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說,「我姑姑」可謂根正苗紅,有著良好之家庭出身,進而産生了物質和精神上之極大優越感。她珍視、敬畏生命,對日後那強制性人工流産之做法,有意見卻無能爲力,內心遭受了痛苦之折磨和煎熬。而「我姑姑」從本性上說,是對生命充滿了尊重和關愛。莫言坦言,在作品中之一個重要角色、劇作家「蝌蚪」身上,有著自己之影子。「他其實是50年代中國男性以及知識分子的壹個縮影,在自我剖析和反思中萌生了對生命的期待與虔敬。」(向萍:《莫言新作「蛙」——用文字爲生命搭一座神龕》)
在《蛙》中,人們可以看到高密東北鄉如此這般之「土政策」:
根據公社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精神,女子生完孩子後必須放環。……倘若第壹胎生了女孩,八年後,可以取環生第二胎……凡是老婆生過三個孩子及超過三個孩子的男人,都要到公社衛生院實行結紮手術。手術後,補助二十元營養費,休息壹周,工分照記……公社黨委爲此專門召開會議,做出了兩項決議:一是男子結紮要從公社領導開始,然後推廣到壹般幹部和普通職工。村裡則由大隊幹部帶頭,然後推廣到壹般群衆。二是要對那些抗拒男紮、制造和傳播謠言的人實行無産階級專政,對那些符合結紮條件但拒不結紮的,先由大隊停止勞動權,如果還不服從,就扣掉口糧。幹部抗拒,撤銷職務;職工抗拒,開除公職;黨員抗拒,開除黨籍……
——莫言《蛙》
在本章節分享中,「蝌蚪」面對鄉裡之「土政策」,既矛盾又無奈。莫言這樣寫道:姑姑說,「……中國的農村,面對著的是農民,苦口婆心講道理,講政策,鞋底跑穿了,嘴唇磨薄了,哪個聽你的?你說怎麽辦?人口不控制不行,國家的命令不執行不行,上級的指標不完成不行,你說我們怎麽辦?搞計劃生育的人,白天被人戳著脊梁骨罵,晚上走夜路被人砸黑磚頭,連五歲的小孩,都用錐子紮我的腿……」「……姑姑是當著你,自家人,說兩句氣話,發幾句牢騷。姑姑是忠心耿耿的共産黨員,『文化大革命』時受了那麽多罪都沒有動搖,何況現在!計劃生育不搞不行,如果放開了生,壹年就是三仟萬,十年就是三個億,再過五十年,地球都要被中國人給壓扁啦。所以,必須不惜壹切代價把出生率降低,這也是中國人爲全人類做貢獻!」
在莫言筆下,人們看到「我姑姑」卻是壹個在「送子娘娘」和「殺人惡魔」之間徘徊和掙紮的鄉村婦科女醫生。
「蛙」——其實為高密東北鄉之壹個圖騰,爲人類繁衍之象征。小說《蛙》中,「蛙」、「娃」或「媧」有著許多關聯。
在莫言之《蛙》中,人們還可以看到這樣之文字:
姑姑說,「……宣布了我退休那晚上,幾個老同事在飯店裡擺了壹桌酒宴。那晚上我喝醉了……搖搖晃晃地往回走,……可不知不覺地竟走到了壹片窪地裡。蛤蟆、青蛙,呱呱地叫。這邊的停下來,那邊的叫起來,此起彼伏,好像拉歌壹樣。有壹陣子四面八方都叫起來,呱呱呱呱,叫聲連片,彙集起來,直沖到天上去。壹會兒又突然停下來,四周寂靜,惟有蟲鳴。
姑姑說她行醫幾十年,不知道走過多少夜路,從來沒感到怕過什麽,但這天晚上她體會到了恐懼的感覺。常言道蛙聲如鼓,但姑姑說,那天晚上的蛙聲如哭,仿佛是成仟上萬的初生嬰兒在哭。姑姑說她原本是最愛聽初生兒哭聲的,對於壹個婦産科醫生來說,初生嬰兒的哭聲是世上最動聽的音樂啊!可那天晚上的蛙叫聲裡,有壹種怨恨,壹種委屈,仿佛是無數受了傷害的嬰兒的精靈在發出控訴。」
此乃無疑為壹種充滿「魔幻色彩」之控訴矣!
莫言說:「文學我想就是這樣,告訴人們這個世界的絕望,但是讓大家也明白,我們在絕望當中也有希望。」(嚴峰:《莫言談文學與贖罪》)
其實,發生在高密東北鄉這塊彈丸之地上所發生之諸多事例,實際上為整個震旦大地之一個縮影。