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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最壞之時候,亦是最好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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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才知道,我闖下的禍有多大。 ——莫言:《蛙》
上篇,話說道中國「鄉土作家」莫言在講述「蝌蚪」給其在公社衛生院婦産科工作之「姑姑」送兔子肉途中、撿到一張花花綠綠、印有關於其「姑姑」戀人王小倜消息之傳單、以及将之遞給其「姑姑」時所發生之一系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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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20日,莫言小說《蛙》榮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同年9月25日,在莫言之故鄉——山東省高密市「天和思瑞國際大飯店」召開之「莫言作品《蛙》研論會」上,时年五十六歲、有點謝頂之莫言,低調隨和,十分謙卑。其之小說《蛙》,不再歌唱人,亦不再張揚英雄氣概。而是在拷問人類,拷問人之靈魂,拷問作家自己之靈魂,是一次靈魂深處之革命。
莫言之《蛙》,結構新穎缜密,由書信,小說敘事及戲劇三種形式組成。作品之筆法詭譎神奇,自由幽默,使悲劇之曆史演變為「荒誕化」。因爲莫言來自於農村,以故其對鄉土之人物、事件、人們思想意識之描述,信手拈來,豐富流暢。
在本分享之章節中,莫言寫道:
我逃出醫院之後,姑姑切開了左腕上的動脈,用右手食指蘸著血,寫下了血書:我恨王小倜!我生是黨的人,死是黨的鬼!
《蛙》,沒有回避中華民族在「偉大」之「生存」「鬥爭」中必然要經曆之困難,勇敢地直面在現實中之這一問題。作品成功塑造了一個生動鮮明、感人至深之農村婦科醫生——「我」「姑姑」之形象——她忠於黨,忠於計劃生育政策,為計劃外懷孕家庭之「敵人」。
竊以為,這就是「蝌蚪」所闖之禍!
「計劃生育」,這是一個沈重到難以言說之話題,卻寫出了莫言心中之「痛」。
今日,莫言以作品《蛙》斬獲「諾獎」,讓吾想起其在2007年10月「韓中文學論壇」上之講演:「……當妳因爲寫作被鮮花和掌聲所包圍,妳就如同離開了大地的土行孫和安泰,失去了力量的源泉。」「一個作家要有愛一切人、包括愛自己的敵人的勇氣,但一個作家不能愛自己,也不能可憐自己,寬容自己。應該把自己當做寫作過程中最大的、最不可饒恕的敵人。把好人當壞人來寫,把壞人當好人來寫,把自己當罪人來寫,這就是我的藝術辯證法。」「在這個『娛樂至死』的時代裏,在諸多的娛樂把真正的文學創作和真正的文學批判和閱讀日益邊緣化的時代裡,文學不應該奴顔婢膝地向人們心中的『娛樂鬼魂』獻媚,而是應該以自己無可替代的寶貴本質,捍衛自己的尊嚴。讀者當然在決定一部分作家,但真正的作家會創造出自己的讀者。」「我們所處的時代對於文學來說,也正如同狄更斯的描述『這是最壞的時候,也是最好的時候』,隻要我們吸取土行孫和安泰的教訓,清醒地知道並牢記著自己的弱點,時刻不脫離大地,時刻不脫離人民大衆的平凡生活,就有可能寫出『深刻地揭示了人類共同的優點和弱點,深刻地展示了人類的優點所創造的輝煌和人類弱點所導致的悲劇,深刻展示人類靈魂的複雜性和善惡美醜之間的朦胧地帶並在這朦胧地帶投射進一線光明的作品』。這也是我對所謂偉大作品的定義。很可能我們窮其一生也寫不出這樣的作品,但具有這樣的雄心,總比沒有這樣的雄心要好。」(莫言:《土行孫和安泰給我的啓示》)
這是最壞之時候,也是最好之時候。
嗚呼!
不過,莫言為好樣滴。「窮其一生」,說出了一個知識份子之良心話。
正如莫言所說「我是把自己當罪人來寫」。從「作爲老百姓寫作」到「把自己當罪人來寫」,這是一次偉大之跨步。這是「鄉土作家」莫言創作三十年來第一次發自內心之聲音,而這種宗教般之「懺悔意識」,亦是第一次出現滴。莫言終於脫穎而出,對著世界,無聲地呼喚並呐喊著。
莫言以「蛙」來喻「娃」,在作品中營造了一個「蛙」之世界,並籍「蛙」之各種「音」與「容」來傳達其所要表達之「心聲」。
《蛙》,不愧為給這片「朦胧地帶投射進一線光明的作品」。
陣陣「蛙」聲,萬物生輝!
磋乎!
「蛙」,即「娃」,即「媧」。
您以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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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
█文/莫言
第一部
十一
事後才知道,我闖下的禍有多大。 我逃出醫院之後,姑姑切開了左腕上的動脈,用右手食指蘸著血,寫下了血書:我恨王小倜!我生是黨的人,死是黨的鬼! 當那黃秋雅得意洋洋地回到辦公室時,鮮血已經流到門口。她尖叫一聲就癱倒在地。 姑姑被救活,但受到了留黨察看的處分。處分她的理由並不是懷疑她與王小倜真有關系,而是她以自殺的方式向黨示威。
【未完待續】
(轉自莫言小說:《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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