年朱老師被遣回北京大學的聯合國數據翻譯組，繼續接受監督勞動改造，掃地和沖洗廁所之外，可以摸到他些書本了。有一天，在西語係清掃垃圾時，偶然從亂紙堆中發現自己翻譯的黑格爾《美學》第二卷譯稿，那是他被抄家時給當作「封、資、脩」的東西抄走的。重見這些曾付出心血的手稿，如同隔世，幸得組長馬士沂取出掩護。他在勞動之余，得以逐字逐句推敲定稿，並且譯出第三卷，文革後得以出版。 
　　在這方面，朱老師幸運多了。 
　　民國七十八年（1989）錢穆先生到香港新亞書院（New Asia College，1949）演講，重晤朱先生。 
　　我原也想去香港得以拜謁，未能成行。 
　　錢先生回臺北告知，朱老師已不大認得人了。 

　　而當年以「佛日：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期勉，支撐我一甲子歲月以上的吳宓（Wu Mi，原名，吳玉衡，筆名餘生，1895 - 1978，文學評論家、國學大師、詩人）老師，也在政治迫害下，失去學術尊嚴。 
　　近半世紀後，吳宓老師幾位已是名學者的學生，將他「文學與人生」的大綱和上課若幹講義闔輯出版，錢鍾書封面題字。有一些手稿是用毛筆寫的，中英文並用。 
　　北京大學外文係退休教授王岷源（Wang Min - yuan，1912 - 2000），是編者之一，將英文譯成中文。當時已八十二歲，「面壁而坐幾個月，用放大鏡逐字逐句辨認研究手迹，譯完並作注釋……。」（吳宓 著 王岷源 譯，《文學與人生》，清華大學出版社，北京，1993 - 8） 
　　書中敘述吳老師一生勤於讀書教書，自己儉樸卻不斷助人。然而，在文革期間卻「不得善終」——不准授課、遭批鬥、屈辱、逼寫檢討、強迫勞動、挨打、罰不准喫飯、挾持急行摔斷腿、雙目失明……，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神志昏迷，頻頻發出文革中的聲聲呼喊：「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我要喫飯，我是吳宓教授！」 
　　他之所以受這樣嚴重的迫害，是因爲他竟敢在「批孔」會上說，「孔子有些話還是對的。」當有人要強迫他批孔時，他的答複是：「甯可殺頭……。」 
　　王教授的後記寫著：「在任何文明社會都應受到尊敬的人——深切懷念雨僧師。」

　　這些我在大學受業的老師，幾乎都未能身免。所受之苦，是中國文人佰年來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極致。 
　　即使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憤慨憾恨啊！ 

「情有所鐘」為「花語」以形容淡似芍香、柔美若玉的芍藥，寓意著「思唸」。

【未完，待續 】　　
　　【 文字整理自 天下文化 齊邦媛：《巨流河》　　
圖片轉自坊間，感謝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